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统的档案及其学术起源说本质是一种修辞表征，不仅存在演绎逻辑混乱，还将学科发展路径固限于记录及其载体的方向。档案学研究的起点应该为包括管理活动在内的社会实践之记录、资源和要素，因而须从档案的内容、载体和管理三个方向推进研究，并以档案的管理作为研究重心。

关键词：档案学;档案理论;学术评论

Abstract： Traditional theory of the headstream of Archives & archival studies is a kind of rhetoric representation in nature， which is not only full of deductive logic confuses， but also makes records with its formats a limit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Science. The starting point of archival theory should be records， resources and factors of social activities including Management practice， and researches be promoted from three directions of content， format and management， with a focus on archival management.

Keywords： Archival science; Archival theory; Academic review

自从社会上有了许多以档案学研究为生、“专司其职”的所谓档案学人，档案的学问或者说档案学科就成为至少在一定区域和圈子内的显学。因此，不论这些人在自己心里对于这个用于谋生的家当多么厌恶和不屑，都要在世人面前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的学科讲得惊天动地、老少咸宜。于是，档案学不断地出现在国家科学规划、重大基金项目、SCI及各种榜单当中。大有“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之势，客观上为档案学的发展和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有时也会树大招风，招致社会特别是学界的一些非议或者不理解。就像一位年轻女士担任了公司老总，大家总是想到她是否有什么后台一样。在这个时候任何的解释都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最好的解决办法只能是用自己的实际能力证明自己的才干。

笔者以为，档案学作为一门具有数十年历史的学科，现在已经到了证明自己“才干”的时候了。当然，不同的论者会有自己证明学科“才干”和实力的表达方式。比如，有喊口号的、有夸洋人的、有傍大款的，等等。这些都是论者的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已。但归根结底，展示一门学科的实力应该正本清源，说明自己学科产生的合理性;继往开来，证明自己学科的发展空间。因此，本文论及的“一个想法与三条路径”就是试图从档案学科产生的緣由和路径等方面，证明档案学的实力和普适价值。

1 学术之源：一个想法引起的线索

大凡谈及档案及其学问，人们总会追溯到人类“结绳”“刻契”的源头，似乎已经约定俗成、不证自明地阐释了档案这个事物或者现象的天然合理性。于是，就像人们一代一代传诵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一样，大家很少去思考、更无心去论证这种说法的科学依据。但是，作为一种学问或者一门学科的建构，停留在这个层面是远远不够的。

首先，这种源头主要体现人类的一种本能。根据A.C.莫豪斯的说法，“我们和朋友会面时，会摘下帽子表示寒暄，与此相反，在面对敌人时会扬起拳头对之示威;我们有时把手帕打成结作为记号，或者在船的桅杆上挂上旗子，表示信息……”，这是一种“依靠视觉作为传达的手段”[1]。当然，这种基于交流的本能与需要“交流”的表征有关，而这种“表征”在后人看来就有了所谓的“记录”功能。如果从本体论的角度看，这种基于人类本能的表征是人类“需要交流”的产物;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种“记录”功能是后人赋予此类表征的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对于一种客观存在，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说法。在一定的语境中，这种说法存在一定的道理，但这种道理并不是唯一的。关于人类本能的探究，也会由于地域、民族、宗教、国别的不同，对同样的“表征”得出差异很大的答案。

其次，这种源头需要不断地演绎。根据管先海、何思源的论证，“关于档案起源的个人认识，即：档案孕育于远古时期文字产生以前的结绳记事、刻契记事、贝壳珠串记事等原始记事方法，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原始文字的产生和使用，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早期阶级和国家出现以后”。[2]应该指出的是，这是一种基于后人对档案的所谓定义而逆向推定且十分讨巧的说法。其中的三个关键部分是“记事”“文字”和“社会（国家）”，这些都可以作为档案产生的必要条件，但不一定都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档案学界所笃定的这个源头还是可以演绎出其他结论的。比如，可以作为汉字的起源[3]，作为“异质异构的版媒介文化载体”[4]，甚至是“财务管理”等等[5]。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6]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一定还会发现关于“这个源头”的新结论。

