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网


税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2020-02-06 04:01:01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1期

冯飞鹏 卞子全

〔摘要〕 政府的税收行为会对产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力,但实证研究领域却少有研究提供了有关企业所得税影响产业发展的相关成果。文章采用“十二五”期间(2011-2015)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为考察对象,研究了企业所得税与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的关系,以检验政府经济措施对产业发展的潜在效应。数据分析表明企业税负的增加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存在抑制效应;并且与较低税负相比,较高税负具有更高的抑制效应;与对较高营收企业相比,对较低营收企业的抑制作用更强。同时税负的增加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产生抑制效应的可能渠道是,在税负增加的情况下,占比最大的产品(项目)销售收入的增长率显著地受到来自税负增加的影响,而占比最大的产品(项目)销售收入的增长率极大地影响着企业整体的销售收入增长率,通过税负的增加与占比最大的产品(项目)销售收入增长率的交互作用,会对企业整体的销售收入增长率产生抑制效应。

〔关键词〕 所得税;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影响;机制

〔中图分类号〕F8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1-0073-14

引 言

世界经济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了,全球各国都在为各自经济的持续增长费尽心力,2019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也将经济增速目标做了下调。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严峻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将采取包括诸如通过财政赤字政策和利用包括降低企业所得税等在内的多种渠道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其中税收政策措施无疑是一项重要的财政工具选择,不仅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同样也得到不少学者的热情关注。[1][2][3]在税收与产业发展关系的现有的研究中,其研究领域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理论总结形式对税收与产业发展关系的归纳[4][5][6];二是对于特定产业条件下税收政策效力的研究[7][8][9];三是一般条件下探讨税收政策对产业发展和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实证检验[10][11][12]。

政府对所得税的征收,客观来说是经济最终成果在政府与企业间的利益分配。然而,经过文献梳理,我们非常遗憾地发现目前学界却很少有对企业所得税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性探索研究。众所周知,产业的发展对经济的持续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政府经济措施对产业发展的实际效果的研究和检验,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探索性问题,它可以为政府经济决策提供重要的经验证据,以便更好地释放经济政策的应有功能。因此本文尝试对企业所得税是否影响产业发展,以及如何影响产业发展进行考察。具体而言,我们采用“十二五”期间(2011—2015)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为考察对象,研究了企业所得税与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的关系,以检验政府经济措施对产业发展的潜在效应。统计检验表明:1.企业税负的增加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存在抑制效应;2.与较低税负相比,较高税负具有更高的抑制效應;3.与对较高营收企业相比,对较低营收企业的抑制作用更强;4.进一步研究表明,税负的增加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产生抑制效应的可能渠道是,在税负增加的情况下,占比最大的产品(项目)销售收入的增长率显著地受到来自税负增加的影响,而占比最大的产品(项目)销售收入的增长率极大地影响着企业整体的销售收入增长率,通过税负的增加与占比最大的产品(项目)销售收入增长率的交互作用,会对企业整体的销售收入增长率产生抑制效应。

本文致力于此的原因有三:一是我们补充了有关企业所得税与产业发展研究的文献,拓展了政府经济政策与企业行为的研究视野;二是本研究考察了企业所得税影响产业发展的可能渠道,即税负的增加影响占比最大的产品(项目)销售收入的增长率,进而抑制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增长率,这对人们更为清晰地理解税收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有益帮助;三是我们的研究表明,不同税负程度和营收规模的企业,对税负的敏感性存在差异,这为政府更好地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实证支持。

一、 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税收是否影响产业发展,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证问题。从理论上说,税收增加不利于企业投资能力的提升,因为增加了成本,降低了企业投资的动力[13][14]。此外,增税也会提高企业税负,减少企业的税后盈余,不利于加快企业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的进程,从而降低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15]。在实证领域,近期的研究热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一些实证研究检验了消费者对价格和税收的敏感性,并试图避免政府的征税。Poterba[16]和Besley和Rosen[17]发现,企业所得税较高地区的价格水平比所得税较低地区的高。Agarwal等人[18]发现,居住在国界附近的购买者在企业销售纳税存在正差异时,通常会在邻近州购物。Agarwal等人[19]表明,消费者在所得税优惠期间增加了购买量。Chetty等 [20]通过一个实验情境的研究发现,当企业所得税大幅上升时,会抑制消费者的购买需求。

