长盛不衰的江右文化传统，为汤显祖的戏剧创作提供了肥沃土壤。晚明心学的深刻影响，有力地提升了汤显祖戏剧创作的思想和艺术高度。对儒家文化的忠实信仰和实践，以及汤显祖宦海浮沉的经历，为他的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素材。江右宗教文化的影响，为汤显祖的戏剧融入神秘而又瑰丽的色彩。江右文人的铮铮风骨和强烈文化情怀，为汤显祖的戏剧创作注入了巨大的精神动力。江右戏剧文化的繁荣，为汤显祖的戏剧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汤显祖是明代最伟大的戏剧家，他所创作的“临川四梦”，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而且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高峰。四百多年前，他与英国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在地球的东西方遥相矗立，使世界的戏剧星空呈现出“双星同辉”的璀璨景象。也许人们要问，汤显祖为什么能同莎士比亚一样，写出那么不朽的戏剧杰作？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文学巨匠及其作品的诞生，都离不开一定的时代及其文化的孕育。汤显祖出生在明代的江西，这是一个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方，正是家乡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为汤显祖打下了扎实的思想文化功底，从而登上了戏剧创作的最高峰，成就了他辉煌灿烂的文学人生。

一、江右文化传统为汤显祖戏剧创作提供了肥沃土壤

江西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自古以来文化就非常发达，尤其是在宋明两朝达到了鼎盛。江西这种文化气象的出现，既有江西历史传统的浸染，也有江西人文环境的营造。

第一，江西是读书之邦。耕读传家一直是江右地区的传统。几乎每个家庭都把孩子读书作为头等大事，“哪怕穷得叮当响，也要送儿上学堂”。《临川府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地无城乡，家无贫富，其子弟无不学，诗书之声，尽室皆然。”《容斋随笔》也说饶州“为父兄者，以其子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吉州更是“人无贵贱，无不读书”，以至“三尺童子，稍知文章”。［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西历代读书的人数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

第二，江西是进士之邦。自隋朝创办科举制到清末的一千三百多年间，全国共录取进士约十万名，其中江西就达一万名，占总数的十分之一，位列全国第一。宋代曾巩家族出现了一门五人同登进士科，祖孙六代38人考中进士的盛况。明代建文二年（1400），科考录取的110位进士中，不仅状元、榜眼、探花都是江西人，而且连二甲的第一名和第三名也是江西人，在前六名中江西人占了五位。在之后四年科考录取的472名进士中，江西人又囊括了状元、榜眼、探花和二甲前四名，也就是说前七名都是江西人。据《江西状元谱》［2］一书记载，从唐代到清代，江西一共出了42名状元，28位宰相，62位副宰相，其中吉安占了将近一半。这也是“隔河两宰相，五里十状元”所说的来由。

第三，江西是书院之邦。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弟子澹台就游学南昌，结草为堂，授徒讲学，开书院之先河。从唐代开始，江西的书院蓬勃兴起。德安义门陈创办的东佳书院是全国最早的书院。据史书记载，江西历代书院共有1200多所，在全国独占鳌头，到了清代虽有下降，但仍居全国第2位。其中著名的书院有白鹿洞、濂溪、白鹭洲、盱江、鹅湖、象山、豫章等。这些书院学子众多，人气旺盛。北宋思想家李觏创立的盱江书院，不仅接纳本地学子，而且接纳外地慕名前来求学的学子，一时盛况空前。被誉为“天下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更是学子如云，前来求学问学的人数最多时达到1000余人。白鹭洲书院也以延续办学800年、培养众多杰出人才而闻名天下。

第四，江西是文学之邦。大家辈出，群星灿烂，其中有不少在全国地位崇高，成就卓著，有些甚至开宗立派，自成一家。有开创了田园诗派的陶渊明；有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有创立了江西诗派的黄庭坚；有宋词四大家中的晏殊和晏几道父子；有《容斋随笔》的撰著者洪迈；有创立了诚斋诗体的杨万里；有创立了格律词派的姜夔；有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有任《永乐大典》主编的大明才子解缙。辛弃疾长期居住在江西，他的60%的诗词是在江西写的。谢灵运、王维、王昌龄、李白、孟浩然、柳宗元、白居易、苏东坡等在江西也留下了不少的诗文。王勃的《滕王阁序》更是成了千古传颂的名篇。

