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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扩招”背景下的高等职业教育转型发展

2020-02-06何惠丽

成人教育 2020年1期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转型发展

【摘要】2019年高等职业教育大扩招有两个政策动因:经济领域的稳增长与转型发展;社会治理方面扩大就业、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和谐社会。“大扩招”可能会导致高等职业教育传统生源状况更加恶化,传统招生制度与办学模式难以应对新形势的挑战。在此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的转型发展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在办学理念上实现从“选择性教育”向“全纳性教育”转型;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从“就业技能培养”向“职业生涯教育”转型;在办学模式上从“一元主导”向“多元参与”转型。

【关键词】大扩招;高等职业教育;转型发展

【中图分类号】G71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20)01-0071-04

【收稿日期】2019-09-24

【作者简介】何惠丽(1982—),女,甘肃会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与学前教育。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9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扩大招生100万人,这标志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迎来了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期。高职院校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在确保教育质量的前提下实现转型发展,是一个重大课题。

一、高等职业教育“大扩招”的政策动因

1.经济动因:稳增长与转型发展的需要

我国职业教育大扩招的经济动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稳增长”的要求。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低迷以及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的阻力,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近三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走低,2018年仅为6.5%,2019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为6%—6.5%,这是20年来的最低点。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我国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应对经济下行所带来各种风险的主要手段,而“稳增长”的首要问题就是保就业。

分析《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现,高职院校扩招政策并不是在“民生与公共服务”板块提出的,而是在“经济与就业政策”板块中提出来的,并提出其目的在于“稳定就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为经济平稳运行创造条件”。[1]职业教育对稳定就业的正向作用已经在欧洲国家得到了证实,如欧盟国家青年人的平均失业率是23.4%,而德国借助于良好的职业教育体系将青年失业率控制在7.5%以下,[2]成为欧洲最有活力的经济体。这说明职业教育可有效降低失业率,对稳定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作用。

二是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依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承接了全球产业链制造终端的转移,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发达国家促使制造业向本国回流政策的实施以及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传统的“人口红利”所带来的以成本优势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同时,改革开放所产生的“改革红利”也逐渐释放殆尽,资源承载压力也越来越大。中国必须选择以知识与人才为依托的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要求在国家社会系统内实现知识与技能的融合,需要构建与先进技术相匹配的制度环境。

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必然要求企业增大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含量,提升效率,摆脱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来获取利润的模式。但是,由于我国以农民工为主力的劳动力人口素质不高,导致了我国一方面普通勞动力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出现大量失业的现象,另一方面,一些先进制造企业出现了严重的技工短缺,高级技术工人更是奇缺。这种结构性的“就业难”与“用工荒”是我国人力资源结构矛盾的尖锐表现。有研究表明:“职业教育落后造成发展中国家劳工素质偏低,承接产业转移机会有限。”[3]高等职业教育为现代制造业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可以有效缓解“用工荒”与“就业难”的问题,扩大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无疑是化解产业转型升级与人力资源结构矛盾最有效的政策工具。

2.社会动因: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公民充分就业是和谐社会的本质之一,即人人都有工作,个个都能在岗位上施展才华。就业难题往往发生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与弱势群体,一旦失业,不但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还会造成底层家庭的生活困难,给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顺利实现埋下隐患,还极有可能诱发社会风险,因此,稳定就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提升到宏观政策层面,以凸显对就业的重视度与支持度。从这次高等职业教育扩招100万人的政策安排来看,生源主要来自“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三类人群,而这三类人群恰好是社会就业竞争中最弱势的群体。如《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8年农民工总数已经达到2.81亿人,近些年到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数呈下降趋势,分别比2017年减少了65万、58万人,下降幅度接近1%,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制造业已经向转型,对劳动力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4]因此,将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三类人群纳入到高等职业教育扩招的主要目标人群,不但彰显了扩招政策“稳定和扩大社会就业”的本意,还可以有效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更好地发挥社会宏观调控与微观协调治理的功能,切实保障弱势群体合理的教育诉求,维护社会的教育公平。

二、“大扩招”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1.可能会导致传统生源状况更加恶化

我国人口生育高峰渐过,高等职业教育适龄学生基数出现了整体下降,近些年,高职院校生源不足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以2018年为例,全国普通高校招收790万人,其中高职院校招收386万人,接近招生计划人数的一半。数据表明,有60%左右的省份高考录取率超过90%,在“重学轻术”的文化影响下,考生报考高等职业院校的积极性不高,导致高职院校出现招生困难。2018年《中国教育报》对40多所高职院校的调查显示,高职院校录取后不报到的比例达到了15%—20%,甚至还有较大部分院校的报到率低于70%。我国目前有各类高职院校1 418所,扩招100万意味着每个学校平均扩招700人左右,而近10年来,我国参加高考的人数一直在低位徘徊。2008年达到了峰值为1 065万人,之后出现了连续6年下滑,2014年跌至910万人的低谷,近几年出现缓慢回升。高考报名人数的回升并非高中毕业生人数增加,而是高职院校对中职学校对口招生的渠道得到了扩充,导致高职院校单独招生人数迅速增加。但2008年以来,我国初中毕业生人数与普通高中学生人数不升反将。而高中毕业生和中职学校毕业生是目前高职院校的主流生源,在既有生源总量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高职院校扩招100万必然会加剧招生的难度。

