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策

贯木拱廊桥始建于北宋，成熟于明清时期。目前多留存于福建和浙江的深山深涧中，故通常被称作“闽浙贯木拱廊桥”。至今还留存和具有使用价值的贯木拱廊桥多修建于清代，约有120座。据历史文献记载，现存较早的闽浙贯木拱廊桥是泰顺县建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三条桥和始建于北宋天圣二年(1024)、明隆庆元年(1567)重修的庆元县双门桥。全国现存最长的古代贯木拱廊桥是始建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后多次重修的福建屏南县万安桥，有廊屋37间、柱152根。

一、贯木拱廊桥的历史变迁

贯木拱桥的最初形态出现在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中。这幅画表现的是北宋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城郊清明时节普通人活动的景象。画中横跨汴河上的大木拱飞桥十分特别，令人印象深刻。北宋时期，作为漕运枢纽的汴河，最初是引黄河的水，后来引洛水。因此，汴河的水流湍急，增加了漕运压力。天禧元年(1017)正月，一位名叫魏化基的低级武官，为了解决桥柱损毁船只的严重问题，尝试修建“无脚桥”。这是历史记载中初次提出修建虹桥的构思，可惜没有成功。明道年间(1032～1033)，一位“牢城废卒”在青州(治今山东青州)知州夏竦的支持下，成功建成了一座无柱飞桥，称为南阳桥，它历经多年都没有损坏。

贯木拱廊桥最早出现在北方地区，加廊屋后形成的贯木拱廊桥如今却留存于闽浙山区，这种现象十分特别。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北宋传入说。北宋发明贯木拱桥之后，通过北去归来的船夫、木工或北方派往南方的官吏，也可能通过茶商等，将贯木拱桥技术传到闽浙地区。第二，南宋传入说。“靖康之变”(1127)后，皇室向南迁移，南宋建立。士农工商随之南下，贯木拱桥的技术随之传到南方。第三，独立发展说。有人认为闽浙贯木拱廊桥是当地的先民因地制宜创造出来的，有自己独立的发展体系。闽浙的中原移民退缩到环境艰难的山区生活，需要造桥以方便生活。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那些便于水上漂流运输、不易虫蛀朽变的南方杉木，为建桥提供了上好的木料。此时，以虹桥为原型的贯木拱技术已日趋成熟，用廊子庇护桥体能够保证桥体使用得更为长久，贯木拱廊桥也就出现了。

二、营建组织、造桥世家、桥约、桥山桥田：贯木拱廊桥的绳墨文化

桥匠是桥梁营造和仪式践行的核心要素。闽浙山区的木拱桥数量众多，需要相当数量的工匠群体。造桥分工细致而明确。木匠是最主要的造桥工匠。这些造桥木匠按照职务不同，分为主绳(主墨)、副绳(副墨)、都绳、副师、副手、木匠、木师、拱桥师等。主绳或主墨木匠就是造桥的主要设计人和建造人。主绳木匠将自己的造桥技艺代代相传，就形成独具造诣的“造桥世家”。清代至今，闽东地区的造桥世家均为中原移民后裔。造桥世家的存续为贯木拱廊桥营造技艺的传承提供了必要条件。

修建贯木拱廊桥需要出资方和建桥团队。“修桥缘首”和“董事组织”属于顶层设计，履行领导职能，是出资的甲方。修建贯木拱廊桥是一项社会公益工程，根据董事的不同，社会参与的形式也有差别，因而有官方出资建桥、官方和民间共同出资修建以及完全由民间筹集资金建桥三种形式。自古，修桥都是重要的“王政事宜”“守土之急任”。“桥通则运旺”，地方经济就强盛，所以地方官员为了工作政绩和社会口碑，也十分看重并乐意出资修桥。[1]官倡民修，官方一般只出部分资金及负责发出倡议，而修桥的具体事项基本交由民间处理，大多由科举成名者、地方富绅、宗族耆老等既有声望又有实力的人组织，由村民协助，共同完成修桥事宜。

