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刘世锦：未来十年，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一倍应成为新目标

在明年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以后，应该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另外一个目标，就是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一倍，或者再翻一番。提出这个目标，主要有两方面的理由：第一，增长的需求要有一定的稳定性；第二，社会稳定的问题。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新华网，2019年12月15日）

42.阙维民：避免“千城一面”应以人为本设定聚落发展变化率

一处聚落的发展变化通常由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所决定，也与该处聚落人口规模的增长与减少密切相关。面对聚落发展“千城一面”的问题，需要以人为本地设定适当的聚落发展变化率，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不宜由人的主观意识而决定，而宜由人口规模的客观变化率来参照决定。人口规模客观变化的三个基本数据是：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以人为本的聚落发展变化率主要包括聚落旧区变化率与聚落新区变化率。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人民论坛》，2019年9月下）

43.李培林：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显示出叠加的复杂特征

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既有工业化初期特征、工业化后期特征，也有后工业化时期的特征， 这为准确把握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分层特征、矛盾、趋势增加了难度。比如我们如果把第三产业都定义成白领， 那我国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了，但农业劳动力还有28%，农村居民还有41% （这还是按照进城半年以上农民工就属于城市常住人口计算的），这是典型的工业化中期特征。所以要真正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1期）

44.吴宏政：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不仅遵循了社会发展的“生产力逻辑”，同时也遵循了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逻辑”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首先是由“生产力逻辑”决定的。所谓“生产力逻辑”，是指由于社会发展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因而社会主要矛盾的形成和转化，主要是围绕着“怎样提高生产力”这一主线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隐含着更为重要的逻辑必然性，这就是“价值逻辑”。所谓“价值逻辑”，是指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过程中，国家和人民对社会发展所持有的价值追求、价值承诺和价值规范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表明了价值追求作为一种精神性的理想，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观性力量。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红旗文稿》，2019年第4期）

45.刘守英：未来整个乡村的基本发展趋势会分化，不会整体齐头并进

如果因为担心乡村空心化和农村衰败而人为投入和上马各种产业，反而是行不通的。未来整个乡村的基本发展趋势会分化，不會整体齐头并进，只有少部分村庄会根据城市的需求而变得非常活跃。日本的乡村就是一个例子，并非所有的村庄都需要产业或者旅游业来支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澎湃新闻，2019年9月13日）

46.李春玲：社会宽容度的明显提高推动新婚恋观兴起

改革开放大潮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新生事物，其中不乏一些与传统伦理规范相左、在以往被人们认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和观念；相较于前辈群体，新生代成员对这类社会现象表现出更高的宽容度。社会宽容度的提高为个人生活的选择创造了自由空间，给予新生代成员尝试新的行为方式、新的生活理念的机会，同时也推进了社会伦理观念的变迁。在这一方面，新生代的迈进速度最快、也最让老一代人瞠目结舌的行为表现在婚恋和性观念领域。新生代所推动的社会宽容度增长和新婚恋观的兴起，代表着中国社会日益走向开放、自由，个人的自主性得到更多的尊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北京日报》，2019年9月2日）

47.蔡继明：户籍制度改革要惠及各个阶层，不能搞选择性改革，只盯住所谓高端人才

长期以来，农民为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不管农民进城还是返乡，他们在农村的合法权益都不能受到任何损害，而且要通过新一轮改革帮助农民实现合法权益的保值增值。因此，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已经进城就业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各地方政府应树立正确的整体人口观，摆正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算好成本和收益这本账，既要看到为吸纳外来人口而增加的财政支出，更要看到外来人口为城市发展作出的更大贡献。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经济日报》，2019年5月8日）

48.李春成：警惕农村基层的输入型资源错配

基层输入型资源错配主要包括资源叠置、资源闲置、资源虚置、资源误置等。基层的发展不仅依靠资源投入，而且有赖于资源配置效率，而资源错配的直接后果是资源的低效利用甚至浪费，还会给基层干部带来观念上的困惑和坏的行为导向，挫伤他们的工作进取心，更会引发公众的失望和不满。当伴随输入型资源错配而来的形式主义、政绩工程、弄虚作假频频出现时，输入型资源错配还会败坏政府公信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人民论坛》，2019年6月下）

49.李小云：2020后农村减贫需由“扶贫”向“防贫”转变

现有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消失意味着农村减贫战略需要由“扶贫”向“防止贫困发生”转化。脱贫攻坚的成果是否可持续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脱贫人口不返贫，二是不出现大量的“新穷人”。无论是减少返贫，还是防止新的穷人出现，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有效的“防贫”机制。为此，需要在战略和政策层面调整我国长期以来的农村减贫战略，克服一边生产穷人、一边扶持穷人的局面。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光明网，2019年2月20日）

50.原新：人口机会的特点从人力资源主导转向综合型人口优势

遵循人口转变规律，伴随现在的劳动力人口步入老龄阶段，老龄社会不可逆转且不断深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机会的性质和特点正在从人力资源主导型转向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力资本积淀渐强、人力资源规模减少但依然大量的综合型人口优势，决定了未来的人口机会依然开放，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当然，“两个十五年”新时代发展战略周期以及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阶段也面临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各种挑战，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