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明明

〔摘要〕 作为当代重要的文艺批评理论，文化诗学旨在挖掘文学作品的文化性和诗学性，有助于从文本内外充分展现文学作品的精神风貌，因而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基于文化诗学视角对葛浩文《废都》英译本进行鉴评，具有跨学科的思维和突出的研究创新性，不仅有利于充分挖掘该文学巨著的博大精深、豐富多彩以及艺术感染力，而且能有效拓展翻译学的思维和学理空间。文章发现，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只有秉持文化诗学理念，才能在译文中再现原作的审美性、文化性及诗性。

〔关键词〕 文化诗学;文化诗性;文化性;诗学性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1-0104-08

引 言

《废都》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代表作，与《浮躁》《秦腔》一起组成“贾平凹三部曲”。贾平凹的作品植根于陕西本土文化、承载着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和人文价值，闪耀着中华文化的诗性光辉。这些深邃浩荡、灿烂辉煌的作品若要走向世界，翻译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葛浩文（Goldblatt， H.）是享有盛誉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为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废都》英译本[1]就是葛浩文的又一力作，是他在传播中华文化之路上谱写的新篇章。无论从翻译的准确性、语言的优美性及译文的流畅性等方面来看，葛浩文的译本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和境界，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诞生于美国的“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理论属于文学批评范畴，它将文化与诗学融为一体，“文学与文化的交叉研究，就是文化诗学”[2]（29）。文化诗学肇始于美国新历史主义学者斯蒂芬·格林布莱特（Greenblatt， S.），提倡文学的审美性、抒情性、人文精神、历史意识与文化关怀等，最重要的是其诗性追求，有利于充分展现文学的复杂性、丰富性、艺术感染力及文化诗性。本文基于文化诗学视角，对葛浩文《废都》英译本中文化诗性的再现进行鉴评，同时对译文中因文化差异造成的损失抑或纰漏进行分析，以期探析这部文学巨著的诗旨、诗本义及诗学主题。

一、 文化诗学与翻译研究

（一） 文化诗学考辩

美国新历史主义学者斯蒂芬·格林布莱特倡导以文化诗学来代替新历史主义，他强调，新历史主义沿革下的文化诗学“不循规蹈矩，而是将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艺术学、文学等学科的理论融会贯通”[3]（2）。格林布莱特大胆地跨越文学与非文学①、历史学与人类学、艺术学与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界线，因而文化诗学的重要特征是“跨学科研究性”[2]（29），即它把文学自身的审美规律放在大的文化现象中去考察，视文学的审美现象为社会活动。

在我国，文化诗学研究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学者着眼于中国本土的现实语境，基于格林布莱特的文化诗学概念，提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思想，并展现出强大的学术生命力。经过本土化的“文化诗学”是中国新时期文艺学的延伸，它“立足中国的社会文学艺术现实”[4]（40），“从中国的文学理论实际出发，具有中国内容和形式的文艺学方法论”[5]（F）。我国对文化诗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文化诗学的学理空间与实践维度进行阐发、梳理和盘点（王岳川 1997;童庆炳 1999，2002，2004;祖国颂 2004;李圣传 2010;邹焕 2013;李春青、程正民、赵勇等 2017）等;另一类是对文化诗学的本土化进行研究（童庆炳 2001;2006 ;2015;郭世轩 2012;李春青 2012;牛军 2017）。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文化诗学成功地在中国进行了“软着陆”和“内在化”转变[6]（78），“今日中国的文化诗学正成为一种更为有效的文学阐释路径”[7]（73）。

（二） 文化诗学对翻译的解释力

文化诗学不囿于研究文学文本本身，更不停留于文化事象的浅表层次，而重在研究文学文本以外的社会因素以及文学文本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故文化诗学是对于文学艺术所描述的现实的反思，是对纯文本研究的一种反拨（backwash）。将文化诗学运用于翻译实践，比起其他翻译理论更注重译者的文化情怀和诗性诉求，也更有利于挖掘文学作品的诗性价值。

