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昊

(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学部，北京 100083)

一、 研究背景

现当代英国文坛，杰出的小说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 1911～1993年)1983年凭借代表作《蝇王》以清晰的现实主义叙事技巧、虚构故事的多样性和普遍性以及对当今世界人类状况的独特展示一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蝇王》作为战后作品，其深刻性与影响性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戈尔丁自身的战时经历，而且战争带来的威胁与战后造成的创伤作用于该作品，更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当代现实文明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与启发，因此值得广泛研究与品鉴。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与战后创伤为前提，《蝇王》勾勒出一片未来核战争环境下一群孩子因飞机失事流落荒岛的场景。起初伊甸园式的天真、民主与文明因遭“野兽”恐惧的操纵和权力管理之间的矛盾逐渐使孩子们内心野蛮嗜血的本性暴露出来，分立为以拉尔夫为首主张生火自救的“民主派”和以杰克为首猎野猪为生的“野蛮派”，而后文明退化成失乐园般的原始屠杀与人性的堕落。这些文明世界到来的孩子们荒岛上的生活无异于一种狂欢式的生活，涂花脸、猎野猪、游泳戏水、篝火游戏，有喜有乐，有惧有怨。但就人性恶的主题与对现实文明的颠覆而言，这些狂欢化的成分成了一种“小丑弄人”式的主体间的争权行为与边缘性客体重归的一种主体性消解的催化剂。尤其就杰克而言，争权换来的领导与命令式的狂欢是其名义上反客为主的展现，而在荒岛生活背后文明社会的理性与文明主导的现实中，其主体的暂时性与不稳定性暴露无遗，嗜血的猎杀狂欢使其小丑式的异化身份重新反主为客，加强了身份的边缘性特征。文章以著名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1895～1975年)的狂欢化理论为指导，深入分析《蝇王》中的狂欢化场景与体现出来的权力和主体内涵。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在社会组织形式上表现为狂欢节(Carnival)，在文学特征上表现为怪诞现实主义(Grotesque Realism)。狂欢节源于11～14世纪的中世纪基督教国家，属于宗教统治无力控制的领域。一方面教会将狂欢节习俗与酒神式的重大宴会相联系，而另一方面它却无法对这一场合有效管控，从而使百姓放纵感官、宣泄本能、纵情享乐、以一种肆意欢乐的自由方式进行交流。庶民贱奴纷纷登场，以小丑弄人身份，亵渎神灵、混淆尊卑，对官方宗教百般诋毁。这里，狂欢节里的活动无视等级、无视秩序、抛却财产压力，可给“皇帝”随意地“加冕和脱冕”，全民参与，一切平等。表现在文学领域，巴赫金指出，“狂欢化”是“艺术形象的语言”，即狂欢节“转为文学的语言”[1]175。他在《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中，将之表征为“怪诞现实主义”并做了深入探讨。其内容主要涉及躯体的低下部位、狂欢节的笑、狂欢广场的语言以及对话性。躯体的低下部位长久以来被视为文明的禁忌，而巴赫金从文化审美的角度指出了它们既吞食又繁衍创造的本质，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之于狂欢节的笑，它是民间笑文化的代表，它既是轻快的嘲讽，同时又是自由意志作用下洞察世情、意欲改造环境、权力与秩序交替的双重反映。之中渗透着傻子与聪明人、傻子与道德家、小丑与体面人、小丑与高官、野蛮人与文明者的对话，涉及权力、秩序、真理等一系列事物的转换性与自由平等性。以傻子的眼光看世界，天真可以参透世界的虚假；而“小丑的优势在于他装作傻呆和使用一般人不敢说、不能接受的语言，并以明知故问的方式问话，从而撕去所谓真理的画皮”[2]。狂欢化中，一切既是笑的主体，同时也是被笑的客体。之于狂欢广场的语言，它使得亲昵、粗俗、甚或肮脏的大众语言与典雅、严肃甚或僵化的官方语言对立并存。它可以刻意破坏日常交往的规则，使人与人的关系或亲昵、或不敬、或赞美、或污秽。它可以使一切事物向民间或底层复归，从而消解权威的界限，使中心与边缘关系发生逆转。而最后的对话性是指各等级、各阶层于狂欢气氛中语言达成的平等交流。在文学文本中，表现在“大型对话”上是其复调式的平等独立性，涉及文本结构、人物关系等；表现在“微型对话”上主要涉及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及人物的内在对话，从而表达出人物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内心矛盾与发展。这些层面在很大程度上与《蝇王》中的狂欢化场景相融合。不同的是，《蝇王》既有狂欢中中心权威消解的平等性，又在平等的背后有着权威压制的意味，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一种权力转换操纵下小丑弄人的狂欢化特征。

