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苏联电影在香港的传播

2020-02-04吴东阳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20年12期

摘要：苏联电影在中国内地的传播与接受一直是备受瞩目的话题，却鲜有人关注到苏联电影在香港的情况。冷战格局形成后，电影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工具。在殖民地香港，英美片长期垄断院线。面对如此形势，一批香港左派人士采取行动，引进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加以对抗，在铁幕的缝隙下熠熠生辉。本文对1950年代苏联电影在香港传播的背景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采用“管中窥豹”的方法，以查良镛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影评为视角，考察当时苏联电影在香港传播的情况与意义。

关键词：苏联电影香港左派查良镛《大公报》影评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社会主义阵营注入一股强大的力量，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与孤立，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苏维埃的缔造者列宁曾说，“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a，这使得电影成为建立现实与政治联系的有效手段。紧跟苏联“老大哥”的步伐，新中国大量引进苏联影片作为典范。苏联电影在当时不仅成为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的象征，而且还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培养新的民族认同感发挥了“想象”的功能。b为了更好地发挥这种功用并增强社会主义的认同感，新中国利用其地缘优势向香港发行苏联电影。然而当时香港院线基本被英美片垄断，英美片占据市场九成以上，此外港英政府还用电影审查制度控制银幕，非英美国家影片很少有上映机会。好在电影检查制度起初执行得并不严格，在中国政府的策划与支持下，杨少任南下创办了香港南方影业公司，专门负责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在香港的发行与传播。为打开香港电影市场，南方公司通过传单、戏桥、知名导演推介、在报纸上刊登相关影评等方式进行宣传，其中，专栏影评宣传效果颇为显著。一批南来文化人立足香港左派报刊，评价并推荐苏联电影。

查良镛作为香港左派电影批评的中坚力量，曾以“林欢”“姚馥兰”“萧子嘉”和“姚嘉衣”为笔名在《新晚报》、《大公报》、《文汇报》和《长城画报》上撰写影评。他在《大公报》影谈专栏发表的影评持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是其影评写作最具代表性的部分，故本文以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影评为视角，尝试采用“管中窥豹”的方式，来考察苏联电影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传播的情况和意义。

一、铁幕的缝隙与另一种电影

20世纪40年代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格局开始形成，这是场蔓延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诸多领域的战争。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地缘上接近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地区，使得它成为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及国共斗争的特殊之地。英国政府在不危及自身管辖权的前提下，为避免得罪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关乎香港管辖权的中国，采取了听任事态发展的消极统治政策，促使香港成为多元意识形态并存的政治生存空间。c战后香港电影工业蓬勃发展，加之电影视听表现形式更易被大众接受，故电影成为各大阵营和党派意识形态宣扬与传播的重要工具。20世纪50年代，冷战全面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拍摄了大量反苏反动的宣传片，当时香港院线基本被这类影片垄断。在中国政府与香港左派人士的协作下，成立南方影业公司，专门向香港发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

二战结束后，日本撤出香港，香港重新被英国接管，苏联恢复了同英国及香港的文化交流。值得一提的是，苏联电影在香港的发行并不是由苏联人直接承办的，而是由中國牵线促成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国产电影数量较少且质量欠佳，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流砥柱，其电影自然成为中国的学习对象。对香港传送苏联电影一方面能够弥补新中国电影事业上的短板，向香港人普及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另一方面通过电影汉字字幕或华语配音的形式可以增强香港人对中国的归属感，为中国政府的统战工作提供便利。

20世纪40年代中期，苏联电影放映事宜首先是由周恩来和苏联方面的官员接洽，再交给总部设在泰国的安达贸易公司，以贸易形式进行。安达公司把代理的苏联产品转销到香港，这其中就包括了电影。1947年，由杨少任、洪藏等人在上海创办的南方影业公司，后来该公司迁移到香港。苏联电影的发行业务逐渐转移到南方影业公司，但对外依旧是以安达公司的名义进行。1948年苏联电影直接从苏联转运到京沪再到香港。d 1950年，在中国政府与香港左派人士的同心协力下，前身为南方影业公司的香港南方影业公司正式成立，接管安达公司苏联电影放映业务。50年代前三年，香港南方影业公司只向香港引进苏联电影，1953年后开始发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香港南方影业公司共发行苏联电影一百四十部。