第五，江西是理学之邦。江西是理学的重要发源地，理学在江西有着深厚的基础，周敦颐是理学鼻祖，曾在江西洪州任职，最后隐居庐山，他提出的“一实万分”奠定了理学本体论的基础。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陆九渊是心学的创立者，王阳明对心学的发展和定型也主要是在江西完成的。可以说，中国儒家思想体系的哲学化和体系化是在江西最后完成的，这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且对中华民族心理性格和思维模式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理学发展进程中，有一件事是必须永远记住的。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辩”。南宋淳熙二年（1175）春天，朱熹和陆九渊在鹅湖书院相会，并就“尊德性”与“道问学”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辩论。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认为本心之性千古不变，心为一切道德价值的根源，要把心当作人生代代相传、永不磨灭的道德本性。而朱熹则认为人要通过问学才能致知，要先博览而后归之约。这次争辩进行了三天，虽然双方的观点始终没有得到统一，但首开了学术自由辩论之风，其影响是十分巨大和深远的。

第六，江西是艺术之邦。江西的绘画在全国独树一帜，南唐的董源是南派山水画的开创者，八大山人的大写意画刷新了明末清初的一代画风。戏剧、音乐、书法、灯彩等艺术也独树一帜。所以，朱熹总结了江西文化人的四大特点：一是“志大”，有建立体系的气魄；二是“耻与人同”，不喜欢依附他人，勇于创立新说；三是“坚执”，不轻易随时风而变，也不因有人批评而动摇；四是“秀而能文”，就是文采飞扬，富于雄辩，文章出色。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汤显祖和上述著名人物中的王安石、曾巩、晏殊和晏几道父子、陆九渊等都是江西临川人，这些先辈同乡的人生和成就不能不对汤显祖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汤显祖的家庭也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家有藏书四万余卷。祖父汤懋昭号“词坛上将”，父亲汤尚贤是当地有名的学者。正是江右文化和家庭文化的这种熏陶，使得汤显祖从小就对文学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和自觉。他五岁能属对，十来岁就精通乐府、五七言诗，13岁时师从名家徐良傅开始学习古文诗词，同年又拜王阳明的四传弟子罗汝芳为师学习理学。21岁以江西省第八名的出色成绩中了举人，此后因其不愿依附权贵而受到排挤打击，直至三十四岁时才考中进士。由于熟读诸子百家和诗词文章，勤于思考和笔耕，汤显祖不仅八股文写得很好，而且是个诗词高手。他一生写了二千多首诗，在26岁时就刊印了自己的三本诗集。汤显祖还博览群书，通天官、地理、医药、卜筮、河渠、墨、兵、神经、怪牒诸书，知识面非常广，他的“临川四梦”都是取材于唐宋的民间话本、笔记和传说。由此可见，汤显祖辞官归隐家乡后之所以能够写出戏剧杰作，这与他打下的坚实文学基础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晚明心学提升了汤显祖戏剧创作的思想和艺术高度

任何文学都是一定思想和艺术观的体现，作者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和艺术观，就一定会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也就是说，作者思想和艺术观的高度，直接决定了文学作品的高度。汤显祖生活在讲学之风兴盛的晚明时期。其时，创立之初尚不为社会所知的王阳明心学，由于他的两个弟子即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和浙东王门开创人王畿的讲学传播，成了社会的显学。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是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挚友李贽和达观都是王阳明心学的坚定信奉者和倡导者，前者是著名的思想家，后者是全国宗教领袖和“四大高僧”之一。这样，王阳明心学也就牢牢地扎根在汤显祖的思想深处，引领和指导着他的戏剧创作。