文学作品是历史与文化的文学书写，诗性是其根源，只有进行文化符号表意的诗性解读，才能充分挖掘其富有诗性的文化内涵。本文基于中外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思维，提出文化诗学与翻译的二元结合理念，在翻译过程中着意于文化诉求和诗性诉求，或曰文化性及诗性，即文化诗性。这里，文化性指文化意识，包括作品的文化身份、文化元素等;诗性指基于文化层面的审美性，包括地域性审美、历史审美等。

二、 文化诗学与《废都》

《废都》是一部浓缩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风俗史，展现了“西京”城里形形色色的“废都”景观。作品弥漫着迷信光怪之气，可谓文化之废;充斥着生活的丑陋与黑暗，可谓社会之废;渗透着灵魂的颓废与内心深处最孤独的痛苦，可谓精神之废;透射出反复纠缠的灵与肉的冲撞与追求，可谓人性之废……此所谓“废都”，以致“百鬼狰狞，上帝无言”[8]（43，80）。一个“废”字，包含无奈的世事苍桑，隐含哀怨的诗意情怀，蕴含苍凉的文化诗性。作为一部描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世情小说，《废都》蕴含着陕西地域文学的文化性，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诗性美。因此以挖掘文学作品文化性和诗学性为要旨的文化诗学理论对于《废都》的翻译研究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基于文化诗学的诗性认知和研究方法，对当代陕西文学扛鼎之作《废都》的翻译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拓展翻译学的思路和空间，也有利于弘扬和传播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文化和文明。

作为一部文学名著，《废都》充满了中华文化的诗性特征。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作品中人物的命名上。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长河中，人名文化举足轻重。以作者贾平凹为例，其名字便极富诗意。“平凹”二字形成反义，看似朴拙，实则别有韵致：平淡中富有深度，平凡中藏有玄机。实际上，“平凹”是陕西土语“平娃”的艺术再造。在作品中，人名与其命运的暗示方面有浑然天成的匠心设计，可谓寓意深刻，非常值得推敲与玩味。以主人公庄之蝶的名字为例，其寓意是“庄生晓梦迷蝴蝶”，它暗示了主人公从欲望放纵的极乐落入大梦初醒的极悲的大起大落，既有作者所传递的诗性和浪漫气息，也有人物命运的迷离幻灭之意。《废都》的诗性特征还表现在象征手法的运用上。古城墙上夜夜飘荡的埙音在文中出现不下20次，构成“废都”苍凉的诗性背景。在整个作品中，幽幽埙声成为“废都”荒凉的底色，衬托着这个废弃的城市，成为贯穿作品始终的诗性韵味。《废都》诗性特征的另一表现在于隐喻手法的运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鞋子具有多重诗性喻意。文中诸多描写穿鞋、买鞋、脱鞋等的情节，构成诗性的隐喻主题。例如主人公庄之蝶夸赞唐宛儿对鞋子重视、嫌弃自己结发妻子牛月清不讲究的情节，讽喻了庄之蝶“喜新厌旧”的个人秉性。还有牛月清母亲抱着鞋在棺材里睡觉的情节暗示着中国的“贞操观”和“废都”中人们的“因循守旧”。同时鞋子还喻指阮知非老婆“水性杨花”的个性，等等，不一而足。

综上，《废都》中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促成了这部文学巨著的诗性魅力，下面本文将基于文化诗学视角，通过具体例证，从语言和文化方面对其文化诗性在翻译中的再现进行探讨。

三、 《废都》英译本中的文化诗性再现

“诗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与范畴，它既指作品的文学意蕴和艺术品格，也指作家的心灵外化和情思洋溢。文化诗性是一种文化的气韵、风范与格调，是作家对现实世界的文学化和艺术化处理。从文化诗学角度看，《废都》中的文化诗性主要表现在方言、俗语、性文化及名称等方面的诗意运用、描写与创造上，只有借助文化诗学视角才能更好地解读、认知和翻译这些诗意元素。

