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薇莉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戏剧发展至黄金期后期，亚里士多德对戏剧艺术进行理论总结时，提出了悲剧“卡塔西斯”说。“卡塔西斯”这一宗教兼医学术语暗示了戏剧与治疗的关系。不过，即使人们已经熟知亚里士多德在美学范畴下的戏剧“治疗”功能说，一些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比如这种治疗如何在具体的戏剧实践中展开？古希腊戏剧治疗与它所源自的传统治疗仪式有什么联系与区别？ 以上问题，学界的论述较少。笔者拟从古希腊酒神节庆典和医神信仰中的戏剧治疗现象出发，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卡塔西斯”说，来考察古希腊戏剧治疗“卡塔西斯”说的内涵、性质及对当代的启发。

一、“卡塔西斯”：戏剧与治疗的联系

“卡塔西斯”一词最早具有宗教与医学上的双重含义。它在宗教层面指“净涤”“净化”之义，医学层面指“净洗”“疏导”之义。净化、疏导的核心就是转化，即从不平稳的状态转化为平衡状态。理解这一点，对考察戏剧的治疗本质是有帮助的。治疗就意味着从生病(不平衡)的状态转化为健康(平衡)的状态。亚里士多德将“卡塔西斯”作为悲剧的唯一功能，凸显了治疗在戏剧中的核心属性。相形之下，亚里士多德对音乐功能的解说更多元。他在《政治学》中指出，“音乐应该学习,并不只是为着某一个目的,而是同时为着几个目的。”[1]395其中，“卡塔西斯”只是与“教育”和“精神享受”并列的功能之一。为何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戏剧的“卡塔西斯”功能？其中应有维护戏剧传统治疗功能的用意。

从古希腊时期的戏剧活动中，可以看到戏剧与治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与戏剧的仪式起源有关。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悲剧起源于酒神赞美歌，喜剧起源于酒神节‘低级表演’的临时口占。”[2]成熟形态的希腊悲剧与喜剧从酒神仪式中诞生后，并未与之分离，而是继承了仪式的实效功能，参与到神圣的酒神祭祀活动中。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就是古希腊戏剧治疗的著名例子。《俄狄浦斯王》开篇出现的瘟疫是这场悲剧的导火索，代表着上天对人类罪行的无情惩罚。最后俄狄浦斯刺瞎双目，离开城邦，才得以净化罪恶、消除瘟疫。索福克勒斯对瘟疫浓墨重彩的描绘并非凭空设想，“对忒拜的流行病的描写似乎是对公元前430年和公元前429年雅典所经历过的瘟疫的一种反映”。[3]

当年的雅典大瘟疫几乎将整个城邦毁于一旦，给雅典人造成了很深的心理阴影。在瘟疫结束时上演这样一出戏，不只出于娱乐的目的。法国学者让-皮埃尔·威尔南从中看到了禳灾仪式的结构。他认为，俄狄浦斯这一悲剧形象很可能来自于禳灾仪式中替人们承担罪责的“替罪羊”。[4]将俄狄浦斯的神话故事还原到仪式的神圣语境中，这出戏的精神治疗功能得到显现。对当时的观众而言，每一次在戏剧中重温瘟疫的场景，犹如再次经历心灵的震怖，可宣泄痛苦的情绪与记忆；当流血已尽，从荒芜中兴起新的希望时，人们则从困境和局限中解脱，获得精神的升华。在此，酒神节演出的戏剧成为表达疾病关怀和禳灾意图的重要载体，参与到对瘟疫后遗症的“创伤治疗”中。