一是亲民思想。王阳明在继承中国古代以民为本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与民不亲而亲”，与“愚夫愚妇”同好恶的观点，意思是对全体人民都要一样对待，不能亲这个不亲那个，不能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他的弟子也主张“天地之性人为贵”“仁者，人也”“人心即天理”“人道即天道”。李贽更是鲜明地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汤显祖也认为做官为政要“以人为贵”“要于便民”。在《南柯记》［3］中，汤显祖把这种亲民、为民的政治理想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失意书生淳于棼梦入槐安蚂蚁王国，被国王招为驸马。又得瑶芳公主的推荐，出任南柯太守二十年，他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征徭薄，米谷多。行乡约，制雅歌。移风化，无暴苛。平税课，不起科。”把南柯治理得青山浓翠，草木光辉，国泰民安，欣欣向荣。他因此深受百姓拥护和爱戴，后来公主病逝，右相段功乘机进谗，将他调回京城，明升暗降拜为左相。回朝后，因经不起权势、金钱、美女的诱惑而堕落，被国王撤掉官职。淳于棼虽然做的是一场梦，但他的经历说明，为民是为官的标尺，为官必须亲民爱民，为民办事，这样就能得到老百姓的衷心拥护，反之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二是反对封建礼教的情爱思想。王阳明心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胆提出了“人性”二字，“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主张“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李贽更是提倡个性自由和个人对情的追寻，并热情讴歌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汤显祖也强调：“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这种追求自由情爱的主张，在《紫钗记》《牡丹亭》里应该说表现得非常突出。《紫钗记》［4］写的是王府歌妓之女霍小玉元宵之夜出去观灯，不慎将紫玉钗挂在梅树梢上，恰被游学长安的陇西才子李益捡到。两人一见钟情，相爱成婚。李益后来高中状元，却因未投拜权贵卢太尉，便被派往边塞参军，新婚夫妻被拆散。待李益期满回京又被卢太尉软禁府中，欲强招为婿。霍小玉忧思成疾，卖掉紫钗，四处寻访李益的消息。终因黄衫客仗义相助，李益和霍小玉夫妻得以团圆。《紫钗记》这出戏充分表现了当时男女青年敢于冲破重重阻力，大胆追求自由情爱的生活，是一出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的爱情颂歌。与《紫钗记》相比，《牡丹亭》［5］更把青年男女这种追求自由情爱的境界推向了一个极致。戏一开场，南安太守杜宝的独生女杜丽娘就在老师对她开讲《诗经·关雎》篇时，发出“关了的雎鸟，尚有洲渚之兴，何以人不如鸟乎”的感慨。同丫鬟来到后花园，看到春意盎然的景色，她又禁不住叹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壁残垣”。回房后，杜丽娘昏昏入睡，梦中与一手拿柳枝的书生相会，两人情意绵绵，梦醒后相思成疾，画了一幅自画像便抑郁而亡。家人把她葬在梅树根下，画像藏于湖山后石，并建了一座梅花观。三年后，岭南书生柳梦梅赴考路过，养病于梅花观。闲游花园时拾得杜丽娘的自画像，于是日夜观赏呼唤，得与杜丽娘阴魂幽会，两人互诉衷情。于是柳梦梅叫人掘墓开棺抱起杜丽娘，给她灌下还魂汤，杜丽娘醒来复生。两人结为夫妻，双双赴京赶考，柳梦梅高中状元。如果说一般的男女情爱戏剧中的矛盾只是停留在“情与理”的冲突层面的话，那么《牡丹亭》则不仅反对封建礼教对男女情爱的禁锢，更主要是突出了男女情爱还可以突破生死界线，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爱情可以让人死而复生。正像汤显祖自己所说的那样：“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不仅把男女情爱提升到了一个“情至”的境界，表达了真挚的爱情可以超越生死的人生美好理想，而且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这也就使这出戏更加深刻，以至超出了爱情的范围，闪耀着自由人性的光辉。

三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思想。这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也是他尽全力所倡导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要不断地从内心修炼自己，使自己的内心尽量达到完美的境界，并在日常行动中努力付诸实践，不能想的和做的不一致。心中有良知，满街皆圣人。普通百姓应这样要求自己，各级官员更应这样要求自己。但在实际生活中的官场却完全相反，许多官员知行严重背离，表里严重不一，满嘴仁义道德，背后男盗女娼。这使汤显祖感到极大的义愤。于是他借《邯郸记》这部戏给予了无情的鞭挞。书生卢生在经过山东赵州的黄粱饭店时，仙人吕洞宾看到他功名心太重，便送了他一方青瓷枕头而酣然入梦，其中六十余年的宦海生涯出将入相，享尽了一切荣华富贵，受尽了皇帝的恩宠，临死的时候还不忘为自己的小儿子讨一个荫袭，梦醒时才发现店家为他做的黄粱米饭还没有煮熟。这是晚明一部封建官场的现形记，充分暴露了封建社会的虚伪和荒谬，强烈表达了作者对违背良知、知行不一的官场生活的痛恨和鞭挞。

四是晚明心学在文学上反对复古模拟。李贽从王学的“心性论”出发，提出了“童心说”，认为创作必须抒发己见，从“绝假纯真”的童心出发，要有赤子之心和真情实感。以袁宏道三兄弟为首的“公安派”也主张文学创作要“独抒性灵”，要不断创新，反对复古。汤显祖非常赞成这种观点，也反对模拟古人，强调真情、卓识和灵性的统一，“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提倡“文情不厌新”，要有感而作，不断追求新意。这也是他戏剧创作的重要思想。临川四梦“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就是发自内心、勇于创新的结果。无论是霍小玉的“鞋儿梦”还是杜丽娘的“游园惊梦”，无论是淳于棼的“南柯一梦”还是卢生的“黄粱美梦”，在这些光怪奇丽的梦境中，汤显祖把自己内心的情感、寄托和思想表现得酣畅淋漓，给人以耳目一新的美学情趣。以梦为戏，是汤显祖戏剧的一大特色，也是汤显祖在戏剧上的一个创新。特别是《牡丹亭》里的杜丽娘为爱而生、为爱而死、为爱死而复生的形象，不仅使该戏突破了过去传统的男女情爱表现手法，充满了一种传奇和浪漫主义的色彩，更为可贵的是戏中那些感人肺腑的故事情节，深深地打动了无数观众。娄江女子俞二娘，读了《牡丹亭》后写了很多的评注，越评注越觉得自己很像杜丽娘，于是心里郁郁寡欢，最终手握剧本断肠而死。杭州有位女演员商小玲在戏中饰演杜丽娘，当演到寻梦这一出时倒了下去，当丫鬟来搀扶她时，发现已经气绝身亡。所以，时人沈德符说“《牡丹亭》一出，家家传颂，几令《西厢》减价”。由此可见，《牡丹亭》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是晚明心学在戏剧上的集中体现。

