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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忠君转向共和:辛亥政局中的冯国璋

2020-02-06 04:01:01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1期

熊群荣

〔摘要〕 辛亥革命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均有重要影响。在这场政治变革中,北洋军人作为从清末新政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亦新亦旧的力量,由战争走向共和,由维护清朝统治的重要支柱转变为民国初年维护袁世凯政权的主要力量,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历史选择。作为“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是辛亥革命重要参与者,他的政治态度和军事行动对辛亥政局的演变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根据有关史料重新检视北洋新军将领冯国璋在辛亥政局中思想和行动的变化,揭示其由忠君转向共和的心路历程,认为冯国璋的政治抉择不仅为实现辛亥和局贡献了一份力量,也为其在民国初期发挥更大政治作为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辛亥革命;南北议和;冯国璋;袁世凯

〔中图分类号〕K527〔文献標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1-0095-09

引 言

在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的辛亥革命中,南北各方政治势力进行了激烈交锋,革命党人、立宪派和旧官僚等多种势力既有相互角力又有相互妥协,最终以和平谈判的方式结束战争,赢得后人的赞誉。“1911年发生的中国大革命,是各派政治势力的一次正面角逐,这些势力在关涉民族大义国家根本利益尤其是人民福祉问题上,各有坚持各有让步,高风亮节令人敬佩。”[1] 主观上他们支持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合作,并为袁世凯掌控中央政权发挥了作用。客观上作为旧官僚势力之一的北洋将领,能够顺应历史潮流赞成共和,为实现辛亥和局,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其实在这场历史大变革时中,以冯国璋为代表的北洋军人面临着“忠君与共和”的艰难抉择。冯国璋等人作为清廷的高级将领,享受着高官厚禄,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最终能够抛弃现有的优势,转而选择共和体制,成为襄助袁世凯成功收揽政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也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推动中国从传统“天下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以冯国璋为代表的北洋军人是一支亦新亦旧的力量,他们以特有的方式参与了这一历史变革进程,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应该予以充分地检视。长期以来,因冯国璋作为直系军阀的首领成为批判的对象,使我们对他在辛亥政局中的政治抉择不甚清晰。可以说,冯国璋作为新军的主要将领,清末军事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在辛亥政局中面临艰难抉择,最终改变忠君思想走向共和,既反映出大变局中个人选择的复杂性,又表现出顺应时代潮流作出明智选择的重要性。

一、 忠于君命:镇压革命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骤然爆发,湖广总督瑞澂连夜紧急致电清内阁:“所有鄂省兵匪构乱,请派北洋劲旅迅速来鄂剿办缘由,谨乞代奏。”[2]接到瑞澂急电后,庆亲王奕劻奉命召集满清贵胄毓朗等人商讨应对之策。三天后,清政府终于讨论出一个仓促应对的基本办法,即派遣荫昌督师南下,水陆两军并进镇压。然而,荫昌督率北洋军不力,在前线迁延贻误使清廷失去了用武力来解决危机的最佳时机,“是切肤之患,不在武汉,而在各省蔓延”[3] 。伴随武汉前线局势的恶化,政治危机愈发严重,湖南等省开始响应湖北军政府,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从而对清廷造成空前的政治危局。对此,满洲贵胄束手无策,于是经奕劻、那桐及徐世昌等人的运作,清廷被迫迅速起用袁世凯。近年来关于袁世凯复出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较大进展,详见刘璐生的《辛亥袁世凯复出条件考》,《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骆宝善的《袁世凯与辛亥革命》,《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丁健的《辛亥年袁世凯出山史实考述》,《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5期。 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并赋予指挥武汉前线军事全权。此举显示出清廷迫切需要袁世凯及北洋军将士忠于君命,采取有效措施来迅速控制大局。重新出山的袁世凯面临艰难选择,正如一则逸闻所言:“项城自归卧而后,已自拟终老烟波,断无重新出山之想,虽暗中接纳权贵,亦不过为子孙计而已。谁知世事难料,竟有辛亥革命之役,项城为时事所迫,使之不得不出山,然项城当再出山时,亦踌躇不能自决。” [4] (34)经再三权衡后,袁世凯接诏出山,运筹帷幄,多方筹划以期有效应对武汉前线战局。袁世凯在复出后采取了多种措施应对时局,详见丁健的《武昌起义爆发后民众视野里的袁世凯》,《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

10月19日,袁世凯向清内阁致电,令冯国璋速赴彰德以面授军机要事。10月21日,清廷谕令“军咨府正使副都统冯国璋著迅赴彰德筹商一切” [5](107)。10月23日,冯国璋抵达彰德,与袁世凯筹商前线军事部署。紧接着,袁世凯拟定了应对时局的办法,令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迅即赶往武汉前线,妥善统筹军务,先稳住前线局势;致电清廷要求组建第二军,令段祺瑞为总统官,迅速增援武汉前线,与第一军武汉前线会合,用优势兵力反攻,以扭转战局。[3]为了改变扭转前线不利的军事形势,袁世凯要求海军在江面上对民军进行武力袭扰,并责令冯国璋妥当筹备军务,安抚军心,以备反攻。10月25日,袁世凯应对前线局势的各项办法获得清廷认可,“著即照所拟办理,迅筹布置,以图进取”[6](120) 。