最后，这种源头限定了学科的发展路径。如上所述，档案的学问似乎只能按照记录及其载体的方向去思考。即档案是一种特定情境下产生的记录，因此，档案只能是一种记录各种主客观事物的载体，是一种“附着物”。对于这种“固化的信息”[7]的研究，无非是环境改变、世事沧桑等周边条件的变化，而这种“记录”则以不变应万变。比如，丁健在《档案与档案工作：固化的记忆与记忆的固化》中指出：“档案是一种记忆工具，是人类大脑记忆功能的延伸，是人们有意保存的固化记忆。档案工作是记忆的固化：因为保持记忆需要固化，固化记忆需要选择，选择的对象必须是原始的记录（原生的记忆信息），并且必须具有保存价值。”[8]如此这般，档案管理活动及其相应的理论和学科就沿着这条始于“固化”又终于“固化”的道路艰难前行。说一句玩笑话，如果按照我们学科先辈的智商和能力，去研究其他学科可能已经获得诺贝尔什么奖了。之所以出现目前这种情况，除了选择之外，也许与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维定式有关。即“成也‘固化，败也‘固化”！

那么行文至此，笔者更为关心的是研究档案的学问或者学科还有什么思路？我们是否忽略了什么问题？

说来也巧，就在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9年10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以政府立法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制度保障;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修订草案）》。有好事者随即找出了前期讨论或征求意见的某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修订草案）》的版本，其中的第三条赫然写着：“本法所称的档案，是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在各项工作和活动中形成的，对国家、社会和单位、个人具有利用价值、应当归档保存的各种形式和载体的文件、记录和数据。”[9]将“文件、记录和数据”代替了以往版本中的“历史记录”。在笔者看来，如果不将这种法律表述的“讨论版”作为定义研究，其进步意义至少在于没有再把“档案的学问和学科”的源头限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也就是说，可以将档案理解为一种“过往之物”而非绝对意义上的单一记录。在通常意义上，记录是指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等通过一定的手段保留下来，是一种有参照的后发行为。而现实的档案中有许多成分是先于“实践活动”的，档案只能说是实践的伴生物。笔者认为，通常在档案学界使用的所谓“记录”或者“历史记录”不过是一种比喻，是一种基于主体情结的感性认识。即大家都希望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区别于其他事物，具有先天的真实性和排他性，借此增强档案学人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客观地讲，这种“荣誉感和自豪感”无可厚非，但科学研究需要更多的是理性成分。

大家不妨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说人类祖先的“结绳”“刻契”是其活动和想法的“记录”的话，那么更多的“活动和想法”也被另外的“固化信息”记录着。近到与档案相似的一些图书文献资料以及诸多写本，远到一些建筑物、构筑物甚至山崖石刻等等，都无一例外地记录了人类的“活动和想法”。如果人类的祖先的“结绳”“刻契”因其的记录属性可以被“追认”为档案的话，那么其他具有记录属性的物体是否也可以归入“档案”的范畴？如果这种逻辑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档案的学问或学科将是一种何等的体量和结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方面，虽然可以将档案理解为一种“记录”，但是逆定理不存在——即不是所有的“记录”都是档案;另一方面，作为比喻的“记录”并不能替代事物的基本用途和属性。比如，人们在建造房屋时总是为了满足具体的目的和使用要求，各类建筑由于用途不尽相同，便产生了不同的建筑：教学楼是满足教学活动的需要，而工业厂房则是为了满足生产的要求。当然，如果日后这所建筑被赋予某种其他含义，它也会成为一种不同于档案的记录。也是在这些事物不同“用途和属性”的基础上，产生了如建筑学等没有被档案学包括的学科。