将戏剧与治疗联系在一起绝非偶然。早期希腊人将疾病的发生、治疗与超自然的力量联系起来，认为许多神灵具有致病与治疗的能力，酒神也是其中的一位。人类学者彭兆荣指出：“古代神话仪式中有病理志叙事的痕迹，酒神仪式及其文化中就包含了某种病理志的完整叙事内容，它是以幻想性、隐喻性的叙事表达对疾病的认识和感受，并把对疾病的恐惧转为对超自然力量的膜拜。”[5]酒神出生时就被巨神泰坦们撕碎并吞吃，只剩下心脏。这种叙述呈现出让人恐惧的因素，类似于疾病或死亡带给人们的极端心理印象。最终酒神的复活排解了人们心理上遭受的折磨。古希腊剧作家将英雄受难的历程套用在酒神故事的结构模式下，使得希腊悲剧虽千变万化，但核心仍在酒神原型。它们往往表现了精神实体的死亡与重生过程，这是经由净化带来的新生。故而尼采指出：“欧里庇德斯之前，希腊悲剧主角一直是酒神，如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等其实就是酒神的面具化身。”[6]

从这个层面看，酒神节的戏剧表演具有社会治疗的意义，它致力于解除和释放社会变化过程中因矛盾引发的群体情感压力，维护人们的身心平衡与社会秩序的稳定。这就是戏剧学者米切尔所说的，“在古希腊戏剧的语言中，仪式的、医药的和政治的语汇实际上是重合的……因此，戏剧表演可作为社会医药的形式为城邦政治体打疫苗，相当于为城邦注入了法耳马孔这种具有魔力的泻药。”[7]

雅典大瘟疫结束10年后，雅典人将阿斯克勒庇俄斯医神信仰引入雅典，并为医神殿选址于狄奥尼索斯剧场西面。后来，雅典人又认定每年春天爱拉斐波里昂月的第八天为医神与酒神共同的节日。[8]77这都体现了古希腊人对艺术治疗力量的推崇。

医神殿与剧场的密切关联不是孤立现象。整个希腊世界中，与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有关的神殿将近300座，其中一半保存至今。大量考古证据表明，医神殿旁或者内部基本配有剧场，有的是露天剧场，有的是室内剧场。[8]viii并非所有的古希腊神殿都配有剧场。比如，希腊派约里亚的狄奥镇以拥有众多神殿著称，其中只有个别神殿配上剧场，而隶属于大浴场建筑群的医神治疗中心规模虽小，却也附有一个小型室内剧场。[8]63雅典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殿虽然没有自己独立的剧场，但建在狄奥尼索斯剧场旁吻合了医神殿配备剧场的惯例。

医神殿旁建起的剧场印证了古希腊戏剧与医学的联系。那么，戏剧在医神治疗仪式中发挥了什么治疗功效？目前仍缺少阿斯克勒庇俄斯戏剧治疗术的具体文字记载，从其核心的梦境治疗环节中可略加推测。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财神》详述了医神治疗仪式的梦境治疗场景。埃皮达鲁斯医神殿存留的4块石碑上记录着阿斯克勒庇俄斯治愈的46例疾病，其中30例与梦境治疗相关；医神会在梦境中出现，给予病人治疗的提示。[9]337；539-540

病人在医神殿中入睡容易酝酿神启的治疗梦境，很可能与他们入睡前或梦中曾经接受过类似催眠术表演的治疗暗示有关。联系巫术仪式中的象征性表演更容易理解。表演中的巫士陷入迷狂的状态，如同神灵附体，带动整个能量场进入人神沟通的状态。源于神秘力量的精神疗法切实治愈了病人的疾病。梦境治疗也有相似原理。参照《财神》的情节，病人入睡后，由神殿祭司扮演的医神只需对其做出抚摸、擦拭等象征性动作，或是让具有疗伤能力的蛇在病人面前舞动，就足以使他们接受疗愈的暗示。