此外,一些研究还探讨了在线零售商特定背景下对所得税的敏感性[21]。研究人员发现了在线购物者对于本州外商家的强烈偏好,因为这些商家并不缴纳企业所得税。而且在线购物者确实对所得税很敏感,当他们发现卖家来自同一个州且要缴纳所得税时,就不太可能从那里购买商品了。Baugh等人[22] 从实施“亚马逊税”的证据,发现在线零售商通过不缴纳所得税,保持了比实体零售商更好的价格优势和销售时间,并检验到生活在美国东南部各州的家庭,对被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亚马逊在线商品的购买量减少了。

据美国人口普查显示,过去十年,网上零售交易量大幅增加,2006年网络销售占零售总额的2.5%,2016年已上升为7.7%(从2015年第2季度到2016年第1季度,四个季度的销售额为3540亿美元)。许多因素促成了网络销售的增长,其中一个因素是,华盛顿州外的网络零售商不缴纳企业所得税,这通常给了他们一个价格优势。包括亚马逊在内的不需要缴纳所得税的在线零售商无疑都享有价格优势,与州外的图书零售商相比,那些缴纳所得税的商户将处于严重的竞争劣势。另一个可能有助于客户从规避所得税角度转移到其他零售店的因素是网上购物的低搜索成本。当经济处于萧条状态时,美国州政府已经开始对销售下降的问题更加关注,当所得税提高时,网上零售额则会增长。这种对网上销售征税常常是基于对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助于恢复当地商业和就业机会的考虑。美国州立法机构最近的趋势是对互联网零售商,特别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亚马逊,强制征收所得税。因此,我们假设所得税的引入将导致企业销售额增长的下降。

于是我们提出假设H1: 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增加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存在抑制效应。

中国自2008年1月1日起两税合并实施后,在税收征收时,“不同行业的有效所得税税率是不相同的,导致价格水平相差较大。”在两税合并后,企业所得税的一般税率下降为25%的比例税率,而原《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企业一般所得税税率是33%。同时还有两档优惠税率,全年应纳税所得额3~10万元的,税率为27%;应纳税所得额3万元以下的,税率为18%。特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税率为15%。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0%,另有3%的地方所得税。新所得税法规定法定税率为25%,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一致,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为15%,小型微利企业为20%,非居民企业为20%。

目前企业所得税税率在全球范围内已不断下降,其中大部分是西方国家针对各自本籍(即在国内注册成立的)跨国公司把自己所产生的大部分应税所得业务迁往境外的应对之策。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公司无需支付企业所得税,而还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公司要把企业利润的三分之一上交给政府[23]。一般而言,购买者将通过避免对此类购买征税而获得最大的节余,因征企业所得税导致购买量的下降对于更大的购买者更为明显,这表明家庭特别有可能参与网上购物,以避免因大额购买而缴纳所得税。此外,许多享受低税率大的竞争对手大多都是产品范围比高税率企业更为广泛的公司,如沃尔玛等。由于企业所得税的实施,亚马逊的直接竞争对手之一Newegg在销售上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幅上涨。在2012—2015年间,平均而言,Newegg的销售额增长了13.0%。同时,从亚马逊购买的零售品在被试家庭样本中的份额有所下降,这种影响主要是征收较高企业所得税由大量亚马逊购物者推动的[24]。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H2: 与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税负相比,较高的企业所得税税负具有更高的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的抑制效应。

不同的营收规模的企业可能对征收企业所得税具有不同的反应。当所得税存在的时候,更高的税收降低了企业风险项目的预期利润,而不是安全项目的预期利润,因为政府在企业所得中的份额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这对营收额小的企业,影响更大。而营收大的企业,可以通过改变其运营周期和降低研发风险,从而降低税收增加的负面影响。我们将这种不对称追溯到债权人对风险承担的限制。首先,银行融资缺乏理性预期均衡的反馈效应。由于缺乏价格信号,银行可能继续资助现有公司,即使项目的回报率为负。因此,正如贝克和莱文[25]认为的那样,银行金融体系可能会抑制外部融资的有效流动到营收小的项目。其次,营收小的公司用以支撑债务的内部现金流量,往往是不稳定和有限的[26],这导致资产的有限抵押品价值大大限制了债务的使用[27],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银行倾向于给营收大的公司进行信贷融资。而外部融资的可获得性对行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些行业往往会增长得更快[28]。因为融资便利的企业,可以投资短期项目,也可以投资于提高生产力的长期项目(如:R&D投资 )。