（一） 方言

《废都》的语言散发着秦腔秦韵，既古朴典雅，又酣畅淋漓，具有“大俗大雅”的文学性和诗性。方言是《废都》最突出的语言特色，使得作品笔触朴讷淳厚、表达自然流畅、节奏怡然惬意，呈现了陕西文化诗性的主要特征。

作为资深汉学家和翻译家，葛浩文凭借自身的厚学妙笔，形成了译笔高简、用词考究、语句流畅的翻译风格，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戴乃迭语）[9]。甚至有人说他翻译得比原文还好，比如莫言能获得诺贝尔奖，葛浩文的翻译可谓居功至伟[10]。总体来讲，《废都》英译本中的英语与汉语原作从结构、意义上都缜密地吻合与对应，体现出葛浩文作为翻译大师非凡的译者能力以及他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双重素养。但不可否认，方言的文学性和诗性给《废都》的翻译带来了巨大障碍。

例（1）

原文：两个关系是死死的朋友，一日活得泼烦，去了唐贵妃杨玉环的墓地凭吊，见有游人抓了一包坟丘的土携在怀里，甚感疑惑，……

（贾平凹 2016：1）

译文：When two devoted friends in search of recreation visited the tomb of the Tang concubine Yang Yuhuan， known as Guifei， the Imperial Consort， they wondered why so many visitors were scooping up gravesite dirt.

（Goldblatt 2016：19）

改译：When two deadly devoted friends， feeling listless， visited the tomb of the Tang concubine Yang Yuhuan， known as Guifei， the Imperial Consort， they wondered why so many visitors were scooping up gravesite dirt and held it fondly in the arms.

就本句的翻譯而言，葛译需要雕琢的地方如下：首先，将“死死的朋友”翻译为“deadly devoted friends”，似乎更能表达原文那种“狐朋狗党”之间铁的关系。这种翻译在英语中复制和再现了汉语中的“死”这个词义，与汉语形成异曲同工之妙，即貌似贬义词的“死”却毫无否定之意。其次，在陕西关中地区，“泼烦”指的是“无聊、感觉无趣”。葛浩文采用反译法将“活得泼烦”译为“in search of recreation”，不能形象地表达作者的原意，现译为“feeling listless”，那种“百无聊赖”的感觉便会跃然纸上。最后，该例中“携在怀里”的“携”字是陕西关中方言，表示“带上”的意思，该方言的运用在此语境下生动刻画了“游人”对坟丘上挖的土倍感稀罕的情景。葛浩文将方言“携”字直接忽略掉，笔者建议将其翻译成“held it fondly in the arms”，更能体现原文中对这把土视若珍宝的情景。

方言中蕴含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的诗性，只有在文化诗学的关照下才会显示其价值。《废都》中还有诸多看似俚俗、实则典雅，抑或由文言文留存的方言，这些都是作品文学性的体现，构成了其文化诗性的要素。下面的例子说明，为了使得方言散发出诗性光彩，译者是需要基于文化诗学的理念来付出匠心的。

例（2）

原文：庄之蝶却一时瓷在那里，只是皮笑肉不笑。

（贾平凹 2016：77）

译文：Zhuang Zhidie could only feign a smile.

（Goldblatt 2016：93）

改译：Zhuang Zhidie stood motionless just like a piece of porcelain and only feigned a smile.

葛浩文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对该句进行了“虚化”处理，省掉了“瓷”这个极具陕西地域和文化特色的方言词汇。中国文化里“瓷器”具有特别的含义，陕西方言中的“瓷”是“愣得跟瓷器一样”的意思，本文采用“实化”的翻译方法将方言“瓷”译了出来。只有直接面对方言本身而不是采取躲避的方法，才能在译文中再现原句的诗性含义。

例（3）

原文：妇人……，待庄之蝶投目过来，耳脸登时羞红。

（贾平凹 2016：27）

译文：When Zhuang Zhidie glanced her way， she blushed.

