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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个国家，孔子是它们的，西施是它们的，李时珍是它们的，端午节是它们的，甲骨文是它们的，活字印刷术是它们的，中医是它们的，汉字是它们的，针灸是它们的，风水是它们的，亚洲是它们的，地球是它们的，火星是它们的，全宇宙都是它们的......这个国家，叫作韩国。

而在韩国，又有这么一个企业，它们每年卖掉几千万台平板电视和上亿部手机，它们发布了世界上最大和最薄的LCD/LED液晶屏，它们在半导体存储器行业占有率高居榜首，在它们家的产品目录上你既能看到硬盘、笔记本、打印机、DC、DV之类的数码产品，又能看到冰箱、洗衣机、空调、吸尘器、烤箱等家用电器;除了这些，它们还搞电机、工业陶瓷、医疗仪器、机械、船舶、海上平台、建筑设备、汽车、石化产品、钟表、建筑工程、发电设备、桥梁、高速公路、智能高层大厦、天然气、垃圾处理、飞机引擎、运载火箭、服装、电视电影、金融投资、石油勘探、保险、人寿、信用卡、证券交易、报纸、酒店、广告策划、警备安全、美术、教育、棒球队、足球队......相信绝大多数人看到这里眼睛已经累了并在内心表示不屑，但是没办法，世界上就偏偏有这种令人发指的公司。你可以不喜欢它，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它确实很牛。反正只要是和人生活有关的方方面面，这家公司都有插上一脚，而且搞得还都不错，是的，它就是三星。

虽然韩国人认为全宇宙都是他们的，但是像三星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光靠意淫是弄不出来的。在20世纪30年代，韩国还是日本的殖民地，老百姓们的生活自然可想而知。本着曲线救国（当然也可能还为了发财）的想法，大邱市的28岁无业青年李秉喆创办了一个叫“三星商会”的公司，嗯，勉强当它是家公司吧。

按照李同学的说法，“三星”中的“三”是“大、多、强”的意思，而“星”则是“亮、高、永恒”的意思，所以合起来的“三星”就象征着大、强和永恒。虽然名号听上去非常响亮，不过事实上这个小公司从上到下就那么40号人，注册资本也只有区区8万韩元（相当于2000美元，摊在人头上，一人50块），是个不折不扣的山寨公司，他们从事着名为贸易实则投机倒把的营生，艰难度日。1941年，三星商会改了个名字，变成“株式会社三星商会”，虽然不伦不类，但在日寇的铁蹄下也只有认了。

1945年二战结束，韩国处处焦土，百废待兴。为此，当时的韩国政府专门制定了“出口导向”的战略，开始大力发展经济，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和咱们后来的“改革开放”差不多的意思。于是，在这股时代的风口下，“株式会社三星商会”于1948年再次摇身一变，改名为“三星物产公司”。它也由当年的那个山寨小公司进化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其中李秉喆出资75%，其他人出资25%。很显然，钱多就是大佬，所以三星物产的首任社长自然由大股东李同学担任。

俗话说狗改不了吃那个啥，虽然李秉喆的三星看上去体制已经与时俱进了，但是实际上他们干的事还是原来那些路数，甚至变本加厉，直接将原来的投机倒把升级为了国际投机倒把。三星物产在中国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收购白糖、棉丝、缝纫机、医药、铁板、肥料等100多种生活必需品，然后运回韩国高价出售;同时又从韩国国内低价收购诸如干鱼之类的海产品向这些地区出口。于是，靠着这一进一出，三星物产在成立仅一年的时间内就盈利1.2亿韩元，华丽丽地挖到了第一桶金。

按理说，一个人有了亿万身家，他的人生差不多就已经圆满了，需要考虑的无非就是今天该调戏哪家姑娘的问题了。然而，對于李秉喆来说，这还不是终点。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朝鲜半岛北方由于有水力、铁矿和无烟煤等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以重工业都设在那边;南部则以发展传统农业为主。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留给韩国人的只是一片没有任何工业可言的焦土。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韩国国内物资严重不足，日用杂货更是奇缺，只能完全依赖进口。而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经济都依赖国外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社会、文化甚至生存都必然是个笑话。因此，为了扭转这种尴尬的局面，李秉喆决定进军制造业，他选择的是制糖。

1953年8月，三星建立了“第一制糖株式会社”，其注册资本为2000万韩元，还发行了2万股的股票，这确实比李秉喆当年的那个山寨商社要霸气多了。从此，三星从商业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而且，第一制糖的建立在韩国现代经济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韩国进口替代产业正式出现。

