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我国人口红利转型期的到来，传统的人口红利日渐式微，亟须开发新型人口红利。以“人才红利”、“教育红利”代替“人口红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推动力。在剖析新旧人口红利基础上，探讨终身教育与人口红利的逻辑关系，分析人口红利转型期终身教育发展的战略机遇，从加快专项立法、设立高规格的专门管理机构、构建多元认证体系、构筑多方参与机制等方面提出发展终身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终身教育;人口红利;供给侧;转型

【中图分类号】G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20）01-0013-05

【作者简介】王金国（1979—），男，江苏海安人，硕士，讲师，经济师，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人口经济学。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形成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三低”结构特征。近七成的劳动年龄人口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保障，但伴随着日趋严重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劳动力丰富且廉价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到2018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经接近2.5亿人，超过南美大国巴西人口总和，占总人口的比重接近18%，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近1.7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12%左右。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是一个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另一方面，我国少年儿童人口（0—15周岁）总和为24 86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8%，维持了自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以来的低水平。本世纪以来我国尽管先后实施了“双独两孩”、“单独两孩”、“全面两孩”等生育政策的调整，但政策效应不明显，总生育率持续走低，2018年的少儿人口占比仅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提高了1.2个百分点。可以预见，由于少儿人口的不足，未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劳动力的数量将大幅减少，人口红利将逐渐减少甚至消失，这将会给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何应对人口红利减少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已经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问题。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劳动力数量减少已不可逆转的形势下，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以劳动力质量的提升来弥补其数量的不足。所以，在全社会树立终身教育理念，促进终身教育事业发展将会显著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有效缓解人口红利减少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压力。

二、人口红利与终身教育释义

1.两种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通常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也可称之为数量型人口红利，是指当一国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并且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形成一個“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人口年龄结构，即无论是少儿抚养比还是老年抚养比都保持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而劳动力人口相对比较充足。这种人口年龄结构下劳动力供应充足，社会负担小，能显著提高社会储蓄和投资水平，增加就业。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第一个人口红利期，凭借充足的劳动力供应我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人口学家研究表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中有27%是来自于人口红利因素。不仅仅是我国，许多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经济高速增长都是依赖于人口红利。据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从1970—1995年，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超高速增长中人口红利因素的贡献比例高达33%—50%。

第二次人口红利是一种新型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安德鲁﹒梅森（Andrew Mason）与罗纳德·李（Ronald Lee）于2006年首次提出的。他们认为，预期寿命的延长和老龄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会激发人们对迈入老年时期的潜在消费需求，人们为满足消费需求的增加而形成新的储蓄动机，储蓄进而转化为投资，从而起到增加社会总资本存量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有学者提出了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另一种途径，即通过教育、培训、健康保健提升整个社会人力资本水平，适应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延长劳动力就业年限，从而获得质量型、结构型人口红利，这种人口红利也称为“人才红利”、“教育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不像传统人口红利那样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其潜力巨大且具有可持续性。只要有政策支撑，红利效应将能一直持续而且其规模远远大于第一次人口红利。如何利用好第二次人口红利对于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相关研究也得到了各国政界、学界的高度重视。

2.终身教育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终身教育理念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扩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作为重点教育理念向全世界大力提倡，各国政府也开始响应并加以政策落实。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终身教育已从原来的教育的边缘地带走向中心地带，逐渐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教育政策和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终身教育理念给整个教育体系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是20世纪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教育理念之一。我国引入终身教育理念时间相对较晚，改革开放以后终身教育理念逐渐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与社会的支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终身教育逐渐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终身教育理念是在重新审视传统教育体系基础上提出的，打破了传统教育体系受教育者在年龄、学习地点、学习时间上的限制，提倡“人人皆可学”，让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接受传统学校教育的人也能得到再学习的机会。在当前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形势下，终身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终身教育对于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建设学习型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老龄化社会也为终身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1]