二、 《李尔王》与《跳蛙》中的狂欢化同现

在分析《蝇王》之前，笔者将以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中弄人与李尔王间的嘲讽对话和爱伦·坡短篇小说《跳蛙》中“跳蛙”布置宫廷游戏谋杀国王的复仇场景为引，来展示“小丑弄人”的狂欢以及权力与主体身份之间的移位与反转。

弄人，或曰“弄臣”，是王公贵族尤其皇家宫廷为娱乐和取笑设置的无权职位，他们被看作“傻子”和“专业小丑”，依附于主人，无独立的身份，但可肆意以戏语说一些所谓“正常的”他人不敢说出的话，而免于责罚。但实际上，这些弄臣不单是会逗众取乐的所谓的“小丑”，他们却以冷眼旁观和体察真理的姿态为狂欢化中失势与失态的“正常人”做了理性的充当者与主体权力的操纵者。

《李尔王》中弄人的出场是与李尔将一切威权和君主的尊荣拱手让人，并驱逐善良直言的小女儿考狄利娅和忠诚直谏的肯特同步的。粗暴野蛮、刚愎自用的李尔以“爱的表白”为狂欢游戏，抛却理智，不听忠言，驱逐忠良，随后遭到了两个大女儿的驱逐，几近赤身裸体地在狂风暴雨中耍办自我，沦为将自身视为疯人愚人的下场。然而他的弄人是忠善的，在对话与行为表现上充当了李尔理性的主体身份。首先，他是狂欢化里的傻子与小丑，在李尔失势时欣然逗趣、忠言嘲讽。“听了他人话，土地全丧失；我傻你更傻，两傻相并立……你把你所有的尊号都送了别人；只有这一个名字(傻瓜)是你娘胎里带来的……你还比不上我；我是个傻瓜，你简直不是个东西。”[3]301-302他不顾君王的尊严，毅然嘲讽谩骂，觉得因错失势的李尔王不如自己，李尔的主体身份和弄人的傻瓜身份于此得以双重置换。弄人的语言恰似巴赫金提出的广场的语言，对话中实现了身份和阶级的平等，“我是傻瓜，你如今亦是傻瓜”；在插科打诨和粗鄙中更消解了李尔主体的权威性。另外，弄人洞察真理，审度倒错的世界。“真理是一条贱狗，它只好躲在狗洞里。”[3]299“(李尔)：简直是揭我的伤疤……(弄人)：马儿颠倒过来给车子拖着走，就是一头蠢驴不也看得清楚吗？”[3] 302弄人以狂欢化的幽默，尖刻又富含哲理的话语将读者带入李尔的灵魂深处，感受主客体转换间那种讽喻式的小丑弄人的狂欢张力。同样，就文本中两者的对话激发的顿悟而言，李尔力图挽回两个大女儿的收留，然话语权尽失，遭驱逐变得神志模糊，弄人嘲讽：“老伯伯，告诉我，一个疯子是绅士呢，还是平民？/ (李尔)：是个国王，是个国王！”[3]336这样更显出李尔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小丑，在自己种下的恶之花里自食恶果，几近玩火自焚。同样，这种“双声性”讽刺地表达了李尔拥有了“疯狂中的智慧”，与弄人“疯癫的智慧”合而为一，使得主体的差异被抹平，“主体自身成为权力的奴隶，成为过度膨胀的权力的牺牲品。”[4]53