因此，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记录”不可能成为一个事物的单一属性;同样的“记录”有着不同的结局。其实，“记录”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活动的伴生物，记录并不是一种可以排他认识的成果，记录不过是一种描述客观存在的修辞手法。就像一个幽默的人经常会用比喻形容外部事物，但他一定不会认为这些“外部事物”就是自己的比喻一样。一门学科的建构，应该是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常识的统一。不然的话，很可能就会因此限制了自己、娱乐了他人。以往人们对档案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误区，使其研究者迷失在语辞（概念）的桎梏里，现在是向大家说明“档案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切”的时候了。跳出桎梏，才能风物长宜——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弄清楚档案学科的源头“清如几许”，才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一渠“活水”滚滚而来！

2 理论之流：三条相互纠结的路径

关于档案及档案的学问和学科，据说已经在世界上流传了数百年、在中国发展了数十年。如果有人认为在如此漫长的时空中没有任何可以为人类进步提供营养的想法，那一定不是事实。当然，如何将这些对“人类进步提供营养的想法”准确地阐释出来，也并非易事。而这种阐释的结果，可能形成一部思想史，可能建构一种未来学。

在笔者看来，档案的学问或者学科是沿着以下三条路径推进的。

2.1 研究档案的内容。人们保留或者利用档案，从其最初的想法来看，很可能不是为了给“国家积累财富”，而是便于自己日后查考。毫无疑问，人们希望能够对“日后查考”有所帮助的东西，主要还是档案的内容。因此，对于档案从业人员来说，围绕着档案的一切工作都是服从于档案内容的。档案的研究者当然也不能例外。

2.1.1 在档案的管理业务中，就有直接针对档案内容的部分。传统的档案管理活动，一般会将档案的提供利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而派生出了所谓档案编研业务。通常所指的“档案编研”，是档案部门根据馆（室）藏档案和社会需求，在研究档案内容的基础上，编写参考资料、汇编档案文件、参与编史修志、撰写论文专著。在档案学科的著作中，《档案文献编纂学》无疑是一种学术含量比较高的理论成果。笔者始终认为，作为针对档案内容的档案文献编纂或者编研，必须对其发展的历史进行认真的总结，这样才能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在继承中保持其时代的先进性;必须对档案文献工作的活动程序和方法进行科学的筛选和组合，这样才能保证其成果的质量及其传播前景[10]。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针对档案内容的档案文献编纂或者编研”，应该从思想史、方法论和出版物三個方面论述档案文献编纂的领域，并且遵从项目管理的方式设计和规划此类图书的实施过程，力争在科学性和可读性上有所建树[11]。

在实际档案管理活动中，针对档案内容的档案文献编纂或者编研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存在一些问题和误区。比如，档案编研人才匮乏、编研深度与广度有待提升等[12]。前者是档案管理部门的人员配置问题，即此类部门是以研究为主还是一般的管理为主？如果是以“一般的管理为主”，则档案管理部门还是应该以提供档案为他人服务为基本宗旨。“档案编研人才”水平过高，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读者对档案的直接利用。一些档案管理部门在这个方面出现的严重问题，就是与管理者和读者“争夺档案内容资源”有关。至于“编研的深度与广度有待提升”则是由该档案管理部门的资源状况决定的，说到底还是“档案内容”问题。当然，各级各类档案管理部门是存在社会分工和层级划分的，哪家也不可能占有全部档案资源。因此，一个档案管理部门对档案编研选题的策划，还是应当以自己的档案内容为主;并利用当前数字化的优势，吸纳社会上与该选题相关的资源。

由此可见，无论是档案的学术研究还是业务管理，档案的内容都是第一位和不可或缺的要素。用一句烂俗的话说，离开了“档案的内容”，档案的学问或者学科就会真的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也必须看到，无论从学科的划分还是管理岗位的配置来看，档案的研究者和从业人员与其他人士相比都没有什么优势，这也许就是一种社会分工使然。

