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菁，田鹏颖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当前国家发展大局作出的正确研判。“物质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是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两个关键概念，代表中国在不同历史环境下人民生活诉求的两个层次。把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的演进作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内容，反映的是人民对更高质量、更深层次生活的新期待。因此，理清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过程，从而更好把握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演进的逻辑，有助于科学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理解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演进的前提

社会主要矛盾是一定时段内反映社会发展水平、人民生活质量等的客观依据，对它的正确把握与判断是关乎党和国家发展大政方针的重要准则。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形态，它会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而发生转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转变过程，要理解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的演进，就要先理清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三个历史阶段。

(一)阶级斗争层面的政治指向阶段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当时，摆在党和国家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认清当前形势。要科学把握和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当时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96页。。毛泽东等领导人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准确判断，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影响，八大提出的正确论断并没有很好地坚持下去。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新的转化，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61页。。这一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没有很好地把握住当时中国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受此影响，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运动，最终造成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

(二)生产与需要层面的经济取向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思想保证。1979年初，邓小平明确指出当前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2页。。在对当时的主要矛盾作出正确判断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拨乱反正，及时纠正“左倾”错误思想，将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心，大力发展生产力。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重大问题作出认真总结，并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阐释：“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39页。在深刻总结阐述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带领全国人民正式迈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成为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认识的经典表述，是党和国家基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适时作出的科学判断，是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制定社会发展各种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

(三)发展层面的社会转向阶段

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长足发展，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党中央从国情世情出发，总结发展经验，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五大发展理念”等治国理政方针，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活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加速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新陈代谢”，以往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在基本得到化解的情况下，新的更为突出的矛盾显现出来，适时作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尤为重要。2017年，习近平在“7.26”讲话中明确提出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注]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为准确研判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提供了重要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为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到物质、精神、政治“三个文明建设”再到如今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中央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加深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认识。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过程，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可以看出，科学把握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大推动力。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正确判断彰显了我们党善于抓住问题关键，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变化的优秀品格。

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注]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自此“美好生活”一词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在这之后的不同场合，习近平多次提到“美好生活”，并在十九大报告中以“美好生活”作为报告的开篇与结尾。从以往的物质文化需要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人民生活新期待的准确把握。正确认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过程，是理解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演进的重要前提。

二、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演进的历史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从普遍贫困状态到摆脱普遍贫困，从基本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可以说一部新中国的发展史，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生活需求不断升级的过程。

(一)从普遍贫困状态到摆脱普遍贫困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加上西方国家的封锁，人民生活处于“一穷二白”的贫困状态。资料显示，1956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030亿元，人均GDP仅有164.1元，国内的重工业几乎为零，只有少数的纺织业存在。毛泽东曾感慨，我们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都造不出。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元，人均消费支出为133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34元，人均消费支出为116元。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城乡居民还没有达到可以解决温饱的生活水平。面对此番贫困状态，邓小平曾痛心疾首道：“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页。1978年5月，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党和人民认识到了贫穷才是社会主义最大的敌人，只有积极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适时作出判断，将国家发展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努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以弥补长期以来在人民生活质量上的亏欠，使人民摆脱普遍贫困的状态。

(二)从基本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

1979年，邓小平首次用“小康之家”来阐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1987年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要在20世纪末将人民群众的生活提升到小康水平。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启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前所未有的结合，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真正变革，中国由此进入改革开放深化阶段，全面开启了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同一把钥匙，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充分激发了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实现幸福生活的热情，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到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95933亿元，经济总量跃升全球第6位，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这种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1月18日。，并进一步确立了今后二十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了新的更高要求，提出“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注]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2002年到2012年，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活力奔涌，市场的商品供应实现由短缺到充裕的巨大转变，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消费结构得到优化，公共服务意识也逐渐增强，这些物质文化需要的量变积累，推动着人们对更高层次生活憧憬的产生。据统计，1992年人均生产总值为2311元，2012年上升至38420元，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较于1978年增长了71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相较于1978年增长了58倍，这些可喜的增长变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人们更高质量的生活夯实了物质基础。

