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琦

2018年12月10日，日本東京，人们走过正在播放关于卡洛斯·戈恩新闻的屏幕。（ 新华社图）

东京东南方向的港区紧邻海湾，50余个国家使馆散布其间，国际气氛浓厚。元麻布町中，灰白色的建筑群像海浪一样，涌向区域中的最高建筑“元麻布HILL”，构成了一幅东京独有的都市景观。在房地产广告中，此地段被标榜为东京富豪们的最爱。

众多灰白建筑中，有一栋三层小楼，外墙光秃秃，没有植被覆盖也没有任何装饰品，显得极其低调。这里是日产汽车前董事会主席兼CEO卡洛斯·戈恩的家。2019年4月，他因违反日本商品交易法遭到起诉，获得保释后，居住在这里。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戈恩的保释金高达1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600万元）。作为保释条件，日本警方在其住宅大门附近安装多台摄像头。戈恩拥有法国、巴西和黎巴嫩三本护照，为了防止其逃到国外，这些护照也由辩护律师保管。他还被禁止使用网络和邮件，只能在辩护律师办公室里使用没有联网的电脑。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严密，日方的监控有如天罗地网。

2019年12月31日，一直处于日本监控下的戈恩，突然出现在距离日本8800公里外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多家国际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称，他一抵达贝鲁特就会见了黎巴嫩总统奥恩，之后，还通过在美国的代理人发表一份简短声明，“我现在在黎巴嫩，不再是日本司法系统的人质。”颇有些扬眉吐气的意味。

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在严密的监控下金蝉脱壳，又是如何通过边境管控，离开这个国家的。

消息传回日本，引起一片哗然。日本司法系统高速运转起来，调查戈恩如何逃离出境，同时，他们也面临一个问题：该如何将他抓回来。

戈恩的辩护律师弘中惇一郎也对记者们表示，戈恩离开日本的信息“简直是晴天霹雳”，他自己也是看到新闻后才知道的。

戈恩的“逃跑”对日本警方来说是意料之外，但现实中，像戈恩这样拥有巨大权势的人物，想要逃离某个国家，却也并非完全不可能。而且，一旦他们出逃后，由于各个国家的法律不尽相同，想要将他们追捕回来，更是一件困难事。

绝佳逃跑时机？

戈恩1954年生于巴西，父亲是黎巴嫩人，母亲是法国人。由于早年移民经历以及父母背景，他掌握了至少四国语言。高校毕业后，戈恩加入知名轮胎公司米其林。年仅31岁便担任米其林巴西公司CEO，并使其成为米其林多家子公司中最赚钱的一家。

1996年，戈恩开始担任雷诺汽车副总裁。1999年，雷诺收购正处于债务困境中的日产汽车，成为其第一大股东。1999年6月，戈恩以COO身份进入日产汽车，又于2001年出任日产公司CEO并提出“日产重振计划”（Nissan Revival Plan）。

“重振计划”期间，日产大幅度缩减成本，裁员2.1万人，关闭五家工厂，拍卖了与汽车无关的产业。戈恩还改变了日产与供应商之间“交叉持股”的日本特有股权结构，以及论资排辈的晋升机制。这也打破了日本职场的传统文化。他掌舵日产一年后，该公司由亏损61亿美元变为盈利27亿美元。2005年，日产汽车的运营利润率已经达到11%，远高于通用、福特和丰田汽车。

将一度濒临破产的日产汽车转亏为盈，戈恩曾一度被视为“英雄”，日本天皇甚至还向他颁发勋章表示感谢。

没想到，英雄迅速跌落，变成了犯罪嫌疑人。2018年11月，戈恩因涉嫌执掌日产期间“挪用公款”“谎报收入”“把个人资产损失转嫁给企业”而在东京首次被检方逮捕。受羁押108天后，他于2019年3月第一次获准保释并缴纳了1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400万元）保释金。

2019年4月4日，戈恩再次被捕、接受审前羁押，日本检方对其追加第四项指控——“严重背信”。随后，他又缴纳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200万元）保释金，于4月25日再获保释。

这期间，戈恩被限制居住于在东京的居所，有三个摄像头监控着家门。保释条件允许戈恩离开住所，但并没有像美国那样要求他佩戴电子追踪器。

戈恩应该清楚留在日本将会面临的结果。据日本官方数据统计，有99%的经济犯罪案嫌疑人最终被定罪。要想脱罪，他必须逃跑。而获得保释，给戈恩提供了便利的逃跑条件。

据亚洲通讯社报道，12月29日下午1点多，安装在戈恩家门前的摄像头拍下他独自一人离开家中的画面，3个小时后，他出现在东京品川车站并在那里登上前往大阪的新干线列车。根据监控录像显示，在品川车站，有很多人陪着戈恩，其中既有西方人，也有一些亚洲面孔。