2.传统招生制度成为扩招的重要障碍

作为“稳定和扩大社会就业”的政策工具,高等职业院校扩招政策的目标人群主要是退役军人、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教育部在“扩招实施方案”中提出“鼓励往届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和农民工等群体积极报考”,并要求根据不同人群的实际文化和技能水平采取差异化的招生方式,这说明高职院校招生必须改变原来高考统一招生为主的单一模式,而是走向多样化的招生方式。

从政策目标人群来看,退役军人安置是政府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自“退役军人服务部”成立一年多以来,已经有8万名军转干部与40多万名退役士兵得到了安置,但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保持退役人员安置具有可持续性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大对他们进行技术技能培训的力度,提升他们内生性的就业能力。由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深化与产业升级转型的推进,部分传统行业企业工人下岗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近5年来,我国城镇登记在册的失业率在4.1%左右,[5]失业人员参加高职院校的职业教育,有助于他们提升从事新兴行业的职业技术技能,提升就业竞争力。我国农民工总数在不断增长,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在持续上升,但他们并无一技之长,导致就业竞争力匮乏。

以上三类人群在知识基础上不如高中毕业生扎实,高等职业教育吸纳这三类人群,首先就要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招生录取方式,充分考虑他们已有的社会经验与技能水平,消除以课本知识考核为主的招生录取方式。同时,他们在经济上也缺少有力支撑,属于社会弱势群体,针对这些人群应更加凸显高等职业教育的公益属性,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持。因此,高职院校需要更多地争取多元化的资金支持,对这些人群实行有效的激励机制,扩大奖助学金范围,加大对他们学习生活的补助,以更好地吸纳他们参与学习。

3.对传统办学模式产生冲击

高等职业教育扩招100万人就意味规模扩张30%,属于“跨越式”扩张,加上时间比较仓促,这对于大多数职业院校来说要面临师资、资源投入,以及后勤服务等方面的挑战。近些年高职院校的评估结果显示,很多学校的软硬件设施达标率不高,有些学校甚至达标率在50%以下,特别是涉农职业院校更为突出。[6]因此,大规模扩张势必会带来办学压力,还极有可能会推动办学定位与办学模式的变革。

高等职业教育主要是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它是与劳动力市场联系最紧密一种教育形态。但由于发展历史短,高职教育体系还不够完善,存在供需结构失衡与办学定位不准等问题。如高度模仿“学科中心”的普通本科教育模式,造成专业建设、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与社会需求相脱节;课程内容脱离工作场景,与学生实际需求不对应,造成学生实践能力差;“双师型”教师严重不足,教师难以及时捕捉到产业行业对学生技能的最新要求,造成学生岗位适应能力不足。加之扩招后生源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扩招后的生源在学习能力、文化基础等方面的差异性,以及实用主义的学习取向,会对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与办学模式带来巨大挑战,还极有可能对高职教育的办学模式促成颠覆式变革。

三、大扩招背景下高等职业院校转型发展的基本路径1.办学理念:从“选择性教育”向“全纳性教育”转型

“全纳教育”理念强调包容学生的差异性,反对歧视排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职业教育融“教育—技能—职业”于一体,是离百姓最近、事关“平民生计”的教育形式,其最为明显的外在特征就是平民性、普惠性与包容性。

大扩招不但会使高等职业教育的结构功能发生变革,更会使其服务范围得到拓展以及平民属性得到强化。由于职业教育直接将个体生活与社会生产联系在一起,对个体社会化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并通过技能培养来满足个体的生涯发展需要,提升个体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致性。因此,高等职业教育扩招不仅源于政策驱动,更是自身属性使然,这就要求高等职业教育要尊重学生的多样性,消除精英教育理念带来的偏见,给所有人提供开放而公平教育服务。扩招导致往届生源增加可以促使职业教育回归职业本质,世界各国职业院校的往届生比例达到50%以上,美国社区学院达70%左右,法国占比达62%,而我国高职院校不到30%,从劳动力市场结构来看,往届生源是未来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生长点”,特别是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重点,因此,需要构建注册考核招生制度,推行“学分银行”制度,使职业教育真正成为普惠性的平民教育。