清廷上谕发布后,袁世凯立即实施各项办法,将上谕转发给冯国璋和段祺瑞,要求遵照实行,并安排好自己的南下督师行程。10月26日,袁世凯向清内阁致电:“冯军统在彰待车,今晚可行。凯待明后日饷到,准初七日力疾就道,先至信阳州,稍微布置,与荫大臣接洽后,即赴前敌。所有前敌各项办法,已商嘱冯军统妥筹布置。” [3]按照袁世凯的战事安排,冯国璋在彰德奔赴武汉前线,与荫昌接手后就任第一军总统,并继续指挥对汉口的战斗。

10月28日,正值清军与民军酣战之时,“冯国璋接统第一军,驰抵大智门,进规汉口” [7](232) 。在汉口,冯国璋亲自领军对民军发动猛烈进攻,而此时黄兴亦抵达汉口督战,南北两军战斗尤为激烈。在冯国璋的严厉督促下,清军凭借火炮及机关枪的武器优势,兼以火攻,对民军构成巨大杀伤力,并占领汉口。紧接着冯国璋继续督率清军发起攻坚战,进占汉阳, 并进一步占据长江北岸,对武昌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

为防范民军的各种袭扰,冯国璋命令第六镇统制李纯驻守汉阳,率领所部官兵守护好各自阵地,加强联络警戒,以备不虞。在11月27日晚间,约2000余民军携带四尊土炮进入黄陂县城,布置工事,用土塞门,凭墙而守,只留东门进出。冯国璋命令混成第十九标统带施丛滨率部进攻,历经苦战后占据黄陂。从此,汉阳、汉口及长江北岸,均被清军占领,民军不得不退到长江南岸,在武昌坚守。[8]民军在黄陂之役中的败退使武昌的形势更加恶化。“武昌一城如鱼游燋釜之中,大别山一弹之火,可唾手定也。冯国璋以我军既克黄陂,前后诸路皆廓清,无复顾虑,乃克期规复武昌。”[7](241)此时的武昌为民军仅存的革命基地,对于湖北军政府及南方革命党人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汉阳之战失败后,黄兴不得不黯然离开武昌转赴上海。于是,黎元洪暫时委任万成献为战时总司令,后又由蒋翊武代理,竭力守御武昌。冯国璋取得初步战果,为袁世凯和清廷赢得了相当有利的牌局。“清军因获此胜,卒取得南北议和对等资格。”[9](7) 11月28日,清内阁奏报:“查此次冯国璋克服汉阳,实属异常出力,于大局极有裨益,实膺懋赏。拟请赏给二等男爵,以示鼓励。”[7](351)

二、 不事主令:反对南北议和

其实在辛亥革命初期,冯国璋是忠于清廷,反对南北议和的,甚至因此而与袁世凯产生龃龉。袁世凯在复出之初,针对民军的办法是主剿,命令冯国璋统率所部全力进攻汉口。同时,北方局势很快发就生了变化。“乃甫经就任,而张绍曾截留军火,吴禄贞谋断后路之警已纷至沓来,项城几陷危地,至是始悟大势已去,端非一人所能挽回。虽表面强为支持,而其中已有转圜之意矣。”[10](306)于是,袁世凯利用清军所制造的军事压力,又“不欲以兵力定乱”[11](543),而是用“妥协辅之以武力”[12](102)的策略,操纵辛亥政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徐世昌曾言:“以项城才略经历,自属过人,其对于时局,言剿改而言抚,言抚进而言和,纯出于项城之主持。汉口、汉阳亦兵力威胁南方,攻占以后,决定不再进兵,只清理河淮南北一带,以巩固北方,即南京亦不派重兵往援。所有谕旨,均从宜布德意着笔,而资政院迎合民意,亦供项城之利用,经此酝酿,乃促成南北和议之局。”[5](269)袁世凯洞察局势,纵横捭阖,以政治及军事两面手段来对付南方革命党人。

在武汉前线,除了保持军事上的威慑之外,袁世凯还借助刘承恩与黎元洪的同乡之谊开展私密谈判。11月2日,袁世凯“令营务处刘振(承)恩及张彪等,致函黎元洪,招其归顺,使洋人送往。时接复书,称现开会议,一二日定局再告,语气尚恭顺,然匪心叵测,战备仍不敢懈。”[2]袁世凯对民军采取战与和两种手段,以战促和,用军事手段来赢得更多的政治利益。刘承恩与黎元洪就停战及政体问题进行多次协商,但双方之间的政治分歧难解,秘密谈判也曾一度破裂。11月16日,清廷谕令袁世凯组建内阁,“世凯将入都,复遣刘承恩及海军正参领蔡廷干渡江说黎元洪,元洪不从”[11](541) 。此时,袁世凯用和的手段达不到效果,于是策动冯国璋集结清军猛攻汉阳,以武的办法来施加压力。11月20日,即在清军全面攻击汉阳前夕,袁世凯再度遣刘承恩与黎元洪的代表孙绪发在汉口进行秘密谈判。然而,此次的谈判结果并不为袁世凯所接受。

