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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档案利用与“黑天鹅事件”

2020-02-03 09:45:36 《档案管理》 2020年1期

邢变变 王坤

摘  要:《档案利用与“黑天鹅事件”——论档案利用的小概率及不可预测》一文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合理性,但也存在认知偏颇之处。本文针对该文提到的“黑天鹅事件”的概念定义、事件特征、具体案例及档案价值不可知等观点,在分析“黑天鹅事件”的概念和特征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档案利用的实际情况并通过剖析文章所列举的案例等与之进行了商榷。最终认为,该文所归纳的档案利用的特征及列举的案例不符合“黑天鹅事件”的特征、档案价值具有相对可知性。

关键词:档案利用;黑天鹅事件;档案价值

Abstract: The article “archives utilization and ‘black swan event—on the small probability and unpredictability of archives utilization” is innovative and reasonable to some extent, but there is also cognitive. Based on the concept definition, event characteristics, special cases and unknown archival value of “black swan event” mentioned in this artic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lack swan event”, combine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archives utilization in China, and discusses with it through analyzing the cases listed in this article. Finall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se of archives and the cases listed in this paper do not conform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lack swan event” and the value of archives is relatively understandable.

Keywords: Archives utilization, Black swan event, Archives value.

《檔案管理》杂志2019年第3期刊登了刘东斌、吴雁平二位作者撰写的《档案利用与“黑天鹅事件”——论档案利用的小概率及不可预测》(以下简称《刘文》),文章认为档案利用具备“黑天鹅事件”的小概率和不可预测性特征,无法预测的不经常被利用就构成了档案利用的用少性,不经常被利用是由档案记忆备忘本质决定的,无法预测是由档案价值的不可知决定的。[1]《刘文》认识到档案利用的低频次、利用具体时间点不可预知等特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对“黑天鹅事件”概念的理解以及档案价值的认知存在偏颇。本文拟从《刘文》所归纳的档案利用的特征及列举的案例不符合“黑天鹅事件”特征、档案价值具有相对可知性两个角度与之商榷。

1 《刘文》所归纳的档案利用的特征及列举的案例不符合“黑天鹅事件”的特征

《刘文》在“档案利用具备‘黑天鹅事件特征”部分,以档案的不经常被利用和具体什么时候被利用无法预测为由归结出档案利用具备小概率和不可预测这两个特征,并在文章的第3部分列举了6个档案领域所谓的“黑天鹅事件”。笔者认为“小概率”和“罕见”这两个概念具有较大区别,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此外,《刘文》对“黑天鹅事件”的极端影响力特征只字未提,且以档案利用无法预知在某个具体的时间点为由便断然认为档案利用具备不可预测性特征,这种认识有失偏颇。

1.1 “黑天鹅事件”的内涵及特征。心理学家尼古拉斯·塔勒布用“黑天鹅事件”特指极其罕见但一旦发生影响极其巨大、完全颠覆长期历史经验而事前却根本无法预测的重大事件,并认为“黑天鹅事件”主要有三个特征。第一,稀有性,即该事件在通常的预期之外,过去没有任何能够确定它发生可能性的证据;第二,冲击性,即产生极端的影响;第三,事后可预测性,即尽管它突然发生具有意外性,但对整个事件进行回顾后就会找到其发生的征兆,使事件看起来可解释、可预测。[2]纳西姆·塔勒布认为“‘黑天鹅事件的三个特征相辅相成,不可分割”[3]。由于纳西姆·塔勒布对于黑天鹅事件概念和特征的阐释较为全面深入,其他学者均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因此本文将同时具有稀有性、冲击性、事后可预测性三个特征的事件称为“黑天鹅事件”。