(三)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正式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作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部署。从党的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十八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字之差，意义深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且行且近。习近平将人民美好生活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党和国家新时代的奋斗目标，并以“五大发展理念”等治国理政方针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整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越中国经济增速，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进入更高福祉阶段。据统计，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4万亿元增长到85万亿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3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近2.6万元，实际年增长率达8.5%，恩格尔系数仅为29.3%，人均教育文化支出达2000元，占人均消费的11%还多，中国已进入世界公认的中上等收入国家。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人民的教育文化消费比重加大，开始重视和享受文化和精神生活带来的满足感。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并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要解决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满足人民在多方面的需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十八大以来显著的发展成效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要的期待，为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奠定了多方面的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综合国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人们的生活需要日益呈现多样化、全面性的特点，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愈发强烈。因此，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作出科学判断，把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的演进作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内容，并提出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工作目标，是顺应历史、顺应民心的伟大举措。

三、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演进的理论逻辑

从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的演进，以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为主要依据，以坚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为基本立场。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又结合时代发展，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一)直接理论渊源：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以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为主要依据。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需要是人在实践过程中对客观物质条件(生存、享受与发展的)一种依赖与表现。唯物史观认为人的需要与人的本性是相统一的，“他们的需要即为他们的本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14页。。什么样的人相应地就会有什么样的需要，反过来，什么样的需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26页。。马克思认为人类的需要可分为生存、享受和发展三个历史阶段，恩格斯将人的需要对象划分为生活资料、享受资料与发展资料三种，提出“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2页。。因此，人的需要至少具有以下三个基本属性：第一，社会历史性。人的需要随着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不断深入而发生变化，同时也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需要会越来越多样化；第二，丰富多样性。人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不同的人由于不同的生活背景、成长经历，会出现不同的需要。但同时人的需要又具有一定的整体性，是当下社会发展环境的反映和表现。从需要的性质看，人的需要可分为生存、发展和享受三种，从需要的内容看，人的需要可分为自然(生理)需要、精神(文化)需要和社会性需要；第三，持续性。人的需要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诉求，具有一定的无限拓展性，随着需要(手段、对象)的不断深入而拓展，“人以其需要的广泛性和无限性区别于一切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0页。。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期待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不再是局限于物质文化需要这种较为单一的需要了，而是追求更高标准、更深层次、更多样化的“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60页。。这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美好生活论断的理论根据，也是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演进的理论渊源。

以坚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为基本立场。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演进这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内容，其出发点和归宿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是一致性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归宿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其中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是受社会发展规律制约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在他们看来，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解更多的应是对未来社会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的考察，这其中的逻辑起点应是“未来人应该怎么存在”。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为基本立场，将人的全面发展落到实处。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这一重要论述既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也深刻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人文情怀。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使得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不再是文本上遥不可及的未来社会理想，而是变成有方向、有举措、有温度的可实现的目标。

(二)直接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论断，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论述，胡锦涛的“以人为本”观念，一直到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历届领导人的重要思想论断无一不是将人民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与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逻辑不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凸显着“人的逻辑”，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人的需要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形式。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的生活追求基本停留在摆脱贫困、实现温饱的需要上。改革开放后我国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经济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在物质资料较充裕的情况下，人民在文化和精神层面的需要日益彰显。进入新时代，我国即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进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阶段，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从上述人民对生活需要的演变来看，习近平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论断，包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蕴，从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考察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的演进，分析人民需要的时代性特征，应对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说服力，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问题，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的演变就是不断回答这些历史课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注]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向世界发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新共产党宣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的不仅是从中国发展实际中作出的历史判断，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继承发展的结果，最终揭示了人们对生活状态追求的前景与未来，同时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品格。

四、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演进的现实逻辑

从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的演进，不仅遵循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理论逻辑，而且立足实际，有着我国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生活追求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发生重要变化的现实逻辑。