有此同样下场被狂欢化捉弄的当如《跳蛙》中的国王与大臣。小丑“跳蛙”与其邻乡女孩屈丽佩塔被强行掳来献给国王，而“跳蛙”成了醉心于笑话的国王与大臣们重大宴会与日常出廷的取笑对象——愚人笑料的扮演者。他不喜喝酒却被国王强行灌酒，屈丽佩塔劝阻却遭猛推泼酒，因此“跳蛙”记恨，蓄意设计了“8个带铁链的猩猩”的宫廷游戏，反玩弄国王大臣于股掌之中，最后在一片狂欢中烧死了他们，逃跑消失。“跳蛙”“膀大腰圆，笨手笨脚，国王看着跳蛙一个顶三个活宝”[5]，他是这些“聪明人”眼里的“傻子”，“健全者”眼里的“矮子和瘸子”(巴赫金术语里躯体低下的部位)，他成长于不清楚原籍的未开化之地，是与主流主体相对的客体，边缘化的“他者”。而就在自尊被羞辱之甚、同病相怜者遭受无理苦痛之时，“跳蛙”的主体信念终于觉醒，蓄意安排了宫廷的化装舞会，使国王与自己的权力实现了完全逆转，主客体身份彻底置换。国王和大臣们扮成大猩猩的狂欢是自甘屈尊俯就、混淆尊卑、堕落为躯体低下部位、向底层复归的看似与民平等，实则为寻彻底狂欢却被反客为主的小丑公然操纵的丧权游戏。国王大臣最后的惨死与其说是“跳蛙”蓄意谋害的结果，不如说是他们对待“小丑”“傻子”等所谓的非常人肆无忌惮的狂欢化行为反被这种肆无忌惮的狂欢化毁灭的结果。

《跳蛙》中国王与《李尔王》中李尔的处境和下场共同表明：“小丑弄人”可表现为忠善的嘲讽，目的为斟酌世情、洞察真理；其亦可表现为复仇式的报复，使双方权力的大小与主体身份的尊卑彻底反转。就李尔王与《跳蛙》中的国王大臣而言，过度膨胀的权力使主体以“合法”的名义随意处置他人，放纵自我，肆意狂欢，但这样颠覆了主体“人性”的标志，反被沦为反客为主的丑角操纵的奴隶，丧失自身的主体性与主权，成为狂欢化的牺牲品。同样，在《蝇王》中将会看到既相似又不同的狂欢场景与主客体间的权力角逐与下场。

三、 《蝇王》中的狂欢化与小丑弄人式的深刻内涵

(一)花脸的假面狂欢

拉尔夫被选为首领后，杰克虽勉强支持，但因未被选心里并不愉快，在搭棚生火和打猎野猪上与拉尔夫闹了意见。虽然我行我素，试图摆脱约束，但此时杰克是其他孩子们眼里的同类人，除了自己带来的唱诗班会听从命令，只能受管理主体拉尔夫的制衡，孩子们包括杰克此时是民主管理下的平等客体。打猎野猪是杰克能充分展现自我意识、行使权力的事情，于是他决定以泥巴涂抹一番、装成野蛮人的样子，猎一头野猪回来，但面具后的杰克却以一种非理性的失去自我意识的狂欢化的身份展现出来。

“他跪着捧起一果壳水。一块圆圆的太阳光斑正落在他脸上，水中也出现了一团亮光，杰克惊愕地看到，里面不再是他本人，而是一个可怕的陌生人。他把水一泼，跳将起来，兴奋地狂笑着。在池塘边上，他那强壮的身体顶着一个假面具，既使大家注目，又使大家畏惧。他开始跳起舞来，他那笑声变成了一种嗜血的狼嚎。他朝比尔蹦跳过去，假面具成了一个独立的形象，杰克在面具后面躲着，摆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有着红白黑三种颜色的面孔在空中晃动，急促地扑向比尔。”[6]68