（Goldblatt 2016：35）

汉英语言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汉语属于“重意会的语义型语言”，英语属于“重形式的语法型语言”[11]（74，78），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难免形成难以逾越的藩篱，在翻译时往往导致语义与文化方面的亏损。在例（3）中，或许是因为贾平凹作品中“过多令人伤脑筋的方言土语”[12（517），或许是为了译文的“流畅性”，葛浩文在翻译时将极具特色的方言用词“登时”忽略掉了，使得句子丧失了方言的趣味性和审美性，损害了方言所蕴含的古雅风格。《废都》英译本中这类例子还有不少。

例（4）

原文：是这古历六月初七的晌午，先是太阳还红堂堂地照着……

（贾平凹 2016：1）

译文：...one that occurred at noon on the seventh day of the sixth lunar month， when a red sun shone brightly in the sky.

（Goldblatt 2016：4）

改译：...one that occurred at noon on the seventh day of the sixth lunar month， when the sun shone with a reddish light in the sky.

文化诗学的重要维度是审美诗学，具有“审美性品格”[5]（376-378），即从审美的角度来考察文学现象，目的在于揭示这些文学现象所包含的审美经验及其呈现方式[7]（73）。例（4）中的“晌午”和“红堂堂”是极富陕西风味的方言词汇，但翻译后变成了流畅的英语，似乎跟现代流行小说中的英语句子别无二致，弱化了方言味道，淡化了读者的审美体验。《废都》中方言形成的重要特色让中国读者印象至深，但经过翻译后其“土味”荡然无存，译语读者便无法获得跟中文语境同样的艺术效果，这是翻译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文化损耗。还有，中午的太阳不似朝霞或者晚霞，自然不会是“红色的”，方言词汇“红堂堂”只是表示“太阳很亮”的意思，所以简单地将其译为“a red sun”不符合自然规律，而使用“reddish”（红红的、微红的）则更加妥当。

例（3）和例（4）说明，方言的翻译应着意于再现原文的乡土风格，而不应将译文的风格通俗化。方言具有不可辩驳的审美价值和文化诗性，文学作品中的方言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显得弥足珍贵。《废都》中方言形成的格调及韵味反映了陕西地域文化的情韵和理趣，在翻译中保留和再现这些方言便显得尤为重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若能不遗余力地再现原文中的方言，译文读者方能更好地欣赏到原作的精髓及文化诗性，并体会到其“韵外之致、味外之旨”。

（二） 俗语

在《废都》的写作风格中，大量俗语的运用增强了文学作品的可读性和文化性，使得作品生动、淳朴、洗练，形成陕西文学的独特神韵和色调。然而，由于文化的巨大鸿沟，《废都》中俗语的翻译也不可避免地会有误译、错译甚至是有目的的漏译。

例（1）

原文：……這叫狼多不吃娃，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贾平凹 2016：16）

译文：... How does it go―wolves dont eat their young， and theres safety in numbers.

（Goldblatt 2016：21）

改译：...How does it go―wolves in numbers wont eat babies. The more dangerous a place seems， the safer it is.

作为一种语言类型，俗语富有浓郁的“土味”，蕴含着独特的中华文化意象和异质成分，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诗性特色。陕西俗语“狼多不吃娃”的意思就是小说中下半句里说的“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或者“乱中取胜”。人是依存于社会的，其审美活动依托于原发性的知识形态和文化底蕴，由于不可避免的知识形态偏差和文化隔膜感，葛浩文在这里将其误解为“虎毒不食子”（tigers dont eat their young）。

例（2）

原文：你偷了牛让我拔桩？！

（贾平凹 2016：37）

译文：You let me pull up the stake so you can steal the cow...

