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扬

精神暴力的界定与维权长久以来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当老年人遇到子女的“精神家暴”，该如何维权？又可以寻求哪些帮助？让我们来看看萧奶奶的遭遇。

一个灶上两口锅

老伴过世后，萧奶奶设想过各种养老方式，唯独没想到会被自己的孩子“囚禁”在老屋里，常年忍受着精神暴力。

萧奶奶有3个女儿，2个远嫁，1个留在同城。老伴在世时，同城的这个女儿晓鸿与他们来往不多。父亲去世后，她一反常态搬来与母亲同住，萧奶奶以为有了陪伴，起初还很欣慰。很快，萧奶奶就发现事态不妙。晓鸿对她漠不关心，吃饭时自己开火炒菜，端到客厅自顾自地吃。萧奶奶只好自己单独做，看着那个脸上没笑容的“亲人”，连坐在一起的念头都没有，端起碗进了自己的卧室。很多时候，萧奶奶锅里的汤水溢出来了，晓鸿连火都不会帮她关一下，为此奶奶烧坏了3口锅，有一次差点酿成火灾。晓鸿在家里，多数时候当母亲是“空气”，自己买的东西自己用、自己吃，时不时还对母亲破口大骂，拿东西砸老人。萧奶奶报警后，警察来说服教育过一次，晓鸿有所收敛，但是冷漠的态度更加深了。

既然无法相处，萧奶奶建议晓鸿搬走，她却说：凭什么，这房子我有继承权！奶奶又与另外2个女儿商量把房子出售，大家把各自该得的钱分了，她去老年公寓养老，也遭到晓鸿的反对。生活在一起，没有家人的温暖，却找不到办法实现各自安好，年近八旬的萧奶奶有苦难言。她去咨询律师，律师让她尽量收集证据为日后的诉讼做准备，可是奶奶很茫然，不知道如何收集。

不能因取证难让老人受气

参与修订《云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的专家组成员、云南省财经大学民法学副教授张世湫接触过比较多的相关案例。她发现，许多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时，往往一忍再忍，委曲求全，这是不少老年人受精神虐待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

张世湫副教授指出，家庭精神暴力是一种针对家庭内部成员的，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等手段，恶意造成受害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感，并长期处于严重精神负担之中的作为和不作为。但由于精神暴力的特殊隐蔽性，往往会陷入“邻居不知晓，居委会不了解，单位不介入，执法机关不受理”的四不管地带。如果被施暴者再“忍气吞声”，将导致施暴者得不到社会舆论的监督，构成对施暴者在某种程度上的纵容，进而危害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引发社会道德危机。

《反家庭暴力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投诉、反映或者求助。有关单位接到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或者求助后，应当给予帮助、处理。

针对萧奶奶困惑的取證问题，张世湫副教授建议：受害人要注意收集和保存证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了7种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与勘验笔录。萧奶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收集证据：一是通过影像记录、音频录音等形式收集好证据，子女、父母或其他亲戚朋友提供的证言等都可作为证据；二是先找居委会调解，调解不成再报警，出警记录、询问笔录、调解书可作为相关证据；三是如果家庭冷暴力造成抑郁、心理疾病等严重情况，病例、鉴定意见可作为证据。

“德治”应成为“法治”的调和剂

萧奶奶承受了长达8年的精神暴力，她不是没想过走司法途径，但是总觉得一家人不要撕破脸皮才好，况且法律能判明是非、给予女儿警示，却不一定能缓解她的困局。不少受精神虐待的老人存有“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一方面怕毁坏了子女们的名声，一方面怕子女们的行为变本加厉。老年人的这种顾虑应该引起社会对家庭精神暴力防治的思考。

张世湫副教授认为：法律仅能治标，只能对施暴人外在的行为进行“他律”；道德方能治本，“德治”能够唤醒人们内在的“自律”，实现劝善抑恶的效果。所以对家庭精神暴力防胜于治，要强调法治和道德两方面齐抓共管。

首先，在立法上明晰精神暴力的概念、范围和惩罚措施，让司法、执法有据可依。例如瑞典、芬兰等一些北欧国家的法律都明确规定对父母精神赡养的具体要求，比如，以量化的方式规定子女跟父母的居住距离，每年、每月、每周，甚至规定每天应当与父母接触的时间和次数，子女与父母谈话的忌语也受到限制，从而最大限度地从立法上保证精神赡养的质量。

其次，鼓励群众监督。无论是公众，还是亲朋好友、邻里同事都应该对精神暴力现象及时发现、及时劝阻和帮扶，形成使施暴者畏惧的社会舆论，使受害者能有信心与违法现象抗争，有效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再次，需要唤醒公众意识，让民众意识到冷暴力不仅是破坏个人生活的小事，而且是危害每一个人身心健康、生命安危和社会安定团结的大事。各级宣传部门、新闻媒体等舆论机构要共同营造孝亲敬老的良好社会氛围。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手段，向广大市民介绍、宣传、普及家庭精神暴力的形式和危害，宣传、培训各种防治策略措施，提高老年人维护合法权益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