短期项目面临的是总生产率冲击,而长期创新项目的完成则受到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如果在过渡期间不进行再投资,这样的项目就不能带来产出和知识的增加。然后,可以使用从短期项目的收益和/或通过资本市场借款来满足再投资需要。然而,由于信贷市场不完善,行业中部分企业只能通过留存收益来满足自己再投资的需要。于是,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增加,对那些更受融资约束的行业的增长率产生更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更多信贷约束的企业中,较高的波动性会阻碍长期增长和投资的增加,导致低增长[29]。

税收是政府用于影响经济的最重要工具之一。税收影响经济活动的许多方面,从个人的劳动力供应、消费和储蓄决策到公司招聘、选址和资本投资选择。增税将使风险项目的预期利润比安全项目的预期利润减少更多。所以,营收大的企业,将通过减少收入波动性来回应增税。由于一个产品被征收的企业所得税金额与其价格成正比,因此随着销售规模的增加,特别是在假设某种固定搜索成本的情况下,客户难以找到其他替代品。而且营销规模大的企业相比于营收规模小的企业,产品种类更多,其中包括通常营收规模小的企业不提供的产品,无疑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首先,这些通常都是大宗采购,这让需求者难以找到一个好的替代品。第二,这些产品品牌对消费者来说可能更重要,它代表一种质量品质和信誉,需求者难以放弃这些产品。第三,营收规模大的产品往往更为专业化加强了市场地位。基于以上观点,我们提出假设H3:与较高营收企业相比,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增加对较低营收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率的抑制作用更强。

二、 研究样本与变量的统计描述

(一)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1.樣本期间选择及其原因。税收政策往往是产业政策的重要体现形式,我们选择“十二五”(2011—2015年)为时间观察窗口。之所以不选择“十一五”期间的数据,主要是鉴于在2006—2010年间,先是遇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随后中国政府“四万亿”改变了既定的调整与转型的现实目标。因此,本文着眼于“十二五”,旨在确保经济政策计划与执行的统一。

2.样本来源与选择。旨在研究企业所得税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本文基于企业所得税对企业销售收入影响的证据,采集了 2011—2015年(“十二五”)沪、深证交所A股的上市公司样本,并得到CSMAR与Wind的数据支持。其中,我们对连续型变量极端值在1%和99%分位数上做了winsorize处理。为稳健起见,本文去掉了以下数据:(1)金融行业样本公司,(2)公司 IPO当年样本,(3)信息不全的公司数据,最终形成4361个样本公司年度数据。

(二) 主要变量定义

由于本文以企业所得税对企业销售收入影响为主要实证数据,因此,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并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我们设置了以下变量:

1.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_sale),我们参照饶品贵、姜国华[30],Aghion等人[28]的方法用企业本年度比上年度销售收入的增量/上年度企业销售收入产业的微观发展状态。

2.所得税税负,我们采用Mukherjee等[15]、黎文靖等[31]与Ljungqvist[23]的方法,设置了以下指标加以衡量:(1)所得税税率(rtax),即中国企业在2008年1月1日两税合并后所执行的企业所得税税率;(2)所得税负担(btax),即企业应交所得税占企业利润总额的比例,表征企业所承担税收负担的严重程度;(3)所得税增长率(grtax),即企业本年度应交所得税税收增量/上年度的应交所得税税收总额,用来衡量税负的动态变化。其他控制变量的定义,及以行业、年份作为的虚拟变量等,详见表1。

(二)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样本数据主要是“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共搜集到4361个上市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但由于有的公司数据不全,所以在我们的描述性统计中会有缺失数据(非平衡面板),具体描述性数值详见表2。