2.1.2 在学界公认的学者中，主要是研究档案内容有所成就的人。其实，档案学界也没有必要过分悲观。虽然我们从广义上没有其他学科那么多被社会公认的学者，但是总会出现一些像歌词里唱的“白涯涯的黄沙岗挺起棵钻天杨”的“凤毛麟角”[13]。比如，韦庆远先生在《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的贡献，就使他成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分卷）》的主编之一。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专业的教授，他从开始时讲授《中国档案史》到写作和出版《明代黄册制度》《清代奴婢制度》《档房论史文编》《明清史辨析》，再到《中国官制史》《明清史续析》，乃至《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上下）》;历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英国牛津大学东亚研究系客座教授、圣安东尼学院兼职院士，中国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客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所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客座教授、香港珠海书院史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和香港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访问学者等职务。这一切的一切，即如韦庆远先生曾经对笔者所言，就是利用某个特殊时期的机会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库房里查阅档案的结果。当然，韦庆远先生肯定是自谦了，机遇永远青睐有准备的大脑，“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在那崎岖的小路上不畏艰险奋勇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14]。

不容否认的是，以韦庆远先生为代表的、以研究“档案内容”为己任的研究者，实际上在社会认同方面已经发生了身份的变化。即从档案学界以为的档案学人转变为社会公认的历史学家了。因此，以研究“档案内容”为发展路径，最终可能只是档案学界少数人能够行得通的学术道路，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广大档案学人的必由之路。

2.1.3 在逻辑的阐释方面，档案的内容多为具体而非抽象。档案的内容研究，说到底是像韦庆远先生那样以一种具体的档案内容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而不是将“档案”或者“档案的内容”作为一种概念化的对象进行的研究。即“档案的内容”是一种针对具体内容的研究，不是针对抽象概念的研究。有关“针对具体内容的研究”上文中已经说明，此处不再赘述，而“针对抽象概念的研究”则是目前档案学界的常规武器。通常的表述一般是依据这样的套路：档案是一种文字的载体，文字具有传播功能，档案势必需要传播;凡是可以传播的，必然是信息，那么信息资源配置与开发的种种方式都会适用于档案，如此等等。这些话题及其推理方式，是建立在档案抽象概念基础上的，其分析问题的思路貌似没有什么问题。然而，为什么这种教科书式的推理方式没有带来档案管理活动的根本变化呢？依笔者之见，问题就出在档案在实际工作当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途径是以具体“档案的内容”为基础的。“档案的内容”即档案是什么的问题，在研究领域不应该仅仅是档案的定义问题，而是基于利用诉求的档案资源本身的问题。因此，“档案的内容”的研究也必须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路，不能一概而论。不然的话，档案学术研究就会成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目前档案学界有关社会记忆的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讲也应当归结为“档案内容”的研究，即“档案的内容”是一种“社会记忆”的体现。其核心观点无非是将档案（内容）作为一种社会记忆的存在形式，融入到更广泛的需求空间之中。档案学界与档案业界一起，参与了各级政府或者国内外组织的有关“社会记忆”的活动和项目，并出现了一大批有关社会记忆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知网上，以“社会记忆”作为主题或者中英文扩展（社会记忆，中英文对照）为检索条件，可以查到的文献总数3184篇;文章分布于社会记忆（664）、集体记忆（299）、历史记忆（149）、文化記忆（135）、档案记忆（98）、城市记忆（67）、档案记忆观（64）、族群认同（60）、城市记忆工程（57）、个体记忆（39）、身份认同（34）、媒介记忆（34）、记忆研究（33）等30余个方面。正如李财富、靳文君在《我国档案社会记忆研究的文献计量及可视化分析》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虽然“我国档案社会记忆研究目前已趋于成熟发展阶段，研究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是“建议在档案社会记忆范式构建期继续深化理论研究深度，将档案社会记忆的学理性与应用性相结合，发挥理论研究的现实指导和发展预测功能”。[15]说白了，就是文章很多，研究得还不深、不透，不够“具体”。

