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霜霜

2004年，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正在“首届女性学研究生班”深造。为了顺利毕业，她决定提前给6个多月大的女儿断奶。没想到这个决定遭到了身边同事、朋友的指责：“你怎么会做这个选择，不觉得对你的孩子很残酷吗？”她觉得很吃惊：“吃个奶粉有什么大不了的吗？吃奶粉并不意味着对孩子的身体不好，但我如果不上学，就拿不到文凭。这两个之间的利益权衡，孰重孰轻，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后来，女儿上了学。学校经常会组织一些活动，其他妈妈有传必应，但沈奕斐却总是缺席。女儿就问：“妈，为什么你就不能像同学的妈妈一样，做个全职妈妈呢？”沈奕斐女儿上的学校，绝大多数都是全职妈妈。“别人的妈妈都是会为孩子做牺牲的，为什么你不能牺牲呢？”女儿问。“但为什么我一定要牺牲呢？”沈奕斐问，“我并不觉得我牺牲，你就一定会成长得很好。”她和女儿讨论：“如果你需要妈妈做什么，妈妈会努力做的。但有时候，妈妈的确和其他妈妈做得不一样，但是不一样并不意味着不好。”

沈奕斐是做社会性别和家庭研究的。她在氛围宽松的家庭中长大，一直到生孩子之前，她并没有对性别歧视有特别深的感受，但自从当了妈妈，她才发现男性和女性的生命道路是如此的不同。虽然现代女性和男性一样走向了职场，但由于文化的惯性，社会还是把育儿的压力压在了女性身上。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畅销书，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母亲：她们无一例外走进了“密集母职”的怪圈，焦虑、控制欲强，甚至有些神经质和不可理喻。沈奕斐在女性和母亲身份之间转换时，也常感到困惑，甚至也曾陷入过“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妈妈”的内疚和怀疑当中。

从性别平等角度来看，母亲角色是理解现代女性焦虑和困境的重要切入点，沈奕斐在新书《透过性别看世界》里写道：到底是什么造就了順义妈妈、海淀妈妈、曼哈顿上东区妈妈的孤单和焦虑呢？它到底是一种望子成龙、不甘人后的自主选择，还是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 因？

做不到全能妈妈，是你不够努力吗？

去年，沈奕斐决定再版自己的《透过性别看世界》，这是她14年前写的一本书。2018年，她决定坐下来，重新修改、增删这本书。原因是近几年，很多学历不低的“大佬”经常会有性别歧视的话语出现。2018年，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在一次演讲中称：“中国女人挑选男人的标准是要男人会赚钱，至于良心好不好不管，所以中国女性的堕落导致了国家的堕落。”这番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后，俞敏洪发微博解释说，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女性素质高，母亲素质高，就能教育出高素质的孩子……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明明在传播性别歧视的言论，但自己却意识不到，甚至以为自己在赞扬女性，“俞敏洪们”让沈奕斐认识到中国的男女平等之路仍任重道 远。

在《透过性别看世界》一书里，沈奕斐把性别歧视分为三种类型。除了直接可以观察、感受到的性别不平等外，还有更难以察觉的“隐性歧视”和“反向歧视”。在沈奕斐看来，隐形歧视是一种更本质的歧视。比如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气质”和“女性特征”，它并非是自足的，以女性的自我为中心的，而是以男人为取向，令男人喜欢、为男人服务、补充男人的。如，强调女性要温柔、体贴、顾家等，这是一种对女性的规训，是压抑女性个性发展的做法。

而反向歧视是一种隐藏更深的歧视，它通过赞美女性的特征和功能，从而把女性局限在一个特定的领域，给女性的发展带来制约性因素。正如俞敏洪宣扬女性养育孩子是一种天职，并把它提高到了一种强国的高度。美国在建国初，也曾把妇女称为“共和国母亲”。它在称颂妇女美德、提高妇女地位的同时，也限制了女性的发展。把女性的形象固化为贤妻良母，就等于把她们的角色固化在了家庭中，并且使得与这些赞美词汇表现不一致的女性受到了不公正的歧视和压迫。实际上，“很少有女性能完全达到社会赞美的光辉形象”，沈奕斐在书里写。

在广告中，经常能看到这样形象的妈妈——她们身材火辣，一手拎着公文包、一手抱着孩子意气风发地前进。“辣妈”和“超级妈妈”是为了解决女性的个人发展和母职之间的冲突产生的一种形象。《向前一步》（Lean in）是 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写的一本励志畅销书，它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包括女性自身对女性的期待——她们既可以在专业领域展现超高的才能，又能照顾好家人和自己的生活，取得事业和家庭的双丰收，而途径仅仅是向前一步。沈奕斐发现，不仅是男性，连女性主义者也常犯夸大女性作用和能力的错误。这样做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们除了掩盖了“母职”话语体系对父亲和母亲的不平等对待，把女性的牺牲认为是理所当然，还会给女性带来巨大的压力。

