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直 李寻

辛弃疾画像

陈亮曾为辛弃疾画像题赞词曰：“眼光有棱，足以映照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出其毫末，翻然震动。不知须鬓之既斑，庶几胆量之无恐。呼而来，麾而去，无所逃天地之间。挠弗浊，澄弗清，岂自为将相之种。故曰：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为天宠也。”

今译：目光如刀锋一样锐利，足以映照一世之豪杰。肩胛像山峰一样宽厚，足以承担国家之重担。随手做件小事，就引起朝野震动。虽然鬓间已添白发，但胆略仍不减从前，朝廷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从无怨言，从不逃避。与宵小之人相处，他绝不会屈从小人，自己也变得污浊；与清高之士相处，他也绝不碍于面子，假装清高，这真天生的将相之种！唉，如今朝廷用的都是鼠辈，而辛稼轩这种真虎却闲置不用。要是哪一天朝廷真能重用辛稼轩，那可是上天开眼，眷佑我大宋了。

现在已见不到辛弃疾本人的画像，这幅画像是现代人按想像画的，很难表达出陈亮所说的那种精神气质。

陈亮画像

陈亮自赞其像曰：“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号，提剑而舞。惟禀性之至愚，故与人而多忤。叹朱紫之未服，漫丹青而描取。远观之，一似陈亮；近之，一似同甫。未论似与不似，且说当今之世：孰是人中之龙、文中之虎！”

今译：身着山野老农服装，面似古时侠客。倚天而号，提剑而舞。秉性愚直，与世人多忤，从未着过大红大紫的官服，却有不少丹青画就的画像，远看近看都是我，且不论这些像画得是否传神，但我自知：当今之世，我才是人中之龙，文中之虎。

陈亮词《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

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漢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2008年夏，因病住院，做了个小手术，恢复期间，躺在床上，什么也干不了，只能闭着眼睛，回想自己平生行走过的祖国山河。忽然，脑海里浮现出辛弃疾的一句词：“过眼溪山，怪都似，旧时曾识。是梦里，寻常行遍，江南江北。”（今译：奇怪啊，眼前的河流山川，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呢？噢，对了，原来是在梦里，曾行走过无数遍的、江南江北好景色。）我辈寻常，只能在脑海中回忆曾经走过的真山真水，可此公特异，竟然发现眼前的真山真水乃是梦里曾经到过的地方。这是怎样一个人，又如何会有如此奇妙的感觉？

稍能动弹，便从旧书中翻检出20年前花了4角2分钱买的一本《辛弃疾词选注》，本只想查一查那首词的全文，不想竟一发不可收拾，完全陷入了这位伟大词人所构造的精神世界之中，慢慢才发现，他对祖国山河的感情，完全不是人与物之间的热爱关系，而是人物合一、天衣无缝的感觉，那满眼的溪山，好像就是从他心里长出来的一样，逐渐化成他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他才能写出“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这样的句子。唯其如此，他才能进入梦里溪山即眼前风光的亦幻亦真的境界。而且，他并不是一个人进入这天人合一的境界的，而是和一批志同道合、相互砥砺志节的优秀朋友，一起融入祖国美丽山河的。如今，他们已经作为一种人文地理要素，成为祖国山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已经很难说清楚，自己对祖国的热爱，是出于对这些英雄前辈的神往，还是出于对自然风光美丽的迷恋。我越来越强烈地渴望，到他们曾经行走过的溪山之间纵情徜徉。

2010年初，此行成真。

慨然南渡 幼安气吞万里如虎

辛弃疾（公元1140—1207年），字幼安（可能是小时候身体不好，大人为祈盼他的健康而起的名、字），42岁时，为表达自己对农业劳动的重视，自号稼轩。

他是山东济南历城人，南宋时，这里沦为金人统治区。

少年辛弃疾，常跟随祖父辛赞，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哪是古战场，哪里可成为用兵之凭借。学问上，师从刘瞻，与党怀英同学，并称“辛党”。最终，辛弃疾率众起义，归宋抗金，而党怀英则留而事金，成为金朝的官员、文人领袖、书法大家。

1161年，22岁的辛弃疾，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人生。他率2000余众起义抗金，并投归耿京领导的山东最大的一支义军队伍，成为“掌书记”（类似于文字、机要秘书，或者参谋之类。）

听从辛弃疾劝告、同时投归耿京的一个义端和尚，被敌人收买，从营中逃脱，而且还盗走了耿京的“节度使”大印。人是辛弃疾领来的，印是从辛弃疾这里偷走的，耿京欲杀辛弃疾，辛弃疾则告：给我3天，若不手擒义端，我甘愿就死。果然辛弃疾逮住了义端，义端央求免死，辛弃疾则手起刀落，提人头报耿京。此事让耿京更为器重辛弃疾，因为他确实是“下马能够草檄，上马能够杀贼”的文武全才。在辛弃疾的力劝下，耿京决定归附南宋，受朝廷节制，一旦北方无法立足，即可全军调往宋境，成为南宋的正规军。辛弃疾起草章表，并与副统帅贾瑞一起潜入建康，得到赵构皇帝的“接见”，并立刻授予官衔，让他们速回山东传旨。

不想，在返回义军的路上，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耿京的副帅张安国被金人收买，杀害了耿京，投降了金国。已行至宋金边界的辛弃疾如为个人安危计，可以折返朝廷，做个小官。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只带了50人的亲兵卫队，纵马直入有5万人防守的金军大营，活擒了叛徒张安国，并召集了数千名不愿做叛徒的义军将士，慷然南渡，昼夜兼行，将叛徒张安国交付朝廷，明正刑典，斩首正法。

当是时，辛弃疾年仅23岁，真个是：气吞万里如虎。

为此，他再度受到高宗皇帝的接见，在朝堂之上，他力陈北伐收复失地的决心，同时代人洪迈记载：“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奋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

此后，辛弃疾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仕宦生涯，先后做过地方签判、知州、安抚使、提刑以及京城的大理寺副卿等官，按现在的标准说，是从县长、市长、省长直到中央政府的副部长，都干过。为官任上，辛弃疾在各个岗位上干得都还不错，显示了出色的政治才干，其出色政绩略举如下：

1.恢复经济：在滁州知州任上，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把这个历经几次战祸，几成废墟的城市，建成“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的好地方，具体方法是免欠租、招民户、完善公共设施、减免商贩赋税、吸引商人进驻，很类似今天的开发区。

2.镇压农民起义：在江西提点刑狱任上，他干了一票大事，扑灭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辛弃疾的做法是（非常天才，能够准确地找到要害并付诸实施），先观察分析出茶商军的战术优势是借助地形展开运动战，然后召集壮勇和熟悉当地地形的民兵，分头驻扎在茶商军的运动关节点上，茶商军的优势立刻消失，辛弃疾不失时机开始招降，在其领袖赖文政无奈投降之时，辛弃疾确认已经大功告成，立刻将其处斩，茶商军终告覆灭。然后遣散不愿当兵的人回家，将愿意当兵者编入部队。朝廷耗时半年，用了近一万人的军队都没摆平的茶商军，在辛弃疾手上不到两个月便悉数剿灭，足见辛弃疾具有带兵打仗的军事才能。

此后，在湖南、福建安抚使的任上，辛弃疾还剿灭过多起地方骚乱。这些行为曾被现代研究者批评为镇压农民起义，如从现代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确实是这个性质。但当时作为朝廷命官的辛弃疾，除了效忠朝廷外，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3.打击恶霸、黑势力：在以铁腕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辛弃疾给朝廷上书指出：农民之所以被逼为“盗”，全在于贪官污吏横行、盘剥太甚、赋役太重。所以，解决“盗贼蜂起”的根本办法，在于整肃吏治、轻徭薄赋。他不仅这么说，而且也这么干。在做地方官的任上，他打击黑恶势力绝不手软，甚至用“钓鱼执法”的手段，诱使一些没人敢惹的“兵痞”，“抢”了“贡品”，就地正法。最厉害的是在江西安抚使任上时，他纵容属下的新建縣令汪义和斩杀了一批违反赈灾法令、囤积居奇的不法商贩，其中竟有当朝郭皇后的侄子。这件事的责任，辛弃疾一人揽到头上，这也是他日后被罢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4.创建地方军队：湖南南部一带，素来就有“乡社”，以武力欺压乡民，阻止朝廷政令，乃至发起武装暴动。辛弃疾做了湖南安抚使后，经过深入调研，上书朝廷：按照各乡社及其统领的好坏，分门别类加以处理，不听话的取缔，听话的保留并且分割，隶属各县巡尉，然后建立一支真正能打仗、有威慑的军队——飞虎军，来对付不服管理的当地少数民族力量“蛮夷”诸部落。当时，无论朝廷还是地方，军队涣散虚弱，已经完全不可用，辛弃疾深知于此。在征得朝廷同意后，他立即行动，加班加点，建营房固垒，招兵买马。由于砖瓦缺少可能推迟工期，辛弃疾决定出钱购买，下令长沙城居民每家供瓦二十片，则可领100文钱，两天之内，20万片瓦凑齐；缺垒石，则无法驱使百姓了，辛弃疾调发当地囚徒去城北开凿，按照数量酌情赎罪，很短时间内垒石凑齐。辛弃疾为什么这样赶？因为他深知，朝中一定会有人说闲话，可能导致建立飞虎军的计划泡汤。果真，一道金字牌下达，让他立即停止工作。辛弃疾呢？他把令牌藏起来，就像啥事没有，继续监督工程进展。一切完毕，他才将组建飞虎军的经营过程、财务报表、飞虎军兵营的工程图纸等资料汇总，作为依据上交朝廷，用事实回答了朝廷不善意的质询。宋孝宗自然释怀。