三、人口红利与终身教育的逻辑关系

1.传统人口红利与终身教育

传统的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现在面临人口红利的拐点，但人口红利拐点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从拐点到消失需要延续数十年的时间。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初发布的《2018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末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6—59周岁）为8.97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3%。近9亿的劳动力人口数量远超欧洲人口总和，是当今世界其他任何国家无法达到的高度。我国劳动力的供给虽然总量近几年呈下降趋势，但仍旧体量巨大。但是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人口红利还有继续挖掘的空间，如现在许多企业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出现“用工难”、“用工荒”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有我国目前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日趋均衡，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在当地就近就业的原因，但是也不能忽略其中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当前延续和挖掘传统人口红利的关键环节。目前限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是教育瓶颈。我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早已普及，尤其是在201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以后，对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行“两免一补”，这项政策对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普及义务教育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因贫失学现象大大减少。现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基本上都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文盲劳动力基本消失，但仅仅接受义务教育还不能满足经济结构调整对劳动力人文素养、职业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虽然我国高等教育连年扩招，2018年全国普通本专科共招生近800万人，但是对于两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接受高等教育对他们来讲门槛太高。我国的职业教育起步晚，体制内学校数量偏少，对广大农村劳动力来说同样存在门槛高的问题，且大多数职业学校专业也不适合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要破解这个难题只有依靠发展针对进城农民工的终身教育。终身教育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学习机会，最有效地保护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终身教育不是短暂的就业技能培训，不是解决一时之需，而是通过持续性职业技能教育使农村转移劳动力紧跟新型岗位技能知识节奏，真正融入新型市民化职业环境中;终身教育不仅仅是职业技能教育，更重要的是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及生活学习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这种学习能力的获得需要一个长期的教育和学习投入，这也决定了在城镇化过程中终身教育在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进程中的重要性。[2]

2.新型人口紅利与终身教育

按照国际标准，我国从2000年开始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已经比较接近深度老龄化社会。因此，为了应对老龄化社会的严峻挑战，挖掘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已经刻不容缓。如何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很多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给出的答案是个人和家庭考虑到年老之后经济上有所依靠，在进入中年以后会产生一个强烈的储蓄和投资动机，在实现个人投资收益的同时给社会带来源源不断的资本输入，从而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然而这种方法在我国是行不通的。因为我国的老龄化跟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发达国家是在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基础上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而我国则是典型的“未富先老”，个人家庭收入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再加上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还不高，机制还不够完善，个人家庭受制于住房、医疗等刚性支出，“三驾马车”中消费对经济的贡献长期不足。

“未富先老”决定了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在经济、制度和思想等方面都准备充足的情况下依靠高储蓄来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只能走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这条路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实质上是将人口“数量红利”转变成“质量红利”，转化的关键是提升全社会成员的受教育程度，终身教育在提升社会人力资本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终身教育可以全面提升社会成员的素质，提高全社会的就业参与率，延长劳动年限，让更多的老年人参与就业从而扩大社会总体就业规模。第二，终身教育可以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加速人力资源在各地区、各行业的流动性，促进人力资源由第一产业部门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部门转移，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从而加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获得人口“结构红利”。第三，终身教育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劳动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符合社会延长退休年限的现实要求，从而解决目前我国劳动者退休年龄偏小而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等问题。第四，终身教育还有助于社会成员提高个人收益，改变人们的储蓄行为，使人们更倾向储蓄，同时还能抵消目前学历教育边际收益递减给社会成员带来的不利影响。总之，终身教育能应对人口红利转型期的各种挑战，消除由数量型人口红利减少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助于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四、人口红利转型期终身教育发展的战略机遇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原先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日渐式微，由此带来了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深刻转变，传统的人口红利模式受到严重影响。在经济新常态下，以人口素质驱动的红利来代替人口数量驱动的红利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终身教育在提高全社会人口素质、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方面有独特的优势，而人口红利转型也可以倒逼教育转型，从而给终身教育带来发展机遇。