沈奕斐发现，对女性的过度赞美常常使得普通女性习惯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和一个其实并不存在的“自我”斗争，当现实中的女性无法体现或者完成这个自我时，她就受到了指责和压力。比如，生过孩子的女性常常有强烈的身材焦虑，社会普遍也在加重这些焦虑。打开手机，我们就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社会名流和女明星生完孩子后光速恢复身材复出的新闻。“凯特王妃确实永远苗条，但这是因为她背后有一帮顶级膳食师，因为她的工作就是展示皇家的高贵和美丽，”沈奕斐说，“我们常被嫌弃身材走样，自制力不行。但我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还得忙家庭忙工作，我的身材怎么可能回到少女时代呢？”

现在的育儿观念也加剧了母职压力。“过去老一辈养孩子叫做‘拉扯，70后、80后叫做‘放养，现在叫做‘精养”，沈奕斐对比近几十年中国育儿观念的变化。当前社会对母亲的期待是一个全能的温柔型妈妈。“妈妈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育经纪人，必须知道哪个培训班最好、哪个老师最好。甚至孩子想追个星，妈妈也得是孩子最好的支持者和经济后盾。同时，妈妈还不能有情绪。”你一旦有情绪，家人就会说，“你都当妈了，怎么还这样情绪化。”

沈奕斐开玩笑说，这个社会欠全天下所有妈妈一个“奥斯卡”。妈妈每天要做的事就是在孩子面前演戏，“我不能对孩子说重话，我不能在孩子面前哭泣，我要永远保持幸福感”，哪怕代价是成为一架没有自我的机器。就像很多妈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没有喜怒哀乐，孩子的喜怒哀乐就是我的喜怒哀乐”。但即便这样，妈妈还经常处于一种内疚、自责的情绪中，她们经常怀疑自己不够好。因为社会认为劳模型妈妈不是个别优秀女性的专利，不是榜样，而是女性天生的本能。“如果你做不到，只是因为你有问题，不够努力。”沈奕斐说。

因此，妈妈也是一个抑郁症高发的群体。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健康与药物滥用司司长萨克斯纳谈到，研究数据表明，女性罹患抑郁症的比例比男性高50%，其中一个原因是女性在分娩后患产后抑郁症的现象非常普遍，在发达国家中大约10%的年轻母亲患有产后抑郁症，发展中国家中大约为20%。

母职惩罚

在研究中，沈奕斐经常能听到大量被妥协掉的女性故事。一个女性明明是在事业上有发展的，一结婚，丈夫自然而然觉得你应该在家里，等到若干年以后，再离婚的时候，女性拥有的东西特别少。为什么为家庭牺牲的总是女性呢？

沈奕斐认为，不同于西方自下到上的社会运动，中国是自1949年以后，通过制度建设的方式，保障了女性和男性在就业权、受教育权等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但当女性和男性承担同样的社会责任和工作时，我们从未挑战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也没有改变男性的角色。“你比较今天的男性跟两百年前的男性，你会发现他的角色变化不大，他还是要挣钱养家。可你看女性的角色，我们变化很大，我们已经从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变成一个社会劳动者了。”沈奕斐说。女性拥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自我意识也不断增长，希望寻求更加平等的两性关系，而男性对女性的角色期待没有变，他们还是习惯“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和让女性听话、顺从的关系。在男权文化依然强大的当下，女性常被认为是应该为家庭放弃事业的人。

而全职妈妈的工作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在韩国，她们甚至被污蔑为“妈虫”——依赖丈夫生活的寄生虫。一些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家庭是剥削阶级活动的场所，因为家庭妇女每天从事缝补浆洗、做饭育儿等大量工作，本身是有经济价值的，但由于它没有进入市场，就被她们的丈夫、孩子无偿占有了。在中国，全职太太的比例小于10%，绝大多数女性都是职业妇女。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女性每天做家务的时间是126分钟，男性仅为45分钟。在全世界男性家务参与率的排名中，中国倒数第四，仅好于日本、韩国、印度。这意味着，中国女性往往要承受来自职场、家庭的双重压力。

同时，女性不得不要面对“母职惩罚”的问题。这是一个社会学术语，指女性的母亲角色，给她在求职、工作评价、薪资、晋升机会等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此，沈奕斐有切实的感受。“在怀孕期间，你的工作量其实并没有减少，但是在考核你的工作效率时，别人会觉得你做得少。”她分享了一位学者的研究显示，已婚已育的女性和未婚未育的女性相比，工资平均要少15.8%。

在采访中，沈奕斐还提到“玻璃天花板”的概念，它是指仅仅是因为性别，而不是其他因素，造成女性在职场上不能进一步高升。沈奕斐之前曾做过一个关于银行行业的调查，在基层的时候，女职工很多，但是一到行长这一层面，就能看到男性一下子成为主导，女性就是凤毛麟角了。“这里面有女性自己不愿意向前一步，比如说更愿意为家庭牺牲的原因;也有整个社会机制对女性的偏见，觉得女性不适合做这一类型的工作。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女性在领导才能方面不如男性。”沈奕斐说。而且，随着女性向更高等级迈进，这些相比于男性的不利条件还会增加。越往上，阻碍越大，玻璃天花板越难突破。