当时，韩国进口的白糖每斤要300韩元，而三星生产的白糖每斤只卖48韩元，所以一开始人们对这种国产白糖的质量深表怀疑。但只过了几个月，三星白糖以良好的质量逐渐赢得了消费者的信赖。开工仅仅一年，三星白糖就占到了国内白糖消费总量的33.3%。第一制糖成立前韩国的白糖进口量是2.38万吨，进口依存度为100%;而第一制糖建成后，1954年的进口依存度迅速降到67%，1955年又降到34%，到1956年就只有7%的进口了，进口品替代效果非常显著。

有了第一制糖的经验，三星决定再接再厉，这次它们的目标是纺织品行业。和吃一样，穿向来也是民生的重要问题。由于没有纺织工业，所以50年代的韩国每年必须要从国外大量进口丝毛制品。经过一番筹划，三星第一毛织工业株式会社于1954年9月宣告成立了，注册资本1亿韩元。它们的主要设备从德国引进，而附属机械则从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进口。

1956年5月，第一毛织开始进入试生产阶段，生产了梳毛丝40.7万磅（1磅=0.4536公斤），纺毛丝3.6万磅，面料8.8万米。当时如果韩国人用英国产的西服面料做一套西服，需要6万韩元，差不多是一个普通人三个月的工资;而用第一毛织生产的面料的话，只需要1.2万，性价比不言而喻。所以自从三星第一毛织建成以后，韩国政府就开始逐步取消了纺织品的进口。1955年韩国进口量为400.6万磅，而到1957年时就锐减到143.7万磅。到了1959年，第一毛织成功地完成了纺织品进口替代，韩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纤维制造工业。

第一制糖和第一毛织的建立，标志着三星集团产业资本的形成。三星就在这种轻工业的培育过程中，积累了技术力量、经营经验和资金，实力迅速扩大。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政府发表了电子工业振兴五年计划，这表明国家决定把电子产业当作出口战略产业加以重点扶持。有了这么清晰的旗帜，三星岂甘人后？所以它们立刻决定向电子业进军，而且动作相当快，先后建立了三星电子、三星-三洋电机和三星-NEC这三个电子公司。

这几个公司里大家最最熟悉的肯定是三星电子，甚至有很多同学原本以为三星和三星电子是一个意思吧？三星电子在此后的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可谓是业内一朵奇葩，它们在研究和开发尖端电子产品和半导体技术方面的实力震惊了全世界。这点咱们后面再细说，这里先略过。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这几年里，三星可谓是意气风发：它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3%，其中1974年销售额达到2170亿韩元，出口额更是突破1亿美元，这足足占到了韩国当年出口总额的1/30。有了这么雄厚的资本，这么庞大的资金，以及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三星又开始有新想法了。

1973年，韩国政府提出发展“重化学工业”的新政策，三星立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于1974年7月建立了三星石油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同年8月又成立了三星重工业株式会社;1977年4月建立三星造船，同年5月建立大成重工业，8月建立三星精密。光听名字，就能掂量出分量。对这一系列的重工业企业群来说，赚钱已经不再是其首要目标了，而是韩国国家竞争力的体现，也是三星集团多年来的厚积薄发，而它们也为韩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二战以后一直主导世界经济的山姆大叔经济实力相对变弱，然后牵一发而动全身，诸如国际利率、汇率、石油价格等重要经济指数开始发生剧烈波动，这直接导致了世界经济活动的不稳定性增强，使发展中国家的外债负担加重，最终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发达国家开始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加强了尖端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力度，迫使研究成果的产业化速度加快。

面对这种逐渐拉大的技术水平差距和发达国家的技术保护政策，以及金融危机带来的通货膨胀、市场机制萎缩、产业发展不均衡等一系列问题，韩国政府决定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打出了“技术立国”的战略旗帜。国家开始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投入，加强民间主导的市场机制。于是，在这种政策导向下，韩国企业逐步由20世纪70年代追求的大型化、国际化、重化学化，逐渐开始转变为重视务实、开拓海外生产基地和开发尖端技术产业。电子、汽车被确定为这一时期的战略产业，所以许多大企业不惜重金积极向半导体、新材料、遗传工程等尖端产业投资，三星也不例外。从1982年到1986年，三星共投资4600亿韩元用于研发，尤其是1986年的研究开发投资额高达2200亿韩元，这相当于当年三星制造业总销售额的4%，而此时同行业的平均水平仅为1.9%，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在20世纪80年代，三星设立了14个研究所，其中最彪悍的莫过于投资1250亿韩元的三星综合技术研究院。这个研究院有电子器材、情报系统、材料零部件三个研究所，主要负责研究基础技术、培养技术人才、提供技术情报等，其设备与研究环境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为日后三星在高新技术领域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星开始调整它过去的经营多样化战略。因为在技术竞争时代，你要在所有领域同时与对手PK已经力不从心，毕竟人家身为500强，也不是吃素的。三星为此提出了“重点领域，集中开发”的战略，也就是说选几个强项，对其进行重点投资，使其成为世界超一流水平的产业。根据这个战略方针，三星开始重点投资电子、机械、化学、金融、情报部门，其中电子、重化学部门又是重中之重。该战略一直沿用至今。相信大家都看出来了，三星这几十年的发家史，充分证明了“跟着国家走有肉吃”这句话。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在积极响应政府的经济政策，然后发展适合现阶段时代所急需的产业，而且又可以成功预测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并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所以三星的发展史，就是它不断追求新的领域，不断拓宽事业范围、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的历史。