研究希腊戏剧的哈蒂根教授认为，病人的治疗之梦是临睡前观看剧场表演留下的印象。埃皮达鲁斯医神殿石碑上记载了圣地唱诗班表演的疗效及演员的名字，其中有的演员如特勒斯底被10世纪希腊文辞典的编纂者苏伊达斯称为喜剧演员，可推测病人曾在剧场中观看过具有喜剧性、象征性和暗示性的简短仪式表演剧，内容与医神帮助病人战胜疾病的情形有关。[8]32这样的短喜剧不会增加病人的疲劳感，相反，能使这些虚弱和痛苦的人们在欢笑中释放忧虑，放松心情；更重要的是，它们具有以幻为真的魔力，为治疗性梦境提供了富有暗示性的素材。

无论祭司施行的催眠术，或病人入睡前观看的仪式剧，都具有表演的性质。模仿性表演与精神信仰结合起来，成为医神施行治疗的“神媒”手段，促进了个体身心的净化和疾病的疗愈。

二、“卡塔西斯”：神圣与世俗的共存

古希腊戏剧在酒神节庆典和医神治疗仪式中发挥了“卡塔西斯”的实用治疗功效。不过，这一时期的戏剧也经历着由仪式戏剧向娱乐戏剧的转变。仪式戏剧的内容出现了世俗的倾向，原有的神圣性质逐渐转变为敬神的形式。《会饮篇》中，苏格拉底祝贺戏剧家阿伽通的悲剧作品赢得了希腊观众的好评，阿伽通却不满地表示，只有酒神才能对人的智慧进行评判。[10]217这段对话表明，戏剧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年代仍保留了敬神的性质，不过，观众的喜好已经开始影响戏剧的价值评判。柏拉图不能坦然接受戏剧神圣价值观渐趋衰微。他哀叹希腊戏剧的堕落，认为只有与宗教信仰相关的仪式戏剧才有益于护卫城邦秩序、文化传统和人们的精神健康；新兴的娱乐戏剧远离真理，一味满足大众低俗的情感欲望，导致理性遭受摧残，治病不成反致病。[10]85-86亚里士多德则坚持为戏剧的价值提供有力辩护。他强调戏剧在引发有害的情感之后，能使情感得到“卡塔西斯”。“卡塔西斯”一词兼具宗教与医学意涵，从中可读解出古希腊戏剧治疗功能融神圣与世俗于一体的双重性质。

宗教“净化”之意是“卡塔西斯”最早的涵义，来自宗教仪式保持身心洁净的规定，目的是为了避免神灵降灾。医神治疗仪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涤罪净化。酒神节演出的戏剧中也有禳灾净化仪式的影子。公元前6世纪以后，希腊处于分裂而多元的状态，宗教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交互渗透，为希腊人带来了新的思想。信奉酒神的奥菲斯教以净化为重要观点，在老酒神仪式的基础上吸纳了富有理性色彩的日神精神，形成具有秩序感的酒神仪式。古希腊悲剧继承这一新酒神精神，凸显了“卡塔西斯”的神圣理性气质。就如俄狄浦斯通过放逐自我拯救城邦的行动，表面看是本能冲动，实际上富有理性精神。观看这样的戏剧，观众很容易获得精神的净化和升华。

与此同时，宗教性质浓重的“卡塔西斯”一词又随世俗医学的发展加强了“疏导”“宣泄”的内涵。早年担任过医神祭司的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正是从世俗医学的角度来解释疾病的成因和“卡塔西斯”的内涵。他认为，疾病并非源于神对人的惩罚，而有其生理的成因。[11]这样的观念代表了古希腊人治愈人类疾病的信心。对“卡塔西斯”的内涵，希波克拉底指出，如果身体内某种物质多于正常的状态，都可能导致疾病产生，治疗就是通过“卡塔西斯”疏导过剩的成分。[12]226医神治疗仪式中，病人常在梦中接受医神的药方或手术治疗，可见源于宗教巫术的净化治疗中已经渗入世俗医学的因子。比如一个病人梦见医神告诉他一种王室药膏可以治疗耳痛，后来他得到这种药膏，治愈了耳痛病。[13]一个体内有水蛭的男人梦见医神为他做了开腔手术；梦醒后，他发现被取出的水蛭，疾病得到痊愈。[9]536此外，医神治疗仪式的治疗对象从群体转向私人；治疗方式从狂热的模仿性仪式舞蹈转变成更加沉静的梦境治疗。病人同剧场中被动观看演出的观众一样，只是沉默地躺着接受医神的治疗，这都与传统仪式治疗拉开了距离，体现了世俗理性精神的演进。医神殿旁建起的剧场作为医神治疗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即便不是作为仪式戏剧的表演场地参与到神圣治疗仪式中，也可以成为世俗娱乐戏剧演出的场所，让病人在休养期间观戏来舒解抑郁情绪，增强精神力量，可谓一种辅助治疗方式。