如今学术界关于社会记忆的一个共同研究取向是，一个社会群体，无论是家庭、某种社会阶层、职业类别，还是现代民族和国家，是如何选择、组织、重述“过去”以创造一个群体的共同传统，来阐释该群体的本质及维系群体的凝聚力。社会记忆作为一个由自然科学领域演绎和引进的概念，其根本的研究指向在于如何实现一个群体的认同。因此，社会记忆的形成，除了包括档案在内的“刻写”之外，更多的获取方式在于“演练”，其最终的指向是“权力决定规则”[16]。正如张颖在《历史学家，档案馆，尘埃——解构之后的历史研究与写作》中所引述的英国历史学家卡罗琳·斯底德曼（Carolyn Steedman）所说的那样：“我们知道，从十九世纪开始人们提到记忆的时候就喜欢用档案馆这个比喻，仿佛它们无所不包。其实，档案馆无法和记忆相比拟：它那里面的东西，都是被精挑细选出来的，排好了顺序，分好了类别。那些安静地坐在档案馆里的文件夹，整理得明明白白在告诉我们，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控制记载文件的簿子、单子等等来运行的……如果说，十九世纪的关于档案和史料的两种幻想与热情——接近历史的浪漫理想和穷尽史料的科学理念，与权力、历史的权威密切相关。”[17]因此，档案在社会记忆中所扮演的角色，往往与档案学者所期望的结论相去甚远，最后可能实现的也许就是“档案的工具价值”而已。[18]

2.2 研究档案的载体。档案本身就是内容与载体的统一，档案的学问或者学科中诸如《档案保护技术》等就带有很大“载体学”的色彩。在通常意义上，载体指某些能传递能量或承载其他物质的物质，也泛指一切能够承载其他事物的事物。档案载体就是档案内容的物质承担者，从甲骨、泥版、金石、竹简、木简、缣帛、羊皮、贝叶、纸张到胶片、磁带（盘）、光盘以至其他虚拟空间，都已经并将可能成为档案的载体。因此，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与引进，在档案学术领域中，有关档案载体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包括冠以“电子××”的研究、“基于数字时代”的讨论以及以数字人文为状语的演绎几乎充斥着档案学研究的所有媒体。

档案载体研究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为了延长或者有效地“迁移”档案的内容，档案的载体必须更加耐久和适用。其中包括了档案制成材料耐久性、档案存储环境与措施、档案有害生物防治、档案修复和复制技术等，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了植物纤维化学、染料化学、胶片化学、高分子化学、光学、电学、热学、昆虫学、微生物学、气象学、建筑学、空调技术以及数据的恢复、存储、保全等等。在引发研究者的学术灵感和兴趣的同时，也为研究的深入埋下了隐患。择其要者，就是作为一名具体档案学研究者的活动时间和活动空间是有限的，虽然有志者希望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但在客观上往往事与愿违。结果要么就是像韦庆远先生一样进入到某一个专门的学科，要么就是像更多的研究者一样只能涉及一些学科的皮毛。前者如上文所述，其实已经不是一位单纯意义上的档案学人，后者似乎更接近一类其他技术在档案领域的应用或者转化人员。

数字化的引入又为档案载体研究带来了曙光，其基本预期实际上在上述传统档案载体研究阶段已经存在。比如，“档案存储环境与措施”，顾名思义，就是通过环境的改变与调整，有效地保存与传递档案的一些方式、方法。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使任何连续变化的输入如图画的线条或声音信号均可以转化为一串分离的单元，并用设备进行读取。所谓数字化，就是将许多复杂多变的图形、符号、文字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再以这些数字、数据建立起适当的数字化模型，把它们转变为一系列二进制代码，引入计算机内部，进行统一处理的过程。数字化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成功也为档案（载体）的研究者们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既然档案与图书“五百年前是一家”，那么如果档案（内容）也可以像图书那样被数字化，档案就可能在更广阔的时空中进行传递、保存并有效地利用。如此一来，既可以打破一些部门对“公共资源”的垄断，又可以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以至于对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此美好的理想，激励着众多档案学人为之前赴后继。在档案学界和业界，大有如果开口不谈数字化，“读尽诗书亦枉然”的趋势。