电视剧《小欢喜》中陶虹扮演的母亲宋倩成了很多焦虑妈妈的化身

沈奕斐

成為母亲可视为女性职业生涯的分水岭。不少职场女性生了孩子选择回归家庭，也是基于现实的考量。相较于自己在职场面临的“母职惩罚”“玻璃天花板”等不利因素，身为男性的丈夫，他们的事业似乎看起来更具有发展空间，能为家庭提供更牢靠的经济保障。很多全职妈妈的路径选择，看起来是自主的，其实背后有丰富的社会文化等原因在起作用。

“女性主义不是想要反对男性”

沈奕斐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很典型的“好妈妈”。当她的孩子刚出生时，她并没有体会到那种身为人母的自豪，像电视剧演的那样，把孩子捂在胸口，而是在心里默默吐槽，“为什么我生的孩子这么丑，皱巴巴的”。刚开始，她还怀疑自己是不是“变态”“自私”，怎么会这么想？但后来，她做了一项女性生育的研究，才知道大多数妈妈内心其实都是这样的，“终于生完了，我真的很累，先不要来烦我，我想休息一下，这孩子长得也太丑了吧”。沈奕斐发现，妈妈们真实的想法和文化期待之间根本不是一回事，但为了迎合别人眼中的妈妈形象，很多女性都会选择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

生完二胎，产假没休满，沈奕斐就跑去上班了，小儿子三个月大的时候，她就和先生商量能不能给他断奶。她也经常和女儿讨论要不要做全职妈妈的问题，“妈妈现在做的研究是自己非常感兴趣的，对社会的贡献也很有价值，妈妈还不能确定你将来的成绩能不能超过妈妈，所以不能为了你牺牲我的事业”。沈奕斐也追星、看韩剧，有时候，她回到家，心情不好，会直接和家人说，“我现在心情不好，先让我关上门、看个韩剧帅哥，喘口气再忙”。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沈奕斐觉得自己还算游刃有余，但她明白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功劳。在她背后，有一个社会性的支持系统在帮助她。

沈奕斐现在是副教授，也不太着急升教授，但先生却觉得她“对自己没有要求”。在事业上，沈奕斐的先生不扯她的后腿，相反，还非常支持她。经过她用性别理念对先生进行长达20年的“洗脑”后，先生也明白带孩子、做家务不只是女人一个人的事。同时，沈奕斐还拥有两对身体健康的父母，帮他们带孩子;另外，她在高校工作，单位和行业也提供给她一种比较自由的时间安排。

“单靠自己的努力去平衡‘自我发展和‘全能母职，是不可能的”，沈奕斐说，这是需要社会全体一起来关注和提供支持体系，并改变刻板性别文化的问题。沈奕斐认为，从社会支持方面，可以推进托幼制度的发展。如果孩子有社会机构帮助抚养，女性就可以出来工作。在文化概念上，要质疑传统的性别分工，女性不是天生应该回家做全职，更不是累赘，能力更不差。另外，在育儿上，要鼓励父亲多参与，让父亲知道怎么带孩子，享受和孩子相处的快乐。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提供女性自由选择的空间，对每一个选择不带价值判断。“全职太太的价值不比她做总经理的先生或者其他的白领女性低。”沈奕斐说。

沈奕斐从小像个“假小子”，之前为了做一个“贤妻良母”，常伪装得很辛苦。但她学了社会性别理论后，决定跳出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角色。接受自己不是很温柔，也不是很会做家务，试着去做一个自己喜欢、丈夫也能接受的妻子，也经常逗得丈夫开怀大笑。当她跳出了良母角色和密集母职的怪圈，用足够的平等精神来对待孩子，帮助他们的学业和成长，孩子和她都觉得更轻松，亲子关系也更融洽。因此，做一个不焦虑的妈妈，女性也要学会看见、接受自己的不同。另外，要培养反省意识。反省自己成长过程和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各种性别刻板印象，明白现存的思维习惯、习俗、道德等人们当作人之常情的东西，并不具有真理性意义。

沈奕斐有一对儿女，在教育孩子时，她并不太会从性别的角度规范他们。“我想不出来性别会导致什么区别，除了生理上的。强调男孩子一定要勇敢，可勇不勇敢又不是你强调出来的。勇敢的另一面是鲁莽，你要鲁莽吗？”反而，与女儿相比，她的儿子情感更丰富。經常犯个错，大人的音量稍微大一点，他就会瞪着一双特别大的眼睛看着你，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没有人看到他的眼睛，能下得了手的”。她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能力：“哭哭更健康。将来他走到社会，人们就会不允许男孩子表达感情，那现在，家里也不允许他，他到哪里去表达他的感情？”

改变现存的性别文化体系常被认为是针对男性发起的战争，沈奕斐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而有害的，“女性主义不是想要反对男性，它是针对男性至上主义的”。事实上，男性在现存的性别体系下也受到了压迫和制约，它给男性的身心带来了过分的压力，往往男性装强比女性装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女性主义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轻松自在地做一个“人”，包括妈妈，也包括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