当天晚上7点半，戈恩抵达新大阪车站，和同伴随意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关西机场附近一家酒店。之后，他经由关西机场，逃离日本。

得知戈恩堂而皇之地乘坐新干线及出租车后，日本社会对保释制度的可靠性产生了质疑。实际上，在保释期间逃亡的并非戈恩一人，也不只有日本如此。

曾获奥斯卡奖的法籍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也同样在保释期间逃跑。1978年，他因在好莱坞诱奸少女被捕，为免被判长期监禁，在争取到保释后，从美国逃回巴黎。

2019年11月29日，在英国伦敦桥附近持刀伤人的凶手乌斯曼·可汗当时也是在保释期间。他曾因伊斯兰恐怖主义相关罪行入狱，但获得保释，并同意佩戴电子追踪器作为其保释条件的一部分。《卫报》指出，乌斯曼·可汗发动袭击时据信还佩戴着电子追踪器。

2020年1月2日，日本东京，检方人员搜查戈恩住所后离开。（ 新华社 图）

保释率与逃犯人数也似乎呈现正相关联系。根据日本最高法院统计，一审前获得地方法院裁定保释的人员，从2018年的14%增长到了2018年的32%。与此同时，保释中的出逃人员数量也开始增加，2008年日本“弃保逃离”案件有102起，201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258。

戈恩逃脱后，一位前监察官员也称此事件“可能会动摇日本司法系统”，近年逐渐放宽的保释制度很可能会重新收紧。

“脱身”关键工具

虽然每个案件都有不同，但将戈恩的经历同其他“金蝉脱壳”者相对比，人们不难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

戈恩逃离日本的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媒体猜测——他是如何顺利通过海关，并乘私人飞机离开日本的？

2019年12月31日，路透社、《纽约时报》等媒体引用黎巴嫩当地电视台MTV报道，表示戈恩是持备用法国护照“合法入境”该国。随后，NHK表示，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数据库找不到戈恩的离境记录，因此猜测其可能是冒用他人身份证件离开日本。

当时媒体猜测戈恩使用备用护照，甚至是假护照离境不无道理。毕竟，在众多罪犯逃亡案件中，“问题护照”都是重要工具。

早在70多年前，前纳粹德国高官阿道夫·艾西曼（Adolf Eichmann）就成为 “假护照”的受益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艾希曼被美国俘虏后成功逃脱，在之后漫长的逃亡旅行中，他就是凭着一本姓名为Ricardo Klement的假证件，一路辗转到阿根廷。曾在2003年策划暗杀塞尔维亚前总理的米洛拉德·卢科维奇，被抓前也是凭着一本“问题证件”横穿27国。

如果戈恩想要利用假护照离开，这并非一件难事。尤其是在亚洲一些地区，护照盗窃造假甚至成为了一条黑色产业链。其中，泰国就因为拥有大量游客外加警方执法不严成为了“假护照枢纽”。泰国国际刑警组织联络官素巴亚曾对媒体介绍，“在泰国，制造假护照以及身份造假是件司空见惯的事情。有些游客甚至为了攒够旅费，还会向不法分子出卖自己的信息。”

其流程是：这些游客会把“出卖护照”的消息透露给中间人，中间人再和本地犯罪集团联系。“信息交换”后，护照就会被改头换面。犯罪集团取下护照原件照片并用“顾客”证件照替换，这些“顾客”往往可以像护照原持有人那样大模大样地通过边检。

泰国警方最常破获的伪造护照主要来自比利时、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因为这些国家的护照最容易仿造和篡改。一些假护照通过地下组织卖给有需要的富人，另一些甚至最终会流入到恐怖组织的手里。

英国《每日邮报》曾曝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早就已经利用从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地偷来的护照打造出“假证件产业”，这些假证件无疑为罪犯甚至恐怖分子出逃、入境提供了极大便利。

2020年1月4日，黎巴嫩貝鲁特，媒体记者围在据信属于戈恩的住宅前拍摄。（ 新华社 图）

除了像戈恩一样设法经过海关，偷渡越境也是一种脱逃办法。卡扎菲死后，其次子赛义夫就跑到南方准备越过边境。官员得到消息后坦言无法抓捕，“沙漠地区出口多，很难监察和包围。”

目前并不清楚戈恩是否考虑过使用假护照的问题，但他最终选择了更离奇的一种方式。据日本警方猜测，他最终钻进了一个硕大黑色音响木箱，之后被带上了私人飞机。登机前，安检人员曾试图通过X光机进行安检，但它太大了，无法通过机器。安检人员便放他们通过了。据媒体报道，关西机场对私人飞机的乘客安检，确实不那么严格。