当然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脚。三星在成长的路上，也不是没栽过跟头。比如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东国家靠着石油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所以三星决定用自己价廉物美的家用电器产品来攻占这个巨大的市场。然而，由于不熟悉当地风俗习惯和法律法规，三星和当地经销商签订的合同存在巨大漏洞。简单说，就是如果经销商销售额上不去，三星拿人家没辙;而如果要解约，就会触犯当地有关法律，不仅要赔偿巨额的经济损失，而且还要负刑事责任。所以，到最后好不容易合同期满了，市场早就已经被竞争对手占领了。

还有20世纪80年代初期，三星向日本出口袜子，由于涉嫌侵害商标权而被扣押;三星不服，向日本法院提出诉讼，被判败诉，然后三星继续上述，继续败诉，最后这场官司打了10年，三星还是败诉。再比如1991年，三星在原油期货交易上判断失误，吃进大量原油，结果国际原油价格一落千丈，造成几百万美元的亏损;本来如果就此收手的话，损失也就这样了，但是他们为了翻本，不但不悬崖勒马，反而孤注一掷的继续大量吃进，结果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不减产，最后三星在前面的亏损上又加了一个零。

还有当年在国际时装之都巴黎，三星物产成立了当地法人企业，主要经营纺织品。然而，由于三星方面对高档服装缺乏认识，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以为把以前的加工技术稍加一些调整就可以生产高档服装了，而没有认识到“设计”其实是一种高附加价值的技术，对于高档服装而言，“设计技术”绝对是其生命，所以三星时装最后的结果我们自然也可想而知了。

某位哲人曾经说过：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同样，办企业也是这个道理。最近幾年，面对发达国家越来越森严的技术保护堡垒，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市场开放的压力，韩国政府对大企业从政治、社会两方面的种种限制，以及具有新价值观念的年轻一代的出现，三星也不得不开始实行一系列变革。比如三星过去的经营原则是“事业报国、人才第一、合理追求”，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这个概念多少有些变得保守和狭隘。

三星在世界50多个国家设有200多个海外基地，如果让这些外国雇员都为韩国的利益而做牛做马，这显然不和谐也不现实。因此，为了与时俱进，三星提出了新的经营原则：“世界第一、重视技术、尊重人才”。这儿的“世界第一”原则，并不说在所有领域都达到世界第一，而是在特定的几个领域与世界著名企业一比高低;而“重视技术”和“尊重人才”则是实现“世界第一”不可或缺的手段。尤其是“尊重人才”的原则，这是三星当年“人才第一”原则更高一层的升华，从概念上说，它更加广义，也比过去“事业报国”原则范围更广泛。三星作为世界性大企业，不仅要报效自己的国家，而且要为整个人类做出贡献。可见，这是三星经营原则上的一次大飞跃。

随着三星的变革，三星的人才观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人们总说三星人责任心强，办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但三星人同时也被认为过于保守，缺乏创新精神与开拓精神。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官僚主义。俗话说鸟大了什么样的林子都有，随着三星集团的组织规模越来越庞大，官僚主义在各部门就逐渐盛行起来，这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上下难以及时沟通，再加上三星特有的重视结果的办事原则，使很多人不愿去冒险。因为之前三星对员工的评价是只看结果而定的：成绩优秀，得到奖赏;没完成目标，受到惩罚。所以很多人只好埋头干自己分内的事，反正多一件事还不如少一件事，到最后就没人去搞那些富于创意但带有风险的新事业了。

针对这个问题，三星提出了新的人才观念：“积极培养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才，重视技术人才，培养国际型人才”。比如他们改进了人才录用的方式，提高面试分数的比例，以发现真正的优秀人才。还成立了各种兴趣研究会，题目、时间和人数都不限，经费全部由公司负担，还对优秀研究成果进行奖赏，这就激发了每个职工的研究欲望，使很多建议、发明、研究成果与公司的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同时，三星对人才的评价也由过去的工作质量与数量评价之比约为40∶60，改成了现在的70∶30，逐渐由重视结果转变成为了重视过程。而且，为了培养国际型人才，三星不但派出很多人员留学，还大量录用当地人才，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三星人。