所谓董事组织，是指建造贯木拱廊桥的执行机构，缘首是董事组织的头儿。村民首先需要推选建桥的主事人。主事人可以有多个，但其中有一个是主要负责者，也称“头哥”。其他董事五至九人不等。

简单来说，缘首负责发动村民捐款捐粮、出工出力；董事负责选址，择日，请木匠、石匠，与工匠签合同等具体建桥事务，他们既分工又合作。

贯木拱廊桥受损后需要修缮，修缮过程又需要大量杉木，于是，修桥缘首便捐钱在山上栽树，这就是供料“桥山”。今天，在福建和浙江都发现了类似这样的“桥山”。供料桥山的好处显而易见：蓄养大杉木以备修桥用，就地取材，方便省工；植树本身也有利于水土保持；桥山也造就了一方生态景观。[2]72

乾隆年间，义士吴昌兴独建尚义、护龙和金坑三桥。贯木拱廊桥建成后，又面临重建、复建、修缮等问题，需要大量资金。保护桥梁的热心人捐赠田地，每年所收田租由桥董事会负责人管理，用于修缮桥梁或储资再买田。《庆元县志》提到村民捐桥田或桥租的就有12座桥。桥田或桥租的管理，一般由桥董事建立账册，并立碑记。如北门桥的桥田、桥租和桥山管理规范，在《庆元县志》中都有详细记载。

清代建桥董事、缘首与造桥木匠签订的造桥合同就是“桥约”“桥批”。合同内容涵盖建桥的方方面面，如：建桥的长度、高度和宽度，桥面上立几榀柱子，桥内建板凳、神龛等。如果是拆旧桥重建，则提出要拆换某处苗、桥面板、檩枋等。[3]此外，还有兑付方式、敬神福仪开支、上梁花红开支以及违约罚款等事项。目前，桥约的保存状况不容乐观，只有少数桥约文本散落在民间“造桥世家”中，大多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干果经济林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果农缺少种植积极性，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果农没有足够的种植技术，不敢去尝试。因此当地林业部门一定要给予果农足够的技术支持，为果农提供技术服务，从栽种、管理、经营等各个方面，将技术人员分片，对果农进行手把手的指导，同时还可以对果农进行集中培训，让果农自己掌握栽种的各项技术，消除果农的后顾之忧[4]。发展干果经济林，宏观上要科学发展，制订好发展路线与规划；微观上要做到精准服务，消除果农顾虑，慢慢发展形成产业链条。

三、贯木拱廊桥的造桥仪式与信仰崇拜

闽浙地区贯木拱廊桥的民间信仰色彩十分浓厚。作为村落中的公共性建筑，廊桥的风水功能和精神信仰功能远甚于其交通功能。通常来说，神圣而紧凑的造桥仪式伴随造桥过程始终。廊桥建成后，绝大多数桥上设有神龛，供奉神灵，或者直接在桥头单独建庙。可以说，贯木拱廊桥的建造使用与祭祀崇拜密不可分，此即“建桥即建庙”。

贯木拱廊桥造桥仪式与信仰崇拜是在其历史变迁和独特的绳墨文化中形成的。造桥工匠在900多年的造桥历史中，形成了一套固定的造桥礼俗。在选桥址、筑桥台、造拱架、上剪刀苗、上桥板苗与马腿、铺桥面、架桥屋等环节，都有着与其相对应的建桥习俗。

建造一座贯木拱廊桥，从动工到结束，一般要经过八套礼仪：择日起工、置办喜梁、祭河动工、上梁喝彩、取币赏众、踏桥开走、上喜梁福礼、完桥福礼。[4] 84

择日起工。以福建和江西为代表的地区历史上是中国建筑风水理论的形成地区，形成了“理气派”(福建派)和“形势派”(江西派)。这也是闽浙地区因营造风水廊桥的风气较盛而出现众多廊桥的原因。[5]21择日先生选取建桥开工的黄道吉日，“择日吉课”就是择日先生选取黄道吉日的占卜结果。“择日吉课”有繁有简，但都需要送给造桥工匠决定择取的日子是否可行。起工日期一般选在农历秋分之后的枯水期。