（Goldblatt 2016：46）

改译：You stole the cow and let me pull up the stake―being the scapegoat.

葛浩文对该例的误译是由于不理解该俗语的言下之意而导致的。为了让译语读者了解其中的真实含义，可以借用英语中类似的表达法进行解释性翻译，或曰“补偿性翻译”，增加“being the scapegoat”这个具有英语文化底蕴的意象，这样既保留了原语的文化意象，又迎合了译语读者的阅读认知能力。文化诗学重在揭示文本与文化现象背后的隐含寓意，从这个层面来看，似乎能窥见葛浩文翻译对原文文化理解的空缺。

例（3）

原文：阮知非也便得了风扬了碌碡……

（贾平凹 2016：29）

译文：He proudly revealed that ...

（Goldblatt 2016：38）

改译：Ruan took advantage of the wind to winnow the stone mill， proudly revealing that...

文化诗学主张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互动与互构，形成了思维的张力。基于文化诗学来分析该句，可以看出葛浩文作为译者对于句子中描述的文化情节的欠缺。陕西方言“扬了碌碡”派生于农耕生活用语“扬场”（to winnow the millet）。“扬场”一般扬的是谷类，而“碌碡”当然是扬不起来的，那么，“得了风扬了碌碡”指的是“沾沾自喜、得意洋洋”的意思。因为这种文化离人们的生活太远，葛浩文直接将其淡化地意译为“He proudly revealed that ...”，这未免太简单化，抹杀了陕西农耕文化的特色，使译文丧失了原文的文化诗性。只有通过直译的手段，原句中夸张、讽刺的意味才能表现出来。因此，改译后的句子既忠实、客观地再现了原文的形象，又传递了该俗语的文化意义，这种形象的语言会给译入语读者带来一份阅读的欣喜，从而能真正起到译介和传播文化的目的。从本例可得出结论，当涉及到原文的文化形象时，“译者应努力保留这种形象，再三权衡，力戒随意性，避免过度归化”[13]（124）。

汉语语言表达忌讳拖沓繁赘，故简洁明快的俗语是中国语言的重要特色，体现了文化的内在气质和固有诗性。《废都》中的陕西俗语蕴含着劳动人民醇酽的生活情致，是陕西地域文化的集中反映，要保留这些俗语的文化意象的确并非易事。关于这点，葛浩文说，他也“希望能做到既保留文化特色又保持译文的流畅，但很多时候不能两者兼得，所以必须做出选择”[14]（58）。下面的例子中葛译也是牺牲了原文的文化意象。

例（4）

原文：我看你是挣一个花两个的浪子。

（贾平凹 2016：14）

译文：“You are quite the spendthrift”， she said， “spending more than you earn.”

（Goldblatt 2016：19）

改译：“You are quite the spendthrift”， she said， “earning one penny and spending two.”

改译后不仅保留了原文中“一个”和“两个”的意象，在译语中也很有文化根基，让人能联想到英语中的谚语“A penny saved is a penny gained.”，这种翻译比起葛浩文的解释性翻译似乎更有文化韵味。文学翻译是充满诗性品质的跨文化活动，是一种审美的再现过程。翻译審美再现的艺术手段一是模仿，二是变通[15][43]。从“模仿”和“变通”角度来看，改译后的句子一方面模仿了原文，“传达了原语文化的异质性”[16]（69），表现了原语文化的诗性;另一方面也适应了译语文化，做到了很好的变通。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虽然葛浩文翻译的策略“从求同为主转向存异为主，从文化操纵走向了文化对话”[16]（74），但译者的文化身份和无意识的文化依赖难免会导致文化互输中对自身文化的倾向性。

《废都》中俗语所形成的格调及韵味是陕西文学的标志性风格，反映了陕西地域文化的理趣和情韵，若忽视陕西地域文化的这种独特性，译作就会丧失原作的灵动性、文化性及文化诗性。在翻译过程中，应尽可能保留俗语中丰富多彩的文化形象，以充分再现中国文化的文化性和诗学性。