1.2 “罕见”不等于“小概率”。《刘文》开篇引用了欧洲探险家在澳大利亚发现黑色天鹅的事例,用以说明“黑天鹅事件”具备“罕见”特征。但在后文的论述中,《刘文》以综合档案馆中的档案不经常被利用且被利用的次数较少为由,偷换概念,将“黑天鹅事件”的“罕见”特征转换为档案利用的“小概率”。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罕见”一词被解释为“难得见到的或者很少见到的事情”[4],“稀有”被解释为“很少有的、极少见的”[5],由此可以看出“罕见”和“稀有”两个概念意思相近,都可以用来解释事件出现的频次低、极少发生。而“小概率”指的是某事件出现的频率较低,但出现的绝对次数并不一定低。例如,2015年至2017年,全国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利用率仅为3.1%左右[6],相对较低。但由于这个“小概率”背后对应的是高达6亿卷、件的丰富馆藏量,档案每年外借次数的绝对数量不仅能够达到600万次以上,而且馆藏档案的提供利用数平均每年都在2000万卷、件以上,面对这样庞大的外借次数和提供利用数,如果用“罕见”一词来形容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的利用频次则不免词不合意。

此外,为了论证“黑天鹅事件”在档案馆的利用中比比皆是,《刘文》第3部分从国家层面列举了3个所谓的典型案例,然则这些事例根本不符合“黑天鹅事件”稀有性的特征。

不可否认,拉萨暴力犯罪、汶川特大地震和日本购岛闹剧这三个案例的突然发生具有“罕见性”,但案例中涉及的档案利用工作实际上是国家档案局公布专题档案、提供抗震救灾资料以及公布群岛归属的档案凭证资料,这些案例是在“罕见性”事件发生之后面向社会有计划、有组织地公布档案,是国家应对危机措施中的一环,并不符合“稀有性”特征。

1.3 档案利用的不可预测性与“黑天鹅事件”的事后可预测性不相符合。《刘文》认为“档案馆的档案利用与‘黑天鹅事件颇为相似,同样小概率且不可预知”[7]。作者为了说明这一点,不仅把档案利用限定在某个具体的时间节点上,过分夸大了外界因素对档案利用的影响,而且忽视了在一个时期内档案利用时间和需求的可预测性,并缺乏对“黑天鹅事件”事后可预测性的分析。

总结规律和预测是服务利用的重要方法。孙大东曾对陕西师范大学档案馆2000年至2009年的档案利用情况做过统计分析,得出了高校档案利用规律。如高峰期为每年的6月份和12月份,同时在这两个时期内利用目的明确且利用类型具有明确的指向性。[8]就此而言,《刘文》所谓的“不可预测性”特征对实际的档案利用工作启发、借鉴意义较小。与此同时,《刘文》在缺少对“黑天鹅事件”事后可预测性特征分析的前提下,就简单地将其替换为不可预测性,出现了认知偏差。

1.4 《刘文》所列举的档案利用案例不具备极端影响力特征。《刘文》在论述“档案利用符合黑天鹅事件的特征”部分,大篇幅地论证了档案利用具备小概率和不可预测性这两个特征,对档案利用是否具备“冲击性”特征并没有提及。暂且不说前两个特征是否与“黑天鹅事件”的特征相符合,其忽略第三个特征就断然认为档案利用符合“黑天鹅事件”的特征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嫌。

《刘文》在“档案利用中的‘黑天鹅事件”部分列举案例时,在百姓层面援引了1988年台胞李树春通过查阅原热河省地图找到自己家乡的地址、甘肃崇信县查找档案文件解决了天然林场的权属问题以及2013年蚌埠市的邹女士通过查阅招工档案解决了职工安置问题这三个案例。但所列举的这些案例在社会生活中并不罕见,虽然对于个人或者企业来说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意义并不突出,更不用说具有极端影响力了。在国家层面,《刘文》列举了拉萨暴力犯罪、汶川特大地震和日本购岛闹剧三个案例来论证其符合极端影响力特征,但公布档案的行为属于國家档案馆向社会提供公共信息服务职能的基本范畴,与“黑天鹅事件”极端影响力特征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综上可以看出,《刘文》所指的档案利用案例并不符合“黑天鹅事件”极端影响力的特征。