几年前，一提起三星，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起三星电子，但现在三星主力产业除了三星电子和三星物产以外，还有三星重工业、三星综合化学、三星生命等。很明显，三星的经营内容已经从消费材料开始向精密材料、重化学和金融领域转变，今后的经营方向也已经调整为开发“21世纪尖端高附加价值产业”。为此，三星一方面把集团内一些缺乏竞争力、利润小、没有市场的品种缩小、合并或取消，直接大刀阔斧地把旗下系列公司由48个减少到24个，转而向几个部门集中投资，以提高投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又在积极开拓汽车、环境、新材料、遗传工程、航空航天、银行、运输机械、流通、情报业、健康、医疗等崭新领域。不得不说，这个公司确实很可怕。

2020年10月25日，三星电子宣布，其会长李健熙因病去世。自从2014年因心脏病突发住院以来，这个年逾七旬的老人就牵动着世界半导体产业的心。对于他的离世，路透社、美联社、彭博社等全世界最权威的媒体，纷纷在第一时间发布了消息。在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历史上，还很少有人拥有这样牵动世界的影响力。而这样的影响力，建立在过去几十年，李健熙和三星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之上。三星的影响力，首先体现在它对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统治力。比如2017年，三星终结了英特尔25年的霸主地位，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同时，它还在当年“干翻”苹果，成为全球最赚钱的企业。

在全球，三星依旧是最大的手机制造商，同时也是全球最大消费电子公司，在电视、存储器、显示面板等近20种产品上都是全球NO.1。最逆天的是，它控制着全球手机产业链的命脉。手机三大件CPU、存储器和OLED面板，后两项三星都是全球第一，芯片代工全球第二。以存储器为例，三星DRAM占有率高达50.2%。只要你生产手机，就离不开三星。苹果很牛，面板和内存却是三星的。华为和HTC都曾因三星断供吃过大亏。如此“变态”的控制力，随时能引发行业恐慌。

在韩国，三星的影响力更是“一手遮天”，其营收占韩国GDP的20%。有人调侃，韩国人一生有三件事情无法避免：死亡、税收和三星。除此之外，三星还是韩国第一大军火商、全球三大造船厂之一，会造飞机、坦克，迪拜塔、台北101、吉隆坡双子塔都是它盖的。然而，谁又能想到，这样一家控制力惊人的企业，40年前还在给日本人打工，30年前还在生产廉价的“地摊货”，20年前还在被索尼吊打！带领三星实现这一惊天逆袭的，正是李健熙。

三星的逆袭，得益于它在半导体上一次又一次赌徒式的投资。这个韩国最大的财阀，起点只是一家小商会，做着倒买倒卖的小生意，虽然早在1969年就成立三星电子，但只是做着生产黑白电视的工作。当时全球电子产业飞速发展。李秉喆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高附加值的行业是韩国未来的希望。但他的想法也仅仅是给日本三洋打工。

当时，半导体技术垄断在美国和日本手中，李秉喆不敢有太多奢望。公司大多数人，包括关系亲近的社长，都反对投资半导体，连政府也不看好。这个时候，他的小儿子，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李健熙站了出来，对父亲说：“爸，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要试试看那件事！”于是，在“半导体会搞垮三星”的过激言论中，李健熙开始了自己的创业。1974年，他用自己的资金，买下韩国半导体公司，剑指当时正在兴起的内存（DRAM）技术。

野心勃勃的李健熙很快就尝到苦头，他先后50多次前往硅谷，引进技术和人才，倾注巨大的努力，还是不断亏损。走投无路之下，父亲派得力干将来辅佐自己的儿子。两次石油危机让他意识到，身处资源匮乏的小国，三星的未来应该押注在半导体工业。“一定要在我闭眼之前开始这个事业，这样三星才会安然无恙。”1983年，三星在京畿道器兴建立第一个半导体工厂，正式向DRAM内存宣战。然而，父子两人都低估了这场战役的惨烈性。

在众人印象中，电子产品每年都降价。但内存很奇葩，它和化工品一樣，是重资产、强周期，价格大起大落，涨起来数钱数到手软，跌起来连自己都想砍。好处是一旦熬过衰退期，你就是号令天下的老大。在这个行业混，策略只有一个：要么拿钱砸死对手，那么被对手拿钱砸死。英特尔是这个行业最早的玩家，1970年就将DRAM投入大规模应用，四年后横扫80%的市场。之后，日本人异军突起，击败了英特尔。