三、儒家文化修养与宦海经历为汤显祖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素材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是江右文人的孜孜追求。自唐至清，江西人为官的很多，明代就有“朝士半江西”的说法。在历代的江西官员中，不少人都有所作为，以至出了像王安石这样著名的改革家和文天祥这样著名的民族英雄。虽然晚明社会朝政黑暗，贪贿横行，内忧外患严重。但汤显祖还是和众多江右知识分子一样，志存高远，心怀憧憬，认真刻苦读书，积极参加科举考试，热切希望由此进入仕途，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为国家为老百姓做一番事业。他曾将自己喻为“豫章之剑”，并在任太常寺博士时写下诗句：“历落在世事，慷慨趋王术。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表达其远大的政治抱负。

但现实生活并非如汤显祖所愿，他的仕途并不顺利。由于拒绝当朝首辅张居正要其为自己儿子陪考的笼络，汤显祖两次参加会试都以失败告终。虽然在张居正去世后的次年中了进士，又因为拒绝相继为相的张世维、申时行的拉拢，失去考取翰林院为皇帝起草诏书、讲解经籍的庶吉士职位的机会，只好到留都南京任个太常寺博士的闲职。然而四年的任期未满，又因平素与东林党人顾宪成、邹元标、高攀龙等好议朝政，被人中伤，改任詹事府主簿，官阶也从正七品降为从七品。

由于自己的不懈努力，40岁的汤显祖好不容易调到礼部任主事，官阶也升为六品。公元1591年，也就是万历十九年，太湖地区遭遇洪水灾害，老百姓流离失所。朝廷拨了数十万两银子并派了特使杨文举前去救灾。但杨文举却借机侵吞灾款，收受贿赂，出卖官职。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当朝首辅申时行不仅不对杨文举严加处理，反而对其加官晋爵，而将一些忠心耿耿、揭发他们罪行的官员予以贬谪。这引起了汤显祖的极大不满和愤慨。于是，他写了《论辅臣科臣疏》，要求彻查杨文举等一干贪官。由此得罪了朝廷权贵，加上间接批评用人失当的神宗皇帝，汤显祖被贬到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做了个编外典史。这是一个于九品之外没有品级的闲吏。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汤显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当他了解到由于社会动荡、经济落后导致当地人轻生好斗时，便在知县熊敏的支持下，创办了贵生书院，并发表《贵生说》，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天地之大德曰生”。并说：“故大人之学，起于知生。知生则自贵，又知天下之生者，皆当贵也。”以此来教育和挽救轻生好斗的民众，让人们认识生命的可贵，决不能视自己的生命如草芥而不珍惜。

迫于舆论的压力，两年后，朝廷把汤显祖调到浙江遂昌任知县。遂昌是浙江西南山区的一个小县，不仅地方偏僻，土地贫瘠，民间房舍破旧，全县没有一所书院，县城也只有城门没有城墙，而且盗贼猖獗，豪强霸道，虎患横行，经常出现老虎吃人的现象。于是，汤显祖毅然捐出自己的俸禄，建立书院，兴教劝学;班春劝农，鼓励农耕。同时建立射厂，训练兵壮，进山剿虎，为民除害。不仅如此，汤显祖还仿效唐太宗的做法，让囚犯过年期间与家人团聚，在元宵之夜又带他们观灯。汤显祖通过德刑兼施、宽严相济的治理，使遂昌呈现“琴歌积雪讼庭闲”“市上无喧少斗鸡”的升平景象，这也就是他在《牡丹亭》第八出《劝农》中所写的“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荫道上行，春云处处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这些善政，使汤显祖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交口称赞，一时名冠两浙。但也引起了一些小人的妒忌，说他是“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汤显祖一气之下便挂冠去职退隐还乡。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这位为他们排忧解难做好事的县令，在县城专门建了“遗爱祠”。从隋朝开始，在遂昌任过知县的有315人，还没有第二个人得到过这种待遇。这在我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汤显祖一生的坎坷，不仅有官场仕途上的，而且还有家庭生活方面的。他20岁时娶妻吴氏，十年后吴氏病逝。辞官回乡不久，他最有出息的年仅18岁的长子又亡故离开人世。此前他的两个女儿也不幸夭折。这几重打击，使汤显祖的心理遭受了严重的创伤。

