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墨

美国当地时间2020年1月15日上午（北京时间1月16日凌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仪式，在白宫东厅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协议上签字。持续一个多小时的签署仪式，包括中美双方官员，美方邀请的嘉宾在内300多人以及媒体记者到场，刘鹤与特朗普也分别在签署仪式上作了致辞。“仪式感”，无疑凸显了特朗普对这份协议的重视。

来之不易。熟悉中美经贸磋商过程的人，都会对协议的签署有这种感觉。2018年3月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后来发展到中美相互加征关税并逐步升级，这个过程，持续了22个月。中美对对方商品加征关税，在税率和范围上已经直逼1930年大萧条时期。在截至目前特朗普政府与美国贸易伙伴谈成的贸易协议中，中美经贸磋商的时间是最长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协议签署的“来之不易”。

这份协议不能解决中美之间所有的经贸问题，但毕竟为两年多以来两国经贸关系螺旋式恶化按下了暂停键。更为关键的是，协议的签署为中美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奠定了基础，为构建双方都能接受的新型经贸关系创造了可能性。但鉴于中美经贸关系以及两国整体关系的复杂性，迈出积极的第一步之后，未来的任务和挑战只会更艰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都需要立足现实、管理预期，做从长计议的打算。

来之不易

1月16日，中国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公告”，对外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内容的中英文版。中文版协议长达88页，内容包括序言、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宏观经济政策、汇率问题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终条款九个章节。刘鹤在协议签署后的记者会上说，这份协议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双方关切，实现了互利共赢。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谈成不易，可以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来看。从“横向”比较来看，中美经贸协议谈判历时最长、谈判基础最为薄弱。在此之前，特朗普政府分别与韩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日本谈成了贸易协议。从谈判开始到签署协议，美国与韩国的谈判用时7个月，与墨西哥和加拿大是18个月，与日本是10个月。从2018年3月初刘鹤访美开启第一轮中美高级别经贸磋商，到2019年12月中旬双方发表声明达成协议，时间跨度长达22个月。

从谈判“技术”层面而言，中美经贸谈判的基础要薄弱得多。美韩协议虽说是重新谈判，事实上只是在原有美韩自贸协议上做修改，而且改动幅度也不大。美墨加贸易协议，也是在原有的“北美自贸协定”以及此前已经完成谈判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基础上幅度不大的改动。去年10月日美签署的贸易协议，内容几乎是TPP框架下日美谈判的“再确认”，而且也是“第一阶段”协议（日美第二阶段谈判将在今年4月开始）。相比来说，中美谈成的协议更像是“从零开始”，两国建交以来未曾有过类似的协议。

从谈判的过程（即“纵向”）的角度看，中美谈判也是波折最多、难度最高的。如果从2018年3月初第一次中美高级别经贸磋商算起，2019年1月15日签署协议，是刘鹤第7次到访白宫，期间他作为中方牵头人与美方举行了13轮高级别磋商，进行了20多次通话。而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之间出现了两国建交以来，乃至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以来，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在非战争期间最为严重的贸易摩擦。在两国相互加征关税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谈成协议，这种状况是上述谈判中都没有的。

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对美国贸易伙伴加征的关税做出降低的决定，中美协议是截至目前唯一一例。

更关键的是，中美协议实现了上述协议都没有做到的一点，即关税由升到降。根据中国官方媒体透露的信息，协议推动美方实现对华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折，包括暂停原定去年12月15日要加征的关税（涉及约1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并将去年9月1日生效的对华加征关税（涉及约1200亿美元中国商品）税率从15%降至7.5%。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对美国贸易伙伴加征的关税做出降低的决定，中美协议是截至目前唯一一例。

去年10月10日至11日在華盛顿举行中美第13次高级别经贸磋商后，美国媒体就传出两国即将达成协议的消息，但直到12月13日中美官方才正式宣布达成协议。这两个月期间发生了什么？从美国媒体报道情况来看，华盛顿磋商后，中美协议内容大致敲定，但达成与否“卡”在了关税问题上，即美方是否愿意降低关税。此后中美双方牵头人，分别在10月25日、11月1日、11月16日与11月26日，举行了四次通话。

但直到去年12月3日，特朗普还对是否达成协议不置可否，甚至公开表示可能会等到2020年大选结束后再与中国达成协议。而那时离12月15日对中国商品的新一轮加征关税日期已经非常近，如果特朗普政府如期加征关税，那么中美贸易摩擦势必升级。去年12月12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已经答应降低关税。第二天，中美双方同时宣布达成协议。在经贸谈判中让“关税人”特朗普愿意“破例”降低关税，难度可想而知。