本次扩招也是政府试图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来实现社会善治的重要举措,这种政策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相信政府未来还会出台系列针对下岗工人、农民工、退役士兵、城乡移民等弱势群体的技能补偿教育项目,这定会给高等职业院校发展提供新的机遇。高等职业院校应改变传统的闭门办学方式,根据地方需要,为社会提供各种具有公益性的职业培训服务,并在服务过程中提升社会责任意识。另外,要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学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可选择性强的远程教育平台,不但可以消除年龄、专业、地域与岗位对学生学习的不利影响,还可以扩大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覆盖面。

2.人才培养目标:从“就业技能培养”向“职业生涯教育”转型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普通职业人才,导致了高等职业教育始终处于高等教育体系的边缘。但是,我们正面臨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与信息化融合的程度日益紧密,体力型岗位在减少,智力型岗位在增多,导致人口数量带来的红利在减少,而知识与技能带来的红利在增多。技能的更新周期越来越短,人们工作岗位的变化越来越频繁,这就要求劳动者要储存丰富的知识与技能,以适应岗位转换的需要。

首先,高等职业院校要淡化专业的“对口性”,要以产业集群为基础拓宽专业的覆盖面,专业划分过细不但会窄化人才培养口径与学习者视域,还会严重限制学习者的职业适应能力与继续学习能力。

其次,在生源非应届化与成年化趋向的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要重点培养学习者终身学习能力与持续发展能力,要促使学生将知识与技能有机结合,提升他们的学习能力与岗位转换能力,促使他们的学习从“就业技能取向”向“职业生涯取向”转变。

再次, 对于退役军人、农民工与下岗工人而言,他们并不限于进入传统的工作岗位,而是极可能选择创业,因此,职业院校应加大创新创业教育,提升他们的创业能力。

最后,要根据社会岗位变化周期短的特点,加强“一专多能”型人才的培养,所谓的“一专”就是掌握一种专业技能,“多能”就是要对学生加强通用性、全面性与综合性技能的培养,使学生具有适应多个岗位的多种技能。

总之,随着规模的扩大,高等职业教育应该将传统的“一次性就业技能教育模式”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职业生涯教育”模式,培养知识面宽、创新意识强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3.办学模式:从“一元主导办学”向“多元参与办学”转型

从规模来看,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从发展阶段来看,职业教育进入了规模化发展阶段。在庞大基数上再扩大30%的计划规模,只依靠政府力量来完成是不现实的,而是必须改变过去政府一元化主导的办学模式,吸引社会各种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办学,实现办学主体的多元化与办学体制的开放化,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体制性的永续动力基础。

首先,要破除过去由政府“一手包办”的办学局面,政府对职业教育办学行为实行“抓大放小”,只对有关国计民生、区域发展战略或社会亟须紧缺的技能培养工作进行主導性调控,而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其他办学行为,如专业设定、资本引进等实行宏观调控,通过扩大制度安排与政策供给,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形成政府主导的“一主多元”的办学格局。

其次,要改变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对立的思维模式,要通过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进一步明晰民间资本或境外资本进入职业教育领域的相关条件、优惠政策、收益回报制度等,扩大办学主体数量;要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积极探索和推进高等职业院校所有制改革,试点举办由行业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甚至国外机构参与的混合所有制的高等职业院校。

最后,创新高等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在政府主导下以开放合作为原则构建由企业、行业及学校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机制,优化校企合作与校地共建机制,既要对不同主体的行为进行规范,还要充分保证不同主体应有的治理权,为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扩张提供善治环境。

【参考文献】

[1]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C].[2019-05-12].http://www.gov.cn/zhuanti/2019qglh/2019 lhzfgzbg/index.htm.

[2]程宇,李玉静.经济社会治理和教育结构调整背景下的职业教育发展[J].职业技术教育,2013(31):17—21.

[3]陈衍,李玉静,等.职业教育国际竞争力报告[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27.

[4]汪建华,范璐璐,等.工业化模式与农民工问题的区域差异:基于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的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8(4):113—140+248.

[5]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9-05-14].http://www.mohrss.gov.cn/ghcws/BHCSWgongzuodongtai/20180 5/t20180521_294290.html.

[6]任聪敏,石伟平.扩招100万背景下的高职教育应对策略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10):21—24.

【Abstract】There are two policy motivations for the expans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2019: steady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economic field; expanding employment in social governance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Great enrollment expansion may decrease the number of traditional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traditional enrollment system and the traditional school-running mode are not suited to challenges of the new situation. In this context,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need to start from three aspects: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elective education to inclusive education in the concept of school-running; transforming from employment skills training to career education in the goal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transforming from government-led mode to multiple participation in the mode of running a school.

【Key words】great enrollment expansio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编辑/樊霄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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