为了弥补政治上的失意和抚平丧妻失子的痛苦，汤显祖退隐后便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思想情感通过戏剧来表现。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爱情自由，那就让梦里的杜丽娘同柳梦梅的“生而死，死而生”的爱情和霍小玉同李益悲欢离合的爱情来实现。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揭露和抨击的政治黑暗和腐败，那就通过卢生的黄粱梦来揭露和抨击；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政治理想，那就通过南柯太守淳于棼的梦境来实现。特别是这位太守为官一地造福一方，百姓为他建生祠，立德政碑，爱妻瑶芳公主病逝后他肝肠欲裂，还朝后又遭奸相段功将有人在出现异常天象后上书“衅起他族，祸在萧墙”嫁祸于淳于棼，导致国王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由将他逐出槐安国，这种经历的描写，不就是汤显祖本人宦海经历在文字中的再现吗？还有他寄予很大希望的大儿子去世和两个女儿的夭折给其造成的巨大痛苦，也通过杜丽娘不幸亡故后对其母痛彻心肠的描写来表达。所以“临川四梦”，表面上写的是梦，实质上写的是现实。“四梦”，寄托着汤显祖的情感、爱憎，也寄托着汤显祖的理想和思想。可以说，如果没有宦海沉浮和家庭不幸遭遇的人生经历，汤显祖是绝对写不出如此深刻的戏剧作品的。

四、江右宗教文化为汤显祖戏剧融入神秘瑰丽的色彩

自古以来，江西的宗教文化极为兴盛，特别是佛教和道教在全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江西在历史上是佛教文化的中心之一，很早就有“求官到长安，求佛到江西”的说法。佛教净土宗的发祥地是江西庐山东林寺，其创始人是晋代的高僧慧远，他还发明了“阿弥陀佛”这一经久不衰的佛语。佛教界禅宗南系的清原系祖庭在江西吉安的清原山净居寺，曹洞宗的发祥地在江西宜丰的洞山，沩仰宗的发祥地在江西宜春的仰山。道教天师道的祖庭在江西的龙虎山，葛玄创立的道教灵宝派祖庭在江西樟树的阁皂山，这两座山和上清派的茅山一起并称为江南的三大道教名山。南昌一带供奉的许逊也是道教真君，万寿宫就是人们为纪念他消除水患为民造福而建的。之后兴起的江西商帮在全国各地建了一千多座万寿宫，并把其作为商会的会址。江西赣南兴国的阴阳风水术也在南方各地乃至北方有很大的影响。有明一代，江西的僧、道、术士无以数计，曾经辅佐过朱元璋夺取天下的周颠、张中都是江西人。汤显祖的两位老师徐良傅和罗汝芳都信奉道教，加上汤显祖的家庭也都信奉道教。他的祖父甚至要求汤显祖放弃科举而专习道术消极避世，他自己40岁时就离家到酉塘山过着耕读隐居的生活。在他们的影响下，汤显祖看了大量的佛教和道教书籍，并在这两方面颇有造诣，写了不少佛教和道教文章，他的《阴符经解》阐述了老庄哲学和道家文化的许多精要，是他的道教文章的名篇之一。在南京任职时，他在好友邹文标家和达观大师相见，稍后又到栖霞寺再次拜访达观，并“受记”于达观，得“寸虚”名号，他还曾在南京的清凉寺登坛说法，引起佛教界的关注。

佛教和道教对汤显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五方面。

第一是“出世”思想。汤显祖在21岁那年中了举人之后，前往南昌的西山云峰寺拜谢主考官张岳。在辞别回归时，他对着寺庙前的池塘整理衣冠，不小心将头上一枚束发的簪子掉落在水中。在当时来说，束发是为了戴官帽，而坠簪散发对于他这样一位新科学子则是不祥的兆头。于是，汤显祖便在寺庙的墙壁上题写了一首诗：“搔首向东林，遗簪跃复沉。虽为头上物，终为水云心。桥景下西夕，遗簪秋水中。或是投簪处，回缘莲叶中。”从这首诗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汤显祖还未进入官场便已经萌生了归隐之意。不久达观大师云游至此，吟读这首诗后，便认定汤显祖有出世思想，于是开始寻找汤显祖，想度化他出家。所以汤显祖虽然以后入仕为官，但出世和隐世的想法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变为行动。