苏联电影在香港放映面临重重困难。早期存在院线不足、南方影业公司缺乏发行与宣传人才、电影语言译制等问题，完全无法与英美片争夺市场，所以苏联电影起初并没有引起港府官员的注意，对此审查也颇为宽松。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冷战局势越来越严峻，港英政府意识到苏联电影所发挥的政治宣传作用，故为维护其在港管辖、减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渗透，于1953年颁布《电影检查制度》对电影界实施管控。苏联电影要通过正片检查、预告片检查和字幕检查方能上映，甚至放映场次、地点也须向审查委员会报告，e不过被审检的苏联影片逐渐增多。在电影审查的自觉下，香港南方影业公司尽量引进符合规定的影片，苏联电影虽有上映的权利，但根本无法占领主流市场。

播放苏联电影的影院往往是在设备简陋的二三轮西片影院，如国泰戏院和景星戏院。为了让电影有更多与观众接触的机会，影院经常在早场、公余场，甚至是烂尾期“见缝插针”地放映。以仅售两三角钱的低廉票价，吸引了一些不关注电影内容只为打发时间的观众。在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的不断努力下，部分问题得到解决，苏联电影逐渐俘获一批观众，受众范围也不断扩大：故事片尤其是根据原著改编的影片如《我的童年》《钦差大臣》《青年近卫军》等受到知识分子的青睐；内容健康向上的动画片《公主和七勇士》得到了家长的肯定；题材新颖丰富的彩色纪录片《苏联大马戏》《大歌舞会》等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除了院线放映外，香港南方影业公司还有自己的放映队，专门为一些左派学校和社团提供上门放映服务。

苏联电影在香港传播市场狭小、审查严苛、放映条件简陋，但它依旧能够在铁幕笼罩、境遇复杂的香港开拓出社会主义的电影市场，便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

二、查良镛影评与苏联电影类型

苏联电影在香港放映并得到一批观众的认可与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的宣传工作功不可没。1950年代香港报业繁荣，报纸影响力极大，左派报纸在香港舆论界一度占据主导地位。香港南方影业公司通过《大公报》《文汇报》和《新晚报》等左派报纸影评专栏进行宣传，向读者介绍苏联影片。这其中涌现了查良镛、沈鉴治、陈君葆、吴其敏等电影批评者，为苏联电影在香港传播起到强劲的推动作用。查良镛作为香港左派电影批评的干将，凭借着专业的电影知识和颇具个人特色的写作模式向读者推荐了几十部苏联经典影片。同时，他还是一位普通的电影受众，他的影评也能反映出当时香港居民的观影感受和苏联电影的接受情况。

1953年4月28日至1957年7月5日查良镛先后以“萧子嘉”和“姚嘉衣”为笔名，在《大公报》“大公园”副刊发表六百多篇影评，这些影评多是写当时正在影院热映的电影。其中有关苏联电影的批评近五十篇，具体论述了三十多部苏联经典影片，包括故事片、动画片和纪录片。这三十多部电影大都摄制于1953年前的斯大林时期，而“解冻”时期的电影则寥寥无几，这与中国内地对苏联电影的引进政策有关。

查良镛评价的故事片中，战争片占据多数，尤其是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电影，如《青年近卫军》《以身许国》《常胜将军》《黑海岸浴血战》《沙漠苦战记》和《伟大的战士》等。影评通过概括人物的突出事迹来表现其高尚人格，对社会主义进行积极宣传，强调英雄的“凡人”本质，将电影中的英雄形象与中国内地英雄相联系，增强人们对新中国的认可。在《以身许国》一文中，查良镛由为国牺牲的马特洛索夫联想到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的故事。这类影片在中国内地颇受欢迎，能够引起饱受战争摧残人民的共鸣，旨在培养人民拿出战争时期不畏艰苦的精神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香港南方影业公司试图借鉴苏联电影在中国内地传播的成功经验来感染香港受众，却没有获得预期的成效。不同于内地以工农兵为主体的观影者，香港社会的受众更倾向于娱乐性和感染性强的影片。故事片中票房销量比较多的是《青年近卫军》，上映场次逾越百场。这部电影改编自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同名小说，被导演谢尔盖·格拉西莫夫搬上银幕。查良镛认为影片成功之处在于在真实性与演员选择上的优势，具有很强的感染性，不但能够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更能点燃青少年的心。

