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城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凡勃仑的《有闲阶级论》首版于1899年，刚一问世就被美国知识分子津津乐道，当时的一位社会学家声称：“这部大作引起了东海岸的震惊。”凡勃仑没有想到，这本17万字的书会成为他这一生最有影响力的读物，不但在1938年被《新共和》杂志评选为“改变人类思想的书籍”榜单的第一名，甚至至今依然畅销不绝，它为何如此具有生命力？我想，它的独特不在于论述体系的完整，而在于作者闪耀的洞见，至今依然给予了我们认识社会的另一种角度。

浪费源于人性的虚荣

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侧重于以剩余价值为中心，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那么《有闲阶级论》则聚焦于资本的消费环节。在凡勃仑看来，资本的消费不只是物质的消费，还有身份的消费、文化的消费，他概括这一群体的特点是“明显有闲”与“明显消费”，也就是有闲有钱者。他们不从事大量实用工作，但他们依靠家庭、人脉或投资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为了表现自己的尊贵，他们不惮进行浪费、奢侈的炫耀性消费。他们消费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消费本身，还在于满足虚荣心、吸引同类和彰显身份。

作为一位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仑是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角度展开的。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制度的成因，可追溯到人性本身。因为人的思维习惯来源于人们的本能。有闲有钱者不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更是人性的产物，因为人类有两种主要本能：作业本能和虚荣本能。作业本能驱动社会的发展，但人的虚荣本能会让他达到一定名利后，演变成其中一员。

那么，什么是作业本能和虚荣本能呢？凡勃仑解释道：“（作业本能）推崇的是事物的适用性和有效性，鄙视的是不切实际、浪费和无能。”而虚荣本能与人性中的攀比、竞争和渴望被尊重的心理有关。一个虚荣的人不满足于掌握财富和权力，他还要把自己和从事大量劳动的群体区分开来，他厌恶体力活和物质生产，崇尚格调与巧取豪夺，用本书中的话说，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掠夺，有些人靠掠夺侵占劳动者产出的价值，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潜规则巩固侵占成果、划分界限。这一点让人联想起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形成历史的阐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了一个更血淋淋的词形容“掠夺”，那就是“剥削”。

但马克思和凡勃仑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认为剥削是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过程的本质，靠剥削维持自身的资产阶级根植于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土壤里。凡勃仑则认为掠夺源于人性，他无意区分不同社会形态对有闲有钱者的影响，而是阐释了他们存在的必然——因为它源自人性千年来无法消解的虚荣。

“虚假经济”

因为对制度经济学的重视，本书有一个副标题，叫“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显然，凡勃仑希望对此做出经济学的解釋。

早在1892年，他就发表了论文《社会主义理论中被忽视的几点》，提到了现代工业社会人们的不适感。这种不适感一方面源于贫富差距，一方面是人们在强烈的竞争和攀比中所感到的紧张。当人们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后，他们寻求脱离基本的劳作生产，依靠获取名声、晋升等方式来得到别人的尊重。为此他们要表现得体面、尊贵，不必从事粗俗体力活，有很多空闲时间大肆消费。

商品使用过程中的“虚假经济”由此而生。凡勃仑用女性的穿衣打扮举例道：这些服装并没有太大实用价值，但它们是有闲有钱者购买力的体现、华贵身份的象征，它的外在象征意义高于实用价值。也因此，有闲有钱者打量他人时格外敏感于服装、鞋子、化妆品等外在修饰，乃至一个人的说话方式和日常习惯，这是他们辨认同类的方式。

多年以后，美国文化批评家保罗·福塞尔在《格调》一书中精确描述了这些现象（原作名： Class： A Guide through The American Status System）。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区分底层、中层、上层和顶层的重要标志就是格调，也可理解为品味二字。那怎么突显出自己地位较高又富有品味呢？福塞尔援引法国后现代大师罗兰·巴特的一段话作为注解，那是在罗兰·巴特谈到自己所希望的理想生活时，他说：“有点钱，不要太多;有点权力，也不要太多;但要有大量的闲暇。”对面的记者问他：“那你渴望得到的大量闲暇用来做什么呢？”他说：“读书，写作，和朋友们交往，喝酒（当然是葡萄酒），听音乐，旅行等等。”