(一)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的生活追求

相较于60多年前提出的“物质文化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的“美好生活需要”无疑内容更丰富、追求更广泛、层次更多样，其中既包含了不断升级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囊括了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是一个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完整体系。前已述及，习近平在论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时，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代替“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一词，成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内容，这并不意味着以往人民追求的物质文化需要已全部满足或不存在。相反，“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更好地包含了以往“物质文化需要”这一基本需求，并在新时代全面升级为更广泛的生活需要。如果说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包含和揭示了最具普遍意义的人的需要的内容，那么物质文化需要与美好生活需要便构成了人的需要的两个层级，这种划分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语境和社会环境下的表述，同时涵盖了人民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完全符合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事实。美好生活需要中蕴含着物质文化需要，且相较于物质文化需要更具开放性、层次性，既有基本生存所需的物质文化追求，也体现了人民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渴望。从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的演进，无论是在质还是量上，无论是在横向还是纵向上，总体都呈现出层次递增的关系，反映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量变到质变的跃迁。因此，习近平关于美好生活需要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反映出人的需要的日益增长和逐步扩展，标志着人民有限的、较单一的生活状态的结束和全面的、高质量的生活状态的开始，这一重大转变反映党和国家建设目标的升华，给未来中国的发展带来全局性的深刻影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顺应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向质量更高、内容更丰富的美好生活需要演进的现实逻辑。

(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变化

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表述中，从原来的“落后的社会生产”的表述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表述，反映了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历史进步和摆脱过去贫困落后的客观事实。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看，我国经过长期努力，社会生产能力已进入世界前列，各方面发展都取得显著成就，再用“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表述定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状态已不符合实际。但是，现阶段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物质资料的充裕，只能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提供物质条件和可能，并不能将美好生活直接变为现实。因为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这也正是为何要指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原因所在。虽然总体上人民可以满足生存需要，但目前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诸如城乡、区域间发展的差距，社会各阶层生活的差距，收入分配不均引起的贫富差距，经济结构供需不平衡无法满足人民高品质消费需要，公共资源配置不平衡无法为人民提供均等化居住、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服务，法治建设进程不能完全满足人民对公平正义的需求，生态环境恶化对人民身心健康造成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目前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要满足人民的发展和享受需要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已然成为现阶段实现经济社会更好发展的瓶颈和实现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的制约因素。这是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演进的又一现实依据。

五、结语：正确把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意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人民”这一特有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来源的价值追求，是我们科学认识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演进的根本政治立场。科学把握“人民”这一历史主体，是真正、彻底、全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体现。从全球视野看，各个发展中国家在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时，都会遇到现代化进程的难题，虽然难题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我们给予世界人民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一)科学认识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的演进，有力捍卫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人民的生活需要作出准确判断，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接地气、生活化且有分量的语言，对“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做了正面回应，着重体现了人作为一种真实的有意识的存在，与这个社会间的有机连接，将尊重人民、解放人民、发展人民的逻辑意蕴清晰展示，科学地阐释了美好生活需要的深刻内涵。习近平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注]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0页。同时，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空前高涨，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准确定位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了党尊重人民，鼓励人民，充分激发人民首创精神的坚定决心。

(二)科学认识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的演进，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化寓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之中，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内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很好地证明了准确适时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对化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至关重要。在德国唯心主义者看来，社会主要矛盾是精神自由本性与现实精神异化间的矛盾，在费尔巴哈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看来，社会主要矛盾是抽象的任性与现实的异化间的矛盾，在英国“李嘉图式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与分配关系间的矛盾，而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精准认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为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正是因为种种错误的、片面的、肤浅的社会主要矛盾认识论，使得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对社会问题的把握出现严重偏差，无法匹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认知高度。能否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各个发展中国家在保持国家独立性、推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都会遇到的棘手问题。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从新中国成立70余年实践的风风雨雨中总结出来的，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与特征，为全面解决新时代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政治引领和方向把握。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为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总之，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的演进具有客观必然性，这不仅符合历史与现实的逻辑，同时还蕴含着内在的理论逻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洞察社会发展的深刻变革，从人民的立场出发，适时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论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要理论成果，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正是这个时代的声音，我们应秉承真理，从实际出发，直面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条人民的幸福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目标，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CorrectUnderstandingoftheTripleLogicofMaterialCultureNeedstoEvolveintoABetterLife——Starting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society

Tian Jing，Tian Pengying

(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110169,China)

Abstract: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identifi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our society in the new era, and proposed that “better meet the growing needs of the people”. From “material and cultural needs” to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this historical change is a glimpse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for more than 70 years, and it is a gorgeous upgrade of people ’s life from quantitative changes to qualitative cha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logic,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is a history of the pursuit of higher life needs of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logic, Marx ’s theory of human needs，the idea of human’s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m are its theoretical origin and ba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stic logic,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of its evolution is the people's desire for a higher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direct driving force i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social productivity.

Key words:material and cultural needs；need for a better life；new era；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