另外,袁世凯还借助西方驻华使节来推动南北双方的接洽。清军攻占汉口后,袁世凯的南下代表与黎元洪的代表在俄领调停下进行了谈判。但是,对于俄领事调停的和谈,冯国璋认为对民军有过多偏袒,而对清军不利,极力请缨再战。随后,冯国璋率军猛攻汉阳的民军,双方间的战斗激烈异常。冯国璋策动清军勇猛作战,对民军构成巨大的军事压力,最终占领汉阳形成了对武昌的军事威慑,并对革命党人予以沉重打击,使武昌无险可守,为袁世凯再启南北和谈制造了相当有利的态势。于是,“黎元洪等知以武力北进,不能取胜,更恐武昌难保,遂与清廷内阁袁世凯密商议和”[8](684) 。可以说,冯国璋在武汉前线取得的军事优势,是促成南北和谈再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冯国璋并不支持袁世凯主导的停战和谈。据张联棻回忆,在汉阳之役结束后,清军尚在修整之时,冯国璋“除一面电清廷报捷外,一面布置下一阶段的军事作战计划,准备乘胜进攻,一鼓渡江,再取武昌,收复武汉三镇的整个区域” [8](687) 。冯国璋乘势攻打武昌的要求,与袁世凯谋取和谈的宗旨相悖。“当官军夺据汉阳后,前敌将士急欲直攻武昌,项城连电止战,始开和局。”[11](548)对于袁世凯开辟的和局,冯国璋多有不满,又无法阻止,只得向清廷请缨独自领兵再战民军。据后世者回忆:“他开始怀疑袁别有用心,就亲自入京,托人向隆裕太后启奏,要求拔给饷银四百万两,愿把平定‘叛乱的任务独自承担起来,无须依靠袁的力量。”[13](75) 12月1日,冯国璋致电清廷,主张武力夺取武昌,“现正布置渡江一切……国璋专顾前敌,自不难一举扫平,而后患亦可永绝,刻正进图,仍候钧示。”[7](357)此时,英驻汉口总领事正在调停,南北双方谈判代表也在详议停战协定条款。在此敏感时刻,任何的军事冲突都必然破坏即将达成的停战协定,于是“袁世凯于12月1日电告冯国璋将军停止清军渡江进攻武昌”[14](207) 。

袁世凯对冯国璋的自我主张颇为忧虑,派遣心腹劝说冯国璋:“革命党一旦反攻过来,你打算怎么办?”冯说:“我只有尽忠报国,不知有他。”袁世凯第二次又派人劝说冯国璋:“天下纷扰,你不要固执己见,倘时机到来,你也可酌情行事。”冯说:“我意已执,请勿多言。”[15](181)面对各种劝说,冯国璋不为所动。此时的冯国璋只专注于军事领域,缺乏政治眼光,求战心切,成为袁世凯推进南北谈判的障碍。为此,袁世凯不得不撤换第一军总统官。“未几袁世凯果下停战令,并解冯国璋兵柄,以段祺瑞接统其军,君子是以知时局为之一变而不可复为矣。”[7](241) 12月9日,袁世凯将冯国璋调回北京统领禁卫军,而以段祺瑞接统第一军。

12月14日,冯国璋移交第一军总统关防,并于17日“由汉返抵北京”[16],随即寓住在那拉胡同。此时,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的南北和谈既有唐绍仪与伍廷芳的公开谈判,又有廖宇春、夏清贻等人在南北间多方穿梭的协商与劝说。最终北军与南军达成共识:袁世凯倾覆清廷,实行共和,并举袁氏为大总统。无疑袁世凯要以民主共和制取代君主共和制,需要得到全体北洋军人的鼎立支持。然而在北洋内部尚有部分军人不支持共和,如冯国璋、王士珍及张怀芝等人。1912年1月1日,廖宇春“偕孔君见禁卫军冯军统,详述南行密议情形,并将日记呈览。彼此辩论国家存亡问题,历数时之久。冯曰:‘我总疑革军不能成事,现在各处秩序紊乱已达极点,一班佻达少年,意气用事,各争权利,势必自相残杀,终招外人瓜分而后已,名为共和,实较专制为烈。即如此次议和,必令官军退出百里以外,公理何在?”[10](324)虽有廖宇春等人的多方劝说,冯国璋还是难改主战之意。

冯国璋的主战之策是袁世凯开辟和局的阻力,却给满清贵胄带来了希望。1月19日,清朝皇室在养心殿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国体问题。在会前,载泽对溥伟说:“昨晤华甫,彼谓革命党甚不足惧,但求发饷三月,能奏功。少时你先奏知,我再详奏。”早八时,御前会议正式开始。溥伟对隆裕太后奏报:“乱党实不足惧,昨日冯国璋对载泽说,求发饷三月,他情愿破贼,问载泽有这事否?”载泽回答说:“是有。冯国璋已然打有胜仗,军气颇壮,求发饷派他去打仗。”隆裕太后回复:“现在内帑已竭,前次所发之三万现金,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就是打,也只有冯国璋一人,焉然有功?”[11](112-113)由此从辛亥全局来看,冯国璋的举止并不能改变南北和谈的大势,却在很大程度上对和谈制造了障碍。