然而，有时现实往往是残酷的。档案的载体研究，除了在档案保护技术方面不断探讨的“保护理论科学化、保护技术先进化、保护手段差异化、保护管理制度化、保护环境整体化和保护评价常态化”[19]之外，档案数字化等新技术在档案管理领域大多处于应用和技术转化的初级阶段，并没有真正涉及“信息化”的内容。虽然，各级党委、政府对档案数字化这种“档案载体”的保护工作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但是这种“人力和财力”的投入并没有带来像人们预期那样的变化：大量“数字化”后的传统载体档案和近期网络环境中产生的新型载体档案，与以往相比只是一种载体形态的改变，或者在“异地异质备份”“单轨还是双轨”方面的工作探讨，而在“打破一些部门对‘公共资源的垄断，又可以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方面没有产生根本性变化。据《全国档案事业统计综合年报》统计，2004年，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利用档案者为394.803万人次，利用资料者为91.9557万人次，两项合计为486.7587万人次，平均每馆1213.3人次，每馆每天3.3人次。[20]时隔14年后，2018年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利用档案者为724.9万人次;如果以当年4136个馆、按每年250个有效工作日计算，每馆每天利用7.01人次。虽然比2004年的3.3增长一倍多，但仍然偏低[21]。可以参照的是，根据有关调研报告指出，大数据产业产品附加值偏低，“想要大数据‘落地生根，关键在于大数据和產业的结合”[22]。

因此，笔者认为档案部门不是计算产品附加值的企业，档案也不是单纯以利用率判断价值的资源，并非仅仅以载体形态为传播手段的所谓信息。就像各位美国的第一夫人不会与女主播比较出镜率一样，最终是内容决定了其存在形态及其地位。包括档案数字化的档案载体研究应该设计更加清晰的发展路线。

2.3 研究档案的管理。研究档案的学问或者学科不再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而是一门由自身研究对象和学科结构所决定的管理学科。因此，研究档案的管理不仅仅是一种档案管理过程的描述，更不是“实用经验系统”[23]，而是基于逻辑起点的学科建构。

所谓逻辑起点，是指人们在思维过程中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行程中所经历的一个环节。任何一个反映客观对象的完整过程总是由感性的具体到思维的抽象，然后又由抽象上升为思维中的具体。在《资本论》中，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就是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切矛盾的经济“胚芽”;马克思就是从商品入手来建构了政治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必须正确地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合理地确定学科的逻辑起点，才能使其理论内容顺利地展开，并得到充分地阐述，并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24]。

笔者曾经多次提出，档案在管理活动中实际上只是一种“中介”，它的价值在于通过一系列的扬弃过程，使管理资源在新的基础上得以重组，使管理活动得以延续。中国档案学所涉及的内容——“文件/档案”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记录，也不仅仅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信息资源，它更是一种非常确切的管理因素。它所“记录”的不仅仅是“信息点”，而是一种“管理区间”，即管理程序的科学连接方式和整合模式。中国档案学是一门以管理的基本方式为逻辑起点的学科：档案学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之外，其更大的优势可能在于通过研究管理资源的组织与整合、从文件的运动规律中总结出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尽管当代管理学的理论已经比较发达，但是，其中真正以管理方式、管理程序和管理资源为对象的学科仍然相对滞后，而中国档案学正是一门真正研究管理方式、管理程序和管理资源的学科。

3 结论

综上所述，档案的学问或者学科应该是一种不局限于“记录”色彩的非“固化”理論，其涵盖的成分是包括记录在内的“实践的伴生物”，并在三条研究路径中展开。其中，研究档案的内容是一种“小众”而最终产生历史学家的方式;从目前的情况看，包括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在内的档案载体研究，都可以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应用与转化，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实践效果，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影响档案学科。而研究档案的管理，符合档案学科的基本属性和实际建构过程，即从“基本学科”到“衍生学科”再到“终极学科”的发展规律[25]，对于提升档案学科的理论水平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其实，档案学术研究的“内容”“载体”“管理”三条路径是彼此相关的“三个维度”，彼此之间不能够截然分开。因此，单纯研究某一条路径的想法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在实际研究领域中三者的顺序与取向。虽然，第三条路径可能没有第一条路径显赫，更没有第二条路径风光，但它却是关乎学科命运的必由之路，值得真正有志于档案学术研究的同仁去努力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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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莆田学院管理学院、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学术评价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稿日期：2019-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