（三） 性文化

《废都》的创作摒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吞吞吐吐、忸怩作态的心理，形成了奔放诙谐、深刻辛辣的文风，体现了陕西地域文化狂狷洒脱的特点。作品中大胆出位的性描写是作品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醉生梦死的生活写照，这种艺术设计与人物的命运构成反差，为主人公最终的颓败形成很好的铺垫和预示。因此，为了服务于作品的社会文化主题，整部作品中对于性的描写基本呈现出的是炽热浓烈的风格。

但是，由于作者毕竟浸润于恭谨、矜持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不难发现，他在作品中对于性的描写除了如火如荼的热烈，也不乏冷静雅致的笔触。文化诗学的要旨之一就是“广泛揭示文学文本、艺术审美活动与现实人生的相互建构关系，坚定地倡导人类生存的诗意维度”[17]（3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也应遵循文化诗学的原则，在译文中尽可能再现原作特有的文化性。从以下例子可以看出，葛浩文对于作品中某些地方的性描写采取了简单粗暴的翻译方式，不仅与原文情节有出入，也未能反映中国文化的诗性内涵。

例（1）

原文：……就灭灯上床戏耍。

（贾平凹 2016：16）

译文：Off went the light， and the two of them climbed into bed to make love.

（Goldblatt 2016：21）

改译：Off went the light， and the two of them climbed into bed to disport themselves.

例（2）

原文：……就灭灯上床“幸福”女人，女人手也不洗，两人就去卧室快活一气。

（贾平凹 2016：17）

译文：Not even stopping to let her wash her hands， he led her into the bedroom for some coupling.（Goldblatt 2016：23）

改译：He turned off the light to treat the woman with “happiness”， and they went into the bedroom to create their joy so eagerly that the woman wouldnt even waste time washing her hands.

虽然《废都》中的性描写大多热烈澎湃，但由于依托含蓄保守的中国文化，跟以上两例一样，作品中的性描写也不乏含蓄委婉、清新俊逸的特色。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努力再现中国的这种文化风情，体现中国文化的诗性表征，发扬中国文化的诗性张力。葛浩文对这两例都进行了直白外露的翻译，显然遮蔽了中国文化传统，抹杀了中国性认知和性观念中内敛腼腆和深沉秀雅的文化诗性。文化诗学旨在追问“为什么”，诸如文本何以会如此这般，它背后所隐含的文化的、社会的以及人性的因素是什么[7]（78）。如果剖析葛浩文的翻译动因，便得归因于他开放、直接的西方文化背景。译者与自身的文化是一种辩证的互动，他往往屈从于“对文化整体性的倚重”，从而表现出整体性的思维方式[17]（31）。因而，由于受自身文化背景的影响，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对中国文化诗性采取了有意无意的抑制行为。

例（3）

原文：……而两人每次见面，自然而然甚至是不知不觉里又干了那种事。

（贾平凹 2016：404）

译文：... so naturally， without thinking， they had sex every time they met.

（Goldblatt 2016：462）

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一种虚构的艺术，更是社会风俗及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的形式化，审美活动也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像《废都》中所提到的《西厢记》等中国传统言情小说一样，中国文化不乏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主人公往往情深意浓、风流妩媚，而整个氛围则是委婉含蓄、悠然典雅，这是中国文化的诗性基因和浪漫的文化特性的体现。《废都》显然也沿用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思维和言说方式，中国言情小说的叙事方式等也渗透在作品的血脉中，成为作品诗性的呈现方式。在本例中，“那种事”是委婉语，这种性描写是委婉、隐晦的，故应忠实于原文进行直译，译为“did that”，而不应像葛浩文一样直白浅露地将其意译为“had sex”。况且，在上下文语境中，外国读者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而这类处理方式在葛译版本中还有不少。文化诗学首先是一种“诗学”，它主张“诗情画意”[18]（123）。在翻译过程中，保持和再现这部文学巨著独特的“文学味道”及“诗性感觉”至关重要，作为译者，重要的是要再现原作的这种诗意而非任意的文化篡改。

例（4）

原文：……不禁就羞起来，抬头看着那小桌上的唐侍女，欲笑未笑、未笑先羞的样子，倒也觉得神情可人。（贾平凹 2016：123）

译文：... The thought made her blush. She looked up at the figurine， with its hint of a shy smile.

