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伊婷

在中国苏州评弹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两册晚清、民国时期光裕社等评弹行会组织的《出道录》珍藏版手抄孤本，皆较为珍贵，对研究苏州评弹（以下简称“评弹”）的历史和艺术成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此前业界已对此有些许相关论述①，本文谨就该手抄孤本之内涵外延再做详探。

一、关于光裕社历史沿革及对“出道”的一些阐释

光裕社是评弹界成立时间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行会组织，前身为“光裕公所”，1912年改为本名。其成立时间，有清康熙以前、康熙年间、乾隆年间、嘉庆年间诸说。康熙以前和“康熙年间说”见载于《光裕公所颠末》：“康熙年间，重立公所，名曰光裕。”“乾隆年間说”是据王周士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在苏州宫巷第一天门创立光裕公所的说法而来②，目前业界也多持此论。“嘉庆年间说”见于同治四年（1865）《元和县永禁匪徒偷取小日晖桥光裕公所木料砖瓦碑》，其内有“曾于嘉庆年间设立光裕公所，坐落宫巷元坛庙东”语。

“该社奉‘三皇为祖师，订立章程，对外保护本社艺人利益，对内调整关系。提倡尊师礼让，遵守行规。每年举行集会和会书，以巩固组织、提高艺术。举办公益事业，设立裕才学校和益裕社。光裕社曾经历几次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为各地的曲艺协会等群众团体替代，1957年后停止活动。”③相关资料还对光裕社的历史功绩、职能、局限、行规等作了进一步详述，“太平天国时，这一组织曾一度涣散，直至满清皇朝重新管辖苏州市，在同治四年由马如飞、许殿华、姚士章等重建。清代，这个组织一般由评弹艺人中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司年负责管理；民国以后由理监事会负责会务。这种行会组织，在旧时代评弹艺人社会地位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维护着评弹艺人的利益，但同时又具有很大的封建排他性。按照‘光裕社的规定，不是‘光裕社的会员是不能在苏州登台说书，不能收徒传艺的。是否是会员的主要标志，就是是否跟‘光裕社的艺人学过艺，是否在‘光裕公所出过道、挂了牌。”④由此可见光裕社在当时评弹界的影响力。

在评弹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还有光裕社上海分社和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光裕社上海分社亦称“上海光裕社”，为评弹艺人行会组织，“1924年成立于上海。首任会长朱耀庭（光裕社副会长）。社员均为经常在上海演出的光裕社成员，如陈士林、陈瑞麟、蒋宾初、许继祥、蒋如庭、朱耀笙、朱介生、周玉泉等。据《申报》1924年8月24日载，社员‘已经有200余名矣（一说社员共50多人）。建社不久，便订出社规：凡尚未加入上海光裕社的光裕社社员，不能在上海演出。该社以‘促进社务，团结社员，开拓说书业之前途为宗旨，活动以社员间相互介绍演出业务和切磋技艺为主。曾多次参加上海全市性的救灾义演和政治宣传活动（如抵制日货等）。1936年改组为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⑤而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首任会长黄兆麟……成立之初，有会员百余人，曾为救济灾民、兴办教育、扶助弱智儿童和孤儿以及支援抗日战争等，以书戏、会书、空中书场特别节目等形式，多次义演或宣传演出”，该会会员大致分为三个群体——“光裕体育会成员……成立足球队一支，经常上午训练或比赛，晚上演出结束后在马霍路（今黄陂北路）永庆里聚会”，其余部分会员或“每晚散场后聚于雅庐书场二楼谈艺或商讨会务”，或“常聚于八仙桥月宾旅社谈艺或娱乐”，“该会于40年代进行改组，润余社、同义社、宽余社并入，会员超过200人（一说五六百人）。杨斌奎继任会长……1951年改组为上海市评弹改进协会。”⑥