第二是人生如梦的思想。汤显祖虽然有强烈的儒家入世思想，就在他辞官归乡后还念念不忘“君恩未报难高隐”，希望朝廷“起报知遇”。只是在三年后朝廷考察时认为他“浮躁”而削去他的职务时，他才彻底心灰意冷了。这时的汤显祖也就深切地感到人生就是一场梦。正因为如此，他写的戏剧都离不开梦。诚然，这些梦都是现实的观照和映射，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汤显祖对待人生的态度。人生充其量也就是“杯中余酒还未凉”“黄粱米饭还未熟”的一场短暂的梦，而且最后都是要失去的。

第三是救世度人思想。《南柯记》末尾，淳于棼梦醒后，经老僧契玄点明，因此而皈依佛门。《邯郸记》的开头，就是山东卢生在赵州桥酒店遇到仙人吕洞宾，给他一个瓷枕而入梦，戏的最后是卢生从梦中醒来感叹自己“是个痴人”，并跟着吕洞宾去桃花阆苑做了个打扫卫生的道童。这两人最终都走上了宗教之路，是宗教救赎了他们。

第四是佛家生死轮回的思想。《牡丹亭》里杜丽娘生而死又死而生，这既是爱的一种极致，同时也体现了一种生即死和死即生以及生死轮回的佛教思想。还有杜丽娘复活后在新婚之夜流着泪对柳梦梅说“怕天上人间，心事难谐”。可见在杜丽娘那里，阳间和阴间，天上和人间，两者是相通的，是可以转换的。

第五是善恶必报的因果思想。这在汤显祖的戏剧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霍小玉和李益的爱情婚姻虽然受到卢太尉的种种阻拦和破坏而分离，但最终由于豪侠黄衫客的拔刀相助而重新团圆，卢太尉也受到惩罚。杜丽娘虽然离世了，但她对柳梦梅的真挚爱情感动了阴间阎罗殿的判官，在发出“世间哪有一梦而亡之理”的感叹后，便放杜丽娘的魂魄随风飘荡，去寻找梦中的情人。最终杜丽娘还魂人间，同柳梦梅相聚，使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情跨越了阴阳两界，人、鬼、情完美地合为一体。与汤显祖同时代的人王思任看了“临川四梦”后有一个形象的概括：“《紫钗记》，侠也；《牡丹亭》，情也；《南柯记》，佛也；《邯郸记》，仙也。”其实，《牡丹亭》也可说是“鬼也”。宗教文化，让汤显祖的戏剧进入了神秘瑰丽的灵魂境界。

五、江右文人的风骨和文化情怀为汤显祖戏剧创作注入巨大的精神动力

在遂昌任知县的五年，是汤显祖为官生涯中最辉煌的五年，按照常理，即使有小人进谗，对他这样一个有着强烈儒家理想和百姓情怀的官吏来说也不会轻易辞官归隐家乡。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做出了这一关乎人生前途的重大决断呢？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分析，大致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报国无门、回天无力而消极避世。汤显祖的科考和为官时期，正好是明代的万历皇帝时期。这位皇帝长期躲在后宫寻欢作乐不理朝政，尽管首辅张居正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朝廷的财政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朝廷吏治的腐败却没有丝毫改变，特别是在申时行任首辅时变得越来越严重。一些善于逢迎吹牛拍马的官员青云直上身居要位，相反一些品行好能力强的官员不仅得不到提拔和重用，而且受到排挤和打击。这使得充满正义感的汤显祖心灰意冷，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小小的县吏再怎样努力也无法改变这种积重难返的状况，从而下定决心归隐田园。

二是李贽和达观的悲惨遭遇，使汤显祖感到不寒而栗。李贽一直以孔孟学说和程朱理学的“异端”自居，他著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史纲评委》等书，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假道学、社会腐败、官吏贪污，大加痛斥批判，反对思想禁锢，主张革故鼎新。特别是他提出的“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的政治理想，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主张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反对高下贵贱提倡人人平等的观点，引起了中下层人民的强烈共鸣，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从而严重触犯了封建道统。于是一些封建卫道士以李贽辞官之后在寺庙为僧时招收女弟子和在讲学时主张人人皆圣人、人人有自我为由，指责他不节欲，倡乱伦，有伤风化，有伤教化，在他76岁那年将其逮捕入狱，最后他用一把剃须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达观的结局也是如此。他一生以禅学为武器批判程朱理学，反对封建礼教，主张以性为本心为发用，一反佛教僧人“应在山中修行”的明朝佛教规定，积极推进各阶层僧俗交流，上至禁宫、公卿，下至山人、走卒，他都一一结交，尤其是与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来往甚密，经常在一起注疏经典，唱和诗篇。不仅如此，达观还为受到朝廷迫害的正直人士鸣冤叫屈。他曾与当时的高僧憨山商定共修明代《传灯录》，但不久朝廷却以私建寺院之罪将其下狱，此事也就成为泡影。万历二十八年（1600），南康知府吴宝秀因拒绝执行朝廷征收矿务税的命令被弹劾逮捕。这两件事对达观的刺激和打击很大，他愤然说道：“憨山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务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若释此三负，当不复走王舍城矣。”这话被传到宦官那里，他们便以达观写了《关于宫廷内部倾轧的匿名书》的“妖书”将其迫害致死。李贽和达观的悲惨下场，使汤显祖进一步认清了官场的险恶，他想与其这样胆战心惊地为官，不知哪天自己也会像他们一样险遭不测，还不如早点归隐回乡求个平安度日。