要实现南方提出的推翻清廷,达成共和的要求,袁世凯就需要获得北洋集团的全力支持。但是,南北和谈不仅有北洋内部的阻力,还有宗社党的反对。1月22日,外间“闻冯国璋向内廷要求军饷六百万,并声明已派员前往河间招募精壮二十营,以备战斗。”[10](335) 23日,宗社党致信袁世凯,反对求和,并厉言威吓,“愿与阁下同归澌灭”。“是日袁内阁特邀荫昌、王士珍、姜桂题、冯国璋诸人密议大计。冯主战,王附会之,姜似不愿战,而荫则主和。袁内阁太息良久曰:‘诸君既不避劳,惟有战耳。遂颁各军整备再战之通电。” [10](383)面对冯国璋等人的主战声音以及其他势力的阻扰和破坏,袁世凯的和谈目标一时间难以达成。在多方的反对和夹击之下,“项城出于不意,仓皇失措……而主战派意气激昂,几难制止,仍拟具奏辞职。”[11](549)

在袁世凯的提携和重用下,冯国璋步步高升,成为清廷赖以倚重的军事将领。冯国璋是北洋集团的骨干力量,为何要反对袁世凯主导的南北议和?

首先是冯国璋浓厚的忠君观念不利于审视大局。作为军事将领,冯国璋只注重于军事解决问题,而缺乏明察政局变幻的眼光。岂知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军事斗争需要周全的准备。从当时武汉前线的形势看,清军确实占据军事优势,但是也缺乏军饷及后续增援。冯国璋简单地认为用武力就可以解决时局,却没有体察到在辛亥政局中各种政治力量的角力。冯国璋的积极主战,是受自身的忠君观念所驱使。他曾经担任过贵胄学堂总办,与满洲贵胄集团的关系较为和睦,又因军功被清廷授予二等男爵,更強化了这一忠君观念。恽宝惠曾谈及冯国璋获得封赏后的表现:“他在汉口的第一军司令部里奉到电旨,就情绪十分激动地和他的秘书刘宗彝等人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也封了爵啦!这实在是天恩高厚,我一定要给朝廷出力报效。他边说边激动地流出了热泪,等到话说完了,竟自感动得大哭起来。也就由于他的这种情绪支配,所以曾经三番五次地打电报给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17](861)冯国璋向袁世凯积极请战,就是想挟战胜之余威,以期早日攻克武昌,报效朝廷。冯国璋的主战言行对袁世凯的主和大局多有窒碍。袁世凯曾派多人来劝说冯国璋,但他却说“我只有尽忠报国,不知有他”[15](181),表现出较强的忠君观念。

其次是强烈的功利意识使然。冯国璋立功心切,欲成就盖世之勋,正欲毕其功于一役之际,却为袁世凯所阻,也会使他心有不甘。冯国璋相继占领汉口、汉阳,急欲攻占武昌,俨然胜券在握。12月9日,在汉口大智门车站前敌司令部,作为南北和谈的北方代表冯耿光与冯国璋相晤,商议武昌形势。随后,冯国璋派参谋人员陪同冯耿光在汉阳龟山查看武昌。回来后,冯国璋对冯耿光说:“你都看见了吧,民军败退以后都已向上游四散,武昌民军寥寥无几,我军又将两岸大小红船全部调集北岸,长江随时可渡,武昌唾手可得。如要议和,我看最好让我先克复了武昌,三镇在握,再同他们城下议和,岂非必操胜筹!此种情况,我已屡次电告宫保,宫保却对此事始终没有答应,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真揣摩不透。老弟,你知道不知道?”[17](314)冯国璋想建立不世之功,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意识,而对袁世凯的谋和策略缺乏深思熟虑。冯国璋进攻武昌的要求,屡次被袁世凯所拦。就在12月9日当天,袁世凯突然更换清军第一军总统官,“而冯国璋新立功汉阳,被召归,尤棼愤思战。”[11](546)冯国璋有过强的功利意识,“以不得进攻武昌,成就其盖世之勋为恨,遂有意反对,鼓吹开战。”[11](549)