当三星染指这一市场时，日本人已经是世界霸主。好不容易突破技术封锁，从当时尚不起眼的镁光手中购得64KDRAM技术，就遭遇了行业的第一次衰退。1984年，三星刚推出64KDRAM，内存价格就暴跌，从每片4美元雪崩至每片30美分，此时三星的成本是每片1.3美元。换句话说，每生产1片亏损1美元。到1986年底，累计亏损3亿美元，股权资本全部亏空。事实上，直到1987年，三星创始人李秉喆去世那一天，他也没能见到三星半导体盈利。

由于市场不景气，昔日行业大佬英特尔被迫退出，转行干起了CPU，NEC等日本产商也纷纷缩减投资规模。唯独三星不知“好歹”，像赌徒一样疯狂地逆势加码。“越是困难，就越要加大投资。”持续十多年的亏损，不但没能动摇李健熙的信念，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为了攻克技术难关，三星从日本聘请工程师，利用周末到韩国传授技术。同时，到美国半导体公司招募有经验的韩国人。这些人在爱国情怀的感召下，放弃自己多年的事业，返回韩国，牺牲一切节假日，夜以继日地投入战斗。

在这批人中，有一个叫陈大济的年轻人，谢绝IBM公司的再三挽留，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三星，理由是“真想赢日本一次”。这个年轻人后来成了三星电子的CEO。然而，光有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1983年，三星开发64KDRAM时，关键技术整整落后日本5年。到256K时，与日本相差2年;1M时，还落后1年。在此期间，三星人受尽日本嘲辱，但他们并没有理会，而是埋头苦干。

1987年，苦熬多年的三星人终于迎来行业转机。当年，美国向日本半导体企业发起反倾销诉讼，双方达成出口限制协议。受此影响，DRAM价格回升，三星乘势崛起，不但实现了盈利，还开始在技术上领先日本。1992年，三星率先推出全球第一个64MDRAM，并于当年超越日本NEC，成为全球最大的DRAM制造商。两年后，又率先推出256MDRAM。三星的崛起，还带动整个韩国形成一个内存产业集群，除了三星，现代（2001年后改称SK海力士）也跻身世界三强。有大哥带就是不一样。

在韩国厂商的挤压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整合日立、NEC、三菱的DRAM业务，组建“国家队”尔必达，以寻求对抗。即便如此，日本人也没能逃过溃败的命运。十多年后，三星如法炮制，以自杀式的投资，将日本人彻底赶出了这个行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DRAM价格雪崩，从2.25美元狂跌至0.31美元。就在众厂商哀鸿遍野时，三星却做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将三星电子上一年的利润全部用于扩大产能，故意扩大行业的亏损！

在这样的逆向操作之下，DRAM价格很快跌破材料成本，大多数玩家都熬不住了。最先倒下的是德国巨头奇梦达，由于资金链断裂，于2009年初破产。日本更惨，尔必达苦苦支撑数年，最终于2012年被美光收购。另一巨头东芝的闪存业务，也在2017年被美国贝恩资本收购。日本人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尔必达破产当晚，位于首尔京畿道的三星总部，灯火彻夜通明。

至此，整个DRAM行业只剩下三星、SK海力士和镁光三大玩家。其中，三星和SK海力士两大韩国巨头独占75%的份额，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业霸主。进入2016年，在大数据、云计算、比特币挖矿等需求的带动下，内存价格一路飙升，三星数钱数到肝颤，并借此东风，一举将英特尔挑落马下。同样的故事，在液晶面板上重演了一次。

和内存一样，液晶显示技术最早诞生于美国。1968年，RCA公司研制出全球第一块液晶显示屏，只是身为CRT电视的霸主，却无心将它推向应用。日本人最早嗅到了商机。1972年，夏普买下RCA公司的技术，将其用在计算器、钟表等小物件上。90年代后，笔记本电脑的出现，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液晶时代。在这期间，液晶技术经过无数次迭代，催生出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TFT-LCD），以夏普为代表的日本企业，独占了其中90%的份额。

三星从1984年就开始跟踪液晶技术，直到1991年才成立面板事业部，并于当年建成第一条试生产线。这又是一个重资产、强周期的行业，李健熙明白，要想在这样的行业活下去，就必须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不惜一切代价做到行业第一。但此刻，他面临的形势不比当年做DRAM强，甚至更恶劣。项目刚上马，就赶上行业第一次衰退。此后七年，三星连续亏损，从1991年到1994年，每年亏1亿美元。

液晶面板分为不同的世代，代数越高，生产出来的基板尺寸越大，可供切割的屏幕尺寸也越大。为了积累技术实力，三星利用行业衰退期，到日本去招揽失业的工程师。1995年～1996年，行业再次陷入衰退。三星逆势而上，建成第一条3代线，赶上日本的产能。眼看曙光初现，却又一头撞上亚洲金融危机。