风水先生需要测定廊桥的方位坐向。从科学实用的角度来看，为了减小拱架跨度、减少造桥工程量，选择在河流两岸的最短距离处架桥是首要考量要素；桥址一般选在能避开大水而又能挡风的地方，以防止这些因素对桥体的破坏；同时，最好选择两边都有凸出岩石的地方做桥台。桥台由条石、块石或者大卵石砌筑而成，它的稳固是整座桥体稳固的基石。从风水营造的角度看，廊桥的建造位置大有讲究。例如，廊桥桥头不能对着附近的民房与墓地。再如，坐落在村口的廊桥可以抵御村外煞气、镇岔煞；坐落在村落水尾的廊桥可以挡住溪流形成的风口，能关锁村落财运、接通龙脉。因为廊桥上通常会供奉神灵，廊桥与桥神通常被认为可接通龙脉，所以，建在深山古道溪流上的廊桥要顾虑到两岸“龙脉”。[6]42廊桥形如蜈蚣，蛇怕蜈蚣，还可以镇蛇山。

置办喜梁。一般挑选村中父母双全、三代同堂的“好命仔”择吉日砍伐“喜梁”。砍伐前，还要行“祭山礼”，以显示对自然馈赠的崇敬；砍伐的时候，木匠要讲好听的话；砍下的“喜梁木头”要顺着山势轻轻放下，并放置在之前铺好的树枝类东西之上，以防其受到污染和破坏；在运送“喜梁木头”的归途中，要给喜梁披上大红布，一边抬回，一边放炮；在作为梁木上梁之前，要把梁木的树皮刮下来，将烧成灰的树皮用作桥屋神龛里的香炉灰；从山上砍下作为喜梁的这根杉木，截取中间一段作为喜梁，头尾两节剩余部分用作桥中间神龛两边的立柱。[4]87一根“喜梁木头”，真的是做到了物尽其用。之后的“喜梁仪式”，工匠会把选取的“喜梁木头”放置在桥屋的正中屋脊顶上，这根梁木和建桥的其他木头不太一样，它的象征意义更大于它的实际造桥用处。古代民间把建桥屋看成建房屋，贯木拱廊桥的“喜梁仪式”就类似于民间建房的“上梁仪式”，“喝梁”类似于民间做墓风水中的“喝龙”。村民希望通过这些礼俗把桥屋化作龙身，以接通两岸龙脉，保佑全村百姓，达到“从此来龙风水应，世世代代永其昌”的风水营造功能。[6]43

祭河动工。择日起工、置办喜梁之后，要举行祭河仪式，作为正式造桥的开始。将香烛、茶、酒、果点、素菜、全猪、全羊、全鸡等一起斋供。“请神”“读疏文”“送神”是祭河仪式的三个步骤。“祭河疏文”就像一张告示，大意是：由于某村溪流大河的阻挡，无桥通行、交通不便，村众人决定造桥一座，请某神及鲁班先师祈保造桥顺利、众人平安。

上梁喝彩。下部拱架行将结束时，要在三节苗的平苗中间安放一根大梁，称为“祭梁仪式”，也叫“上苗梁仪式”。此时，主墨木匠到溪边放上供桌，再放上墨斗、斧头、凿子等造桥工具，然后众人一起祭拜。祭梁仪式由主墨木匠主持，主墨木匠要露天点三支香，放上两响鞭炮，然后大声念一些吉利语“喝梁”。接下来，造桥木匠转动天门车，抽紧天门车缆绳，大木梁被升上去，然后打入大牛头的榫头，整个造桥过程圆满结束。在打入大牛头的榫头时，众人要跟着一起喝彩。

桥梁竣工后，造桥工匠会把工匠姓名、建桥时间及董事、缘首、捐款人的姓名等写在桥廊的内梁上。同时，信众和建桥匠人还会把祈愿墨书写在廊桥屋梁上。专门研究贯木拱廊桥民间信仰的福建师范大学学者叶其炎对比了寿宁张坑桥与屏南广利桥梁书祈愿语，认为前者侧重后代人丁兴旺和超度先人，以祈求后裔荣昌、先亲得度等内容为主；后者侧重保佑现世利益，以求子、求寿、求福、求家门清吉、求禄位高升、求财源滚进等内容为主。这也间接体现出张坑桥所祀神明观音的普度、送子职能和广利桥所祀神明真武帝的司命、镇鬼职能以及修桥有利求子、求寿、祈福的俗信。[6]34祈愿内容大体能反映出闽东山地村民对先人、本人、子孙三世的美好祝愿。