最后是冯国璋认为自己为袁世凯所驱使反被欺骗,亦有愤懑之意。袁世凯之所以秘密开展南北和谈,在于“项城之权,全由保护满廷而得,既已显膺重寄,即不能不故作声势,以掩众目。一旦而欲反其所为,万无此理。且贵族虽已引避,挟制之习未除,项城势处两难,动辄得咎……” [10](306)袁世凯洞察大势,对民军的策略逐渐由主剿向主抚转变。为力避清廷及守旧势力的阻扰,袁世凯授权袁克定秘密联络南方革命党人,遂有朱芾皇密赴武汉之行。正值武汉战局紧张对峙时,潜赴武昌的朱芾皇被清军以间谍之名所拿。于是,袁克定致电冯国璋,“朱君生还,如弟之脱死也” [19](89)。至此,冯国璋“才知道朱芾皇此人是如此的重要,和我研究结果,派出宪兵一连,乘火车一辆,将朱芾皇押送到彰德,交与了袁克定。”[9](686)冯国璋没有想到袁世凯会秘密进行南北和谈,经过朱芾皇之事,“冯这才了解到袁的真意是‘不打,也就不再自告奋勇了。但是,袁的内心到底是怎样的,据张联棻说,冯在当时还不十分了解。也就由于这个缘由,所以袁才让他的另一个忠实助手段祺瑞接统了第一军而把冯从前线调回来,安排他接任察哈尔的都统。”[17](860)回京后的冯国璋获悉内幕,感慨“吾为竖子所绐,大事去矣!”[7](234)袁世凯对冯国璋确有意隐瞒与防范,“袁公假太后谕,命公停战回京统领禁卫军” 。而冯国璋也感受到自己受到欺骗,“公至始悟其欺,惟以保卫皇室位己任”[20](5),对南北和谈更有抵牾。

三、 转变政见:支持共和

辛亥政局演变错综复杂,多种政治势力相互交缠,互相竞力。“辛亥年底清廷之宣布共和,其枢纽在袁项城,为众所周知之事实。袁氏后虽为国人所弃,但当时兵不血刃转移大局,其中亦煞费经画。”[21]袁世凯能够操纵辛亥政局的关键是有北洋集团的全力支持,特别是北洋武备派势力的忠心拥护。在辛亥政局的多方博弈中,袁世凯能够最终胜出,与冯国璋能够改变政治态度,由忠君转向共和也有关联。

回北京后的冯国璋在政治态度上没有变化,仍是一意主战,反对共和。“当冯国璋回到北京后,因感于自己打了胜仗反被调回,段临阵脱逃反受上赏,愤怒填胸,闭门谢客。段在保定通电响应共和后,即派靳云鹏代表自己到冯宅要求见面,冯不知袁的翻天覆地手段,反而大骂靳云鹏,指斥他出主意响应共和,其实是明骂靳暗骂段。”[18](180)冯国璋主战态度坚决,对袁世凯谋取和局有不利影响。在南方提出宣布共和、清帝退位、举袁为大总统的保证后,袁世凯便多方运筹全力促成北方各界支持共和。

1912年1月16日,为促清帝退位,袁世凯向清廷上奏《请速定大计折》,指出“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别无异议。”针对部分王公贵胄坚持主战的要求,袁世凯指出:“若激励将士,勉强一战,财赋省分,全数沦陷,行政经费,茫如捕风,搜讨军实,饷源何出?……常此迁延,必有内溃之一日。”因大局如此糜烂,袁世凯认为仅靠武力是无法解决,而且也极易引发外来的干涉,况且“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于是,袁世凯向隆裕太后提出,应由清皇室讨论清帝是否退位,“独至帝位去留,邦家存否,则非总理大臣职位所能擅断……伏愿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策,以息兵祸而顺民心。”[22](259-260)袁世凯的《请速定大计折》,其实就是将清帝退位的要求公开化。

1月19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隆裕太后召集王公大臣商定国体,载沣、奕劻、溥伦等支持共和,而溥伟、载泽及载涛等人则坚决反对。针对满洲贵胄反对共和的态度,袁世凯策动北洋军人对清廷施压。于是“越三日,遂有段祺瑞等通敌请退政之电,人心大震”[23](58) 。清廷处于北洋军人和民军的内外夹攻,对共和态度有所转变,隆裕太后在1月30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逊位。辛亥革命的具体结局,严格说来,既不是民军用武力将清廷推翻,也不是通过南北和谈达成协议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而是清廷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之下,被迫让位交权,以换取对皇室皇族和旗人的优待条件。详见桑兵著《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8—185页。御前会议作出清帝逊位的决议是辛亥政局由战争转向和局的重要标志,对南北各方势力均有重大影响,对具有忠君思想的冯国璋更是重要一击。关于冯国璋听到清帝要逊位消息的反应,恽宝惠曾回忆到:“当这个消息传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和张联棻、赵俊卿等几个人正在煤渣胡同冯的家里。当时,冯就用感叹的口吻和我们说:‘唉!皇族甘愿退让,我们今儿还给谁打。这样看来,大清国的江山就算完啦!”[17](863)清廷决定逊位使冯国璋主战言论失去了目标和意义,加速了冯氏思想上从忠君向事主的转变。

实际上,冯国璋虽有心主战,但是他的主战论调无法实行。“据闻国璋初回北京时,犹欲向世凯力陈可战,迨见袁世凯,知其别有深心,乃不复强聒,而密谒隆裕,自告奋勇,请发内帑数百万,以作军饷,仍愿督师前敌,并谓作战确有把握,惟望隆裕独断独行,勿使内阁与闻。隆裕为之动容,国璋更再三叮咛而出。翌日世凯晤国璋,顾之微笑,国璋大惊失色,知所图失败,已固非世凯敌手也。时隆裕已入世凯彀中,其宠阉小德张为世凯收卖(买),其一举一动,世凯莫不洞悉,一闻此事,略实手段,稍费唇舌,立即打消矣。国璋无所施其技,然后勉从世凯所遣说客之劝告,赞成共和,不再言战。”[21]冯国璋回到北京后仍思主战,并曾向清廷秘密请战,但是其所作所为均在袁世凯的监视之下,冯氏主战之言行遂无法实施。