辛弃疾的飞虎军虽然只有2500人，但由于训练严格，纪律严明，当时成为沿江各地方军队中最强的一支，不仅湖南一路赖之以安，也是长江沿岸重要的国防力量，金人忌惮而称之为“虎儿军”。

辛弃疾创立这支部队，直接的名义是镇慑当地的苗侗“蛮夷”，其深层动机也是想拥有一支部队作为北伐的根基。但辛弃疾调任他处后，这支军队的纪律逐渐松弛，后来朱熹帅湘时，将此军解散。

5.规划北伐战略：辛弃疾这一生，念念不忘的就是收复北方被金人占领的故土，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慨然南归的。1163年5月，刚即位不久的宋孝宗有意北伐，起用主战派老将张浚，不想，因为种种原因，竟遭致了符离之败。这一年底，在主和派的压力下，宋再度与金国议和，史称“隆兴和议”，宋金之间恢复到高宗时的边界线一带，只是宋人给金人的“岁币”由25万减少到20万，宋对金国不再称“臣”，而称“叔”。这么一个本质上仍是屈辱的协议，竟让朝廷内的主和派欢欣鼓舞，一时间，主和派的舆论甚嚣尘上、占尽上风。

1165年，年仅26岁，官任江阴签判（相当于江阴县代理副县长）的辛弃疾，给孝宗皇帝上了一道一万多字的长篇奏章《美芹十论》，系统地提出了北伐主张，其要点如下：

（1）符离之败只是个偶然的挫折，不能因为这个小挫折而放弃北伐战略，不敢再战了（这是常识，但如放在那时只能打胜仗，承受不了一点失败挫折的庸官当道的氛围中，说出这种大实话，还是要有点儿勇气的）。

（2）客观分析了宋、金两国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指出北伐必胜的理由。他首先提出“形”与“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金人地盘广，财赋足，兵马多，只是“形”大而已，是表面现象，并不代表其真正的实力，即“势”强。金人虽然统治的土地辽阔，但人口多是宋朝遗民，在感情、信念上是怀念大宋的；他们的军队人数虽多，但兵源多来自占领区的各族人民，军心不齐，财赋又是从占领区人民那里搜刮来的，人民并不愿意，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人民一定会抗捐抗税、起义响应。所以，只要宋朝君臣上下同心、坚持北伐，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当时，主和派有种论调：历史上吴楚一地的南方人从来没有打败过中原北方人，所以，南宋只要能偏安一隅，就谢天谢地了。辛弃疾对此做了铿锵有力的批驳，说道：“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久安于华夏。”

辛弃疾的这段论述非常精彩。约九百年后，抗日战争时，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用的也是同样的分析方法，指出日本是强国、先进的工业国；中国是弱国、落后的农业国。但那只是表面现象，从本质上看，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日本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是得道多助，日本是失道寡助，只要中国人民利用辽阔的山河和敌人周旋下去，一定会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分析方法上，两人的思想水平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在于：毛泽东是全国人民的政治领袖，他有条件将正确的战略思想落实下去；而辛弃疾只是一介地方小官，当政的孝宗皇帝没有接受并落实这种正确战略的能力，所以，再正确的战略思想也发挥不了实际作用。

（3）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辛弃疾是从北方过来的人，对全国的军事布防形势比较了解，他知道，金朝的三个重点防御方向是关中、洛阳、开封，而针对这三个方向，宋军也是以重兵分别布防在川陕（今陕西秦岭一线）、荆襄（今湖北襄樊、武汉一带）、两淮（今安徽沿淮河一线）。辛弃疾提出的北伐方案是：在川陕、荆襄、两淮三个方向上明面上屯积重兵、虚张声势，声称要从这三个方向上挥师北伐。但实际上，集结起一支五万人左右的精兵，走海路从山东半岛登陆，山东是金人防御的空虚地带，宋军可迅速拿下山东，并直接威胁金人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中心燕京（今北京）地区，如此，金人必然要从川陕、荆襄、两淮抽调兵力回防，这时，宋军再全线北上，便可光复失地，重整河山。

据笔者之阅读范围之所见，辛弃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大规模跨海登陆作战的军事家，他的这一构想，确实有出奇制胜之处，很富军事天才，他自己说这与当年楚汉战争时韩信绕过中原、直取齐地，有异曲同工之效。只可惜没有英明的君主来支持实施这一方案。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无论从军事战略水平、战役组织实施能力，还是治国安邦的行政才干，乃至个人的战术水平，辛弃疾都足以跻身于中国历史中一流人才的行列，以至于有辛弃疾的传记作者说，如果南宋朝廷真的重用辛弃疾的话，那么宋金的历史将会改写。

历史没改写，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辛弃疾不仅没被重用，还被罢官。1181年（宋淳熙八年）十一月，辛弃疾被罢官，回到信州带湖（今江西上饶市北门乡龙牙亭）闲居，这一闲，就是十年，从43岁到53岁，人生黄金的十年，就在乡间闲居中流逝了。

他被贬官的原因很多，好理解：服从朝廷命令，积极镇压农民起义，一部分老百姓憎恨他；打击贪官污吏、恶霸兵痞、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一部分官僚忌恨他；斩杀不法的皇亲国戚、得罪了皇后，宫里也饶不了他。除了被贬官外，还能有别的下场吗？

不过，也正是在带湖闲居期间，他在距带湖不远的鹅湖（今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人的友谊和诗篇。

蛰伏草野 陈亮自谓人中之龙

陈亮（公元1143—1194年），字同甫，号龙川，浙江永康人，《宋史》有传，称他：“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这么一个英俊豪迈、才气超人的人物却一辈子蜷居于民间，几乎是以布衣之身终老一生。这位被现代哲学史家称为中国“功利主义”哲学代表人物的思想大师，除了留下议论风生的雄文高论外，在事功方面，一件实事也没做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局？因为陈亮没有考中科举、当上官。

为什么考不上科举？他不是挺有文才的吗？

对了，就是因为他太有才了，而且自负其才，所以才屡试不中。

陈亮年轻时，就以出色的文才，雄视古今的气质，得到乡里先贤的器重和赞誉，在浙江地方考试中，他两次考中，有一次还是第一名，被推荐到首都临安，参加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但他都按着自己的性子，谈论自己的观点，因而文字与考卷要求格式不一样，“不合程式”，所以不中。第三次参加礼部会试，又因生病，头脑昏昏地，答不了什么，故三次落榜。

他知道自己的才华，考不上不是因为自己的问题，而是考官有问题，所以，每次考试失败之后，他都要给皇帝上一通奏书，陈述自己的政见，希望以此种方式引起皇帝的重视，得到破格录用，以报效国家。

他的这些奏书都写得极好，见解犀利，文字漂亮，浸透了爱国主义的激情，主要内容如下：

（1）必须尽快北伐，否则，天长日久，被占领区的宋朝遗民建立起对金国的国家认同，再北伐就得不到北方民心的支持，那就永远没有收复故土的机会了。他痛斥“隆兴和议”后的苟安思想，指出“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也”。

（2）北伐的第一步，是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为此，他曾亲自到建业考察地形，认为杭州的地理条件不好，既远离抗敌前线，又易被钱塘江潮水淹没，而建业，地势虎踞龙盘，又接近两淮抗敌前线，可以作为中兴基地。

（3）提出北伐的具体方案：在荆襄、两淮一带陈兵虚张声势，做出由中原进攻北方，收复洛阳、汴梁（开封）之势，实际进攻的主力放在西部的川、陕和东部的山东，和辛弃疾一样，他也提出了以水军跨海从山东半岛登陆的计划。

（4）指出北伐是“非常之事”，建议皇帝与“非常之人谋非常之事”。而眼下朝中大臣，都是好不容易通过科举场屋才谋个一官半职的“庸愚龌龊之人”，好处是老实听话，可以“守格令，行文书”，坏处是只顾个人利禄，只想如此苟安下去过自己的小日子，毫无“趋势赴功之念，复仇报耻之心”。这些人把持朝政，把他这样才气超迈于法度之外的人排斥在体制之外，任由岁月蹉跎，空有驱驰四方之志，只能终老林泉。他痛陈“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气抑郁不得泄，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能自奋哉！”“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资世！天下雄伟英豪之士未尝不延颈待用，而每视人主之心为如何？”

他的这些热血沸腾的奏章还真打动了孝宗皇帝，在陈亮第二次上书时，皇帝派同知枢密院事（相当于代理总参谋长）赵雄和另外两三名大臣接见了他，想进一步听取他的意见。不料，赵雄这几个人也正是他在奏书中所痛诋的“庸愚龌龊之人”，看不惯他睥睨人寰、纵论天下的神气，回去给皇帝汇报说：“没什么了不起的，一个秀才说大话而已。”孝宗皇帝还是想给陈亮机会，他指示下面先给陈亮安排个官职，在实际使用中再考察一下。这回輪到陈亮不干了，他说：“我来京城上书，是想和皇帝一起干大事的，不是为了谋个官儿当当的。”所以，一甩袖子，回家继续过着他种地教书的乡居日子。