这是脱离现实文明的制约后杰克首次以插科打诨的方式涂抹花脸，降格成野蛮人的作风。面具后的杰克压抑得以解除，本能凸显，在叙述者视角暗合杰克视角的话语中，他成了自己眼中“可怕的陌生人”，笑声似狼嚎，舞蹈着扑向他者，没有了羞耻感和文明道德的约束，变成了一个脱离现实文明规约、狂欢中个体平等、善于伪装的小丑。这是杰克有望并成功实现主客体转换的前奏，他的假面“以符号掩饰功能，打破贫富雅俗对立，提醒人们摆脱羁绊、进入新生存的可能”[7]。这种新生存又绝非平等意义上的得权，而是摆脱了羞耻心，暴露恶劣本性后靠分化的语言、偷抢的举止换得的战利品。面具恰恰成了既导致杰克反客为主，又使他人性尽失、回溯原始动物本能、肆意疯狂的帮凶。面具下的狂欢便成了虚伪意义上无限暴露真实人性的陷阱。

后来与“民主派”决裂，涂着花脸，同样“摆脱了羞耻心与自我意识”，杰克带人偷袭了拉尔夫生起的火种，而此时叙述者与人物视角再次暗合，第一次将杰克一行人作为真正意义上的“野蛮人”进行了叙述。他们是“民主派”和现实文明眼中的“他者”与客体，而权力意义上随着队伍壮大，进行杀戮游戏，逐渐成为野蛮主体。

(二)打猎野猪的主体狂欢

打猎野猪由杰克团队负责，在打猎野猪时他们最为自由、天性释放最为强烈。他们将荒岛自然中的事物看作一切供生存的客体，尽情行使着自身得到的权力。矛盾最激烈的一次是因未看住火，杰克遭拉尔夫诘难，又因之后不听管理，诽谤与质疑拉尔夫的领导能力与行为，公然与之分裂。此时的其他孩子们迫于“海螺”(执于拉尔夫之手)象征性的领导压力和欲早日脱离困境的想法未敢公然支持杰克的举动，但同时更迫于饥饿与恐惧等生存的压力已然在拉尔夫的管控之下出现了动摇。后来杰克自立为头领，大多数人悄悄服从本能，跟随了杰克，以打猎野猪为主要目的，成了僭越意义上一群易主的野蛮人。杰克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权力主体。

“现在听我说，过些时候咱们可以到城堡岩去。可此刻我要从海螺那儿拉来更多的大家伙，就那样。咱们要宰一头猪，大吃一顿。”[6]153

这是杰克自立首领后首次行使权力，诱人抢人以服从自身管控，然后举行一次猎杀狂欢。猎杀中，杰克悄无声息，使野猪未起疑心，顺势指导其他的猎手，凶狠干练，与其他猎手们追逐并将之一举捕获。

式中：τ、τ0分别为浆液的剪应力和屈服剪切力；μp(t)为浆液黏度随时间的变化函数；-du/dz为剪切速率；u为浆液的流速；z为铅直方向的距离。

为了自己阵营的利益，杰克竭力发挥自身能力。在猎杀狂欢中，大多叙述化的人物间的杂语表明了他们之间的平等性。然而，这种平等性又偏偏是在一个野蛮凶狠、纵欲非理性的主体的管控之下，倘若不服从他的管控，便会得到极其残忍的对待和下场。类比于双胞胎的遭打，猪崽子(拉尔夫阵营“理性”的象征者)之死和拉尔夫的被追杀，便可见一斑。因此，这种狂欢下的平等性又极具不稳定性、不可靠性。杰克是分立后僭越权力暂时意义上的主体，而其他的孩子们在猎杀狂欢中只是虚构意义上主体权力的参与者。而且，在该主体的领导下，孩子们均成了丧失文明内涵、非理性、嗜血的野蛮主体的傀儡，在篝火狂欢中错把知道真相回来报信的西蒙当作“野兽”乱棍杀害。某种意义上，他们既成了野蛮的主体，又受制于狂欢化的人性毁灭，成了反文明的客体。这在篝火狂欢游戏中体现得更为精恰。