亚里士多德很可能吸收了“卡塔西斯”一词的神圣与世俗医学内涵，提出古希腊悲剧“卡塔西斯”功能说。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是阿斯克勒庇俄斯信仰达到顶峰的时代，他出身于医学世家，曾在论著中多次采用“卡塔西斯”解释生理与病理学现象。他在《政治学》中探讨音乐的功能时也提到了“卡塔西斯”。“有些人在受宗教狂热支配时,一听到宗教的乐调,卷入迷狂状态,随后就安静下来,仿佛受到了一种治疗和净化(即卡塔西斯)。这种情形当然也适用于受哀怜恐惧以及其他类似情绪影响的人。”[1]395这里的“卡塔西斯”除了精神净化之意，也借用医学上的导泻之义作为隐喻来说明艺术的心理宣泄作用。对音乐“卡塔西斯”功能的解释适用于戏剧。从“悲剧……通过引发怜悯与恐惧来使这些情感得到卡塔西斯”[12]63从这一简短的陈述中可以推断出，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能引发强烈的怜悯与恐惧之情，并将这些有害的情感宣泄疏导出去，获得心灵的净化。因而，亚里士多德的戏剧功能论是建立在古希腊戏剧治疗实践的基础上，既保留神圣的性质，又加强世俗的色彩，比柏拉图多了几分通脱与宽容。

神圣与世俗这两种特征看似对立，其实它们的结合并不矛盾。这与古希腊戏剧从古老仪式向成熟戏剧过渡的特殊阶段有关。通常来说，仪式是以灵性世界观为基础的神圣活动，戏剧则是供人们娱乐之用的世俗活动。不过，早期仪式与戏剧经常混合在一起，共同发挥实用与娱乐功效。戏剧家谢克纳就认为：“戏剧是娱乐和仪式的混合体。在某一时刻，仪式似乎是来源;而在另一时刻，娱乐被置于首位。它们是一个二元的体系，相互矛盾而又不可分割。”[14]古希腊戏剧介于“神圣”与“世俗”之间。它源于仪式，又在仪式中得到发展，相对后世的戏剧，具有强烈的神圣性。比之仪式，它又已发展出成熟的艺术形态，可供人们娱乐消遣，具有更多世俗性。对古希腊人来说,宗教、艺术、医学之间的分界并不明确，也不需要进行清晰的界定。“在圣事与俗事之间,没有一种根本的对立,甚至常常没有一种截然的分割。”[15]酒神节上的戏剧表演同时具有娱神与娱人的性质。医神信仰中的戏剧活动既是神圣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成为病人娱乐消遣、放松心灵的方式。娱乐消遣、审美快感带来的心灵平衡状态同样是心理健康的一个维度，无论其侧重点如何，都有益于受众的健康幸福，可归入广义治疗的范畴。

古希腊时期的戏剧活动仍是在神圣仪式的环境中展开。希腊人借助日趋世俗化的戏剧表演实现了敬神的意图。因此，古希腊戏剧融合了神圣与世俗的双重性质，既有敬畏神灵、追求超越性精神境界的一面，也有追求世俗幸福和身心健康的一面。它是在神圣信仰中建立起了世俗生活的图景，肯定了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形成神圣与世俗的动态平衡，综合体现为古希腊式的整体治疗观，灵活地适应了古希腊人的身心治疗需求。