“他逃回了家”

这是一场经过严密策划的逃亡。截至本刊发稿前，戈恩并未公布其逃亡计划的细节，但各国媒体还是通过不同途径，获得了相关信息。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陪同戈恩同机离开日本的，至少有2名救援人员。其中一名还是美国人，名叫迈克尔·泰勒。他做过美国特种兵，有丰富营救计划。2009年美国从塔利班手中营救《纽约时报》记者的行动，就是由他参与的。

这场营救计划，几个月前就开始了。戈恩为此支付了数百万美元。无疑，每一个细节，都要经过严谨地推敲、尝试。据报道称，这个团队为了对比机场的安检强弱程度，曾从日本十来个机场入境、出境，最终才选定了大阪的关西机场。

目的地，显然也是经过认真考量的。戈恩和他的营救团队最终认为，所有选项中，黎巴嫩是最好选择。

通常，一个“好的”逃亡目的地具有几点共性：容易逃往该国、容易隐匿身份，或者没有引渡条约，即便被发现，也不会被遣返。

比如，对于很多美国罪犯来说，墨西哥就是一个很好的逃亡地点。和美国接壤的墨西哥不仅容易跨越，作为发展中国家也更便于罪犯隐姓埋名地生活。2010年，美国官方就曾估测，有大约1000名通缉犯在墨藏匿。

除此之外，墨西哥像很多欧洲国家一样没有死刑，这也成为了罪犯们逃到这里的一大理由。通常而言，除非犯罪者国籍所在国家答应对其赦免死刑，反对死刑的国家一般不愿意充当“刽子手”将他们遣返。

除了逃到没有死刑的目的地，“对立国家”以及没有引渡条约的地区也是常见选择。比如泄露棱镜计划的斯诺登，在其美国护照被注销前，一向与美交恶的厄瓜多尔政府就为他颁发了“特殊难民旅行证”作为代替合法旅行证件。逃到俄罗斯后，时任俄总统普京也表示“不会按照美国期望，把斯诺登还给美国。” 这并不难理解，作为反对美国的国家，自然会庇护斯诺登等对美国利益产生威胁的人物。

戈恩出生在巴西，6岁时随母亲及姐姐移居到黎巴嫩，这里相当于他的故乡。在他成功离开日本后，很多媒体称“他逃回了家”。

不少黎巴嫩人一直把身为商业大亨的戈恩视为骄傲。2018年戈恩被日本检方起诉后，甚至有黎巴嫩市民走上街头，举着“我们都是卡洛斯·戈恩”的牌子对他表示声援。

黎巴嫩总统事务部长Jreissati早前也对媒体表示，他曾反复写信给日本官员，劝说他们向黎巴嫩移交戈恩，让黎政府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其审判。此外，黎巴嫩驻日本大使在戈恩被监视居住期间也多次上门拜访。

戈恩选择黎巴嫩，当然不止是感情上的原因。黎巴嫩和日本之间没有引渡协议。根据该国法律制度，像戈恩这样的国际嫌疑犯，只要罪行在黎巴嫩获得承认，即可在境内进行审判。

黎巴嫩司法部表示，在收到日本提供的证据之前不会对戈恩提出诉讼。有分析认为，鉴于黎巴嫩不稳定的政局和腐败成风的现状，戈恩很有可能会在家乡寻求审判来清除自己的罪名，毕竟，“家里”的司法环境要比日本“好”得多。

漫长的战争

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戈恩的出逃将会是头疼的大难题。日本法院原定于今年4月开庭审理该案，但鉴于两国没有司法合作协议及引渡条约，再加上黎巴嫩对戈恩不加掩饰的偏袒，日方要想审理戈恩变得难上加难。

事后，日本法务大臣森雅子表示，已经取消对戈恩的保释。按照日本《刑事诉讼法》，这意味着戈恩之前提交的15亿日元保释金将会遭到日本当局没收。森雅子还表示，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日方今后将加强出境检查。

1月2日，黎巴嫩司法部长阿尔贝·塞尔汗告诉媒体，黎方已收到国际刑警组织针对卡洛斯·戈恩发出的“红色通缉令”。黎巴嫩与日本之间没有引渡协议，黎方将按照国内法律程序处理此案。

戈恩的法国代理律师也信誓旦旦，称其已经准备好为戈恩而战。

可以想见，如戈恩的逃亡“前辈”们——斯诺登、阿桑奇、波兰斯基等人所经历的，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战争。至于这个极具戏剧性的案件将会如何收尾，目前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