另外,满洲贵胄不仅没有能应对时局的人才,而且缺乏主战的信心及力量,都进一步削弱了冯国璋主战的意志。虽然,冯国璋在忠君思想的驱使下愿意为清廷奋力一搏,但是,清廷内部对是和还是战分歧严重,而王公贵胄大多安享尊荣,主战派的声势微弱。满清贵胄大多无能,主战意志尚且不坚,于是冯国璋的主战决心也逐渐松弛。“十二月辛丑,党人彭家珍以炸弹击军咨使良弼,创甚未几死,亲贵愈气沮。时冯国璋迫于大势,已屈于众议,弗主战,日为禁卫军讲演共和也。”[11](550)

更关键的是,冯国璋由忠君转向忠于袁世凯,是来自于北洋集团内部的多方劝说。在冯国璋被撤换第一军总统官前夕,即1911年12月7日,廖宇春致函冯国璋的第一军秘书长陈紫笙,要求其极力劝说冯国璋赞助共和,“老友与大树亦道谊交,何不乘间进以危言,能于此时上书枢府,密陈危亡大计,请皇上效法尧舜,俯顺民情,以揖让而布共和,事成则为首功,不独前嫌尽释,即天下后世,饮水思源,有不颂德歌功,馨香祷祀者哉。”[10](312)第二天,廖宇春、孔庆塘及夏清贻等人相聚并形成共识,“大抵吾策须求王、冯、段三公之赞成”[10](312),于是廖宇春与夏清贻往汉口游说冯国璋、段祺瑞等人。在冯国璋回到北京后,廖宇春等人的轮番劝说活动一直在跟进。从1911年12月15日至1912年1月7日,廖宇春等人反复做冯国璋的思想工作。在廖宇春、孔庆塘及夏清贻等人劝说下,北洋将校赞成共和者已达两百余人。1912年1月10日,为了促成北洋将士同为一气,靳云鹏前往冯国璋處再行劝说:“望公勿以一人生死为念,当以国家存亡为念。” [10](329)此时,冯国璋的思想在忠君与共和之间游移不定。据夏清贻的回忆,至1月13日,“冯初不赞成,经少游、文池、翼青三人尽力解说之后,已允不反对” [10](353) 。在廖宇春等人的多番劝说下,冯国璋对共和开始有了初步了解,但是还有思想上的诸多顾虑。此时,尚有一些满蒙王公在拉拢冯国璋,而且冯国璋回报君恩的观念也并未完全消除。然而,辛亥政局的变化使冯国璋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处于两派势力的拉拢中,冯国璋的心理有了较大的矛盾,“冯于此时,一方面感谢袁平素知遇提拔,不能毅然反对,一方面又怵于己身处境之困难。……而冯更觉到此处两面夹攻,亦深感有些进退维谷。”[24](35)面对清廷大势已去,冯国璋对于维护清廷的愿望逐渐消失。袁世凯是信任和重用他的“恩主”,经北洋同仁的极力劝说,冯国璋在矛盾的心态交织中,最终选择忠于袁氏。

2月6日,段祺瑞联合大多数北洋将领通电要求实行共和,在北洋集团内部反对君宪实行共和已经成为主流意见。大局至此,亦难以靠个人力量来扭转。此时的冯国璋作为“北洋集团中反对议和的少数派逐渐服从于主流派”[25],在思想上开始转向支持共和。在段祺瑞等人通电后不久,清廷召开御前会议,溥伟等人反对皇帝退位。皇帝不退位,南北和谈必然会演变成为内战,流血冲突不可避免。此时的冯国璋经廖宇春等人的游说,特别是受其幕府的劝说,开始“赞成共和,日日向禁卫军将士演说,多方劝导,大有倾向之意。”[10](340)冯国璋放弃了对清廷的幻想,与姜桂题共同反对溥伟等人的做法,“军士同是中国人,若再开战,是同胞互相残杀,为兵者虽多粗汉,然亦何忍出此。某等所希望的,即在和局早成,拯救百姓,于愿已足。”[26](359)