评弹界的“出道”，传统上有“出小道”与“出大道”之分。所谓“出小道”，亦称“出茶道”，是指“艺徒满师后，经光裕社资深演员同意，由师父引领至茶会上付一次所有在座的道中的茶资。其该会成员资格便得到道中的认可。”⑦所谓“出大道”，则是指“已出道的评弹演员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经光裕社权威人士认可后，可以收徒学艺。”⑧此外，艺徒“出‘大道一般都在每年农历正月二十四和十月初八，据说这两个日子是‘光裕社的‘三皇祖师生日，所以每年都有纪念活动。出过‘茶道的艺人经业师同意，由业师或其他前辈艺人带领，在‘光裕公所宴请前辈，交纳出道费若干，由‘公所登记挂上牌子，就算正式出道了，就可以招收门徒了。极个别的艺人，也有因特殊原因不是在正月二十四或十月初八出道的。”⑨而关于评弹界“出道”行规的历史变迁，有研究者认为，“艺术清规戒律最初是起过一些约束的作用的，但随着评弹艺术的发展，慢慢就被突破了。清末民初，有些评弹艺人为了打破‘光裕社对说书的垄断，在上海组织了‘润余社，后来苏州又有人另建‘普余社，但人数仍旧是‘光裕社最多。‘光裕社的‘出道规定，在‘润余社‘普余社中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抗战胜利后，‘光裕社‘普余社‘润余社三个组织合并为‘光裕评弹研究会，虽然还沿用‘出道这个名称来区别正式评弹艺人与非正式的评弹艺人，可是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严格了，只要拜过师学过艺能够登台说书，交纳了出道费，有正式艺人带一带，就可以‘出道了。”⑩由此可见，历史上评弹的行会组织与行规也始终在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日俱进、不断更新的。

二、两册《出道录》手抄本探微

组织架构和相应规则的不断完善，人才的不断涌现，都是评弹行业稳步发展的标志。而落于尺素之上、记载这一切的文字就成了当代评弹人阐发幽思、神交古人的最好媒介。此二册《出道录》皆以素毫写就，至今保存完好。其中，“一本是‘光裕社的出道录，此书经过光绪三年、光绪十六年、民国二十年三次续订，其中的出道记录从同治五年（1866）直记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上面记有评弹后四大家马如飞、姚士章、赵湘舟、王石泉等带领艺徒出道的记载，是比较珍贵的史料。另一本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至三十六年（1947）苏沪两地评弹艺人的出道记录，这时的评弹艺人组织已由‘光裕社‘普余社‘润余社合并为统一的‘光裕评弹研究会了，也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这两本‘出道录，在年代时间上不完全衔接，第一册又是经过三次续订，所以散佚未能登记的评弹艺人名字一定大有人在。然而从研究某些评弹名艺人的师承关系，从找寻评弹传统书目的渊源，从评弹艺人的增长中探索评弹艺术的发展等方面来看，还是一份十分可贵的资料。……‘出道录中艺人的名字个别字与原名可能略有出入（字音同，字体异），为保持原貌，仍按原本上书写。”？

年代较早的一册《出道录》，单册尺幅约26.5cm×17cm ×1.5cm，全册用纸为玫红色、赭红色、褐色毛边纸，其中部分为民国“徐源斋”纸版，封面“子孙万代”四字以银色铝箔纸突出标识，或为彰显光裕社“光前裕后”之意，全册用素毫正楷、行楷录写，字迹工整易识。该册封面、内页书就标志性的三题：“子孙万代光裕说书研究社 民国二十年十月吉日重修接续朱耀庭手”“光绪三年正月 日 司年姚士章”“光绪拾陆年新正月重建 司年王石泉、王吟香、朱品泉、朱耀寰仝办”，可见该册三次修订的具体时间及经手的负责人、光裕社司年等信息。从其内页看，已故艺人旁附标示，同年载录的出道艺人的具体出道年份、月份及同一出道艺人的具体出道时间部分前后亦有差异，待考。