(三)篝火游戏的非理性狂欢

篝火狂欢中的西蒙之死是小说情节与主题的高潮。此刻的主体权力已经由拉尔夫正式转向了杰克，他们的非理性狂欢助长了其内心真正“野兽”的嗜血和残忍。

此刻的狂欢化表现在杰克的强势话语与拉尔夫的无力失势话语的反差中。在猪崽子吃完肉还想要一块时，杰克以警告的声调询问“每个人都吃够了吗”[6]173来表达一种得权的占有者的自豪感，并以权威命令他人给自己拿东西，以食物诱惑其他孩子加入他的阵营。结果是孩子们已然变得遵照本能，理性丧失，陆续遵从了杰克的命令。而此时的拉尔夫依然努力声张自己是首领，要维持火堆的燃烧，并以海螺的权威性试图挽回孩子们的服从，但无济于事。拉尔夫主体权力的完全丧失最终表现在：

—“我要吹海螺了，”拉尔夫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我要召开大会。”

—“我们不要听。”[6]175

而后便是以杰克为首的唱诗班打野猪时改编的猎杀童谣的独声话语笼罩在整个狂欢气氛中，拉尔夫的声音被叙述化，俨然成了一个失声的客体。

狂欢化也直接地表现为暴雨来临前的篝火狂欢与对西蒙的误杀。为摆脱雷电与黑夜的恐惧，杰克命令孩子们围绕火堆跳舞狂欢。罗杰(杰克阵营的刽子手身份)视文明于不顾，屈尊俯就，扮成一头野猪绕圈跑动，其他孩子们则拿起长矛绕圈追赶，而此时的拉尔夫和猪崽子“受到苍穹的威胁，感到迫切地要加入这个发疯似的，但又使人有点安全感的一伙人当中去”[6]176，成了真正意义上看似与他人平等游戏，实则失权的被野蛮冲动束缚的卑微的客体。之于西蒙，他是耶稣式的道德与真理的象征，对每个人都友善，并了解了“野兽”并非存在于荒岛，却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真相。但因瘦小、常闹痉挛、喜欢独处，被孩子们视为“滑稽的小丑”，最终作为真理的替罪羊被误认为野兽扼杀在一片非理性的嗜血狂欢中。他恰似《李尔王》里的弄臣，身似小丑，却洞察真理，看清人心的黑暗与世界秩序的错乱，但最终逃不过黑暗现实的绞杀。巴赫金表示：“狂欢节上的笑指向权力和真理的交替，有死亡与再生的结合，否定(讥笑)与肯定(欢笑)的结合。”[1]181此时，权力、再生与肯定在狂欢中指向了杰克帮派，真理被歼灭，遭受讥笑的“智者”成了野蛮嗜血的“虎狼”口中的猎物。

然而这两种狂欢化作用下的对话与游戏绝非平等意义上与现实文明平起平坐的过程，而是真正的文明主体遭受打击，僭越得权的野蛮主体肆意施威、操纵游戏的过程。以杰克为首的“野蛮派”展现的是狂欢化里小丑黑暗的一面，以畸形的心理和煽动性的言行实现对他人的控制乃至杀害。利用这种小丑弄人的行径企图获得权力和自由，但同样受制于小丑弄人式的狂欢化广场环境，使自身异化的反文明的客体身份重新彰显，使看似获得的主体权力得以消解。这在杰克帮派最终想要灭杀拉尔夫的所作所为中达到高潮。