他可能是读书读得有些发呆了，有些痴迷地相信历史上那些英雄良将与英明君王一遇相知的故事，总幻想着自己也能遇上这样的皇帝，而且也就按着书上说的古代那些崛起于草野之间的平民贤才的方式行事。古代的那些传说到底是不是事实很难说，反正陈亮的这些符合古代义士“合则出，不合则隐”的做法除了得罪了一批又一批的体制内官员之外，没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效果。

另外有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他这人幸亏没有进入官场，如果进去了，还指不定结局多么惨呢。在皇帝派赵雄接见他时，朝中就有小道消息传开了，说是皇帝可能要重用陈亮，一些趋炎附势的官员马上跑到陈亮的住所前来巴结他，陈亮实在恶心这些人，竟跳墙逃跑。他这种与官场习俗格格不入的人，在官场中注定是混不好的，所以，没进去，也未必不是好事。

他这样为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是一个广受欢迎的人物。他自恃才华出众，便看不起周边的寻常人等，而且喜欢舞刀弄枪、谈论兵略，又不拘小节、豪饮高歌，所以，在乡里之间，毁誉各半。喜欢他的人称他为一世之雄，反感他的人则多从他的那些不拘小节的错误着眼，把他妖魔化为一个横行乡里的恶霸，甚至有人编排说，他的死都不是病死的，而是因为想强娶一个制桶工匠的女儿，被桶匠给杀死的。他一生中有两次入狱，但都不是为了什么正经事：一次是和两个朋友带一个妓女喝大了酒，一位哥们自扮皇帝，封那妓女为皇后，封陈亮和另一位哥们为左、右丞相。酒后不久，那两位哥们为了百文钱的小事儿反目，把这事儿捅了出来，被人告发，说他们想造反当皇帝，因此下狱。最后，还是真皇帝孝宗较为明白，说这不过是一些秀才喝大了酒说胡话，哪有什么真造反的企图，这才把他们给放了出来。另一次下狱是因为他家的一个仆人打死了一位曾得罪过陈亮父亲的人，陈亮被控为是幕后主谋，关入监狱，审讯多半年，找不到真凭实据，又加上陈亮的一些朋友帮忙疏通，才又把他放了出来。

关于陈亮的两次入狱，有不同说法，有些现代史家出于爱护陈亮形象的动机，把这些事说得不明不白的。我所采纳的上述说法既有史料根据，也符合陈亮的性格逻辑。像他这样的人，自负身怀奇才，又仰慕古代豪侠之士慷慨悲歌、不受法度约束的豪迈，平时一定是逢酒必喝、逢喝必醉，也不太管一起喝酒的是什么人，只要能论及打天下、做大事，就是朋友，所以，喝大了酒演出当皇帝的“过家家”游戏不是不可能。以他的这种性格，平时在乡里邻居之间也是“大哥级”的人物，是有过豪侠仗义、扶弱除强的义举，但难保其家丁仆人不也是横着走路，谁敢惹就敢和谁拼命的主儿，打死人是真的，究竟是否陈亮主谋，因无证据，也就算不是。但至少陈亮管教不严的过错是有的。这时的陈亮，和未遇其时的汉高祖刘邦一样，做些荒唐事儿，交些荒唐朋友，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不过，他毕竟是自诩为“人中之龙”的英雄人物，在他的朋友中，有到处混酒喝的街头小混混，但也有真正的英雄豪杰人物。那一时期的南宋最为优秀的人物，几乎都和他有过交往，如朱熹、吕祖谦、叶适、倪朴等，其中，相知最深，期许最厚的就是辛弃疾。

鹅湖之会 永不能忘的圣贤与英雄

如今人们熟知的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鹅湖之会”：一次是哲学史上著名的朱熹与陆九渊之会，今天的哲学史家们将其解读为一场“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之争。另一次是文学史中辛弃疾与陈亮之会，今天的文学史家们只将其解读为两位伟大的词人相互激励、写出数首相互酬答的绝妙好词之会。其中，“朱、陆之会”名头更大些。

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两次“鹅湖之会”，但今人的解读却都远离了事情的本质。将“朱、陆之会”解读为“认识论”之争，纯粹是以西方哲学概念曲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从而偏离了中国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圣贤人格。而把“辛、陈之会”解读为词人应酬唱答之会，则更是低估了这两位杰出人物的实质价值，从而忽略了中国文化的另一重要核心价值：英雄理想。为此，我们得详细说一说。

1

鵝湖，在今天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一带，因为当地有座山山顶积水成湖，湖中有荷、荷间有鹅，故称“荷湖”或“鹅湖”。唐时，山下便建有鹅湖禅院，南宋时香火益盛，朱、陆、辛、陈都是借鹅湖寺院的住所相会的。现今那里建有鹅湖书院，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250年，江东提学蔡抗为纪念“朱、陆之会”建立的，当时请皇帝赐的名称是“文宗书院”，（这时距朱陆谢世已50年），称为“鹅湖书院”则是更晚的明朝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

铅山在江西东部，靠近武夷山，地势偏僻，但在南宋时期，却是一条交通要道，这是由当时的军事地理环境决定的。当时，宋朝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一带为边界，江北淮南一带是前方，长江南岸即苏南、浙江、江西、湖南等地是后方，福建则是大后方。

信州是南宋中心地带的腹地（属江南东路，南宋信州所辖地域与今江西上饶地区所辖地域约70%重叠）。南宋首都临安去往福建大后方的交通要道是今天的富阳—桐庐—建德—兰溪—衢州—常山—玉山—上饶—铅山—紫溪，过分水关至福建崇安，信州为必经之地。同时，朝廷与江西、湖南、广西、四川的联络，以及东西向运转的物流，也要通过信江航道。因此，信州又成为东西交通大动脉——浙赣走廊的要冲。

朱、陆、辛、陈诸人之所以选择在鹅湖相会，就是因为此处处于交通要道的便利条件。

仅有自然的地理条件还不够，还需要有一个穿针引线的人，才能把这么多优秀人物连缀在一起，形成一番风云际会，这个人就是吕祖谦。

吕祖谦（公元1137—1181年），浙江金华人，字伯恭，号东莱，他出身于一个显赫的世宦之家，其八世祖吕蒙正、七世祖吕夷简，分别是太宗、真宗朝的名相。他本人于公元1163年（宋孝宗隆兴元年）考中进士，此后当官，仕途平稳，主要做的也是什么太学博士、史院编修这类闲官。他读书很多，学问十分渊博，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胸襟，对各家学说一视同仁，丝毫没有门户之见。现代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评价他：“是一个心地极和平、气宇极宽宏、识量极恢廓的人，状貌不逾于中人，衣冠也不异于流俗，处处都表现得平易近人，蔼然可亲。”渊博的学识加上从善如流的性格使吕祖谦和当时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关系都很好，比如“心学”的陆九龄、陆九渊兄弟，“理学”的朱熹，“永康学”的陈亮，“永嘉学”的叶适等等，这些人之间有着激烈的争论，但和吕祖谦都保持着极好的友谊。

第一次鹅湖之会，就是吕祖谦从中组织的，要不然，以朱熹和陆九渊那两个谁也不服谁、心高气傲的脾气，是坐不到一起去的。陈亮与辛弃疾结识，也是吕祖谦介绍的。那是1178年（宋淳熙五年），陈亮第二次考科举不中，又给皇帝第二次上书，并获得赵雄等人接见。其时，辛弃疾正在首都临安做大理寺少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吕祖谦和陈亮是浙江老乡，吕祖谦考中进士那年陈亮也参加考试了（那是陈亮第一次参加礼部会试），只是没考上。但吕祖谦非常器重陈亮，在陈亮的草野乡居生活中，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吕祖谦不时地给他一些热切的安慰和鼓励，将一些向上的兴奋和勇气，输入到陈亮有时百无聊赖的平庸生活当中。公元1179年（宋淳熙六年），吕祖谦患病，辞官退隐金华老家，金华距陈亮所住的永康不太远，陈亮常去探望他，两个人间的感情很深，情同师友兄弟。1181年，吕祖谦病逝，陈亮立即跑到金华去哭祭，写过两篇声情并茂的祭文，回忆两人夜半讨论古今学问的往事，痛言“一代人物，风流尽矣”。

陈亮初识辛弃疾后，两人虽然“话头多合”，很有共同语言，但因很快天各一方，所以没有更深入的交往。直到1188年，陈亮去铅山鹅湖拜会辛弃疾，两人畅谈十日，此后才有诗词唱答，相互砥砺的佳话传世，辛弃疾成为吕祖谦去世后，陈亮最为相知的朋友。

2

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发生在1174年（宋淳熙二年）夏季。当时吕祖谦和朱熹共同修订完他们的共同著作《近思录》，经吕祖谦的撮合，朱熹随他从福建建阳寒泉出发（今建阳莒口），带着蔡元定等一帮门人弟子，过崇安、武夷山，前往江西铅山鹅湖，会晤陆九龄（字子寿）、陆九渊兄弟。