（Goldblatt 2016：145）

改译：...The thought made her blush. She looked up at the figurine， to find a delicate and lovely face， with its coy and light smile.

该例中对情爱的描写有一种含情脉脉、委婉曲折的风格，这是文学作品诗性韵味的体现。诗性韵味“是非物质性的，呈现出游移不居的形态，含有不尽的余韵”[19]（49），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着重实现其诗性意境的再现。但葛浩文将原句很简要地翻译为“with its hint of a shy smile”，显然没能再现原文欲说还休、脉脉含情的情景及“可人的神情”。改译后的句子体现了原文的句法逻辑，即“抬头望见侍女的神情很可人”;且介词短语“with its coy and light smile”更好地表达了原文中“欲笑未笑（light smile）、未笑先羞（coy smile）”的意思，从语法上构成“神情可人”的原因。文学作品诗性的意境需要译者精心、细致的重现，一挥而就往往会导致原文中文化诗性的流失。

从《废都》中有关性文化的例子可以看出，原作对于性的描写既有深度又有姿态，只有深谙中国的文化诗性，才能在翻译中把握好这种度，从而很好地体现中国文化的诗性内涵。翻译是译者意识形态的体现，是译者基于文化诗学的选择，作为异域文化的译者，葛浩文对于中国文化诗学与意识形态下的文本很难做出毫无瑕疵的翻译选择，一些疏讹错谬在所难免。

（四） 名称

在翻译过程中，意义的传递是翻译的核心和根本，但是，在传达意义的同时，翻译还要“译味”[20（4）。名称（人名、地名、物名）属于文化负载词，是文学作品诗性表达的重要元素，对这些元素的处理方式是再现作品文学诗性的重要环节。然而，在《废都》英译本中，葛浩文对于名称的翻译不仅让原作的诗性韵味有所丧失，甚至有损意义的传递。

整个《废都》译本中，除了“清虚庵”被意译为“Clear Void Nunnery”外，其他人名、物名和地名基本都采用音譯：“大姐”被译为“Dajie”;“双仁府”被译为“Shuangren fu”;连主人公庄之蝶的名字也音译为“Zhuang Zhidie”，丧失了原作中该名字对其悲剧命运的暗示，甚至庄之蝶的别称和尊称“庄老师”“孟云房”的别称和尊称“孟老师”也分别被简单地译为失去词汇意义的“Zhuang Laoshi”和“Meng Laoshi”，很容易使译文读者不知所云。名称的翻译应本着“名从主人”的原则，即让读者能体会和联想到人名跟人物之间的关系。对其处理方法除了音译，还有音译加意译、音译加注释、意译加音译再做注释等等方法，这些辅助方法的运用能更有效地反映中国文化的诗性含义，而领略中华文化也正是外国读者的兴趣所在。如果将“大姐”翻译成“Elder Sister”可能就比“Dajie”要好;“双仁府”翻译成“Shuangrenfu Street”或者“DoubleVirtue Street”就比“Shuangren fu”要好;“庄老师”翻译成“Master Zhuang”抑或“中式英语”“Teacher Zhuang”，都比音译的“Zhuang Laoshi”要好，因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中式英语”是有利于原语文化输出的。

