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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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因为工作的事情到遵义出差，闲暇之余去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纪念馆门口有一个叫“黔北书舍”的小书店，我在里面买了本名为《沧桑遵义》的书，不厚，就是一本小册子，在遵义到北京的飞机上一口气就读完了。书写得非常好，全书也就五六万字左右，短短的篇幅，把遵义的历史从汉朝一直写到20世纪80年代，语言简练，但是在细节上又丝丝入扣，动人心弦。迄今为止，在写地区地域文化、历史文化的书中，我还没有看到过比《沧桑遵义》更好的作品。

六年后，也就是2010年，我主编的《休闲读品》杂志要做一期贵州旅游文化的专辑，于是派我们的同事高远带上记者团队，专程到贵州遵义找到了《沧桑遵义》的作者、时任遵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韩可风先生，对他进行了采访，并在他的指导下参观了他书中提到的很多地方，比如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址和娄山关、海龙囤等等。我们把韩先生的《沧桑遵义》全文也在《休闲读品》2010年第六期进行了转载，而且配有采访团队拍摄的一些精美图片。

2017年，距我初次读韩先生的书已经有14年了，我终于见到了韩先生本人。当时我准备撰写一部有关中国白酒的专著，正在研究中国白酒，特别是贵州的茅台酒，而韩先生在《沧桑遵义》里对茅台酒的起源、演变都有过详细的描述，并指出茅台酒的兴起跟贵州盐业的发展密不可分。这个观点对我的影响很大，为此我专门到贵州拜访了韩先生。相隔14年之后，因一本书，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一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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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位诗人朋友马海轶曾经说过，去见诗人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我对他这句话深有同感，因为作家和诗人，本身感情饱满，情绪波动比较大，读其书可以，见其人、与之相交，有的时候并不太愉快，如果相处不好，可能会不太融洽。我14年后才去拜访韩先生，也有这种因素，总是觉得作家可能个性较强，不容易相处，但真正见了韩先生却大出意外。

韩先生本人是一个谦和儒雅的人，非常聪明、善解人意、宽厚，每件事都替你想得很周到，但做事又有原则，他的这种原则性表达出来也让人很容易接受，往往他还没表示，你就已经觉得应该如此，他一旦表达出来，你便觉得更应该如此了。所以，在有过一两次交往之后，慢慢地就能理解他的原则，甚至不用他再去暗示，你已经知道哪些是共同的原则了。朋友相处，总会有意识观念不同的地方，而他处理这种不同想法的方法，让人如坐春风，非常舒适。

韩先生出生于一个有文化的军人家庭。其父是江西上饶人，参加过解放军，随16军解放遵义后便留驻在这里。韩先生出生在遵义，在仁怀县茅台镇长大，曾當过杂志编辑，而且还下海经商卖过领带，也曾入伍参军，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对越反击战前线参加过军事行动，转业回到地方之后在遵义某县当过副县长，在地区某局当过局长，后来到遵义文联任作家协会副主席。这些丰富的阅历在他身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见到他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任何与之相关的气息，没有久经官场之人的城府，没有做商人的那种精明算计，也没有文人的狷介之气，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学识渊博、儒雅、胸襟豁达、洞彻人性的智者形象。

韩先生自己说他是一个懒散的人。他从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发表作品，但是我真正读到的就只有《沧桑遵义》这本书，其他的作品没读过，他也没有给过我。他写过一本小册子叫《酱香时代》，那是十多年前的事，那个时候酱香酒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炙手可热。现在酱香酒风头正盛，我知道他写过《酱香时代》这本书的时候就向他询问，他说那本书写的不好，也没有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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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拜访韩先生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没有日常工作的羁绊，更放松，日常主要的时间就是读书和思考，写的东西不多。有一次他在朋友圈晒了一张图片，有些炫耀他的生活状态，一瓶茅台、半罐进口的沙丁鱼罐头、读着《南渡北归》，这种生活方式让人向往。

他的眼界是非常开阔的，对于国际上的热点问题保持着非常敏锐而深刻的观察，看问题的立场超然客观。他的历史知识非常深厚，特别是关于贵州和遵义的历史，如数家珍，所以他看问题有非常深远的历史纵深，再加上他丰富的个人生活和工作阅历，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东西比读他的书还要丰富，还要直接。