陆氏兄弟中九渊虽然为弟，但才气卓荦，英气逼人，坚持自己的观点可到极端之处，其兄九龄为人谦虚，比较能接受别人的观点。所以，后人提到“陆学”，常常只提陆九渊，不提陆九龄。

陆九渊（公元1139—1193年），字子静，号象山先生，江西抚州金溪人（今江西金溪县）。少时聪慧，三四岁时，就和朱熹一样，问他父亲：“天地何所穷际？”（天与地的边儿在哪里？）十三四岁时，便悟出“四方上下曰宇，往来古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这个被后世称为“心学”的主要观点。十六七岁时，读历史，知悉靖康年间社稷覆亡的历史，心情悲愤，于是不看重科举，不去学习科举时文，剪去指甲，学习弓马，立誓为大宋复仇。他十分自负，作诗自称：“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么一位自负、个性十分强烈的人，本来是与同样自负且有些心胸狭促的朱熹坐不到一起去的，好在中间有个吕祖谦。

陆九渊34岁那年（公元1172年，宋乾道八年）去参加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当时的主考官之一就是吕祖谦，吕祖谦对他评价很高，又觉得他的学说与朱熹的学说迥然有异，所以就把他们两个人撺掇到一起，一来想看一看两大思想巨人碰撞出的火花，二来也想促使他们的学问在更高的层次上达成一致。选择鹅湖相会，吕祖谦还是用了心思的：这里是介于朱熹住地福建建阳和陆九渊住地江西抚州的中间之地，选择一个对双方来说都是中间地带的地方相会，给这两个争强好胜的人都留足了面子，免得日后谁说谁去拜访的谁。

如果仅仅从那几句话来看，陆九渊的学说确实有些像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主观主义认识论”，所以，有现代学者将陆九渊定位为像康德一样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并把朱、陆鹅湖之争解释为“主观唯心主义者和客观唯心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分歧”。这与朱、陆本人的原意相去甚远。陆九渊与朱熹在鹅湖之会所发生的争论并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争论，西方哲学中围绕着人的知识是从人的大脑中产生的、还是对外界客观事物的经验反映，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以英国哲学家休谟为代表的，认为人的知识来自对外界事物的經验反映；另一种是以康德代表的，认为人的知识起于经验，但未必来自经验，人的知识是大脑思维的产物。休谟在我国现代的哲学话语体系中被贴上“经验主义”或“唯物主义”的标签，康德被贴上“主观唯心主义”的标签。先不管这些标签是否是准确，只是要弄明白：休谟与康德之争是围绕着“人的知识从何而来”这个西方认识论的经典问题发生的，而朱熹、陆九渊之争却是围绕着“哪种方法才能真正造就出有道德的人”这个道德实践问题展开的。朱熹认为，认真阅读圣人经典，理解圣人原意，是达到圣人境界的有效途径。陆九渊则认为，所谓道德问题产生于每个人自身的良心，只要每个人发现并坚持自己的良心，也就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他认为自己的办法是简捷易行的，而朱熹的办法不好，因为圣人的经典说法本身就支离破碎、互相矛盾，再加上学习者各自理解的又各不一样，因为实际上都是“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那么，难保没有小人借圣人之言行小人之实。所以他说：“易简功夫终究在，支离事业竟浮沉。”朱熹在后来也承认过陆九渊说得有道理，而且他也说过，达到圣人境界的首要功夫是要心里真有敬仰之意，读书是第二位的。这已经和陆九渊没什么差别了。

六年以后，朱熹任南康军知军，重修白鹿洞书院，又请陆九渊前来讲学，陆九渊口才极好，做了极富激情的演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听者近千人，其中有人被感动得落泪。陆九渊坚持他自己的学术观点，不立文字，被朱熹批评为近于佛家禅学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但朱熹对陆九渊的这次讲演十分钦佩，竟指示门人将其记录下来，刻石为铭，存在白鹿洞书院。

中国的学问，本来就不是什么“求真”的科学之法，而是“求善”的修身之术，朱、陆二人的分歧只是在修养方法上的技术性差异，而且，后来朱熹实际上也接受了陆九渊的观点，他们都是认为做学问的目的就是要做圣贤的，不是去认识宇宙真相的，这种立场和思维方式使他们弄不出西方康德和休谟那类的哲学认识论来，只能弄出激励同道砥砺名节、崇尚圣贤人格的道德热忱。这不是坏事，道德和科学同样重要，没有这种圣贤人格做支撑，中华文明就建立不起来。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也应珍惜这一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源，犯不上为了眼前“现代化”的需要，出于论证“我们祖上也有”的心态，来曲解朱、陆二人的学说，那样，既违背了求真求实的西方科学精神，又丢弃了求学为养成圣贤人格的中国传统，两头不得好。

3

真正和朱熹在思想性质上存在重大分歧的不是陆九渊，而是陈亮。

陈亮也是通过吕祖谦的引见认识朱熹的，只可惜，吕祖谦在世时，没有机会把两个人弄到一起坐一坐。在吕祖谦谢世后的第二年，即1182年，朱熹担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的职务（相当于中央派往浙江省的财政特派员），到了浙江，视察衢州和婺州时，陈亮赶到衢婺之交的地方，拜访了朱熹，两人盘桓了十数日，交流得较深入。这次会面，使得两个人对彼此的印象都有改善，朱熹发现陈亮不只是一个尚气任侠、纵情酒色的性情中人，还是一个学问渊博、见识深刻的学者，是可以和他讨论问题的；陈亮也发现朱熹也不是传说中的那种只会死读书、空谈性命道理之学的腐儒，也有收复失地的一腔热情，两个人因之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友谊。但随着交往的深入，两个人内在的思想分歧也日益明显地凸显出来，两个人进行了多次通信论辩，这场论战被后人称为“王霸义利”之辩，用今天的哲学术语说，就是功利主义与道德中心主义的论战。朱熹是极端原教旨主义的道德中心论者，他认为人追求的最高目标应是完全出于公正的道德标准，不能出于满足个人目的的私欲。为此，他杜撰的完美的圣贤形象就是传说中的尧、舜、禹三王，认为只有这些人才真正做到了“存天理、灭人欲”。陈亮则认为，只要在治国安邦方面真正做出了实事，这样的人就能称为有德君子，至于这个成功者的个人动机是什么，既无法考察，也没必要考察，事办成功了就是有德君子。他觉得尧、舜、禹的故事全是传说，谁知道真人是怎么回事儿，人们真正熟知的汉高祖、唐太宗，才算是真正有德、有功之人了。朱熹则认为像汉高祖、唐太宗这种人，根本算不上有德君子，汉高祖还有一部分为天下考虑的意思，唐太宗则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私欲，根本没什么天理。他总结陈亮的思想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且对陈亮的一些放浪荒唐行为有所不满，规劝他要做个“醇儒”。当陈亮因为酒后荒唐入狱时，朱熹认为是罪有应得，规劝他应趁此机会改过自新。陈亮对朱熹对他个人荒唐行为的批评还是接受的，不以为忤，但对朱熹的道德中心主义思想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多次写信与之辩论。他承认在下苦功夫做学问、严格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自律等方面，自己确实是不如朱熹这类“醇儒”，但在以堂堂正正的态度推崇流芳千古的功业方面，自己是有长处的。（原话是：“研究义理之精微，辩析古今之异同，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观而出没，推倒一时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他讽刺朱熹学说的实际后果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两张皮，即嘴里说着忠孝仁爱的“王道”，实际上也只能是打仗杀人的“霸道”，你们才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自己的学说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如唐太宗，既然已成就了一番英雄事业，他的那些小过错就可以忽略不计，王道、霸道其实是一回事。争论的结果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陈亮的一位朋友陈傅良对这场争论有个总结，点出了两者思想分歧的实质。他说陈亮的观点是：事情只要做成功了，自然就是有德、有理；朱熹的观点是：把事办成功了和有德有理是两回事儿。汉高祖、唐太宗虽然成就了汉、唐盛世功业，但其行为在道德性质上和盗贼差不多。陈傅良不关心两人前提是否与事实相符，只是从逻辑上推理两种理论的后果：按陈亮的理论原则，很可能出现完全没有道德敬畏心理的皇帝；按朱熹的理论原则，则大臣们很可能借口皇帝行为不够道德，而起废立之心，所以，都可能产生“骄君乱臣”之弊。自然，对这个评论，陈亮和朱熹又都不能接受。

我们之所以说朱熹、陈亮的这场争论更能反映出中国人思想本质上的分歧，是因为双方确实在涉及中国学问的核心观念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做一个贤良有德的君子，一直是中国做学问的人共同认可的一个理想。而陈亮将“有功即有德”作为最高原则，在逻辑上，确实有可能将“道德”完全逐出实际的行为领域，造成“只问后果，不计手段”的反道德主义倾向，说极端些，就没有道德的独立价值了，胜利者就是道德君子，失败者就是卑劣小人。可按朱熹的原教旨主义式的道德要求，事实上是没人能做到的，朱熹本人也找不出实际的例子，只好虚构一个“圣贤”三王故事（这种编造本身也是不道德的行为，至少违背了儒家的“诚”“信”原则）。这种争论断然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在本质上，这是人类自身功利天性和道德天性的冲突，二者都不能完全消失，只是时而此强时而彼强地维持着人类社会的平衡。