三是江右文人铮铮风骨和文化情怀的影响。既然在从政为官的道路上不能建功立业，那就归隐田园另觅其他途径开辟一番新的事业吧。这也是自古以来江右文人的一个传统。早在东晋时期，陶渊明就发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呼喊，毅然辞去了彭泽县令回到家乡过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创作了《桃花源记》《归去来兮》等不朽诗文，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南宋的杨万里一生以气节著称，因坚决主张抗金洗雪国耻，直言敢谏得罪权臣韩侂胄，最后称病归乡闲居，成了著名诗人，与尤袤、陆游、范成大并称为“南宋四大家”。汤显祖的老师徐良傅，为人正派，刚直不阿，因一再上疏得罪当时的首辅夏言，因而获罪入狱，40岁时被削职为民。他回到故里，在拟砚台“筑室而居”，收徒讲学，受到乡亲百姓的爱戴和尊敬。汤显祖的另一个老师罗汝芳，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考中进士，先后任太湖知县、宁国和东昌知府、云南道巡察副使、右参政等职，在任上建立乡规、修缮城池、疏浚河湖、兴修水利，颇有建树，但最后因讲学以“事毕不行，潜往京师，摇撼朝廷，夹乱名实”的罪名遭到弹劾。他在被罢官归里后，创办“从姑山房”，从事讲学活动，提出了“赤子之心即是良知”“百姓日用即道，当下即是功夫”等思想观点，最终成为王阳明心学的第四代传人，被誉为明末清初黄宗羲等启蒙思想家的先驱。可以说，正是这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汤显祖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也就是他49岁的时候，乘着一叶扁舟回到了家乡临川。然而，福兮祸所伏，坏事变成了好事。政治上的失意却使汤显祖彻底摆脱了官场的羁绊和烦恼，仕途之路的断绝也使汤显祖彻底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他在没有喧闹的家乡一边“落日寒园自荷锄”，一边进行戏剧创作，这不就是又一个活脱脱的陶渊明么？

汤显祖之所以要选择戏剧创作，一方面是由于他对戏剧有着一种特殊的爱好。在南京为官时，他就创作了《紫钗记》。另一方面是他要用戏剧救世，用戏剧感悟人。由于戏剧集演、唱、道、做于一体，又有人物、故事、情节，“随所妆演，无不模拟曲尽，宛若身当其处，而几忘事之乌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比起诗词等其他文学形式来，更能酣畅淋漓地直击人的心灵。正因为戏剧有着这种特殊的效果，汤显祖果断地拿起了戏剧这个救世化人的艺术武器。这正如他在后来所写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所说的那样：戏曲能打动人的情感，看戏可以使君臣关系符合礼节，融洽父子恩情，促进长幼和谐，增添夫妇感情，树立朋友间的友好关系，消除彼此间的仇恨与矛盾，治疗精神上的疾病，戒除不良的嗜好。只要人人看戏，瘟疫病毒便不会发作，天下太平无事。由于汤显祖全副身心进行戏剧创作，终于使他建立了其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功业，一位伟大的戏剧家就这样诞生了，一座戏剧的丰碑也就这样在中华大地上竖立了。

六、江右戏剧文化的繁荣为汤显祖戏剧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江西的戏剧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汉代就出现了驱魔避邪的傩舞，宋元时期亦有“戏曲之邦”的美誉。王安石曾在诗中描绘过家乡“逢逢战鼓声，壤壤战时伍”的演戏情景。南宋咸淳年间永嘉杂剧传入了江西南丰。我国最早一部全面论述元曲体裁、技巧和韵律的作品《中原音韵》是江西人周德清所写。江西乐平人赵善庆是第一位立足于民间本土的元曲杂剧作家。元朝末期饶州地区的元曲杂剧艺术非常繁荣。于元末明初形成的弋阳腔被称为南戏高腔的源头，在明代永乐年间就流行于江西、安徽和福建等地。弋阳腔传入徽州青阳与当地歌调相结合产生了青阳腔，因为这种声腔是弋阳腔的变腔，不久便回流江西广泛传播。此后，江西的戏剧便进入了一个持续发展的时期。