明代大儒黄宗羲说“书到老时方可著，交从乱后不多人。”我到50岁之后，经历的事情多了，才能深刻的体会到这两句话的含义。年轻的时候写的书，因为阅历还不够丰富，一定有各种各样的片面性。尽管很多伟大的著作都是年轻人在年轻激情旺盛的时候写出来的，但是如果这个人老了，他回头看年轻时的文字，难免会产生梁启超所说的“不惜以今日之我和昨日之我作战”的感觉，甚至会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而到老了的时候再写的书，就会更全面了。

我一向是偏爱自己读书，很少交朋友。年龄大了，交朋友就更少了，一是时间少了，紧迫感更强，没有时间多交流，二是真正能让自己长进、鞭策自己、让自己的思维更开阔的朋友也并不多。韩先生是我在50岁以后真正结交的少数朋友之一，因为他总是能让我有一种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待问题，而且认识深处还具有未来感、现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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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所以，某种形式的中心主义深入骨髓地根植于每个人的血脉之中。我们从小本能的就觉得最好的东西应该在京城，最厉害的人物应该在京城。这不只是每个人的思维习惯，也是事实。比如，最著名的学校北大、清华就在北京，中科院、中国工程院也在北京，国家级的期刊杂志，一级期刊、核心期刊最多的也都在北京，各种评审活动也多是北京的专家在组织。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久而久之就形成一个潜在认知，只有北京才是大地方，其他都是边远地区的小地方。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多元化，又出现了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之说，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是一线城市，是所谓先进生产力聚集的地方，也是先进人物聚集的地方。似乎只有这些地方才能出现大人物，这是思维惯性主导的一种思维模式，而且很大程度上是有事实作为支撑的一种思维模式，是根深蒂固的。我成长于青海边地，是边陲之人，有幸在北京读了大学，感觉见过大世面，也曾经有念念不忘的那种在京城呆过的优越感，这种陋习在近十年以来才慢慢淘洗掉。与韩先生的交往使我更加彻底地淘洗掉了这种陋习。

贵州遵义按照这种思维方式看是个偏僻的地方，一座小小的山城，要不是因为红军长征经过那里，遵义会议在那里召开过，可能就不会被人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周恩来总理对茅台酒的倾情推荐，恐怕那地方的茅台酒也不会有现在天下第一名酒的风头。但是遵义这个地方在遵义会议之前，在茅台酒名扬天下之前，就有过文化上的大人物。遵义市南面30多里有个小地方叫沙滩，沙滩就产生过三位文化巨匠，一位叫郑珍，一位叫莫友芝，还有一位叫黎庶昌。郑珍和莫友芝主编的《遵义府志》，被梁启超评为天下第一府志。莫友芝曾以布衣入局，做过十多年曾国藩的幕僚，但两人始终以朋友相称，曾国藩评价莫友芝“豪英不地囿，十九兴偏邦”，意思是说这种英雄豪杰根本不受出生之地的限制，大人物十有八九是出于这种偏僻的小地方。

曾国藩形容莫友芝的这句诗用在韩可风先生身上也是恰如其分的。韩先生的见识、胸襟、学识完全让你想象不到他是这么一个偏僻地方的学者和作家。我也接触过一些地方的学者和作家，确实有些学者研究地方史或者地方文化，就会有一些地方意识，韩先生则没有。韩先生的地方文化史的知识是非常渊博、深厚的，但同时又充满着人类意识、世界意识和未来意识。这几年跟韩先生的交往比较多，每次去拜访韩先生时候，都不会觉得自己是要去遵义这种小地方，而是有一种去巴黎、伦敦、纽约等大码头去拜访大人物的感觉。所以慢慢真正理解了，有些人如果心胸狭隘，即便身居通都大邑，依然有那种“穷巷多怪，曲学多辨”的陋习，而有些人如果心灵宽阔，即便身处乡野草莽，仍然是一个世界的中心。韩先生无疑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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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先生是笔者这几年少数有精神交流的朋友之一，跟他的交流一直在持续进行。我知道韩先生不仅在思考，也在写作，他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以历史学家的姿态来进行的，他在记录历史，同时也是在探索一个新文明的基础，思考新文明的常识，他的表述方法是文学式的，他的思维方式是历史学家和未来学家式的。我期待他未来的大作能够再度结集问世，以启迪更多的读者。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