如今已是800多年过去了，这么长时间的历史已经足以证明他们各自学说的价值了。陈亮的学说更具真理性，因为它更符合真实的人性，更能激发起人们英勇无畏、奋然进取、开拓务实的精神，而且与近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又有相通之处，按清末民初时先进人士的说法，陈亮的学说是堂堂正正的“天理”，而朱熹的学说倒是虚伪的“人欲”了。当然，功利主义学说是可以为某些为个人的不顧公共道德的行为提供开脱和借口，但道德这个东西的确如陆九渊所说的那样，是每个人内心中先天的东西，讲不讲道德要看他心里有没有这个东西，而不在于它学习过什么学说。顺便说一下，在关于具体人物的评价上，对于汉高祖、唐太宗之人，我是赞同陈亮观点的，如果能定四海、安万民、扬国威于环宇之中者都不算“有德君子”，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什么真的“有德君子”了。

朱熹的学说虽然反映了人类道德存在的合理性，但不仅太过极端，而且确实如陆九渊所批评的那样：用“读书”这种外在的形式来解决“良心”这类内在的问题，结果真造就出一代又一代的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平心而论，朱熹的学说自南宋以后，对中国历史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对这个民族的衰败和糜烂，起着不可推卸的作用。时至今日，种种类似的学说还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

陆九渊的学说很有洞察力，为后世王阳明发扬光大，泛滥为所谓“心学”。但必须记住，陆九渊本人只是阐明了道德源于个人良心这个真理。人只需凭良心办事即可，没想弄出个什么“这学那学”的。无论何时，如果试图以“这学那学”去解决人的良心问题，也就一定会流于虚伪，也变成“朱子之学”了。陆学不是“学”，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一个人即便不识字，也不妨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道德的人。当然，反命题不成立：为了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就不必去读书了。

简言之，陈亮、陆九渊的观点即便在现代，也很有价值，而朱熹的观点流弊太多，值得深入批判。

尽管存在着如此深刻的思想分歧，陈亮对朱熹还是始终保持着对一位学术长者的尊重，逢年过寿，总要给朱熹备上一份礼品，以尽心意。相比之下，朱熹对陈亮有些不太客气，陈亮新居落成，请朱熹给题几个字，求了几次，朱熹都没答应。

其实论起个人品德，朱熹这位道德中心论者，在某些方面要比陈亮这位功利主义者要世故得多。他心眼较偏狭，遇见名气比自己大的学者就要挑一挑别人的毛病。在人际交往上，他也是挑有用、有地位的人交往。他和吕祖谦、张栻的私人关系最好，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是世家子弟，在朝野之中根基深厚，他要借重他们的人脉声望，所以，对这二位的学说没提什么意见。可是，等张栻死了，对他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了，他又吹毛求疵地提出了张栻学说的几个不是毛病的“毛病”，意图是说张栻的“湖湘之学”不如他的“闽学”，以收编“湖湘学派”的弟子。

陈亮是个性格磊落的人，他本人确实做到了义利合一，他的思想和浙江学者叶适的功利主义较为接近，又被称为浙东学派。当代在研究为什么浙江人善于经商并创造出最有活力的民营经济时，有人就提出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强调务实经世，为“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这一当代浙江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从学理渊源上看，被朱熹称为“离经叛道”的陈亮倒是更接近正宗的儒家思想，他把孔子、孟子提倡的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并追求适度的个人享受的思想发展到了极致。而号称“醇儒”的朱熹却是真正远离孔子、孟子的精神，他实际上是用了佛家的禁欲主义改造了儒学，所以，后人称朱熹的儒学为“新儒学”。孔孟的积极入世、进取事功、个人享乐的正宗儒家哲学，被朱熹改造成抑制个人欲望，追求忠孝、仁爱等难以实施的道德教条。后世的皇帝正是看上了朱子学说的这一点才将其定为官方哲学的，道理很简单：大臣们都“存天理，灭人欲”了，皇帝的位置也就安稳了。

4

朱熹和辛弃疾很可能是在江西做同僚时认识的，应在1180年前后。当时辛弃疾是江西安抚使兼知隆兴府（相当于江西省省长兼南昌市长），朱熹是他手下的南康军知军（相当于南康县县长），两个人既有公事上的联系，也有私人的诗文交往。辛弃疾很钦佩朱熹的道德学问，推崇他为“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朱熹本着他的道德君子原则，并没被辛弃疾的赞誉所“忽悠”过去。有一次，辛弃疾为了个人捞钱，盖庄园别墅，竟用安抚使府的官船前往淮北前线贩运牛皮，行至南康境内，被朱熹依法查扣、没收充公。辛弃疾派人与他交涉，希望能给个面子，把货物还他，朱熹没吃这一套，给顶了回去。辛弃疾是个胸襟极其朗阔的人，并没有因为这事记仇。他被王蔺以“杀人如草芥，花钱如泥沙”的罪名参弹罢官，退居自己的带湖庄园后，还请朱熹给他的新宅题辞，朱熹倒是题了，但题的是“克己复礼”“夙兴夜寐”八个字，告诫他要加强个人道德自律，辛弃疾也就把这两幅字挂在家里了。

朱熹对待在个人品德上比陈亮毛病还多的辛弃疾，却比对陈亮宽容得多了，他多次提到辛幼安是个人才，朝廷不用他可惜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出于他喜欢结交有实权的大官这种世故心理，另一方面，他们两个同为地方官，在地方施政方面，见解颇多一致，如在重新划分农村土地、整顿盐政、赈灾救荒等方面，思想高度一致，所以，他是很推许辛弃疾的军政才能的。在辛弃疾隐居带湖期间，朱熹还曾专门拜访过他。

5

公元1187年10月（宋淳熙十四年），退居在德寿宫的太上皇宋高宗赵构病故，此前一直有种说法，说是宋孝宗本人是有北伐收复故土之志的，只是限于对高宗要尽“孝道”，所以谨守高宗的“议和路线”，无法北伐。陈亮也是相信这一传闻的士人之一，高宗病逝的消息传来，陈亮十分兴奋，采取了三项重要行动：

1.亲自到建康（南京）、京口（镇江）一带考察地形，为北伐做准备。他还在京口买了套房子，他一向主张朝廷北伐的第一步就是迁到南京，而京口又是从南京北伐出发的第一个重要码头，他买房子的意思是管你朝廷迁不迁都，我先把家搬在这里，先给自己设了个“北伐前线指挥部”，有些书生气的可爱，但其激切赤诚之心也令人感动。

2.第三次上书孝宗皇帝，明确说：此前陛下固守对高宗的孝道而不提开战之事，现在高宗已去，与金人的和议可以不守，应立即派太子做“抚军大将军”，在建业建立前线指挥部，筹划北伐大计。

3.他分头致书朱熹和辛弃疾，约两人前往鹅湖一会，共同讨论高宗去世后，可能出现的北伐局面及自己的对策。

当时，已有风闻朱熹和辛弃疾将被重新启用，辛弃疾是天下闻名的主战派，朱熹也是主张北伐收复故地的，尽管不那么强烈，但他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儒，朝野中门生故旧甚多，极有影响力。陈亮认为，一旦这两个人出山受到皇帝重用，北伐大业必然可成，所以，邀两人去鹅湖会面。陈亮选择鹅湖倒不是出于对双方“面子”的考虑，而是因为辛弃疾此时在鹅湖附近的瓢泉又修了一套新宅子，住在那里，据说风光不错，那里既就辛弃疾的方便，又可使朱熹故地重游。

朱熹开始答应了这个邀请，但最终爽约没来。辛弃疾却如约守信，在家中恭迎陈亮的到来。

公元1188年（宋淳熙十六年）冬天，陈亮自家乡永康出发，沿浙赣道直赴信州，顶风冒雪，跋涉800多里，在信州会见了辛弃疾。其时，辛弃疾正患病卧床，陈亮的到来使他十分兴奋，两人雪中煮酒，纵论天下大事，十分痛快。辛弃疾以其出神的文笔记录下了两人第一天会谈的情景：“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誰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陈亮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凌晨即起，舞剑练武。这时的辛弃疾，年龄已近50岁，20年的仕宦漂泊、6年的乡间退隐，加上岁月的无情侵蚀，已使他筋力衰退，兴味懒散，他开始生病，肚子也挺起来，有了糖尿病患者的早期症状：嗜睡、口渴，头发也谢顶了，甚至还掉了几颗牙齿。身体的老病与精神的抑郁使他已经荒疏了武艺的习练，他饮食起居无度，因过量饮酒加重了病情，发誓罢酒又罢不了，早晨也难得起早，晏睡似乎成了习惯。陈亮的到来让病中的辛弃疾重新燃烧起生命的力量。陈亮当时也已45岁了，仅比辛弃疾年轻三岁，而且三次考科举不中，此时还是乡间一介布衣，却保持着一位职业军人时刻在岗的军事素养，他的昂扬斗志和火热激情，使辛弃疾又回到了当年“气吞万里如虎”的精神状态，病也不知不觉地好了起来。两人在瓢泉、鹅湖游谈数日之后，便南下到靠近福建的紫溪去等朱熹，这里离朱熹所住的崇安不远，朱熹只要走100里路，出分水关北上便可相见。但朱熹最终爽约没来，他后来致信陈亮，解释自己爽约不到的原因是：自己不愿参与政事，只想在山里过着读书隐居的日子。其实，真正的原因完全不是他嘴上说的“淡泊自处”，而是另外一种功利盘算。当时，朝中周必大要当宰相，王蔺要任枢密使。这两个人都是辛弃疾的政治对头，就是王蔺出手将辛弃疾弹劾落职的，但这两个人与朱熹的关系却很好，外界称他们同为“道学”一党。朱熹是担心自己再与辛弃疾搅在一起，引起周、王的误会，影响自己出山当官的前途，所以，借故不来。若他真是甘于在山中过着“吃菜根、读闲书”的淡泊生活，何必又在不久后，获得漳州知州的官职后便马上出山就职呢？