苏联动画片也有在香港上映的机会，但数量非常少，查良镛仅写了两篇有关动画片的影评。苏联高度重视儿童的身心健康，为此查良镛特地撰文《儿童和电影》来介绍苏联是如何关注儿童的观影情况——苏联人专门为孩子们成立了儿童剧团、拍摄儿童电影、建立儿童电影院。尽管美国也发行了制作精美的动画片，像以迪士尼为代表的动画，但查良镛却认为美国动画片越发趋向无聊，缺乏意义，充斥着大量的商业广告、暴力破坏、色情内容和污蔑民主国家的政治宣传，不适宜儿童观看。苏联动画片虽在制作和吸引力上略逊一筹，但起码主题思想是健康的，有益于儿童的成长，甚至成年人看了也会得到启发。这种陈述必然会让家长重新审视美国动画片，观影时优先选择苏联动画片。查良镛曾说：“卡通片是一种很有力量的教育工具，为了对儿童发生有益的影响，它必须有一种健康的内容。”f在他批评的《公主和七勇士》及短片《奇妙的商店》文章中不难看出动画片实际上是对低龄儿童意识形态的塑造，是教化儿童的工具，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这种政治功利性在20世纪50年代争夺意识形态的语境中不足为奇。

而几乎不带有政治色彩的纪录片却最能吸引香港观众。不同于故事片和动画片，纪录片以真实性作为主要特点，它以现实作为素材，不能虚构情节和角色，通过剪辑为受众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域，涉及杂技、体育、艺术、自然等方面，更符合香港市民在休闲娱乐的同时还能获得知识的需要，接受度远超于同时期其他电影类型。而且纪录片观看门槛很低，大众都能够看懂并接受，不像故事片需要特定情怀或相关知识才能够理解。50年代苏联在香港播放的纪录片一般以歌舞剧、体育赛事和生态自然类为主。在港放映的纪录片中，《苏联杂技大会》上映场次达426次，观影数量达到21万人次。g查良镛作为观影者在《美、力、与勇敢——谈〈苏联雜技大会演〉》一文中表示这部电影是自己第三次去买票才看到的，前两次均是影院爆满，而第三次是很早订了座才买到票的。h此前的《苏联大马戏团》更是获得了42万人次的观看，i是香港最受欢迎的苏联电影。《苏联捕鲸队》记录了苏联捕鲸船到南极捕鲸的故事，放映场次也超过同期的故事片。查良镛把这部纪录片看了两遍，认为这部影片可以让观众获得很多知识。《大歌舞会》内容丰富，包括舞剧《天鹅湖》《罗密欧与朱丽叶》，歌剧《伊尔格王》《伊凡·苏沙宁》和《欧根·奥尼金》，受到艺术爱好者的好评。查良镛作为舞蹈和音乐的爱好者已经把这部纪录片看了三遍，而且还准备去看三遍。尽管纪录片几乎不涉及意识形态，但查良镛试图把纪录片的内容和文艺的人民性内涵相连接，遥相呼应50年代中国内地电影和苏联电影构造的“人民电影”与“人民美学”的“同质性”关系。这种主体观念的确立是全方位的，把“写人民”“为人民”以及艺术家与“人民”相结合。！ 0他在《〈大歌舞会〉的编剧》指出：“苏联艺术与人民的关系：艺术为人民服务，同时优秀的艺术家也是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出来。”！ 1而后又在《地理课和动物学——谈〈苏联捕鲸队〉》一文中谈道：“苏联人认为，所以要拍纪录自然现象的电影，要获得对自然界的知识，那是为了要使这种知识为人类服务。”！ 2这种直接表现出作品人民性的评论虽是只言片语，却意味深重，潜移默化地影响香港读者。

苏联纪录片的成功上映为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的发行和宣传工作增添了无比信心，给予香港南方影业公司要加大苏联制作投如市场的动力，组建更多院线以扩大意识形态战线，也不负中国内地电影界人士的众望。！ 3但这引起港英政府和香港右派人士的警觉，大张其词道这威胁了好莱坞电影的阵地，给香港南方影业公司带来了很大压力。