三、“卡塔西斯”：古代对当代的启迪

亚里士多德将“卡塔西斯”作为悲剧的功能，突显了古希腊戏剧的治疗本质。当我们探讨古希腊戏剧治疗传统对当代的意义时，“卡塔西斯”仍是其中的核心概念。现代戏剧家博奥在《欲望的彩虹》中提出四种类型的“卡塔西斯”，分别为医学意义的卡塔西斯、莫雷诺式的卡塔西斯、亚里士多德式的卡塔西斯和被压迫剧场中的卡塔西斯。他指出，“不管属于哪种形式，卡塔西斯都意味着清洗、净化、清除。在不同形式之间有且只有一个主要的相似点：个体或团体净化自身的一些元素或干扰其内部平衡的其他元素。对所有的卡塔西斯现象来说，净化干扰因素是它们共同的要素。不同之处在于被净化和清除的元素所具有的性质。”[16]在博奥看来，无论“卡塔西斯”的内涵发生了什么改变，它的核心仍不离“卡塔西斯”最初的净化、宣泄之意，这也是古希腊戏剧“卡塔西斯”的治疗内涵。

这一戏剧“卡塔西斯”治疗内涵大于当今西方医疗体制下的“医治”概念，它并非仅仅对伤病处进行修补，而是深入到疾病的根源，致力于转化整体生命状态。缺乏精神信仰的现代人受制于工具理性和话语权力而感到身心受困、精神空虚。戏剧的“卡塔西斯”治疗内涵则提醒我们精神关怀和整体治疗对于当代医学的意义。戏剧无法如仪式一般产生富有魔力的治疗效应，但它仍保存着古老精神医学的能量，能为世俗生活赋予神圣的意义，为人类的精神存在创造家园。戏剧“卡塔西斯”治疗内涵也提醒我们关怀自身的身心整合，将个体的困境放在更广大的叙述背景中，看到个体与世界的紧密联结，从而激发起自我疗愈的潜能，这是对现代心理疗法重行为或技术模式趋势的平衡。

重新发现戏剧“卡塔西斯”治疗功能的动力来自于当代人精神生活的需求。自从非理性的神圣治疗失落之后，戏剧也就与仪式分野，由实用层面朝向美学层面发展，治疗功能受到了限制，很多时候是处于幕后发挥着精神慰藉的作用。此后，学科之间的界线日益分明，宗教、医学与艺术之间树起了牢不可破的垣墙。仪式的神圣性质被宗教接收，治疗性质给予了医学，余下审美/娱乐功能成为戏剧的正宗。来自于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分类遮蔽了戏剧诞生之初的文化语境，使我们无从了解戏剧与治疗之间的紧密联结。

20世纪以来，人们意识到西方医学已经走入过于技术化、工具化的极端，回到西方医学源头的呼声渐起。由弗洛伊德与荣格开创的深度心理治疗，帮助人们潜入最古老的梦与潜意识领域，回到原始的回忆与幻想中，以解除精神官能症状，疗愈精神疾症。这就和古希腊医神的梦境治疗取得了联结。现代戏剧治疗学的先驱们如心理剧创始人莫雷诺等也尝试将戏剧运用在心理治疗中，推动艺术与治疗的跨学科融合。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戏剧治疗正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它唤起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帮助人们与自身深层的心理世界相联结，疏泄、净化与升华压抑的情感，改变行动和生活状态，充分发挥了戏剧的“卡塔西斯”治疗潜能。戏剧治疗在当代的兴起，代表了心理治疗界与戏剧界发展的新动向，又是对古老治疗传统的恢复以及在此基础上更自觉的发展。我们也期待当代戏剧治疗能重兴古希腊戏剧的治疗传统，在现代医疗中拥有一席之地，为现代人的精神健康问题进行诊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