大约从明代中叶开始，宜黄就成为江西的戏剧中心，被称为“戏剧之乡”。由于这里戏剧发达，加上离临川很近，所以汤显祖创作的戏剧，都是由宜黄戏班演出的。在明朝嘉靖以前，宜黄戏班唱的是青阳腔。公元1560年，在浙江任布政使司右参政兼按察使司巡海的抗倭名将、宜黄人谭纶回到家乡，因他精通音律，又对戏剧特别是声腔艺术很有研究，在看了宜黄班的演出后，觉得青阳腔过于“调喧”而很不喜欢，于是下令戏班引进“音如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近一刻”的海盐腔，从而使宜黄戏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大量的宜黄人从事戏曲演出活动，最多时“食其技者殆千余人”，以至形成了“临川才子，宜黄弟子”的盛况，正如万历年间的南昌人万时华写的一首诗中所说的“寒入短裘连大白，人翻新谱自宜黄”。此后，由于宜黄海盐腔慢慢同青阳腔和其他曲调相互融合产生了宜黄腔，最终又演变成皮黄调，成了中国戏剧历史上同昆山腔、弋阳腔、柳子腔、梆子腔并列的五大声腔之一。这也是京剧、徽剧、川剧等戏剧二黄腔的前身。与此同时，随着宜黄腔的崛起，江西省内也相继产生了抚河戏、信河戏、东河戏、吉安戏、宁河戏和西河戏等戏剧，呈现出一派争奇斗艳、生机蓬勃的景象。

汤显祖退隐回乡后建了一座新居，并取名为“玉茗堂”。玉茗花是一种白色的山茶花。汤显祖以其命名，寄寓自己洁身自好的志气与情操。他不仅在“玉茗堂”为宜黄班撰写剧本，而且还把他们集合到这里排演戏剧，在唱曲方面给予具体指导，以提高宜伶对原作的理解力，在演唱时符合原作的意境。他经常在花园里欣赏宜黄戏伶们演出“临川四梦”并加以评点。如对才艺双全的宜伶吴迎饰演《紫钗记》里的霍小玉时，汤显祖说她“迎病装唱紫钗，客有掩泪者，近绝不来，恨之”。与此同时，汤显祖还要求宜伶们讲戏德，讲品格，实际上成了宜黄班的灵魂和导师。汤显祖这种手把手教宜伶们演戏做人的场面，在他的有关诗词中可以看出来。如他在《七夕醉答君东二首》诗中写道“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擅痕教小伶”。又如在《与宜伶罗章二》信中谆谆嘱咐他“往人家搬演，俱宜守分，莫因人家爱我的戏，便过求他酒食钱物”。宜黄班的演员奉傩神灌口二郎清源真君为祖师，想建祠以祭祀。汤显祖不仅全力支持，还亲自撰写了《庙记》。这也是我国剧坛上第一篇从舞台实践来探讨戏曲功能和戏曲表演的文章。鉴于宜黄班的演艺水平不断提升，汤显祖又把他们派往南昌、吉安、南京、徽州等地演出。在汤显祖的精心培植下，宜黄班的“临川四梦”演出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也使“临川四梦”迅速走向全国，不少地方剧种都纷纷移植改编演出，特别是《牡丹亭》更是受到人们的喜爱，以致后来成了昆剧等戏剧的主打和品牌剧种，一直长演不衰。

宜黄戏特别是“临川四梦”的兴盛，与当时江西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由于王阳明心学的传播，江西广大民众要求摆脱封建桎梏向往心身自由的思想空前活跃和高涨，这种思想必然要在文化艺术领域有所反映。加上这一时期社会相对安定，工商业得到较快发展，店铺和圩场的交易日益增多，这样老百姓就有了更多的收益，也有了更多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因而也希望有更多的精神生活。于是，戏剧这一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便迅速地繁荣起来，体现当时人们思想追求和社会生活的“临川四梦”也就自然受到人们的欢迎。总之，没有汤显祖“临川四梦”的优秀剧作，也就没有宜黄戏班的崛起。相反，没有宜黄戏班的精彩演出，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也就不可能与观众见面，甚至有可能成为锁在橱柜里的一堆废纸。正是宜黄戏班提供的演出舞台，才使汤显祖能够扬其才华，展其身手，遂其心愿，酬其壮志，让“临川四梦”在中国的戏剧史上永远发出灿烂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