在销售增长率(growth_sale)上,其均值为13.22(%),极差为158.3(%),这显示出企业销售增长率的个体差异非常大。同时,全样本的所得税税率(rtax)均值为17.20(%),则表明平均而言样本公司所得中要被征收17.20(%)的所得税。在所有的样本中,企业所得税负担(btax)和所得税增长率(grtax),二者的均值、中位数分别为18.03(%),0.00756(%)。这说明在考察的样本中上市公司应缴所得税税负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为18.03(%),和所得税税收增长率呈略微上涨状态。可见在“十二五”期间,税收政策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一种常用工具。

三、 实证分析

为了对第二部分中提出的研究假设做实证性的检验,我们就前文所提出的三个假设,做了实证性分析考察。首先我们基于全样本考察了不同所得税税负代理变量指标下,对企业销售增长率是否存在显著影响,以检验企业所得税的抑制效应。其次,对于不同税负强度以及不同营收规模条件下,上述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再次,我们就所得税影响产业发展的机制进行了检验。

2.为了检验假设H2:与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税负相比,较高的企业所得税税负具有更高的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的抑制效应。首先,我们区分所得税税负(rtax、btax、grtax)高低不同对上述模型进行分组回归检验,观察不同组别中,核心自变量系数rtax、btax、grtax数值大小的差异,以获得当所得税税负由小变大时,由此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产生的不同影响。其次,为了检验假设H3:与较高营收企业相比,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增加对较低营收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因此,我们区分企业营业收入规模大小(sale)高低不同对上述模型(1)(2)(3)进行分组回归检验,观察不同组别中,核心自变量系数rtax、btax、grtax数值大小的差异,以获得当企业营收规模(sale)由小变大时,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产生的不同影响。其中,在下文的统计表中,各特征指标高低的标准,我们参照Aghion等人的方法[28],以各特征指标数值大于中位数为高值组,反之为低值组。H代表高值组;L代表低值组(以下同)。

3.为进一步揭示企业所得税税负影响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的作用机制,即检验企业所得税税负对企业销售收入产生抑制效应的可能渠道,我们首先将企业前五大产品(项目)的营收占比进行初步统计。其次,考察企业所得税税负对企业前五大产品(项目)销售收入增长率(grtopi,i=1,2,…,5)的不同影响,以揭示企业前五大产品(项目)销售收入增长率所受抑制效应的大小。再次,考察企业前五大产品(项目)销售收入增长率(grtopi,i=1,2,…,5)对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_sale)的作用大小,以探究不同产品(项目)对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增长率的不同效应。最后,探讨在企业所得税税负和第i(i=1,2,…,5)大产品(项目)銷售收入增长率的相互作用下,是否存在显著抑制了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增长率的倾向。统计结果表明:在税负增加的情况下,占比最大的产品(项目)销售收入的增长率显著地受到来自税负增加的影响,同时又极大地影响着企业整体的销售收入增长率。由此通过税负的增加与占比最大的产品(项目)销售收入增长率的交互作用,会对企业整体的销售收入增长率产生抑制效应。(为节省篇幅,我们在以下的统计表格中,省略了有关控制变量的数据,只列示核心变量的统计回归结果,以下均作如是处理。)

(二) 实证检验

我们对以上模型(1)~(3)检验结果等,分别呈现于表3~表5中。

在表3中第(1)~(3)列中,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_sale)对企业所得税税负(rtax、btax、grtax)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分别为-0.489、-0.0774、-5.611),即证实了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增加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存在抑制效应,即税收负担抑制了产业发展的微观基础,证实了前文所提出的假设H1。

表4呈现的是我们在按照税负强度进行分组后,就企业税负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效应的差异化检验。表4的第(1)列和第(2)列显示,当企业所得税税率(rtax)由小(Lrtax)变大(Hrtax)时,rtax的系数绝对值由小(︱-0.191︱)变大(︱-0.518︱),且由不显著变为显著。这种相似情形同样发生在btax、grtax的系数的变化上(详见表4第(3)(4)(5)(6)列)。不过(5)(6)列grtax的系数显著性不强。这基本表明与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税负相比,较高的企业所得税税负具有更高的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的抑制效应,证实了前文所提出的假设H2。