年代较近的一册《出道录》，单册尺幅约23cm×15.5cm ×1.5cm，全册用纸为浅灰色、米色毛边纸，封面题有“出道录”三字，并附“光裕社章”朱砂印；内容以素毫正楷、行楷、行草录写，字迹较前一册潦草，且多有涂改、勘误、标符、圈点。其内页附夹时任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会长、光裕社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杨斌奎和民国弹词名家张少蟾二位先生关于后辈艺人出道之说明手迹或授权代笔手写件两页，间或附有后世研究者阅览该册时的些许批点、旁注。该册正文之余，还以毛笔、铅笔录写的疑为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出道的部分评弹艺人之姓名及少许出道费缴纳记录，名字上侧标有数字，疑为人员编号之类，手迹颇草。

值得注意的是，该册正文之余的部分多页敲有数个“吴县光裕评话弹词研究会”之圆形朱砂印章。据考，该行会组织或亦称“光裕评话弹词探究社”“苏州光裕弹词评话研究社”“苏州评话弹词研究会”“光裕说书研究会”等，为光裕社在抗战胜利后衍变而来。关于该组织的大致情况，有较为详尽的史料记载。该组织在近现代评弹史上的意义和影响举足轻重，然不知何故，20世纪90年代的业界权威文献《评弹文化词典》于此却并未单列词条，记载也欠周详，故谨详录如下，以备同好者查考：“（本报讯）苏州光裕弹词评话研究社，于日昨上午九时半招待苏垣新闻界举行茶话会……（《光裕社等正式合作，《苏报》1945年11月18日。）”“在目前纵横书坛的光裕评话弹词研究社，所以有今日的声誉，实在是有着它悠久的历史基础。自逊清成立迄今，光裕社已有一百六十余年，中途几经变迁，但由于主持人的勤勉策划悉心维持，始克有今日的地位，实非轻易也。……战前光裕社与苏州普余社及上海润余社因了业务上的冲突，社员间互相争执，情形使外界认为非常恶劣。而女弹词家的勃起也轰动了整个书坛。但是讲求正宗书艺，大半的天下还是属于光裕社，中间高台低台之争也是光裕社得到胜利。……胜利后的社务益见飞黄腾达，人才辈出，各家互以调门研究，蔚为数派，书坛震惊，使京沪杭线的娱乐界竟以弹词为唯一消遣，上海各电台的播音节目也以弹词为最多。直到卅四年冬季，经过吴县县政府的指导下，根据管理人民团体的统一法规，将光裕社、普余社、润余社全部改组，划并成立光裕评话弹词研究社，由钱景章为理事长，弹词界至此乃成为光裕社统一江山之局面。迄今社员云集，组织健全，弹词家差不多全都登记，主持人钱景章、韩士良、杨斌奎、张鸿声等热心公益，功不可没也。……由于近年来城乡书场林立，弹词已成为江南各县最普遍的娱乐，因此光裕社的业务蒸蒸日上，同时新闻界的宣传也取得联络，使社员便利不少，发展几达顶点。现苏州总社由钱景章负责，上海分社由杨斌奎负责，在社务上仍密切地联系。……（剑英：《纵论光裕社》，《苏州书坛》1948年12月23日。）”“光裕说书研究会昨日上午十时，在该公所举行第三届社员大会改选理监事。县府派江六龙莅会监选，出席社员一百八十六人，选举结果，钱景章蝉联理事长，范寄舟、赵炳章、王燕语、姚荫梅为常务理事，黄异庵、严雪亭、钱雪峰、朱耀良为理事，杨斌奎、杨莲青、徐雪行为候补理事，潘伯英为常务监事，陈晋伯、宋曼君为监事，周伯庵为候补监事，定期宣誓就职，并召开理监事联席会议商讨推进会务。（《光裕社开会，改选理监事》，《苏州日报》1949年1月24日。）”？ 另有，“苏州珍珠弄第一天门之光裕书场，为前光裕社诸说书人创设。每日上午，在苏之评话弹词家集此品茗，原名光裕公所……抗战胜利后，男女说书艺人团结合并，改称评话弹词研究会，苏州方面之会址仍设于此。……（横云阁主：《光裕书场的武剧》，《铁报》1946年9月27日。）”“男女说书人团体，向分‘光裕‘润余‘普余三社，既于去岁团结合并，统称评话弹词研究会。惟在苏沪二地各设一会，虽同气连枝，而名称各异。在沪者称‘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该会及所隶之各书场隶属于本市戏剧院商业同业公会说书组，与滑稽、申曲、苏滩、绍兴戏等同样分组。又在苏者则称：吴县评话弹词研究会仍冠于‘光裕名义，亦觉不伦不类，因此在苏浙各埠鬻技之男女说书人悬牌均书‘光裕社，昔隶普余社之女说书人及润余社社员，且默认归并于光裕社矣。……（横云阁主：《说书业改选理事》，《铁报》1947年1月20日。）”？由此可见，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苏、沪两地的诸评弹行会组织实乃“分户不分家”，根本上仍统归“光裕社”“光裕评话弹词研究社”全权统筹管理。