其实没了朱熹，辛、陈两人聊得更痛快，他们两位都是军事地理大家，做的都是治国安邦、行军打仗的真学问，没有朱熹的那些“王霸义利”之类的不着边际的话题。他们两个人有很强的互补性：辛弃疾久历行伍，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甚至亲自两次潜入到金人的首都燕京（今北京）侦察形势，他所积累的丰富的战场经验和实际考察所获得的地理地形知识是陈亮望尘莫及的，迄今为止，这位立志北伐的乡间布衣所到过的最北的地方只是建业（今南京），所以，在这方面，他要向辛弃疾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以军事地理方面的观点为例，陈亮曾主张由东、西两线同时出兵北伐，而辛弃疾却主张只把山东一个方向作为第一步实际攻击方向，待宋兵控制山东、打乱敌人的防御系统后，再由其他方向相机进兵。这一思路无疑更符合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一个方向的军事科学原则。再比如，陈亮主张把迁都建业作为北伐的第一个重要的军事举措；而辛弃疾则认为，迁都建业，只具有象征意义，并不具有真正的军事地理价值。如果朝廷真有心北伐，首都放在哪里倒无所谓，犯不上为这等事儿太费心思。这些方面的见解，应该说要比陈亮高明些的，所以，陈亮说他们的“话头多合”。而陈亮身上洋溢着的理想主义热情也是辛弃疾所久违了的美好感情，激发得他仿佛又回到了“旌旗拥万夫”的青春岁月。两人热烈交流了十天，第十一天，陈亮飘然东归。陈亮走后的第二天，辛弃疾难过得受不了了，驾车抄近路想把陈亮追回来。陈亮回去走的是从紫溪经永平、江村到茶亭的官道，辛弃疾久居铅山，熟悉地形，他以为抄一条乡间小道，比官道近三分之一的路程，可以追上陈亮。不想，这一天又降大雪，辛弃疾追至芦溪河渡口的鸬鹚林，天色已晚，雪深泥滑，车马无法前行，他只能就近在方村独饮（今铅山县青溪镇方村，与青溪镇隔芦席河相望），饮后又往回走，赶到泉湖村时，又过不了铅山河，只好投宿在泉湖村吴氏回望楼，夜晚闻有邻人吹笛，悲不堪闻，在长笛悲歌的大雪夜晚，辛弃疾写下了这阙《贺新郎》：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残雪。要破帽、多添华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萧瑟。

佳人重约还轻别。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断车轮生四角，此地行人销骨。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长夜笛，莫吹裂！

仿佛心有灵犀，是夜，旅途中的陈亮竟也无眠，做书向辛弃疾索词。回到家中，真收到了辛弃疾寄来的《贺新郎》，陈亮便将当夜在旅途中的书信和自己依辛弃疾词原韵所做的和词一同寄给辛弃疾，其詞曰：

老去凭谁说？看几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胡妇弄，汉宫瑟。

树犹如此堪重别。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绝。九转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寻常铁。龙共虎，应声裂。

辛弃疾收到此词后，又用前韵再复一首《贺新郎》：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陈亮接词，再和一首：

离乱从头说。爱吾民、金缯不爱，蔓藤累葛。壮气尽消人脆好，冠盖阴山观雪。亏杀我、一星星发！涕出女吴成倒转，问鲁为齐弱何年月？丘出幸，由之瑟。

斩新换出旗麾别。把当时、一桩大义，拆开收合。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摇肢动骨。这话霸、又成痴绝！天地洪炉谁扇鞴？算于中、安得长坚铁！淝水破，关东裂！

此后，二人不断有书信往来，一年后，陈亮用原韵再赋《贺新郎》以寄辛弃疾，回忆去年的相聚，这时，辛弃疾还没有复出，所以，两人的词中都带着一些悲观的苍凉。

话杀浑闲说。不成教、齐民也解，为伊为葛。樽酒相逢成二老，却忆去年风雪。新著了、几茎华发。百世寻人犹接踵，叹只今、两地三人月。写旧恨，向谁瑟。

男儿何用伤离别。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千里情亲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卧百尺、高楼斗绝。天下适安耕且老，看买犁卖剑平家铁。壮士泪，肺肝裂。

辛弃疾的回词是一曲著名的小令《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6

这便是历史上两次“鹅湖之会”的全部情形。第一次，留下了一批书斋知识分子对于“圣贤人格”的执拗梦想；第二次，留下了激荡千载的英雄血性。相比之下，“圣贤人格”尽管也有价值，但毕竟虚幻不实，而且带有强烈的思想和知识上的缺陷；而英雄血性，则有百利而无一害，可遗憾的是，今人更多记住的竟是前者不是后者。

何以会如此，无他，庸人多，英雄少耳！

庸人多，便脆弱多，更愿意接受能安慰自己心灵的虚幻假设，不敢承担起英雄开辟的血雨腥风的现实道路。英雄少，他们稀少的声音便易被庸众苟安的喧噪所掩抑，他们的痕迹便容易被抹去，正如今天的鹅湖，只留下了纪念“朱、陆之会”的鹅湖书院一样。

历史是强者创造的，却是被弱者书写的。

于是，我们从纸面上读到的历史，总和真实的历史不一样。

要读懂历史，有时得放下书本，到英雄们舞剑饮酒的故地去一去，在这仿佛从英雄心底里长出的山河中伫立一下，才能感受历史真正的心跳和力量。

生命的结局

陈亮的结局，颇有戏剧性。

公元1190年（绍熙元年）底，陈亮因家仆杀人被指为主谋而再度入狱，辛弃疾动用了他全部的官场人脉加以营救，半年多后，陈亮才得以出狱。

公元1193年（绍熙四年）春，出狱一年的陈亮第四次参加科举考试，这回不仅考上了，而且还中了状元。

这完全是个意外。原因是，当时继任孝宗的皇帝是光宗赵惇，他患有精神病，越来越严重，经常不去退居重华宫的太上皇孝宗那里请安，两宫关系十分紧张。这是当时朝野上下共同关心的一件大事，在崇尚孝道的旗号下，绝大多数大臣都纷纷上书，要求赵惇去按时朝拜太上皇赵昚，赵惇十分不满，在这一年科举考试殿试中，他出的试题便是问该不该去朝拜重华宫。别的人都一如既往地从人子应尽孝的道学观点出发，说皇帝应该朝拜太上皇，唯独陈亮回答：一年四次朝拜太上皇，只是做给别人看的“面子活儿”，一个皇帝只要把天下治理好了，收复失地，朝不朝拜已经退休了的太上皇并不重要。（这倒不是陈亮曲意逢迎皇帝，而是他一贯追求务实功利的思想使然，他认为有德的唐太宗还把自己的亲父亲逼退位了呢！）皇帝一高兴，就把陈亮点中了状元。

中了状元之后，陈亮被封为建康军签判，建康军即南京，是陈亮十分想去的地方。他十分兴奋，返回故乡，准备料理一下家事后即赴建康军视事，不想回到家乡，却因一场急病（大约是现代脑溢血之类的）突然逝世，时年五十岁。

辛弃疾闻之，做文哭祭。其中有深沉的叹息：“呜呼，人才之难，自古而然。匪难其人，抑难其天。”“今同甫策大廷，天子亲置之第一，是不忧其不用；以同甫之才与志，天下之事孰不可为？所不能自为者，天靳之年！”这是天意！

公元1200年（庆元六年），朱熹病逝，其时，朱熹的学说已被宣布为“伪学”，在当权者韩侂胄一派的压力下，许多朱熹的门人弟子不敢前往吊唁，而被朱熹“断过财路”的辛弃疾却不畏禁令，前往哭祭，并留下了一句留传千古的悼词：“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这就是辛弃疾，胸襟宽阔、义薄云天。他钦佩朱熹渊博的学问，承认他那套道德理想主义的必要性。但他也有充分的现实感，尊重现实官场的规则，对朱熹的道德规劝，他不抵制，也不照办。陈亮曾评价辛弃疾“挠弗浊，澄弗清”，意思是说他有稳定的人格结构，不论外界是混是清，他都一如既往。这是那种十分难得的人：理解包容人类的一切天性，但又能只选其中一端，在实践中建功立业。

“鹅湖之会”之后，辛弃疾又陆陆续续地两次出山做官，但每次时间都不长，不过一两年，且辗转后方各地，其北伐愿望一直没有实现。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南宋皇帝的无能，高宗死后的宋孝宗并没有如大家所期望的那样发起北伐，收复失地。他开始借口要为高宗皇帝守孝三年之后再言北伐，可是守了不到两年，就在1189年将自己的皇位传给他儿子赵惇（光宗），当时他62岁，身体尚可，这位孝宗皇帝在位27年，当政时总是把不能北伐的原因推到太上皇高宗的头上，高宗死了，他却来了这么一出。由此可见，偏居一隅、得过且过的苟安政策不只是高宗的政策，也是孝宗本人的政策，高宗只是个幌子。