踏桥开走。建桥完工通行前，桥缘首、董事会挑选村中三代同堂、夫妻双全、有一定名望且家庭较富裕的两位男性长者“好命人”，在开走之前讲些吉利话，人们就可以过桥行走了。

完桥福礼。整座贯木拱廊桥建好时，董事、缘首要备一桌“完桥福礼酒”答谢工匠的辛劳，席前，缘首、董事与造桥木匠要把造桥时支付的工钱及其他费用结算清楚，补清工钱余款，造桥木匠也会交代一些善后注意事项。[4] 92至此，仪式全部结束。

桥梁建好后，人们会在桥屋内设龛祀神，或在桥头修庙。一般来说，桥庙中会供奉神灵或地方人物。观音、泗洲佛、普安禅师是佛教俗神，真武帝、临水夫人、文昌帝、五显灵官大帝、三官大帝、按察神是道教的俗神，马仙、黄三公、虎马将军、杨柳倪三仙姑、安敬师等是民间神灵。此外，还有邱老人、孙悟空、土地神等。其中，供奉数量最多的是观音、真武帝、临水夫人、五显灵官大帝，并且都作为主祀神灵出现。绳墨木匠于繁重的造桥辛劳之中，还费心尽力践行造桥礼俗。佛教观念认为，修桥可以积阴德，求善报，宋代便出现过僧侣参与大量修桥的盛事；道教俗信，桥是神仙上下阴阳天界的媒介，具有通神功能，闽东道教闾山派中就有作桥科仪，所以很多廊桥的命名中都带有“仙”字。[6] 31

不同的神佛，履行的清醮程序也不同。元宵临水夫人(主司救产庇幼)清醮仪式有求香火、请花、禳关、迎神、演戏等环节，马仙 (主司求雨祈子、召圣兴云、驱瘟遣疫、降魔伏寇)清醮仪式有开坛、发奏、请神、诵经、净社、结届、进香烛、接神、庆诞供、安位、祈保、做十保、禳关、做诸天供等，黄山公清醮则为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起驾进村巡游形式。在贯木拱廊桥分布的区域，还保留有特殊的“端午廊桥走桥”习俗，仪式复杂，要经过摆贡品祭祀神明，烧库钱、经条，走桥，祈祷，念经，扔粽子，宴请村民等程序。叶其炎在《闽东木拱廊桥民间信仰研究》中对此做出了详尽论述。他认为，明中叶以来，闽东山区移民面临人多地少、缺医少药、倭寇横行等巨大的生存压力，村民需要及时疏解内心的苦闷，加上明清时期佛、道教的衰微与闽东信巫尚鬼的传统和民间信仰民俗化的源远流长，这就为贯木拱廊桥建神龛祀神提供了不竭的精神信仰动力。[6]17

敬神祈愿需要建立庙宇，山区村民财力有限，于是他们或把神龛搬进桥屋，或在桥头简单建庙，这种独创性，除了使廊桥便利交通，还使廊桥成为集合的宗教场所。[7]修建庙宇的捐资信众自然把敬神的“恭敬之心”挪移到建桥上，于是，建桥即建庙。多数桥梁在建好后，都要经历不断维修，信众对每一次维修的捐资筹款，被看作对敬神的一次强化。

贯木拱廊桥中的择日、风水选址、梁书书写、碑刻楹联、设神龛、建桥头庙以及造桥过程中的念祝仪式等活动，凸显了闽浙地区木拱廊桥建造活动中强大的信仰与崇拜功能。它们就像一道生命的灵光，使桥体转化为一种深厚而悠远的信巫尚祀的文化表述。“贯木拱廊桥所蕴含的民间信仰是闽浙山地整体性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更是人们借以赋予吾族吾乡生命意义的方式之一。”[8]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