在此次危机中，三星深陷债务危机，不得不砍掉很多项目。唯独液晶面板，不但毫发无损，还加码投入数十亿美元。1998年，三星建成3.5代线，全面领先日本企业。面对如此疯狂的举动，日本人彻底懵了。在夏普看来，现有产能已过剩，投资更高世代無异于自杀;有日本高管甚至讽刺三星，必定会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

然而，杀红了眼的李健熙却不管不顾，毅然决定在2001年投产5代线。事后证明，他又一次赌对了。率先建设5代线，成为韩国超过日本的分水岭。2001年后，三星用40英寸TFT-LCD液晶电视，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液晶屏大小的固有观念，家用电视迎来了液晶时代。反观夏普，因为保守，很快败下阵来。尽管事后奋力反击，却始终未能翻身。2016年，富士康斥资35亿美元收购夏普，一代液晶之父，黯然落幕。

1998年，三星正式超越夏普，成为全球最大的面板企业。七年后，又凭借自己在液晶技术上的优势，掀翻昔日的偶像索尼，成为全球第一大电视厂商。登上行业之巅的三星并未懈怠，在业内抢先研究下一代显示技术OLED，最终成为一代OLED霸主。

投资内存，连续亏损13年;投资液晶面板，连续亏损7年。这种自杀式的投资决策，在欧美，乃至日本企业，是难以想象的。分权模式下，各方为了自身利益，很难在这种赔钱的生意上达成一致。但在三星，李健熙却通过在自己和业务部门之间，设立秘书室的办法，获得了帝王般的影响力。这种强大的威权模式，使得三星拥有惊人的执行力，能够不惜血本投资半导体;同时，还拥有惊人的决策效率，当对手还在犹豫、观望时，它已抢先一步。下面咱们就来八卦一下，说说李健熙的奋斗史，从掌舵人来看看这个商业帝国是如何建成的。

和很多侃侃而谈的领导相比，李健熙简直是个异类。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即使对身边亲近的人，也不轻易开口。在家里，他的外号是“没话的人”;在公司，每次开社长会，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听。他不坐班，没有特殊活动，很难在三星总部看见他。也不爱抛头露面，通常一个人待在汉南洞私邸，再加上喜欢晚上工作，“穿睡衣的时间真的很多”。

因为说话少，他有大把的时间思考，从而比别人更接近问题的本质。很多时候，别人滔滔不绝说了半天，他一句话，就能令对方肃然起敬。路透社的记者曾这样形容他：“说话轻声细语......但只要他咳嗽，韩国就会感冒。”每当遇到棘手问题，他都会宅在家里，几天不出门，像蜡像一样纹丝不动，甚至连续48小时沉醉其中，只是偶尔起来吃个汉堡。等他出门时，问题已经解决了七八成。

李健熙的这种风格，一方面来自父亲的教导。1979年，就任副会长第一天，父亲就将他叫到身边，告诫他要懂得倾听，要像木鸡一样沉着冷静。另一方面，更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李健熙1942年出生在一个大家庭。由于父母创业忙，他刚断奶就被送到外婆家。此后，一直生活在颠沛流离中。小学先后五次转学，11岁就被送到日本学习。“我是一个人长大的，连1%的家庭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多年后，李健熙回忆道。

因为总是和家人分离，他养成了内向的性格，朋友很少，所以经常一个人思考。他喜欢质疑事物的外表，想看内在的东西。很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机械狂，迷恋其内部结构，拆过数不清的东西。这个爱好伴随他一生。他对书中毒，尤其喜欢机械类图书，从电子、航空到发动机、工程学，其掌握的电子知识，绝不逊色于一位普通的工程师。三星在半导体上的成就，与李健熙的这种知识储备密不可分。

1987年开发4MDRAM时，业界有堆栈、沟槽两种技术路线，各有利弊。东芝选择了沟槽，而李健熙凭直觉选择了堆栈。事实证明，沟槽适合16M，而堆栈更适合4M，三星大获全胜，东芝则被日立迎头赶上。除了爱钻研，李健熙还是个做事很投入的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孤独，狗成了他的朋友。他养了很多狗，每天和它们一起吃冰淇淋，一起睡觉，还给它们洗澡。他养狗不是简单玩玩，而是深入进去，刨根问底。为了培育纯种的珍岛犬，他亲自去珍岛买了30多只，花了十几年时间培育配种。