继任的光宗皇帝患有严重的精神病，只当了五年皇帝就到了无法处理任何政务的状态。无奈之下，由赵汝愚和韩侂胄发起政变，让光宗退位，其由次子赵扩继位，是为宁宗。宁宗在位30年，其间主要由外戚韩侂胄当权。韩侂胄此人官声不佳，志大才疏，他在1206年（开禧二年）发起北伐，结果招致全面失败。辛弃疾虽因力主北伐，数度起用，但始终没有得到统领一方之军的机会。

自南渡以来，辛弃疾总共有25年为官时间，另20年退隐闲居在乡间。据初步统计，在他留下的601首词作中，有477首是在这闲居的二十年间作的，约近80%左右。这些词中有一部分描写了美丽的自然风光。在隐居期间，他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只在信州（今上饶市）一带，方圆不出百里，但就这么狭小的一块地方，竟被他描写得美轮美奂、宛若仙境，如他对上饶附近雨岩的描写：“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高歌谁和余？空谷清音起，非鬼亦非仙，一曲桃花水。”寻常的农家生活，也被他渲染出诗情画意：“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但更多的，是抒发他壮志未酬的悲慨。他发牢骚，说朝廷“不念江左英雄老，用之可以尊中国”（“尊”，这里是使动用法，意谓“使中国受到世人尊重”）；他枕戈待旦，时刻准备重上战场，以致出现了幻听的感觉：“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将夜半狂风吹响的檐间风铃，幻听为前线的金铁交鸣）；还出现了幻视的感觉：“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有时，他感到彻底的绝望，那冰冷的寒意直刺心底：“酒杯秋吸露，诗句夜裁冰。”就这样，在一个又一个痛苦抑郁的夜晚中，他那健壮的身体一天天老去，有史料记载，在临终之前，他突然睁开昏睡着的双眼，大呼数声“杀贼”后，气绝身亡。唉，男儿到死心如铁！

当英雄不遇于时代

1

依辛弃疾、陈亮本人的志向和才干，根本没想做什么舞文弄墨的词人，他们的理想是带兵打仗、扫除腥膻、重整山河。他们的手本是要提刀杀人、起草军事命令的，不是用来写歌词儿的。但不幸的是，时代没有给他们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机会。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时刻，他们空负一身的武艺和韬略，却只能踡居在乡间草舍中，无所事事，眼看着斑斑白发长满颜际（白发宁有种，一一醒时栽），其胸间的郁勃不平之气就总要找到一个出口释放出来，这个出口就是“词”。

那时的“词”就是现在的“歌词”，所谓“词牌”就如同现在京剧中的“西皮、二黄”之类的一些定型的曲调，所以，词填好后，立即就能唱出来，这本是那些落魄文人和无聊少年在勾栏瓦舍（类似于今天的卡拉OK练歌房）中玩的游戲。辛、陈二人本不屑于此等勾当，只是蛰伏草野日久，心中郁闷，只好顺手拣起这种连呼带唱的形式，略抒心志而已。史料记载，陈亮郁闷之极时，便做词高歌数遍后，叹息说：“平生经济天下的心志，又说出来了一遍。”在辛弃疾留下来的词作中，约有80%是在闲居中写的。说明在他做官工作时，忙于政务，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摆弄这些东西；而踡居乡下，只能填词饮酒，来对付那一个个愤慨难眠的夜晚。他们本来也没把这些歌词当回事，并不冀望于以此等歌词留传后世，歌唱过后，心情略微好受些；词填了，寄给一二同道，权当是让朋友远程听歌了，这些也就够了。

他们最看重的是自己的策论，如辛弃疾的《美芹十论》、陈亮的《中兴五论》，可惜那些重整山河的雄文，既未见重于当时，也不显彰于后世，随着他们的肉体生命，随着那个时代，沉没在历史里了。

他们以文学家、词人的身份垂名后世。是的，他们也当得起这些称号，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如果没有了这二位，南宋就没有文学史了。

但那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的本意是像马援、霍去病那样驰骋天下。

后世治文学史者无不钦慕辛、陈之文笔，以为“豪放派”之圭臬，但那种东西其实是学不来的，若非心底自有山河，怎么能吟诵那么深沉强烈的对祖国山河的爱恋；若非有雄心壮志盘郁胸间，又怎么豪言硬语盘空而出？

词者，小道也。大道乃是：一腔英雄热血！

2

时代怎么就不需要英雄了？

那时候，鞑虏凌夷中华，宋室遭受家国之耻，全国人民理应同仇敌忾、收复故土才是啊！那不正是一个需要英雄来重整河山的风云时代吗？

这全是我们这些今天的局外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当时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国破家亡的耻辱与仇恨。

先看老百姓。其实对老百姓来说，国家认同并不那么重要，在宋朝皇帝统治下交粮纳税，在金国皇帝统治下也同样交粮纳税，反正不管什么国号、年号，谁当皇帝，老百姓都是老百姓。这话挑明了说，就是原属宋朝的老百姓们并没有强烈的复仇愿望。“遗民含泪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只是诗人陆游一厢情愿的幻想。真实的情况倒是辛弃疾和陈亮在奏折中所反映的那样：北方被占领区的老百姓已经快忘了自己曾是大宋朝子民这件事了，眼下也安居乐业，没人盼着什么“南方的王师”来解救自己；南宋的老百姓也有同样的想法，只要能安居乐业，管他北方是谁当皇帝呢！所以，没有人想着去北伐，收复与自己个人小家庭本无关系的什么“故土”。

所以，他们支持任何条件下的议和，再往明白里说，秦桧的“绍兴议和”和孝宗时的“隆兴议和”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

老百姓为什么会这样？难道金兵的入侵就没给他们造成痛苦？他们就没有亲人被杀？没有家园被毁？

当然有过，也唯其有过，他们才不想再看见战争。

大凡战争，只是在交战期间，才会出现屠戮双方平民的事件，人民也就是在此期间，饱受家园被毁、亲人被杀、颠沛流离之苦的。但是，一般这个时期很短，短的只有几个月，长的也不过一两年。只要双方军队分出胜负，交战状态一结束，双方的统治者都会在自己的占领区内重建秩序，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不管这片地上的老百姓过去是谁的臣民。经历过战乱痛苦的百姓，现在只想早日结束痛苦、过和平日子，至于是什么条件下的“和平”，顾不上那么多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至亲被杀的痛苦与仇恨也会逐渐淡漠下来，甚至消失。辛弃疾、陈亮倡言北伐的时代，距北宋被灭亡的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50多年啊！又出生了两代人，在金国占领区的原宋朝遗民中，亲身经受过金人蹂躏痛苦的那批老人已经所剩无几了，新出生的人没尝到被杀被辱的痛苦，相反，却在金国皇帝的统治下，过着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上辈子人的仇恨不会随基因遗传到他们身上的，所以，他们没有“南望王师”的动机。南方的老百姓也一样，宋金沿秦岭、淮河一线相持了长达半个世纪，除前线的零星小仗外，南方老百姓绝大多数也在过着安逸的日子，他们怎么可能为一个虚幻的“故国”符号撇家舍业、上阵送死去呢！

辛弃疾、陈亮之所以多次上书朝廷，要求尽快北伐，就是因为看到了民心的这种实际变化，如果再不北伐，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1193年，辛弃疾复起，任福建安抚使，此时距靖康之耻已近70年，辛弃疾对天下民心有着清醒、深刻、但又几近绝望的认识，在回答光宗皇帝的策问中，他指出，现在宋金两国的人民已经习惯于目前这种相安无事的状态了，如果大宋再没有非常人物以非常手段收复故土的话，恐怕就只有等着新崛起一支“第三股力量”来统一天下了。这一见解极具历史穿透力，此后不到40年，新崛起的蒙古人就灭了金国，接着，苟延残喘了30年的南宋也被蒙古人灭掉。果如辛弃疾所言，由蒙古人这个新崛起的“第三方势力”一统了天下。

百姓因求安定生活而乞求和平，士大夫阶层总该有所不同吧？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士大夫阶层知书达礼，以节义自许，应该对国家符号有更为深刻的认同，应有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使命感。

那得看哪种士大夫了。借用美国总统杰斐逊的一种分法，他把贵族分成两种：一种是先天的“自然贵族”，一种是后天继承祖上爵位的“世袭贵族”。他指出，只有天生的“自然贵族”才具有担当天下的使命的高贵秉赋，不论其出身如何；而那些“世袭贵族”早已堕落成腐朽的人渣，别指望他们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同样，士大夫也有两种，一种是辛弃疾、陈亮这样的“天然士大夫”，他们当然能担当起天下兴亡的责任，但人数极为稀少。另外一种是“考试士大夫”，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员队伍，组成俗称为“士大夫阶层”的那批人，这批人人数众多，其实就是更加油头滑脑，更会拨打私人小算盘的老百姓，他们靠着小聪明，加上刻苦的努力，挤进官府，无非就是想过上更加舒服的太平日子，他们才不想挑起战端，将自己投入到血雨腥风的战场呢！这种人南宋有，那十多万的官僚队伍中95%以上都是这种人；北方的金国也有，他们也开科取士，考中的还多是汉人。如此说来，双方的“考试士大夫”和双方的老百姓一起达成一种强大的“和平默契”，辛弃疾、陈亮这种人是少数，只能被排挤在时代“主流要求”之外。