最值得注目的是原作中故事发生地“西京”的翻译。“西京”是一个“京都”，这个城市及其中故事人物的颓萎和败落导致了“都城”之废，是为“废都”。而葛浩文将“西京”音译为“Xijing”，读者便很难有“帝都”沦丧之诗意联想，原作中题目给人的诗性暗示性则不复存在。所以，“西京”翻译成“the Western Capital”似乎就比“Xijing”要好些。

另外，文中无数次出现的“木兰摩托”的翻译也值得探讨。当一个词汇具有足够的影响力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时，音译就比简单的归化翻译要好。书中多次出现的“木兰”和“木兰摩托”就可以音译为“Mulan”或“Mulan Scooter”，而葛浩文基本采用归化的翻译手法将其译为“scooter”，这的确太过简单。同主人公庄之蝶直接趴在牛肚子底下吸吮牛奶的情节一样，女式“木兰”摩托车也是该主人公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刻画了庄之蝶“女里女气”“我行我素”的怪异性格。同时，在故事背景中，木兰不仅仅是简单的踏板摩托，更是主人公优越社会地位的代名词。由于迪士尼动画片《花木兰》的热映以及好莱坞相同主题电影的开拍，“Mulan”这个名字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和象征，外国读者能够理解其女性化的含义，也会藉此对主人公钟爱女性的性格产生联想。

文化诗学的本质是“在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研究过程中让价值和意义自然呈现出来”[21]（44），因此，当译者作为文本的操作者在翻译过程中注重文化的诗性特征时，文化的诗性品质就会得以呈现。对于名称的翻译，译者若恪守文化诗学理念，便能充分再现原文文化的诗性，使得原文在译文中散发出应有的诗性光华。文化作品“不仅承载着中国的思想、文化，更承载着中国的文艺、美学、价值观和世界观”，其翻译“要忠实于传递原文的文本信息，还要尽可能地再现原文本的诗学特征和美学传统”[22]（83）。据此观之，《废都》中名称的翻译应该说是葛译版本的一个硬伤。翻译应该是文化的对等交流，译者有义务对原语文化的诗性元素进行有机再现，而不应忽视其文化的灵动性和诗性内涵，更不是将一种文化淹没于另一种文化之中。

结 语

《废都》作为陕西地域文学的代表作，语言精粹玲珑、形象传神入化，散发着醇美的诗性魅力，既有地域文化的特征和元素，又有普遍的社会价值、审美价值及诗性价值。葛浩文的《废都》英译本简洁自然、地道流畅，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该英译作品的问世不仅能让世界聆听三秦人民的砰砰脉搏，领略中华文化的灼灼华彩，领悟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浓浓诗性，更是进行文化诗学研究的绝佳范本。自诞生至今，文化诗学经过在美国的孕育与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业已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文艺批评理论。通过对葛浩文《废都》英译本的文化诗学分析，本文发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只有对文化符号的表意进行诗性解读，才能充分挖掘和再现文学作品的文化性和诗学性，尤其是极具地域性和独特文化特征的文学文本。翻译的文化诗学视角一定要基于文化的视野，以再现文化性和诗学性为诉求，将翻译视为充满诗性品质的跨文化活动，这才是文学翻译未来发展新的途径。本文将文化诗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从本质上嫁接了两种研究范畴，不仅推进了文化诗学的理论研究范式，也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研究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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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 雪）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ntemporary the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Cultural Poetics” is aimed at excavat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poetic features of a literary work and is conducive to exhibiting its spiritual outlook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a text， thus providing a valuable perspectiv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By way of appreciating and reviewing Goldblatts translated version of Ruined City based on cultural poetics， the present paper is entitl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and prominent innovation of research， which is why it is effective in revealing the complexity， richness and artistic appeal of this great literary work of Jia Pingwa， and in broadening the thinking and academic space of translatology as well. It is held in the paper that，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nly by adhering to the ideology of cultural poetics， will it be likely to reproduce the aesthetic nature，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etic features of the original work.

Key words： cultural poetics; poetic feature of culture; cultural identity; poetic fe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