积极意义

1月15日的签署仪式上，刘鹤在转达习近平主席致特朗普的口信时说：“正如我在去年12月20日同你通话时指出，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利于中美两国，有利于世界。”特朗普在致辞中说：“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对美国、中国和整个世界都是一件好事。”刘鹤表示，这是一份互利共赢的协议，能够稳定全球经济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符合两国生产者、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

这些话绝非政治高调，而是中美两国与世界经济面临的现实。从世界经济层面来说，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对外经贸行为的突出特点是加征关税，这些行为已经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去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预测，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在2021年前将给世界经济造成7000亿美元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加征关税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信心，拉低世界经济增长率。经合组织在去年5月的报告中，把全球商业投资增长率预期从3.5%下调到1.75%。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达成协议，毫无疑问对世界经济有稳定预期的积极作用。

中美协议对两国在经济上都求“稳”的诉求，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稳”经济至关重要。以国别来看，美国依然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以季度来看，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从第一季度的3.1%降至第三季度的1.9%，第四季度将降至1%以下。2020年11月大选前，特朗普需要一个经济增长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协议对两国经贸的“积极”作用，特朗普只会更在乎。

中美协议更“积极”的意义，在“文本”“数字”的表象之外。简单地说，中美达成的“交易”是，中方在未来两年增加2000亿美元美国制成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的进口，美方在不新增关税的前提下，降低12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5%降至7.5%），但保留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25%的关税。需要指出的是，美方暂停加征关税的1600亿美元中国商品，主要是终端消费品，一旦加征会对消费市场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有选举压力的特朗普不愿意看到的。

表面上看，美方依然对3700亿美元中国商品维持了高关税，但这些商品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中间产品。换句话说，美国出口型企业从中国市场进口，形成“制成品”后在销往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市场。路透社1月9日报道称，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2月以来特朗普的关税战使美国企业多支出460亿美元，其中373亿美元来自对中国商品征税。这些成本最终都要反映在美国企业“制成品”的价格上，从而削弱其国际竞争力，至少在价格上。

而从中美协议的文本来看，中国增加进口2000亿美元美国商品是有前提的，如“文本”所说，“双方承认，将基于市场价格和商业考虑开展采购活动”。协议中写明的中国进口美国“制成品”数量是777亿美元。如果美方维持现有税率，导致美国“制成品”价格在中国市场上没有价格竞争力，从而无法达到中方采购777亿美元的目标，那么根据中美协议的规定，责任不在中方。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政府今后部分降低对37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税率，将是履行协议不可回避的问题。关税由升到降，不能只看静态的数字。

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稳”经济至关重要。以国别来看，美国依然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

中美协议的积极意义还体现在政治层面。诚如习近平致特朗普的口信所说，中美达成协议“也说明，中美双方完全可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磋商找到有关问题的妥善处理和有效解决办法”。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把经贸问题作为中美关系的主要议题，在处理方式上咄咄逼人，經贸协议的签署有可能改变这种局面。一方面，中美经贸问题开始“有规可依”，至少特朗普不能像此前那样，发一条推特就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另一方面，协议的签署为中美通过对话处理整体双边关系，做了一个积极的示范。

从长计议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只是迈出了积极的第一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美经贸关系的重塑与稳定，无疑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协议的实施和执行过程中，“不可预测”的特朗普是否会制造出“不确定”来，目前还不得而知。协议的生效日期，正值美国的总统选举周期，中美经贸话题不可避免会成为选举话题。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也需要中国对中美经贸关系做“从长计议”的心理准备。

而且，特朗普政府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施压的冲动不会消失。中美签署协议的前一天（1月14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欧盟贸易专员菲尔·霍根、日本产经大臣梶山弘志，在华盛顿发表了一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联合声明”，呼吁制定更为严格的全球贸易规则，对政府补贴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特朗普政府借美欧即将开启贸易谈判、美日将开始第二阶段谈判之际，在中美协议之外继续施压中国。

目前特朗普政府对华外交的“矛盾性”，是中国应从长计议的另一原因。战略竞争，是特朗普政府对华外交的突出特点。为了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特朗普政府不仅在政策宣示，而且在具体的政策行为上，追求与中国“脱钩”。但是，中美经贸协议的执行，客观上会造成“反脱钩”的效果。具体来说，协议的执行意味着中国市场对美国的商品和投资更加开放，在中国市场对美国吸引力增加的趋势下，美国政府如何做到“脱钩”？美国对华战略上的这种矛盾性，意味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还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