在表5中呈现的是我们在按照营收规模进行分组后,就企业税负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效应的差异化检验。表5的第(2)列和第(1)列显示,当企业营收规模(sale)由大(Hsale)变小(Lsale)时,rtax的系数绝对值由小(︱-0.395︱)变大(︱-0.784︱)。这种相似情形同样发生在btax,grtax的系数的变化上(见表5第(4)(3),(6)(5)列)。这有力地表明:与较高营收企业相比,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增加对较低营收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率的抑制作用更强,证实了前文所提出的假设H3。

为进一步揭示企业所得税税负影响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的作用机制,即检验在税负增加的情况下,占比最大的产品(项目)销售收入的增长率显著地受到来自税负增加的影响,同时又极大地影响着企业整体的销售收入增长率,通过税负的增加与占比最大的产品(项目)销售收入增长率的交互作用,会对企业整体的销售收入增长率产生抑制效应。我们将上述影响机制的检验,列示于表6~表11中。

表6显示的是按营收比例排名的前5大产品营收构成情况。其中,按样本均值计算,前五大产品营收比例总和为95.2%,即前5大产品营收占据了整个企业营收的绝大部分。并且第一大产品营收占整个企业营收比例为51.5%,即第一大产品营收处于企业整体营收的主导地位(超过一半的份额)。第二大至第五大产品的营收占比的均值分别为:22.1%、11.7%、6.64%、3.50%,它们与第一大产品的营收比例而言,均处于较小位置。同时表7和表8展现了第一大至第五大产品销售收入增长率(grtopi,i=1,2,…,5)受企业所得税影响的统计回归结果。

在表7中,因变量是第一大至第五大产品销售收入增长率(grtopi,i=1,2,…,5),自变量是所得税税率(rtax)、所得税负担(btax)。从回归结果看,只有表7第(1)列rtax的系数和第(6)列btax的系数显著为负,即第一大产品销售收入增长率(grtop1)显著受到所得税税率(rtax)、所得税负担(btax)的影响,而其他第二至第五大产品销售收入增长率(grtopi,i=2,…,5)对rtax、btax的回归系数正负不定,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种情况,同样也出现在表8第(1)列至(5)列中,即只有第一大产品销售收入增长率(grtop1)显著受到所得税增长率(grtax)的影响,而其他第二至第五大产品销售收入增长率(grtopi,i=2,…,5)对所得税增长率(grtax)的回归系数正负不定,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此外,表8第(6)列显示: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_sale)显著受到来自于前1~5大主营产品收入增长率(grtopi,i=2,…,5)的影响,其中growth_sale对grtop1的回归系数为48.20远远大于对前2~5大主营产品收入增长率(grtopi,i=2,…,5)的回归系数(分别为7.670、2.128、1.956、0.570),即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_sale)以受到来自于第一大主营产品收入增长率(grtop1)的影响最为强烈。

表9展现的是在所得税税率(rtax)和排名前1~5大主营产品收入增长率(grtop1,i=1,2,…,5)的相互影响下对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_sale)的影响。我们不难发现交互项rtax×grtopi(i=1,2,…,5)中,只有rtax×grtop1系数显著为负(-0.267),而其他各交互项rtax×grtopi(i=2,…,5)系数有正有负,且不具统计显著性。这表明税负的增加与占比最大的产品(项目)销售收入增长率的交互作用,会对企业整体的销售收入增长率产生抑制效应。类似地,相同情形也出现在表10所得税负担(btax)和排名前1~5大主营产品收入增长率(grtop1,i=1,2,…,5)的相互影响下对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_sale)的影响和表11所得税增长率(grtax)和排名前1~5大主营产品收入增长率(grtop1,i=1,2,…,5)的相互影响下对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_sale)的影响中。

在表10中,我们可以发现交互项btax×grtopi(i=1,2,…,5)中,只有btax×grtop1系数显著为负(-0.500),而其他各交互项btax×grtopi(i=2,…,5)系数有正有负,且不具统计显著性。这依然表明,税负的增加与占比最大的产品(项目)销售收入增长率的交互作用,会对企业整体的销售收入增长率产生抑制效应。