(四)野蛮派的追杀狂欢

拉尔夫与猪崽子(“民主派”如今只剩此两人)试图去杰克那里要回被抢的眼镜以点燃火堆，不料杰克帮派已全然变成了丧失自我意识、不顾羞耻、野蛮嗜血的狂徒。在争执中，象征理性的猪崽子被非理性的“野蛮人”以巨石砸死，象征权力的海螺也被当场砸碎，拉尔夫变成了无权无势、被嗜血与非理性包围的边缘化客体。随着杰克趁势疯狂的尖叫：“看见没有？看见没有？那就是你们的结果！……我是头领！”[6]212拉尔夫被这些恶魔似的面孔长矛乱刺，只得仓皇逃跑。至此，“野蛮派”的文明身份已完全异化，没有了民主与道德的痕迹，有的是小丑弄人式的公然的谩骂、“仇恨的诅咒”[6]211、恐怖的行径与嗜血的疯狂。而后杰克蓄意安排搜寻拉尔夫、进行屠杀、火烧山林，这些文明世界违法的方式已然成了此时的野蛮王国肆意的狂欢游戏。屠杀拉尔夫也是为完全摆脱主体的阴影笼罩，像《跳蛙》里的弄臣“跳蛙”，以复仇式的行径试图摧毁心理与行动上的障碍。

拉尔夫一声尖叫。这是一种恐怖的、愤怒的、绝望的惊叫，他绷直了腿，惊叫声拖长了，并变得凶了。他朝前一弹，冲出了乱从棵子，在林间空地上疯吼乱嗥。[6]232

这是拉尔夫被“野蛮人”追杀最后挣扎的声音，他最终体察到了在如此封闭的环境中，文明退化成野蛮，童心泯灭，人性的黑暗尽显。

但起先的文明主体并没有灭亡，拉尔夫最终被赶来的巡航军官所救。某种意义上，这也许是戈尔丁为人性的复归保留的最后希望。

从现实意义上综合看来，孩子们屈居野蛮而不能自拔，折射了在极端情况下，一向以民主文明自居、保持优雅风度的西方人堕落为野蛮环境影响下的“嗜血动物”，名义上和拉尔夫“民主派”的比较中反客为主，拥有了权力，但其人性的泯灭也只能在野蛮环境下才得以接纳。“野蛮派”屈居下体、小丑弄人式的行为受野蛮环境的影响，异化的身份逐渐暴露，他们同样是被小丑弄人式的狂欢化了的客体，其展露的动物本能使自身无限“身体化”，脱离文明，使名义上的主体被消解，退居边缘的他者身份。并且，真正的文明主体最后得救加深了“野蛮派”重新反主为客的特征，一向展自高等的西方姿态被这种小丑弄人式的狂欢化体制无情消解。

结 语

《蝇王》中涂花脸、猎野猪、篝火游戏和追杀拉尔夫的狂欢化场景展现了拉尔夫文明主体的逐渐丧失，以及杰克野蛮主体的逐渐壮大、非理性管理和人性尽失的冲突与矛盾。以杰克为首的“野蛮派”僭越权力、纵欲嗜血，采取小丑弄人的方式获得权威，反客为主。但同样他们受制于这种小丑弄人式的狂欢化的行径与环境，

复归动物本性，脱离平等民主的现实文明，重新退居边缘化的客体地位。《蝇王》中的狂欢化使得原本的文明主体经历了牺牲性的过程才体察到人性黑暗的一面，使僭越主体未能以平等的狂欢化姿态观照主客体间的关系，只顾排除异己，肆意妄为。因此，投射到现实文明中，欲解决这些矛盾，应使善于管理的拉尔夫式的人才与善于制造生活来源的杰克式的人才彼此尊重，求同存异，互相合作，消解主客体间的等级差异，实现真正意义上主体间的平等对话。这样，社会才有望以一种健康的方式正常运转，被破坏的现实文明才能合理复归。另外，更具体、更深入的方法解读应当成为之后研究的方向之一，去更系统地观照《蝇王》中的人物身份、人性矛盾以及现实文明的颠覆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