有闲有钱者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厌恶劳动，它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习气中对体力活的歧视。他们鄙视农民和工人这样从事大量体力活的群体，他们偶尔在文字里表露同情，但在生活中与工农疏远。他们热衷于和干净、优雅、礼貌的人打交道，喜欢收藏艺术品、谈论古典乐、办慈善晚会，电影《小丑》里的大资本家托马斯·韦恩就是一个代表，他在竞选演说里大谈救济贫民、鼓励慈善，但见到真正的贫民，他的第一反应是恶心、疏远，因为那些人很“脏”、很没有格调。

炫耀性有闲和炫耀性消费

回到本书，这本书共有十四章，其中最有价值的两章是第三章“炫耀性有闲”和第四章“炫耀性消费”，因为其他章节多少都被前人提及，不够创新和深刻，但这两章是独属于凡勃仑的创见。

在第三章“炫耀性有闲”中，凡勃伦指出：普通人会因“体面的环境”和免于从事“轻贱的工作”而感到身心舒畅。有闲有钱者远离劳动，因为“炫耀性不劳动”是他们经济实力和崇高声誉的常规指标。劳动（在凡勃仑的语境里，劳动是类似农耕、工厂工作这样消耗很多体力的生产）是贫穷的标志，所以有闲阶级不喜欢劳动，他们宁愿雇用仆人干活、找劳动者卖命，而他们利用有闲时间从事自己所谓的高贵行为。

在第四章“炫耀性消费”中，凡勃仑进一步指出：“绅士不仅需要大量消费并拥有合适的商品，还必须懂得如何以得体的方式进行消费……贵重物品的炫耀性消费是有闲绅士提高声望的一种手段。随着他手中财富的积累，仅凭个人力量已不足以充分证明他的富裕。因此，他通过赠送昂贵礼物、举办高档宴会和娱乐活动，以获取朋友和竞争对手的助力。”

需要提醒的是，“浪费”在凡勃仑的语境里不是贬义词，而是客观描述。凡勃仑并非旗帜鲜明地批判有闲有钱者，而是把它当做一个现象冷静地剖析。在第三、第四章中，他具体地描述了有闲有钱者如何“炫耀性有闲”和“炫耀性浪费”，这背后除了個体心态之外，还有深刻的群体动机。浪费在他们眼里是必要的。

凡勃仑提出这一概念是在十九世纪末，那时候互联网还没出现，大批艺术家、作家还有金主资助，所以凡勃仑把接受金主扶持的艺术家、知识分子也计入在内。但随着时代变迁，科技革命和全民识字率的上升削减了知识群体的特权，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如今的地位早已不如往昔，随之崛起的，是借助科技革命扶摇而上的技术新贵们，他们掌握了技术和数据，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这一代或许还处于富忙的阶段，但他们的儿女凭借财富、人脉和教育资源的托举，足以成为有闲有钱者的一员。

新时代的特权不只取决于土地、财富、政治权力和文化的不同，技术和数据无形中也断裂出一道鸿沟。这是一个文科从业者大面积贫穷的时代，也是一个技术高手扶摇而上的时代。当然，这个时代政治与资本、金融与土地的力量依旧是雄厚的，看看那些房地产商的儿女、政治世家的生活就可略知一二。富翁们可以豪掷1.85亿买下毕加索名画，也可以暗通关系把子女送进常青藤。学历、艺术装饰、名牌奢侈品，这些都是有闲有钱者标榜自我的手段，他们挥霍不只是因为贪图享乐，这也是一群同类在森林中认出彼此的方式，是他们引以为傲的色彩。

如果要减少社会上的贫富差距，使得真正对社会有价值的人、大量劳动的人更有尊严地生活，关键就在于要从制度和文化上破除对劳动的轻贱，摒弃那些做体力活就是肮脏廉价的想法，打破所谓对优雅的迷思。真正的优雅并不是疏远穷人、生活在富有格调的温室，而是亲近脚下的土地、共情劳动的人民，在对劳动者的尊重与谦卑中，共同缔结一种慈悲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