李健熙还喜欢看电影。在东京，他经常一个人跑录像厅，边啃三明治边看电影，三年看了1300部，相当于日本10年的电影产量。通过看电影，他把日本研究得很透。和养狗一样，他看电影不只看情节，还用心琢磨导演的意图，分析摄影师如何用镜头。他曾经说，如果生在别人家，可能会做导演。李健熙尤其喜欢研究各领域最优秀的人，是如何登上事业巅峰的。为此，他把德川家康的录像看了30多遍，丰臣秀吉看了十几遍，织田信长看了五六遍。

这三人是日本战国时代的枭雄。织田信长最先崛起，意图统一日本，后被部下逼死;他的副官丰臣秀吉以替主人报仇为名义，继承了其势力。德川家康的经历最离奇，他当了13年人质，在织田信长手下忍耐20年，还在丰臣秀吉家住了15年。最后，将两人熬老送走后，终于一统天下。世人用一个问题来暗喻三人不同的性格。

对一只不叫的杜鹃，有什么办法让它开口？织田信长说，杀死它;丰臣秀吉说，想办法逗它;德川家康说，等到它叫。李健熙更喜欢隐忍的德川家康，这个角色几乎就是他的缩影。

李秉喆最早考虑接班人时，并未看上李健熙。在他看来，这个小儿子性格内向，是个成不了大器的人。1966年，三星走私糖精，被海关查获。事件发生后，李秉喆黯然隐退，次子李昌熙为父顶罪入狱。仓促之间，李秉喆将帅印交给了长子李孟熙。年轻的李孟熙本想重整旗鼓，怎奈能力有限，三星很快就陷入混乱。

于是，李秉喆将目光投向了李健熙。谁知道，次子李昌熙出狱后，发现父亲开始偏爱李健熙，极为不满，给总统写信，揭发父亲偷税、向海外转移资产。巧的是，青瓦台第一个收到昌熙信件的人，竟是孟熙中学时的好友全斗焕。李秉喆一怒之下，将昌熙逐出韩国，不许他再回来。孟熙因为与昌熙关系亲密，受到牵连，逐渐远离权力核心。在熬走了大哥和二哥后，李健熙最终被钦定为三星的继承人。

1976年，李秉喆被诊断出胃癌。在赴日本治病前，他召开家庭会议，宣布：“以后，三星由健熙来领导。”三年后，李健熙被正式提拔为三星集团副会长。当“储君”期间，李健熙干了一件大事—投资半导体。多年来，父亲主宰了他的一切。他从内心里，希望战胜父亲，像父亲在战后废墟中孕育出三星帝国一样，在某个行业闯出一番大事业。

经过长期考察，他盯上了半导体。理由是，韩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小国，应该发展附加值高的尖端產业。最重要的是，那是自己痴迷且擅长的领域。尽管信心笃定，但在冒险之前，他还是做足了功课。在论证过程中，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连韩国人爱干净，而半导体需要一尘不染的作业环境，都想到了。因为痴迷，所以投入，所以寻根究底，挖掘事物内在的本质。多年后，有人问他，什么是经营？他回答，经营是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有趣的是，对半导体的痴迷，让他改写历史的同时，也失去了某些机会。

20世纪90年代初，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筹建梦工厂，在全球招募合伙人。各界名流大佬蜂拥而至，李健熙因为酷爱电影，成为极具魅力的候选人。斯皮尔伯格摆下私宴，邀李健熙共商大计。李健熙给对方带去5亿美元支票，并在谈话中加价至9亿美元，但对方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谈判最终破裂。事后，斯皮尔伯格抱怨：“整个晚宴，这家伙一直在叨叨半导体，说了不止20次！这样的人，能理解电影产业吗？”

1987年11月，李秉喆去世，45岁的李健熙继任三星会长。次年春，他在集团成立50周年大会上，斗志昂扬地宣布：要将三星建成世界超一流企业。然而，他的雄心壮志很快就被浇灭。父亲打拼50年，给他留下的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更是固若金汤的观念和体制。当时的三星，在“汉江奇迹”的带动下，产品不愁销量，没有人关心品质。大家都陶醉在大韩民国第一的自满情绪中。

李健熙早在“太子辅政”期间，就警告人们，三星再这么下去，肯定玩完。但那个时候，根本没人听他的，大家都认为，这是杞人忧天。继任会长后，李健熙反复告诫下属，如果不清楚比别人落后在哪里，三星很可能崩溃。会长忧心忡忡，下属却万分不解：每年都说倒闭，到现在不也没事吗？更要命的是，此时的三星，整个组织都是父亲留下的。昔日的元老们，不甘心自身的利益受损，想尽办法阻挠变革。事实上，自打成为接班人后，李健熙的“登基”之路就极不平坦，期间充满各种阴谋和中伤。