在表11中,我们同样发现交互项grtax×grtopi(i=1,2,…,5),只有grtax×grtop1系数显著为负(-2.729),而其他各交互项grtax×grtopi(i=2,…,5)系数有正有负,且不具统计显著性。这仍然表明,税负的增加与占比最大的产品(项目)销售收入增长率的交互作用,会对企业整体的销售收入增长率产生抑制效应。

综上,由表6~表11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企业所得税税负影响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的可能渠道。即在税负增加的情况下,占比最大的产品(项目)销售收入的增长率显著地受到来自税负增加的影响,而占比最大的产品(项目)销售收入的增长率极大地影响着企业整体的销售收入增长率,通过税负的增加与占比最大的产品(项目)销售收入增长率的交互作用,会对企业整体的销售收入增长率产生抑制效应。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降低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中行业技术水平特征因素的内生性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删去了高新技术企业样本,只单独考察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的样本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我们基于税收增加对企业经营中利益激励削弱的理论前提下,参考Butler 等人[33]、Kostovetsky[34]和毛其淋[35]的方法,对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分别在以资产收益率(ROA)的第一个十分位、二分位、3/4分位数区间样本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方程做稳健性检验。我们参照Acharya与Xu[36]的做法,并结合本研究实际,选择每单位资产衡量的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_a_sale)作为因变量的替代性指标,对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统计结果,详见表12~14。

在表12中因变量替换为每单位资产衡量的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_a_sale)对自变量rtax、btax、grtax的回归系数基本上显著为负(分别为-0.00121,-0.000378,-0.00341),即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增加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存在抑制效应,这一结論没有受到很大改变。

同时,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在中国常常得到较非高新技术企业要低的税率,所以我们剔除高新技术行业企业来单独考察税负增加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的影响,并以此来缓解样本的自选择的内生性影响。并且,我们也参考了Aghion[37]、宋凌云等[38]的做法,结合本文研究的实际,采用[(企业实际执行所得税税率-国家法定基本所得税税率在本文中,国家法定基本所得税税率,是指按2008年1月1日起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内资与外资两税合并实施后一般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25%),低于基本所得税税率的,即为优惠税率。)×税前利润]/企业营业收入来衡量所得税税负(△rtax)。所以我们用以上指标替代自变量重新对上述模型,进行替代性检验。上述统计结果,详见表13~14。

表13展现的是高新技术行业企业与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税率的比较,其中平均而言,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的税率为15.43%,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税率为18.35,两者相差2.92%,二者在税率上的确存在差异。

表14展现的是剔除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后,因变量(growth_a_sale)对自变量(△rtax)的回归结果。在表14中,从全样本(第(1)列)以及剔除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的样本(第(2)列)看,自变量(△rtax)的系数显著为负(分别为-0.0148,-0.0144),即分组变动后,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增加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存在抑制效应的结果并未改变。并且就子样本而言,随着Q1/10,Q1/2,Q3/4(分别为按分类指标划分的第一个十分位、二分位、3/4分位数区间样本,以下同)样本容量的逐步扩大,自变量(△rtax)的系数由不显著变为显著。这说明随着样本的扩大,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增加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存在抑制效应的显著性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详见第(3)~(5)列,并结合第(2)列,可以看出)。

因此,从表12~表14中不难看到,上述替代性检验说明,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增加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存在抑制效应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我们通过分组和回归分析得到的研究结论是稳定的。

结 论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工作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可能出现市场失灵(如无法提供公共产品、外部效应、自然垄断等)。这时,就有必要通过税收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以税收纠正外部效应,以税收配合价格调节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企业和行业的生产,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税收对需求总量进行调节,以促进经济稳定。税收作为政府的一种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有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产业发展和宏观经济的走向。例如,国家调整税率结构或降低企业所得税,一方面能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企业税务会计在多种纳税方案中通过事先筹划,合理安排公司筹资、投资、经营、利润分配等财务活动,针对采购、生产经营以及内部核算等进行合理决策,利用国家法规积极税务筹划。既保证企业完成利税义务增加自身 “造血”能力 ,降低税收负担,也提高了税后利润,从而实现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国家调整税率结构或降低企业所得税,还有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随着市场经济日趋规范和完善,税务管理在企业竞争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微观企业的税务管理,要着重从税务管理的方法及措施入手,通过加强税法知识学习,从而进一步提高纳税意识,在掌握税法理论知识的前提下,通过税收优惠、税收筹划等一些合理合法的避税方法来达到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财务管理水平的目的。

