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在内部和外部压力下，经济学正逐渐朝好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席卷先进民主国家的民粹主义反弹，引发了这一学科领域某些深层次的灵魂探索。归根结底，恰恰是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导致了现在的紧缩、自由贸易协定、金融自由化和对劳动力市场管制的放松。

1月初，当美国经济学会在圣地亚哥召开年会時，该学科的新面貌得以呈现。仍然有很多有关货币政策、监管和经济增长等常规话题的小组讨论。但今年的会议程序肯定有着不同的味道。在会议过程中，令人印象深刻并引起最大关注的，是那些将行业推向新方向的讨论。有关性别和多样化的会议讨论有十多场。

此次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召开之际，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出版了既引人注目又令人心酸的新书《绝望之死》。凯斯和迪顿的研究表明，追捧“自由市场”的一系列经济理念，再加上对总体生产率和GDP等物质指标的痴迷，已经助长了美国工人阶级自杀、过量吸食毒品和酗酒等流行病。资本主义不再正常运转，而经济学，从最低限度讲，也成为了同谋。

一个由我和别人共同领导的“包容性繁荣经济学”网络，组织了一次同名主题的小组会议，对最近取代经济学原有热点的几条新思路进行了探讨。一是需要经济学家将关注重点从“平均”繁荣水平，拓展到对民众福祉同样至关重要的分配层面及非经济层面，比方说尊严、自治、健康和政治权利。如果认真对待这些额外因素，就很有可能改变经济学家探讨贸易协定或放松管制等内容的方式。于是，新的经济指标将应运而生。

就像塞缪尔·鲍尔斯和温迪·卡琳在同次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假定个人主义、超道德个体和自由市场带来效率，但这需要完备的合同和“市场失灵相对罕见”来确保。鲍尔斯和卡琳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范例，能将平等、民主和可持续规范，与当前实际运作的经济模式相结合。这种范例将综合运用财富税、保险普及，来控制风险敞口，还将强调工作场所的权利和发言权、公司治理改革，以及知识“产权”的实质性削弱等政策。

路易吉·辛格莱斯在同次会议上，谴责经济学家们坚持自己对国家的偏好，往往重视特定结果（如效率）超过其他指标（如收入分配），而且比其他人更容易堕入集体思维和对于特定经济模型的迷信。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部分在于重视多元化，并且表现得更谦虚。其他解决办法，据辛格莱斯所述，就是要进一步关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包括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学。

所有上述观点的含义在于，经济学家必须对制度选择和制度试验保持开放。培养这样的思维，是“包容性繁荣经济学”网络的最主要目标。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确定的。我们可以继续采用保护特权并限制机会的体制制度，又或者，我们可以用鲍尔斯和卡琳的话说，设计一种不仅追求共同富裕，而且扩大自由观念的制度。

经验方法—尤其是因果推理—将有所助益，而且近几十年来，它们在经济学行业所发挥的作用已经重要得多。就现实世界证据取代意识形态的问题而言，无论现实多么混乱，这迄今为止都算得上是一件好事。但侧重证据也有可能造成盲点—只能从实际经验中获取行得通和行不通的证据，我们必然缺乏与当前现实相背离的选择性制度安排的数据。

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难题是，要在忠实于经验主义的同时，保持构思未来包容性和强化自由制度的想象力。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贸易直言：对健全世界经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