1982年，在一场车祸后，有关他的谣言就满天飞，从未间断。有人说，他被撞成了植物人;有人说，他跟电梯女郎有染，車祸时跟女明星在一起，私生子不计其数。重压之下，李健熙陷入了迷茫。后来，他索性不去公司上班，一个人隐遁在自己的“洞穴”中，任由传闻愈演愈烈。然而，沉默不代表软弱无力，而是在积蓄力量，随时准备一剑封喉。

1990年秋天，他不断将秘书室的高管叫到跟前，批评他们是盖世太保、克格勃，并暗示他们是阻碍变革的顽固堡垒。这年底，三年服丧期结束后，李健熙出其不意地祭出第一柄剑。他将秘书室的大领导苏秉海调走，换上自己高中时的校友李洙彬，并对秘书室进行了大改组。通过这次“清洗”，李健熙真正掌握了实权。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斩断公司上下根深蒂固的“数量至上”的观念，给三星来一次洗心革面般的再造。

怎样推进这一再造过程呢？李健熙陷入了沉思，他每天都在焦虑中度过。这种焦虑在1992年达到了极致。从夏天到冬天，他一直在失眠，每天睡眠不超过4小时，平时吃烤肉一人顶三人，彼时一天勉强吃一顿。半年下来，体重减轻了十几公斤。沉寂多时后，李健熙带着自己的思考，祭出了第二柄剑。

从1993年初开始，他马不停蹄地考察了美国、日本和德国市场。在洛杉矶，他亲眼看见了三星的产品，因为品质不行，被遗弃在大商场偏僻的角落里，落满了灰尘。随后在东京秋叶原市场，他看到了相似的一幕。

尽管心里早有准备，眼前的场景还是让李健熙极为震惊。而更令他吃惊的是，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之后，李健熙计划飞往法兰克福。头天晚上，他把几名日本顾问叫到房间，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一个叫福田的人向他递交了一份报告。第二天在飞机上，李健熙打开了这份报告，一读之下，勃然大怒。

原来，福田在报告中痛斥三星的弊端，说这些年，他在公司到处遭排挤，三番五次提建议书和改进方案，都被上级驳回。写这份报告时，已经做好辞职准备。同一天，李健熙还碰到一件更窝火的事。临上飞机前，他收到秘书室的一盘录像带，内容令人触目惊心：在生产车间，一台洗衣机的上盖开关大了一点，无法安装，三星的员工干脆削掉多出的部分，勉强装上去。李健熙一看就火了，他当即打电话给秘书室次长：“从现在开始，把我的话录下来！我强调这么多年的质量经营，结果就这样？让各位社长到法兰克福集合吧。从现在开始，我要亲自上阵！”受到呵斥的三星高管们，包括社长尹钟龙等200余人，匆忙搭飞机赶往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凯宾斯基饭店，所有人屏住呼吸，紧张不已。李健熙环顾四周，缓缓开始他的演讲。“前天......这就是我说的质量经营吗？......次品是蛀蚀公司的癌细胞，是经营上的犯罪。各位都在犯罪！”说到激动处，李健熙嘴唇微微发颤。“从现在开始，三星将果断放弃以数量为主的经营，而走以质量为主的路线。”说到这里，他停顿了片刻，然后惊人地喊出一句话：“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

几天后，李健熙将社长团叫到自己房间，想了解一下他们的看法。秘书室室长李洙彬小心翼翼地说：“会长，我们还不能放弃数量，质量和数量是一块硬币的两面。”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想法。李健熙一听，脸都绿了，他愤然起身，将手中拿着的茶匙狠狠摔在地上，拂袖而去，留下一脸惶恐的社长们。

事后，李健熙再次改组秘书室，李洙彬黯然下野。从洛杉矶、东京到法兰克福，三个多月时间，李健熙在国外召集数千名员工，发表了1000多个小时的演讲，最长一次社长会超过16个小时，所有高层都接受了洗礼。

法兰克福会议后，三星上下掀起了一场新经营运动。此后，三星的设计水平突飞猛进。从1998年开始，三星频频荣获美国工业设计奖（IDEA），成为获奖最多的公司。

为了吸引人才，李健熙打破常规，为他们开出比CEO还高的薪水。他本人则亲赴日美欧等人才聚集之地招揽人才。如今，三星已建成以三星综合技术院（SAIT）为核心的三级研发体系，同时还推行地区专家制度。回头看看华为的各个研究所，是不是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然而一手缔造了三星奇迹的李健熙，如今在韩国民众的质疑声中，带着诸多隐忧离开人世，但过去数十年，他所创造的奇迹，却足以载入世界商业史册。李健熙开创了一个时代，他的离开，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他留下的远不止一个强大的三星，更是对全球经营管理者的一份珍贵遗产。这份遗产，对正在半导体产业艰难爬坡的中国企业，同样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