本文采用“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为考察对象,研究了企业所得税与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的关系,以检验政府经济措施对产业发展的潜在效应。统计检验表明:企业税负的增加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存在抑制效应;并且与较低税负相比,较高税负具有更高的抑制效应;与对较高营收企业相比,对较低营收企业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表明,还发现了税负的增加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产生抑制效应的可能渠道。即在税负增加的情况下,占比最大的产品(项目)销售收入的增长率显著地受到来自税负增加的影响,而占比最大的产品(项目)销售收入的增长率极大地影响着企业整体的销售收入增长率,通过税负的增加与占比最大的产品(项目)销售收入增长率的交互作用,会对企业整体的销售收入增长率产生抑制效应。本文的研究为政府决策部门处理税收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见解与经验证据。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税收负担会对企业最大主营业务产品(项目)的销售收入增长率产生强烈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增长率。这启示我们最大主营产品(项目)受税收政策影响的情况,应是执政或施策者首先要关注的重点。此外,税收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抑制效应的大小,还受到税负强度高低、企业营收规模大小的影响,表现出在不同条件下效应的异质性。这都对政府税收政策的调整具有有益的参考价值,诸如降低税收负担,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這为中国政府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实证支持。

总之,税收具有重要的经济调节功能,对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水平、企业的经济效益,以及对企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促进产业层面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尤其是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税收优惠是国家利用税收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减少税收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所以,应当把税收优惠的重点放在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上,可采取投资抵免、降低税率、税前费用扣除、加速折旧等形式,加大对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农业、生态环境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

〔参考文献〕

[1] 李子豪,毛军.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区域绿色发展[J].财贸经济,2018,39(12):142-157.

[2] 杨志勇.发挥税收在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换代中的作用[J].中国税务,2018,(9):32-34.

[3] Wagner, A. F., Zeckhauser, R. J. & Ziegler, A. Company stock price reactions to the 2016 election shock: trump, taxes, and trad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8,130(2): 428-451.

[4] 龔恩华.税收激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国际借鉴[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34(S3):100,102.

[5] 李方旺.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激励机制[J].税务研究.2015,(9):39-45.

[6] Gutiérrez, M. U. A tale of two taxes: the diverging fates of the federal property and income tax decrees in postrevolutionary Mexico[J]. Investigaciones de Historia Económica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2017,13(2): 107-116.

[7] 柳光强,杨芷晴,曹普桥.产业发展视角下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激励效果比较研究——基于信息技术、新能源产业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面板数据分析[J].财贸经济,2015,(8):38-47.

[8] 赵忠龙.环境税收的产业功能与规制效应分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9(1):96-105,131-132.

[9] Chaurey, R. Locationbased tax incentives: evidence from India[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7, 156:101-120.

[10] Restrepo, F. The effects of taxing bank transactions on bank credit and industrial growth: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19, 93: 335-355.

[11] Ghiaie, H., Auclair, G. & Ntsama ,J. F. N. N. Macroeconomic and welfare effects of tax reforms in emerging economies: a case study of Morocco[J].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19,41(4): 666-699.

[12] Haga, J., Hglund, H. & Sundvik, D. Cost behavior around corporate tax rate cu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Taxation, 2019,34:1-11.

[13] Peneder, M. The problem of private under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a policy mind map[J].Technovation,2008,(28)8: 518-530.

[14] Rajan,R.G. & Zingales,L. Financial systems,industrialstructure,and growth[J]. Oxford Reviewof Economic Policy, 2001,(17) 4:467-482.

[15] Mukherjee, A., Singh, M. & aldokas, A. Do corporate taxes hinder innovation?[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7,124 (1):195-221.

[16] Poterba, J.M. Retail price reactions to changes in state and local sales taxes[J]. National Tax Journal,1996,49(2):165-176.

[17] Besley, T. J. & Rosen, H. S. Vertical externalities in tax setting: evidence from gasoline and cigarette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8,70(3):383-398.