2 档案价值具有相对可知性

《刘文》认为“什么时候利用档案是不可知的,也是无法预测的,这是由档案价值的不可知决定的”[9],并从档案价值的客观不可知和主观不可知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现从档案价值的客观相对可知性、主观相对可知性以及相对确定性三个层面与之商榷。

2.1 档案价值的客观相对可知性。王向女认为“档案及其属性构成了档案的价值客体”[10]。从内容层面而言,与其它类型的信息相比,档案是最真实、最可靠、最具原始性与权威性的凭证性信息记录[11]。申农认为“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定的东西”[12],那么档案就是所有用来消除随机不定性的信息中最真实可靠、最具原始性、权威性与凭证性的。档案内容从归档的那一刻起就正式固定下来,在影响档案价值大小的各因素中,内容是核心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档案价值具有相对可知性;从载体层面而言,档案的信息内容需要依附于一定的载体形态而存在,二者缺一不可。档案载体的物质形态随着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演进而逐步发展,但是在一定时期内档案的载体也具有相对稳定性。此外,一些新型的档案载体虽然更新换代速度较快,但相应载体类型的档案仍然需要归档保存。

2.2 档案价值的主观相对可知性。《刘文》认为“档案价值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无法认识的,是不可知的”[13],该观点看到了当前人们认识的有限性但忽视了认识的无限性,没有将有限性和无限性统一起来。

诚然,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每一个利用者对档案的一次或者几次认识都是相对有限的,但这并不代表人们无法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无法预测未来的档案利用需求。《刘文》中提到档案学者对未来一个时期内科技档案的使用状况进行预测的案例,该学者结合当时的实际状况进行预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预测也存在偏颇之处。

预测属于价值认识的一个方面,而认识也必然存在与实情是否相符的偏差性。如上世纪20至30年代的职能鉴定观、50年代后“利用决定论”“宏观鉴定论”、60至80年代鉴定效益观等。[14]

2.3 档案价值的相对确定性。美国档案学家谢伦伯格提出档案存在原始价值和从属价值两种价值[15]。结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来看,档案的原始价值主要体现在半现行阶段,档案的从属价值主要体现在非现行阶段[15]。由于档案本身的内容是相对确定的,所以对于具体的档案而言,它的作用对象也是相对确定的。文件转化为档案并实现价值的过程中,也需要借助一定的方法和流程,而统一的规范和流程,也具有相对确定性。

3 结语

总体来说,《刘文》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偏颇之处。笔者认为,在档案学跨学科研究中,首先应该对所依据的跨学科理论、方法等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不能断章取义,这是跨学科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其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然后才能结合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研究。此外,在档案学跨学科研究中还应该注意理论、方法等的适用性问题,唯有如此,产生的研究成果才能对档案学术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创新扩散理论视阈下档案信息资源自媒体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8CTQ036)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7][9][13]刘东斌,吴雁平.档案利用与“黑天鹅事件”——论档案利用的小概率及不可预测[J].档案管理,2019(03):55-57.

[2][3]佟瑞鹏,谢贝贝,安宇.黑天鹅事件定义及分类的探讨[J].中国公共安全(学术版),2017(02):44-48.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36,1456.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2015-2017年度全国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档案馆基本情况摘要(三)[EB/OL].[2019-10-18].http://www.dawindow.com/news/201810/1116.html.

[8]孙大东.基于用户需求的高校档案利用工作研究——以陕西师范大学档案馆为个案[J].档案管理,2011(05):23-25.

[10]王向女.档案价值体系演化规律的研究[J].档案学通讯,2009(02):18-22.

[11]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

[12]C.E.Shannon.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J].ACM SIGMOBILE Mobile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s Review,2001,5(1).

[14]李响.从档案价值鉴定理论发展谈科技档案鉴定原则[J].兰台世界,2011(10):8-9.

[15]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M].黄坤坊,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3:21.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来稿日期:2019-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