同时,南方也极力劝说冯国璋转向共和。在清帝即将宣布退位前夕,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陈晋就曾致电劝冯国璋赞成共和:“总之,事至今日,为大局计,为满人计,为个人计,均不能不赞成共和。”接电后,冯国璋向陈晋复电表示赞成共和:“江电悉,报纸登载不足信,改革政治案所赞成,但我所持正大以保秩序为宗旨。政体解决后,当从公论,绝无反对之理。”[27](99)于是,就有了“孙总统电告北方将士,劝其反正,一时如冯国璋、张怀芝、姜桂题等,皆有复电,赞成共和,惟要求优待皇室。”[10](342)此时,冯国璋明确赞成共和,对于袁世凯全面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冯国璋在思想上经历了一个艰难抉择的过程,最终实现了由忠君转向共和,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辛亥大局中,冯国璋面临忠君与事主的两难抉择。面对辛亥大局的变化,在北洋集团内部多方劝说下,冯国璋顺应时势,抛弃了对腐朽清廷的不切实际幻想,转而在行动上坚定地支持北洋集团的宗主袁世凯,为稳定北方局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冯国璋虽然赞成共和,但对清廷的感情还在。作为禁卫军总统官,冯国璋是维系北京局势安危的重要责任者。同时,冯国璋和段祺瑞都是支持袁世凯实现共和的重要力量。此时的冯国璋不惜以武力为后盾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极力为清廷争取更好的优待条件。2月8日,冯国璋领衔北洋等六十将领致电伍廷芳,支持袁世凯要求增加优待条件的要求。[28](215)众所周知,要实现辛亥和局关键在于解决两大问题:其一是对袁世凯的政治安排,其二为对清帝及满蒙王公的安置。南北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在清帝退位后立即共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在袁世凯的要求得到满足后,解决辛亥时局的最紧要之处便是南北双方要拿出优待清皇室的条件。在协商中,冯国璋等人成为袁世凯的后盾,为了能够争取更多优待清廷的条件,对南方多有恐吓之词。

在清帝退位问题上,面对北洋军人的压力,南方的回应非常审慎。2月9日,民国代表伍廷芳将最后修正之优待清室条件电告袁世凯,“逊位”一词改为“辞位”,并申明其余无可更改。[28](216)2月10日,袁世凯召集内阁各部大臣及近支王公会议,讨论并最终接受了南方关于优待清室条件的修正案。2月11日,隆裕太后接纳了南方修正案中有关的清室优待条件,决定清帝退位。2月12日,清廷正式宣布:“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11](183),“清太后诏授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清室遂逊位” [11](551)。至此,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妥协,“辛亥革命共和告成,开数千年未有之局”[29](前言19) 。

袁世凯能够操纵辛亥政局进而成为最大的赢家,实现清帝退位而保持政局稳定,既在于其谋略得当也在于善于用人,尤其得益于能够充分地发挥冯国璋的独特作用。袁世凯调冯国璋任禁卫军总统,既可以消除冯对南北和议的干扰,还能利用冯国璋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在清廷对冯国璋调授察哈尔都统又予禁卫军总统之任的当日,袁世凯致电冯国璋,要求“依旧训勉驻汉前军,严加防守,俟另简接替公任者有人,听候阁电再行回京” [30]。并且告诫冯国璋要“切嘱军官将士深体朝廷之倚重公总统禁卫军之深意,用固军心。”[30]在南北和议大局已定后,袁世凯所关注的重点便是要力求掌控北京的局势,这就需要冯国璋来有效地控制禁卫军。袁世凯也对冯国璋任禁卫军总统官给予了厚望,“现在禁卫军交代在即,关系更巨,一切军纪须待筹画,务望迅速来京,以重职守”[30] 。禁衛军是清廷编练的一支以满人为主体的现代化新军,负责京城的安全护卫。禁卫军一开始就反对共和,是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的巨大障碍。因此,如何有效地控制禁卫军,就成为袁世凯必须要面对的重要挑战。此前禁卫军是由载涛掌控,反对议和的态度坚决。袁世凯要掌控禁卫军,首先是要找到一个既忠诚于己,又能为清廷所接受的人。无疑,冯国璋是北洋集团中能够有效统领禁卫军不二人选。“冯以汉人统禁卫军,实因曾为陆军贵胄学堂总办的关系,及汉阳之役又封二等男爵,王公满族以其效忠清室,极信赖之。”[31](119)冯国璋对清廷具有较高的忠诚度,与满洲贵胄有所交谊,但是“冯是袁一手提拔起来的他的一个忠实助手,到了要紧的关头,冯是不会对他变心的”[17](861) 。回京后的冯国璋未负所望,没有出任察哈尔都统之职,而是直接前往统领禁卫军。

在南北和谈的关键时刻,清帝能否顺利退位,禁卫军的政治态度无疑十分重要。在南北双方磋商条件洽定后,议和条件却迟迟没有发表,其中的一大关键因素就在于禁卫军的坚决反对。由于“禁卫军意图反抗,恐秩序扰乱,牵动外交”[10](343),而袁世凯“固不能调前敌之兵,喋血京师,且亦无以维持北方之威信”[24](4) 。如何应对禁卫军的反对所造成的困境,是袁世凯面临的颇为棘手的难题。袁世凯能解决如此难题,就在于冯国璋有效地化解了禁卫军带来的一系列风波。冯国璋有力地掌控了禁卫军,维护了北京局势的基本稳定,帮助袁世凯促成清帝退位,最终达成辛亥和局。

首先,冯国璋组建禁卫军司令处。冯国璋到达北京后,立即以原第一军司令部的班底组建禁卫军司令处,如参谋长刘恩源(后为张联棻)、副官长赵俊卿、秘书长恽宝惠、军需处长铁忠(后为张调辰)、军械处长熊炳琦、军法处长王金绶、军医处长纪书元。[17](862)冯国璋以自己的手下军官重组了禁卫军指挥部,取缔了原来的禁卫军训练处,在组织上全面接管禁卫军。