[18] Agarwal, S., Chomsisengphet, S., Ho, T. & Qian, W. CrossBorder shopping: do consumers respond to taxes or prices[EB/OL]. (2013-05)[2019-06-23].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6061998_CrossBorder_Shopping_Do_Consumers_Respond_to_Taxes_or_Prices.

[19] Agarwal, S., Marwell, N. & McGranahan, L. Consumption responses to temporary tax incentives : evidence from state sales holidays[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Policy, 2017,9(4 ):1-27 .

[20] Chetty, R., Looney, A. & Kroft, K. Salience and tax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9,99(4):1145-1177.

[21] Einav, L., Knoepfle, D., Levin, J. & Sundaresan, N. Sales taxes and internet commer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1): 1-26.

[22] Baugh, B., BenDavid, I. & Park, H. Can taxes shape an industry? Evidence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mazon tax”[J]. Journal of Finance, 2018,73(4): 1819-1855.

[23] Ljungqvist, A., Zhang, L. & Zuo, L. Sharing risk with the government: how taxes affect corporate risk tak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7,55(3): 669-707.

[24] Goolsbee, A. In a world without borders: the impact of taxes on internet commerc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115(2):561-576.

[25] Thorsten, B. & Ross, L. Industry growth and capital allocation: Does having a marketor bankbased system matter?[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2,(64):147-180.

[26] Brown, J. R., Martinsson, G. & Petersen, B. C. Do financing constraints matter for R & D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12, 56(8): 1512-1529.

[27] Brown, J. R., Fazzari, S. M. & Petersen, B. C. Financing innovationand growth: cash flow, external equity, and the 1990s R & D boom [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9,64(1),151-185.

[28] Aghion,P., Hémous,D. & Kharroubi, E. Cyclical fiscal policy, credit constraints, and industry growth[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4,(62): 41-58.

[29] Aghion, P., Angeletos, GM., Banerjee, A. & Manova, K. Volatility and growth: credit constraint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invest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0, 57(3):246-265.

[30] 饒品贵,姜国华.货币政策、信贷资源配置与企业业绩[J].管理世界,2013,(3): 12-22,47,187.

[31] 黎文靖,郑曼妮.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6,51(4):60-73.

[32] Wrigley L. Divisional Autonomy and Diversification[D]. Massachusetts, USA: Harvard University, 1970.

[33] Butler, A. W., Cornaggia, J., Gustavo, G. & Weston, J. P. Corporate financing decisions, managerial market timing ,and real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1,(101): 666-683.

[34] Kostovetsky, L. Political capital and moral hazard[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5,116(1): 144-159.

[35] 毛其淋,许家云.政府补贴、异质性与企业风险承担[J].经济学,2016,15(4):1533-1562.

[36] Acharya, V. & Xu, Z.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innovation: the case of public versus private firms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7,124(2): 223-243.

[37] Aghion,P., Dewatripont,M., Du,L., Harrison,A. & Legros, P.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EB/OL]. (2012-03-26)[2019-06-23].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811643.

[38] 宋凌云,王賢彬.重点产业政策、资源重置与产业生产率[J].管理世界,2013,(12):63-77.

(责任编辑:夏 雪)

Abstract: Governments tax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ut few empirical studie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enc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income tax and the growth rate of enterprise sales income, using the sample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during the 12th FiveYear Plan period (2011-2015), will be studied to test the potential effect of government economic measures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atistical tes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of tax burden has an inhibiting effect on the growth rate of sales revenue; and higher tax burden has a higher inhibiting effect than lower tax burden. Besides, the inhibiting effect on lower revenue enterprises is stronger than higher revenue enterprises. Further research showes that the possible channels of inhibiting the growth rate of sales revenue are presented as follow: when the tax burden increases, the growth rate of sales revenue of products (projects) with the largest proportion is substantially affected by the increase of tax burden, and the growth rate of sales revenue of products (projects) with the largest proportion substantially affects the overall growth rate of sales revenue of enterprises. The growth rate,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crease of tax burden and the growth rate of the products (projects) sales revenue of with the largest proportion, will have a inhibiting effect on the overall growth rate of sales revenue of the enterprise. The new insight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are provided for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departments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 revenu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come tax; growth rate of enterprise sales revenue; impact;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