三、政治任务与柔性推介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暂不收回香港，但要充分利用好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社会影响。长期负责香港工作的廖承志也强调港澳工作必须“内外有别”，绝不能把中国内地的工作方法照搬到港澳去。港澳工作者可以利用各自特有的影响力，用不同的表现方法，达到宣传爱国主义、宣传党的政策的目的。！ 4查良镛作为左派人士，同时亦是电影爱好者，在香港这个英美片占主流的市场上要采取何种方式去引导读者观看苏联电影达到政治上的宣传目的呢？他知道单一靠意识形态的硬性推介是行不通的，于是以区别于传统左派影人的批评手段，采用“柔性”的推介方式笼络香港读者。在整体上依旧遵循“崇苏抑美”的批评路线，注重电影的意识形态、主题和教化作用。同时还关注电影本体，对电影的艺术和技术进行分析，涉及音乐、舞蹈、文学等领域，和读者分享苏联电影的魅力，提供以苏联电影理论为评判标准的批评模式和以突出社会主义优势为中心的观看视角。

首先，查良镛通过报纸专栏每日更新的频率影响读者观影意向。查良镛一直在《大公报》“影谈”专栏发表电影批评，他平易近人的态度和漫谈式的写作手法让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很多读者来信表示会根据他的影评来决定是否去观看一部电影，但倘若当日专栏谈论的是具体电影问题而非某部电影时，读者就有些无所适从。所以查良镛在1954年初开设“今日电影”专栏，把当日值得观看的电影列举出来，作为读者选择影片参考的依据，还会注明观影地点和场次。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影片一般在左派影院上映。苏联电影在香港从发行到放映，以及中间的宣传环节均在香港左派的“影子社会”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50年代香港上映的电影多是英美片，别国电影的放映量占不到市场的一成。但在查良镛推荐的影片中，苏联电影占据了三分之一。他明确表示：“这里的介绍只能作为一种参考资料，并不是对一部影片的判断。”！ 5观影的主导权还是掌握在读者本人手中。他推荐的苏联影片基本上每部都是经典之作，如《苏联杂技大会演》《乡村教师》《凯撒大帝》《列宁在十月》等。在读者来信中，他还会特地筛选出有关苏联影片的推荐或评论刊登出来。一位叫许东侠的读者专门写信给他推荐《苏联杂技团》，他回信写道：“你这样热烈推荐《苏联杂技团》，该片正式上映时我一定去看。不过我暂时不全部相信你的意见，等我看了覺得真的好时，再向读者们推荐。”！ 6查良镛表现出的客观态度不仅让他在读者中具有公信力，同时读者也会更加心悦诚服地去看他推荐的苏联影片。

相较于同专栏作者邵治明和李慕长，查良镛有着良好的苏联电影理论修养。由于影院上映的苏联电影并不多，所以查良镛对苏联电影的评论文章相对好莱坞电影较少。但他所写的影评基本上都是以苏联电影理论作为基础，内化苏联电影理论，在潜移默化中重塑读者的电影评价标准和观看方式。对于苏联电影理论和导演，他常常信手拈来，为读者介绍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格拉西莫夫学派、著名导演普多夫金、艾森斯坦和亚历山大洛夫。他把好莱坞影片与苏联电影做比较，指出孰优孰劣。影评《绳上人》中写道：“我看过许多以马戏团为背景的电影，处理得像本片那样低能的倒是第一次。苏联片中亚历山大洛夫的《大马戏团》与纪录片《苏联大马戏团》不说了，甚至大家都说不大好的《戏王之王》，也比本片要好看得多。”！ 7还把《一飞冲天》与苏联电影做比较：“以同样的为科学而奋斗这一方面来讲，和苏联片像《米丘林传》《雪中奇羊》等的深深地和人民利益结合在一起相比较，本片又大为逊色了。”！ 8此外，他还会以苏联电影标准来衡量美国艺人，他曾引用苏联戏剧大导演史达尼斯拉夫斯基与丹钦柯合作创办莫斯科艺术剧场的规条“决不录用‘不爱艺术而只爱他们在艺术中的地位的那些人”！ 9来批评美国电影《银海沧桑》中比提戴维丝饰演的好莱坞明星不爱艺术爱地位的现象。