1.政策推动带来的发展机遇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终身教育、全民教育事业发展。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指出，中国将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不断扩大投入，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3]“十三五”规划确立了我国人才发展的整体框架，第一次将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具体目标写进规划中，意味着今后政府工作的重点将是改善社会人力资本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在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4]许多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终身教育促进条例，颁布各类终身教育政策文件，为终身教育理念传播和实际践行提供了制度保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已经将终身教育作为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用高素质劳动力的不断增加来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平稳度过因劳动力数量减少带来的转型“阵痛期”。

2.人才强国战略带来的发展机遇

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推动力就是推进人才强国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定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近年来我国人才储备数量逐渐上升，单就高校毕业生一项数据，根据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从2004—2018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累计已经超过了9 200万人，[5]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40%。尽管如此，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与我国庞大的总人口相比较比例仍然偏低。各类学校教育受制于办学规模，招生数量有限，无法满足社会成员的受教育需求。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一方面需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拔尖人才;另一方面，更加需要大量的有一定劳动技能、高素质的普通劳动者。人才不能唯学历论，教育不能功利化，时代发展要求社会成员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和意识，这才是人才的核心素养。由此可见，实施新时期人才强国战略是终身教育发展的时代契机。今后依靠终身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将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终身教育将逐步成为未来教育的主流发展方向。

3.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发展机遇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趋势。面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如何提升他们的整体素质，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实现“人尽其才”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加重社会抚养负担，但也能为人力资本投资创造更多的机会。研究表明：人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寿命的预期成正比。终身教育提倡的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教育，其中老年教育是重要组成部分。老年教育能赋予老年人更好地参与社会分工的能力，延长老年人劳动年限，让数量庞大的老年人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可以预见，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终身教育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潜力巨大，全社会终身教育体系将逐步完善发展。

五、相关政策建议

随着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到来，我国终身教育迎来了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需要立足基本国情，从人口红利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特点进行战略调整。

1.尽快出台终身教育的专项立法

为了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需要，保持教育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对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发达国家纷纷通过专项立法手段推进终身教育事业发展。众所周知，美国的终身教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主要就是得益于其完善的立法，美国早在1966年就正式通过了《成人教育法》，后又颁布了《终身学习法》，奠定了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思想在美国教育界的地位;日本在1990年颁布并实施《终身学习振兴法》，2001年又通过了《社会教育法》;法国在1971年制定并通过了《终身职业教育法》，1984年通过了新的《职业继续教育法》;韩国1999年颁布了专门的《终身教育法》，并于2007年和2016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修订，2017年韩国政府又出台了《终身教育振兴基本计划》，对《终身教育法》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6]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必须依靠法律法规。虽然已经出台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有些条款涉及终身教育，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应条例，用来促进地方终身教育发展。但是，当前我国已处于人口红利的转型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构建全国性终身教育体系，所以仅仅依靠已颁布法律的几个条款和地方性条例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制定全国性专门的终身教育法。通过制定专项立法，以法律规范终身教育各项工作，指导终身教育实践，促进终身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从而提升国民整体素质。

2.设立高规格的终身教育专门管理机构

基于我国国情，推动终身教育事业发展需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目前我国终身教育尚缺乏独立的主管机构，散见于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行政级别低，权力有限。综观终身教育发达国家，无不有一个专门的终身教育管理机构。如日本1988年就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终身教育的国家级行政管理机构—终身学习局，隶属于文部省，各都道府县也都设立了终身学习中心;美国也有一套完整的终身教育管理机构，由议会的终身教育顾问委员会、联邦政府的终身教育局、各州及地方政府的终身教育处共同组成。[7]韩国在1996年设立直属教育部的社会及国际教育局，后更名为终身教育局、终身职业教育局。2008年，韩国还成立了“终身学习振兴院”，其行政级别相当于我国的副部级。目前韩国从中央到各道、市、郡都设有终身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因此，为了推进终身教育发展，保证政策执行效果，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在国家层面设立专门的指导终身教育的机构。如可以在教育部下设“终身教育司”，或者设立更高级别的机构，如可以设立隶属于国务院的“终身教育指导委员会”，由国务院主管教育的高级官员担任委员会主任。中央机构主要职责是制定我国终身教育的大政方针，指导各地方终身教育工作，协调终身教育涉及的诸多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在地方层面，可以在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下设立专门终身教育机构，如可以借鉴上海市的做法，在教委下设立终身教育处。也可以高配，设立隶属地方政府的“终身教育局”。地方终身教育管理机构除了執行中央政策外，还要因地制宜推进辖区终身教育事业发展，同时还要起到监督和反馈的作用。