要改变这种局面，只能寄希望于更大的英雄出现，我指的是像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的英雄帝王的出现，这是那种不受时势所限，而能造就时势的大英雄，但这种人太稀缺了，五千年中国历史，也不过寥寥数位而已。（辛弃疾、陈亮也有才，但只是将相之才，非帝王之才；所以，他们只能受时势的左右，而不能左右时势。）

不幸的是赵宋王室，自太祖、太宗之后，因家族遗传病的原因，再没出过一个像样的皇帝，不是仁弱，就是懦弱，甚至是精神病人。这样的帝王只能和那些“考试士大夫”一起，领着天下百姓苟且偷生了。借用辛弃疾的一句叹息：唉，天意啊！

不明白南宋政权的“议和”国策吗？（用今天“愤青”的话，是投降主义的卖国路线。）看看眼下，就有个现实版的，台湾马英九政权的“不统、不独、不武”和南宋自高宗以来的国策何其相似乃尔！

孱弱的皇帝、一心只顾自己小算盘的官员、渴求和平的百姓，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流大趋势。岳飞、辛弃疾、陈亮是少数，极少数！有兵权的岳飞不就是因为“战争贩子”的缘故给杀了嘛！对没有兵权，或只是一介布衣的辛弃疾、陈亮之流，那个时代的处理方法也稍温和些：晾起来，不用！

3

时代不需要英雄，就没有英雄了吗？

不！英雄就是英雄，他们是天生的，与时代无关。无论遇与不遇，天意将他们造就成为英雄，他们就按自己天然的生命秉赋行事，无关乎外界条件的变化。陈亮闻鸡起舞，终生不懈，在取得状元之后给皇帝的答谢诗中还掷地有声地说“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辛弃疾在临终弥留之际，脑海中仅存的理念，依然是北伐杀贼！他们真正做到了“男儿到死心如铁”！

辛弃疾、陈亮还算幸运的，因为他们的文才被历史记住了；在他们周围，也还有些同样才华出众、有担当天下之志的朋友们，却因为留下的东西较少，不为人们所知。比如陈亮有一位朋友倪朴，如同陈亮一样豪迈不羁，自少时即喜欢舞剑谈兵，耻为无用之学。他立志要以战事效命于国家，收复失地、驰驱四方，直到四十七岁还不肯娶妻。他做的学问也是军事地理等，对天下山川的险阻，各地户口的多寡，了然于心，著成《舆地会元》四十卷，他还自绘了一幅天下地图（包括他所能知的一切华夷国家，可谓当时的世界地图），张贴在自家墙壁上，对其中可战可守的军事要点，均手指心记，牢记于胸中，以备一旦将来上战场厮杀时好用。但这人比陈亮的命运还惨，默默无闻地死于贫病交加之中。

这就是英雄，无论时势如何，他们总是按照某种天意的召唤，恪尽自己的使命。这种人虽然稀少，但每朝每代、每种环境下都有，他们中的大多数如倪朴一样默默无闻地死去，但正是这些人的存在，才使得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从未灭绝。

4

当时代不需要英雄，英雄就留给了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发挥他们的作用。

我甚至觉得，全部历史学的意义，就在于发掘出民族的真正英雄人物，让他们永远生机勃勃地站在一切活人面前，告诉人们，决定这个民族历史命运的不是什么玄妙的“规律”，而是沸腾于心中的英雄血气！（德国历史哲学大师斯宾格勒在研究完全人类各民族的盛衰原因之后，也是这么说的。）

英雄怎么作用于历史呢？有例子。

南宋咸淳年间（公元1265—1274年），宋史馆校勘谢枋得过辛弃疾墓旁僧舍，晚间闻“有疾声大呼于堂上，若鸣其不平”，自黄昏到三更时分还不停息。谢枋得受不了，起来秉烛作祭文，准备早晨起来祭奠辛弃疾，文章一写成，那呼喊之声也就停止了。这件事记录在正史《宋史？辛弃疾传》中，谢枋得的祭文也有遗存，故我信其事应当真有过，只不过不能将这件事解释为鬼神迷信之说。谢枋得是江西信州人，《宋史》上记他“为人豪爽，每观书，五行俱下，一览终身不忘，性好直言，一与人论古今治乱国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跃自奋，以忠义自任”。这么一位激情澎湃的读书人，对于葬于信州铅山的辛弃疾的事迹与诗文极为熟悉。咸淳年间，蒙古人已改国号为大元，历经五年的残酷围困，已拿下了南宋的中间门户襄阳。当此国难临头、风雨飘摇之时，这位以忠义自任，又感情极为丰富的诗人夜宿辛弃疾的墓庐之旁，悲愤交加，一定是在极度的冲动中出现了幻听的感觉，等他写完祭文，盘郁在胸中的郁闷之气泄去，幻听自然也就结束。

谢枋得后来任江西招谕使，指挥江西抗元战争，失败后本想隐姓埋名藏于民间、伺机再起，不想被人认出。元统一天下后，数次招谢枋得入朝为官，谢枋得不去，后被强迫送到元首都大都（今北京），谢枋得遂在金人曾关押过宋钦宗的悯忠寺内绝食自尽。（悯忠寺至今尚存，名为法源寺，在北京牛街附近，中国佛学院就设在那里。）他也做到了“男儿到死心如铁”。

1975年，82岁高龄的毛泽东刚做过老年白内障手术没几天，一个人在书房中读书时突然放声大哭，在外面值班的主刀医生唐由之大夫忙冲进去安慰他：别哭坏了还没恢复好的眼睛。唐大夫看见引起毛泽东痛放悲声的那本书——陈亮的一首词《念奴娇？登多景楼》：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

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

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

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这是陈亮亲自考察建业（今南京）地形时写的。博闻强记的毛泽东一定也还记得，这次考察结束，陈亮第三次给皇帝上书中的段落：“京口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为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而北府之兵为天下雄，盖其地势当然而人善用之耳。”“天岂使南方自限于一江之表，而不使与中国通而为一哉！”这时的毛泽东是否也想起了台湾：天岂使其岛自限一海峡之隔，而不使与中国通而为一哉！不得而知，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两位英雄穿越时空的惺惺相惜之情：远隔八百年时光，两人对着同一首词，长泣当歌。

这就是英雄的力量，他们总能感动后代的英雄，激励他们不断奋斗的勇气。

补记

此文起意于2008年，蓦然回首，已是十二年过去。先是，简直先生有小恙，卧床时读辛弃疾词，感动不已，病愈出院，于2009年初访江西铅山，祭辛弃疾墓，述其形迹与李寻，李寻大为感动，遂相约于2010年两人同访江西铅山，过鹅湖书院，经紫溪、泉湖、方村、上饶、广丰，直至浙江永康，追寻辛弃疾与陈亮相会的足迹。行后简直书成此文，李寻略做编辑，曾发表于《休闲读品》2010年第二期。2020年11月，李寻团队访酒江西，又怀念起在江西文化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辛弃疾和“鹅湖之会”，遂将此文再次刊出，以为江西的酒做个备注。

与辛、陈二位心神契合之意，文中所述备矣，有两个与酒相关的细节补充于下。第一，2010年时，我们前往辛弃疾墓前祭拜，简直在附近小镇上的杂货店买了一瓶白酒“稻花香”，当时觉得此酒名与辛弃疾一首词《鹊桥仙·己酉山行书所见》的名句“酿成千顷稻花香，夜夜费、一天风露”颇为契合，正好祭献给辛将军。后来查网上资料才知道，“稻花香”酒产自湖北宜昌夷陵区龙泉镇，其名就来自上面引述的辛词。稻花香酒是湖北白酒中的后起之秀，虽然没有黄鹤楼酒那么悠久的传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崛起，2010年销售额为70亿元，有资料说已成为湖北最大规模的白酒企业，其产品品种很多，从33度的低度酒到52度的中高度酒均有，基本上是浓香型，但比起川派浓香来，显得清纯淡雅得多。赴铅山之前，我们没有喝过这款酒，从那以后，有机会总要喝上几回稻花香酒，每喝此酒，就怀念起辛弃疾与陈亮的悲慨人生，也会怀念起与简直先生一同追寻辛、陈足迹的往事。

第二，2020年，我们在江西四特酒有限责任公司参观采访，该厂所生产的四特酒的酿酒主粮是大米，也应是稻花香里酿就的美酒。在酒厂科研中心的墙上有一幅巨大的陶瓷壁画，描绘的是南宋另一位大诗人陆游与四特酒的渊源。南宋淳熙七年，陆游到江西抚州任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在豪饮“四特土烧”后留下了“名酒來清江，嫩色如新鹅”的咏叹。我当时心里想，如果再有一幅辛弃疾喝江西酒的壁画就更好了，江西的美酒激发了南宋两位最杰出诗人的灵感与激情，他们理应同时出现在江西最大的酿酒企业文化中。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