该册内页有数段文字记载如今复览颇为有趣。其一，关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十七日出道的评话名家潘伯英之出道事宜有记：“潘君有功光裕书场股票事，经第十一次理监会第三案决议，定于今日优待出道”，可知彼时光裕书场已“上市”向社会公众公开募资发行股票，这在传统戏曲、曲艺社团、行会组织中实属罕事，且艺人通过投资、参与融资等途径，出道尚可获酌情优待。其二，关于艺人出道的出道费缴纳情况，该册有载，民国三十五年上半年、十月的两批出道人数实则相差无多，但两次出道费总金额却分别为“共收四万贰千元”“共收念七万元正”，相隔不到一年，出道费价位却已翻数倍；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初八出道的27名艺人“规定出道费一万元”，而至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初八，仅相隔一年，苏州出道的13名艺人的出道费缴纳标准却飙升至“每名三十万元，收洋三百玖拾万元”；又，据两册《出道录》可见，光裕社等行会组织1945年抗战胜利后评弹艺人的年均出道人數，较清末民初至抗战胜利前有显著增加。因此，一方面，这些文字记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民国晚期国统区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彼时苏、沪两地货币大幅贬值、物价飞涨；另一方面，亦可知，以当时国统区的普遍物价，光裕社等行会组织的出道费并不高，再结合彼时沪上评弹名家、演出场所规模等繁荣发展状况，由此可推，虽处国统区经济危机和战乱时期，然1946至1947年苏、沪两地的评弹市场却繁盛依旧。20世纪20至40年代可谓评弹的“黄金时代”，然若作同时期横向比较，则可发现，较之评弹，同为苏州非遗表演艺术的昆曲，至民国后期却已几近颓亡，可谓有天壤之别，其间种种当同评弹与昆曲在民国时期的表演内容、艺术形式、经营机制、管理模式、募资渠道、艺术革新、队伍建设、市场需求、场馆建设等一系列差异错综相关，确发人深省。其三，关于1946年的艺人出道记录，该册内页夹附钢笔手迹一页，“启者三十五年十月初八日圣诞节加入本会基本会员计十二人，特来函，希即入册上牌……吴县评弹研究会理监事诸位均鉴 上海理监会代笔 杨斌奎启”，并附刻杨斌奎朱砂私印。事实上，民国后期，光裕社、上海光裕社、润余社、普余社、同义社、宽裕社等苏沪两地的诸评弹行会、社团组织，最终变迁、沿革、分化、改组、合并为光裕评话弹词研究社、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等组织，可见彼时苏、沪两地评弹行会组织通联甚密，上海方面评弹行会组织的负责人亦在光裕社出任要职，且总体而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光裕社、光裕评话弹词研究社始终统领评弹界全局。其四，该册尚载有徐琴芳、范雪君、徐丽仙、黄静芬、金小天等评弹女艺人的出道记录，这于评弹发展史上女性艺人的研究是甚为宝贵的文献史料。其五，内中夹附民国评弹名家张少蟾之毛笔亲迹一页，是言“徐翰芳是鄙人的小徒，不知何时何人领他出道。因未曾通知擅自出道，请将牌上名字取销，要经鄙人许可方能重行出道。一切情形请详细答覆为盼。张少蟾启 理监事会诸君鉴 干将坊150号”，并附刻张少蟾朱砂私印，说明直至民国晚期，光裕社艺人出道仍必须经业师应允方可，否则无效，规矩较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