3.构建终身教育的多元认证体系

我国终身教育政策推行的核心和难点在于要实现多种教育类型的整合，消除制度壁垒，对不同学习者的学习成果建立一种多元的认证系统，促进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教育形式之间的衔接与沟通。终身教育发达国家普遍都有一套成熟的认证系统，比较成功的有英国终身教育的“个人学习账户”、美国、加拿大的“学分衔接”、欧盟的“学分转换和累计系统”、韩国的“学分银行”等。

我国发展终身教育除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以外，也需要“自下而上”的社会公众自主推动，推动力就是各类学习者的积极性。所以目前亟须构建一个终身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学分和学历互认与衔接的政策体系，学习者通过正规学校脱产教育和参加各类非在校学习的成果可以积累互通，并在达到一定标准后可以取得相应的学历学位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证书等。这样可以真正体现“不拘一格降人才”，有效激发社会公众的学习热情，使学习者能有更多的获得感，成就感，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习者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从而有效推动我国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4.构筑终身教育的多方参与机制

终身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就政府来说，除了要制定发展终身教育的法律、政策和提供专项经费以外，还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以悬挂张贴宣传标语、举办图片展览、发放宣传传单等形式让终身教育思想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就社区来说，应该以建设学习型社区为目标，多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各类学习，形成浓郁的学习氛围，打造“书香社区”。同时要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需要，整合社区内的各类学习资源，设立社区网络教育学习共享中心，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QQ群等平台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类学习信息;就学校来说，要“拆围墙”，向周边居民免费开放图书馆、阅览室、多媒体机房、体育场馆等校内设施，提升社会公众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陶冶人们的情操，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以适应老龄化社会劳动年限延长的需要。各级开放大学（电大）、普通高校的远程教育天生具备终身教育基因，要采用适合成人学习的教学模式，加强教学远程支持服务。同时还要积极“走出去”，主动对接社区、对接企事业单位提供教育培训、信息咨询等服务;就企业来说，要以打造学习型企业为目标，将终身学习思想深深烙印在企业文化中。完善经费保障制度和带薪学习制度，[8]将员工的在职教育培训纳入到日常考核机制中。还要做好员工学习成果评比和展示，树立学习标兵，弘扬工匠精神，形成“人人要学”、“人人能学”的企业氛围。

【参考文献】

[1]邢琰.老龄化社会下我国终身教育发展体系的建构[J].继续教育研究，2017（9）：13—15.

[2]郑爱翔，吴兆明，王振华.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进程中的终身职业教育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5（31）：12—16.

[3]柯进，刘博智.为人民开创更美好的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心教育改革发展纪实[N].中国教育报，2017-10-18（2）.

[4][5]谢童伟.人口红利并未消失，教育红利值得期待[EB/OL][2019-05-14]http：//www.gov.cn/zhengce/2019-05/14/content_5391266.htm.

[6]郭伟.韩国“终身教育教师”制度及其借鉴[J].成人教育，2018（8）：84—87.

[7]卢国良，桂建生.发达国家与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比较研究[J].继续教育，2010（3）：11—14.

[8]黄蓉.终身教育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度研究：以上海市松江区为例[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5：50.

【Abstract】With the arrival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China， the traditional demographic dividend is declining gradually.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develop a new type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Replacing demographic dividend with talent dividend and education dividend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Based on analyzing the old and new demographic dividend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long education and demographic dividend， analyzes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felong education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felong educ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speeding up special legislation， setting up high-standard specialized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building a multi-certification system and constructing a multi-particip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lifelong education; demographic dividend; supply side; transition

（編辑/赵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