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夏 赵秀凤

【摘要】生态扶贫理论从根本动力、深層本质、基本方法的维度回答了“为了谁”“做什么”“怎么做”三个问题，将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精华内化到生态扶贫的制度体系建设中，并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生态扶贫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关照。

【关键词】生态扶贫 马克思主义 精准扶贫 脱贫攻坚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生态扶贫应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行，从而最终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推进。当前，脱贫攻坚战已进入决战决胜期。探索生态扶贫是保障脱贫攻坚最后胜利和长久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对彻底根除区域性整体贫困具有重要的意义。生态扶贫理论从根本动力、深层本质、基本方法的维度回答了“为了谁”“做什么”“怎么做”三个问题，将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精华内化到生态扶贫的制度体系建设中，并与中国发展实际的相结合，成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扶贫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关照

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同时人是生态扶贫实践的主体。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产生了人类，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密切，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物质上的生态环境和精神上的生态文化。生态贫困给以人为单位运行的个人、家庭、区域带来深远影响，将人带入一种精神感受与物质占有都很贫瘠的状态，使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以人为本，始终将人放在统领全部问题解决方法的首位。

作为生态扶贫实践活动的主体，人的能动性，即主体能动性，是推进生态扶贫的源动力。人的能动性不仅体现在人实现生态扶贫的主体地位上，而且在连接其他脱贫要素构成及互动过程中承担主要角色。生态破坏导致的贫困具有自然贫困和人文贫困双向循环的诱贫机制。生态扶贫必须从这两方面双管齐下进行引导，针对主体要素——人增强生态保护、可持续开发的意识，激发人认识生态贫困和改造生态贫困的能动性，争取生态扶贫效果的最大化。

生态扶贫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生态扶贫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也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社会发展阶段，这种状态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一点现在人们就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导致贫困原因的分析。生态扶贫作为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具体实践形式，是对农村致贫因素之一——“生态恶化”展开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如果说清晰认识我国脱贫攻坚现状是对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上的继承，那么，生态扶贫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在具体实践上的发展。

其次，城乡融合发展的生态扶贫之路契合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阶级对立、城乡对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都将消失，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人将得到全面的发展，从而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不论生态贫困治理还是生态改善所带来的福利应由全体人民共享；与马克思提出的消除贫困的根本办法相同，只有消灭思维上的“资本主义困局”才能彻底使人在发展过程中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持和谐，促进贫困的消除与生态文明的建立。

再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人与自然形成了一个互为所有、互为所用、循环连接的系统。我国生态扶贫也应统筹协调好人、自然、社会三者的关系。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生态扶贫的旨归就在于，通过自然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为解决人的贫困问题寻找解决路径。

最后，生态扶贫的最终目标与实现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想相一致。生态扶贫的目的在于消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异化，这与马克思主义最终消除异化的共产主义终极理想是一致的。一方面，生态扶贫需要构建从贫困群众到帮扶工作者再到社会多元主体联合协作的集合体，塑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即实现人与人的自由联合。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概念内含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以及人的发展需要遵循和利用自然规律的方面。也就是说，人的发展既不以自然界为代价，也不被自然界局限，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充分体现。

生态扶贫是马克思主义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

一方面，生态扶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认识世界”的现实逻辑。生态扶贫是以实事求是地认识生态扶贫面临的现实困境为前提的。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气候灾害加剧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相伴相生，经济发展模式与生态治理模式的互相牵制在贫困地区体现更为明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必须立足实际，着力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转型升级，使全社会都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同时，在落实生态扶贫的过程中运用唯物辩证法。既做到整体布局、各环节协调推进，也做到根据不同地区贫困特征和生态环境特性，因地制宜制订生态扶贫计划；既抓住生态扶贫的重点、难点迅速击破，也要梳理贫困地区范围分布与生态贫困地区具有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寻找从长期有效、可持续生态脱贫到生态发展的路径。

另一方面，生态扶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改造世界”的实践逻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了在生产实践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的辩证关系。我国生态建设是立足长远、利在千秋的长期工程。扶贫开发则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手段。在生态扶贫过程中，既要保证生态环境建设长期向好的趋势不变，也要保证脱贫攻坚短期目标的实现。这就要求我们真正认识到生态与脱贫辩证统一、互生互促的实质，并在生态扶贫工作中树立长远意识，解决贫困地区彻底脱贫的实质问题，将生态文明的建设路径真正延展至基层，最终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内在统一和协调发展。

（作者分别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国际能源舆情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叙事学前沿理论的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17ZDA281）以及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从分析到建构：基于语料库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批评话语分析研究”

（项目编号：18YYB010）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④蔺雪春：《通往生态文明之路：中国生态城市建设与绿色发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2期。

⑤王大超：《〈资本论〉关于贫困问题的制度分析及对我国反贫困实践的启示》，《当代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⑥赵海月、赵晓丹：《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人民论坛》，2019年第23期。

⑦李晓夏、赵秀凤：《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生态”治理现代化》，《电子政务》，2019年第10期。

责编/韩拓 美编/陈琳（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