其次,冯国璋努力为旗民安置谋求有利条件。禁卫军的大多数是来自于满人,他们反对共和其实也是担心在实行共和后的旗民生计没有保障。在和谈之初,南北双方关于清帝优待条件中缺少安置旗民的条款。在北方与南方的多次往返协商中,冯国璋曾极力为旗民生计鼓与呼,最终在公布的优待清室条款中有“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11](186)之保证。冯国璋前后为旗兵的生计多次奔波,积极争取相应的优待条件,获得了禁卫军的感戴,为和谈成功奠定了基础。

最后,冯国璋巧妙地化解了禁卫军风波,促成禁卫军支持共和。按照袁世凯的要求,冯国璋多次劝说禁卫军的行动起到了效果。1912年2月5日,莫理循报道说:“没有必要关注来自山东和安徽两省的小冲突。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的战斗了。因为接替郡王载涛军统职务的汉人冯国璋将军,已说服满人军队接受并拥护讨论中的退位条件。”[32](166)禁卫军的一部人是由汉人组成,他们在冯国璋劝说下很快转向共和,但是禁卫军的大部分是满人,他们的思想一时间难以转变,无法接受共和,成为达成辛亥和局的障碍。1912年2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开优待清室修正案,并明言清帝按期退位,否则就将大举北伐。在和局的到来前夕,战端的阴云并未消散。此时,化解南北战端再启的关键就是要劝说禁卫军全体赞成共和。2月10日,“及时期已迫,无可推延,冯乃亲赴军司令处广场,召集全军官兵,自登高桌,向众高声宣布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及优待满蒙条件,内有禁卫军额数俸饷仍如其旧之语,云非此不能保全皇室,并任众发言质问。冯说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尊号仍存不废,让权不让位,两宫保全,及禁卫军待遇皆担保到底;无论个人调任何职,必仍以禁军自随;并声明自己决不与革命党往来,倘发现言行相违之处,准许本军之人随时枪杀,不许家属报复。又命公推两人跟随出入,当场推出正目福喜、德禄两人,冯立即派为副官,各给马一匹、手枪一支,随同进城,于是此一场大风波,乃得平安度过。”[31](120)在辛亥和局能否实现的关键时刻,冯国璋挺身而出,用真情和智慧破除了禁卫军的深切忧虑,促成禁卫军赞成共和,为安定北京局势,实现共和发挥了独特作用。对于冯国璋在辛亥政局中的历史评价,后人有言:“若非项城袁氏主持于上,冯、段二氏主持于下,则清室退位之诏,不能遽下,而汉阳之役,民军已溃败四窜,各省且相率而解体矣,胜负未可即定,雌雄羌难遽决。天下凶凶,正不知鹿死谁手,故共和之成,袁与段、冯,功不在黎、孙、黄之下也”。[33](106)

结 语

以冯国璋为代表的北洋军人在承平时期政治上大多是沉默的,以服从军令为天职。在历史风云变幻中,他们的态度却会随时局变幻而摇摆不定,但是他们的政治态度转向却会对时局演变产生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在辛亥政局演变中,冯国璋对清廷、袁世凯及革命党人的态度均有变化。冯国璋先是忠于清廷,愚昧的忠君思想成为他判断时局的不利因素,但在多种因素的促动下,他由坚决主战逐渐转向支持共和,由忠君转为效忠袁世凯,为清帝安然退位,稳定京城局势发挥了独特作用。在辛亥鼎革百余天的政治纷争中,冯国璋的政治态度变化对时局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冯国璋是从清末军事现代化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北洋新军将领,具有亦旧亦新的思想,在处于历史的十字关口,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走向共和,无疑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这不仅帮助袁世凯顺利接掌中央政权,而且也为自己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冯国璋在政治态度上的转变不仅赢得了袁世凯的信任,也进一步加强了冯袁之间的特殊关系,从而为冯国璋在民初先后出任直隶及江苏都督奠定了基础。民初的冯国璋是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支持力量,在直隶及江苏积极维护袁世凯的中央集权统治,既努力经营自己的势力,又积极参与民初政争,进而演变成为直系军阀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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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 雪)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Wuchang Uprising, the political forces of all parties competed fiercely and fought against each other.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was unpredictable. As a core member of the Peiyang Group, Feng Kuochang was a figure that could not be ignored in this political changes. On the front line of Wuhan, Feng Kuochang used force to suppress the revolutionary army and once opposed Yuan Shikais NorthSouth peace talks.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Feng Kuochangs thoughts had also undergone a hug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main battle to the search for peace, and he had helped Yuan Shikai stabiliz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North and contributed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Xinhai Peace Bureau.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Xinhai political situation, Feng Kuochangs attitude toward the Qing court, Yuan Shikai, and the revolutionaries had changed, reflected the complexity of individual choices in the Great Change Bureau.

Key words: the revolution of 1911; northsouth negotiations; Feng Kuochang; Yuan Shik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