苏联影片的本体特点亦是查良镛的关注重点。在向读者陈述电影内容的基础上，他对电影导演的拍摄手法、演员演技、故事情节和技术等方面做了详尽的分析，还会补充与电影相关的背景知识，诸如对改编影片原著的介绍、俄国历史情况，从而加强读者对影片的了解和兴趣。这比早期香港左派电影批评只注重电影主题和意识形态的批评模式更能激起读者观影意愿，而且在评论的过程中，查良镛有意把电影本体艺术上的成就和苏联的社会制度相联系，在推介电影的过程中彰显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鸳鸯劫》一文中他写道：“我们都知道，苏联的芭蕾舞在全世界是水准最高的。这不但因为它有悠久而优良的传统，还由于社会制度的关系。”@ 0在音乐领域亦是如此，《矿工之女》中：“五个月前会在波兰举行第二届国际提琴赛，获奖的六个人中，四个是苏联青年，一个波兰人，一个法国人。我想这并不是因为苏联的孩子比其他国籍的人更有音乐天才，而是在那种社会制度的国家中，有天才的人决不会埋没而已。”@ 1

查良镛对苏联电影的批评文章，打破了好莱坞电影独树一帜的神话，纠正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歪曲和污蔑的看法，将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介绍给了读者。他的影评多是概括电影内容，把意识形态正确与否作为影片成败的标准之一，对电影的点评受制于政治任务和时代的桎梏。尽管他的“柔性”写作模式对当时左派影评有所突破，并为苏联电影招来些许观众，但终究改变不了苏联电影小众的事实。他所评价的苏联电影的确值得一看，但在他未提及的几十部苏联影片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放映的场次是个位数，几乎没有太多观众去看。1957年冬天，查良镛离开《大公报》，不再撰写影评。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香港南方影业公司又引进了二十三部苏联电影，比较受欢迎的影片有《坚守要塞》《太平洋奇迹》和《静静的顿河》等。

四、结语

香港作为“大冷战”的边缘战场和国共斗争的海外延伸平台0，不同阵营、党派在这块蕞尔小岛上使出浑身解数，争夺意识形态高地。港英当局利用电影检查制度设法遏制香港子民的历史觉醒与政治参与，在这种环境下，香港观众长期被剥夺在银幕上能观照到的历史视野。@ 250年代苏联电影在香港的发行与放映，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港英政府企图蒙蔽大众的殖民目的，为香港观众提供铁幕之外的景象。同时它还具有高度的政治和文化战略意义，它不仅代表社会主义阵营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好莱坞电影的反驳，还见证了新中国政府对香港长期的打算与重视，这一切都离不开在香港工作的左派人士和中国内地相关工作者的辛勤付出。然而在“六七暴动”和“文革”发生后，香港左派一度引起香港人的恐慌，加之香港意识的形成与崛起，左派人士逐渐被历史淡化和遗忘。虽有“无言的幽怨”，但自觉带着“伟大的悲痛”。@ 3

在这场银幕光影的争夺战中，以查良镛为代表的香港左派人士把政治使命融入香港，关注电影本体，带领观众感受苏联电影的艺术魅力，见证了左派人士在香港这片土地上的努力和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和地域，苏联电影也曾俘获一批观众，向他们传达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步的、积极的思想，影响了一代人。

a 《列宁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卢那察尔斯基的回忆）》，《电影艺术译丛》1978年第1期，第6—7页。

b 李晓欢：《苏联电影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1950—1960》，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c 张燕：《在夹缝中求生存：香港左派电影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dgi许敦乐：《垦光拓影》，Kubrick2005年版，第19—20页，第223页，第222页。

em@ 2黄爱玲、李培德：《冷战与香港电影》，香港电影资料馆2009年版，第262页，第268页，第229页。

f 姚嘉衣：《卡通片的内容——谈〈奇妙的商店〉》，《大公报》1955年5月19日第8版。

h 姚嘉衣：《美、力、与勇敢——谈〈苏联杂技大会演〉》，《大公报》1954年2月13日第8版。

j 洪宏：《苏联影响与中国“十七年”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k 姚嘉衣：《〈大歌舞会〉的编剧》，《大公报》1954年4月25日第8版。

l 姚嘉衣：《地理课和动物学——谈〈苏联捕鲸队〉》，《大公报》1954年8月17日第8版。

n 吴彬：《廖承志与新中国的港澳统战》，《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9—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