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强，张丽君

(1.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100；2.许昌学院 魏晋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许昌 461000)

关于何晏，学界多从思想史、文学史的角度对其进行论述和评价，而较少从政治史、家族文化传统的角度探讨何晏的忠君观念和政治改革。鉴于此，拟对何晏儒玄兼综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政治改革失败的深层原因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何晏的家风、家教及其儒玄兼综思想观念的形成

何晏，何进之孙，“母尹氏，为太祖夫人。(何)晏长于宫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1] 292何晏自幼聪慧，爱好广泛并且擅长老、庄之学和文学创作。此外，何晏还对兵书颇有见解，“魏武帝读兵书有所未解，试以问晏，晏分散所疑，无不冰释”[2]1779。因此，曹操对何晏“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3]649由于何晏内心有着较强的何氏家族观念，故而，当曹操想要认何晏为养子时，何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3]649此外，何晏在日常生活中“坐则专席，止则独立。或问其故，答曰：‘礼，异族不相贯坐位’。”[2]1817这不仅反映出何晏较强的何氏家族观念，而且体现了其较高的儒家礼学素养，清人钱大昕即称赞何晏有“大儒之风”[4]29。关于何晏的儒学素养，《三国志·齐王芳纪》中何晏的一段奏议即可为证。正始八年，尚书何晏奏曰：“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习。所习正则其身正，其身正则不令而行；所习不正则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则虽令不从。是故为人君者，所与游必择正人，所观览必察正象。放郑声而弗听，远佞人而弗近，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1]122这一段奏议完全是切实的人君之道，体现了真挚的儒家名教中的君臣之义。关于“名教”的涵义，陈寅恪曾指出：“故名教者，依魏晋人解释，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者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已甚。”[5]203-204余英时亦认为：“魏晋所谓名教，乃泛指整个人伦秩序而言，其中君臣与父子两伦更被看作全部秩序的基础。……从汉末到西晋这一百多年期间，名教中的君臣一伦已根本动摇了。”[6]403、407因此，何晏上疏齐王芳“亲正人、远佞人”，应该是想要维护汉末名教危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君臣之义。

何晏思想中不仅有着鲜明的儒学色彩，而且“好老、庄言”，可谓是儒玄兼综。究其缘由，很可能与何晏自幼受到的家风和家教存有一定关联。首先，何晏应是受到了曹氏家风、家教的影响。《三国志·武帝纪》载：“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1]1曹操之祖曹腾在汉桓帝时期为大宦官，官至中常侍。曹操之父乃是曹腾之养子曹嵩，“(汉)灵帝时卖官，(曹)嵩以货得拜大司农、大鸿胪，代崔烈为太尉”[7]2394。曹嵩在汉灵帝时期买官为太尉，很可能不以学问见长，应属于非儒学寒族。由于曹操出身宦官家庭，家庭教育环境较为轻松、自由，故而在日常生活中较为随意、自然，“(曹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1]54由此可见，曹操是一个不拘礼节的“通脱”之人。所谓通脱者，“简易也”[1]598。王永平曾指出：“(通脱)主要用于形容或概括汉魏之际一种比较自然与随意的生活作风和处世态度，其核心是不守礼法。”[8]109即“尚通脱”是曹氏家风、家教的主要内容之一。另外，曹操还是一个崇尚法术之人，“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9]1317，即曹操崇尚的是法家的治国理政之术，看重的是真才实学。关于此点，亦可从其求贤令中得知一二。《三国志·武帝纪》载曹操令曰：“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1]32曹操这种“唯才是举”的人才观也反映在对其子孙的家庭教育理念之中，《三国志·曹彰传》载：“太祖尝问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为将’。太祖曰：‘为将奈何？’对曰：‘披坚执锐，临难不顾，为士卒先；赏必行，罚必信。’太祖大笑。”[1]555曹操“问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说明曹操的家庭教育环境比较宽松，没有儒家那种很严肃的说教，而是顺其子意而引导之，注重因材施教。因此，曹操无论是在治国理政方面，还是在家庭教育方面，所推崇的都是真才实学。即“重才智”是曹氏家风、家教的另一主要内容。曹氏子孙长期在“尚通脱、重才智”的家风、家教熏染下，多具有放达的性格和广博的才干，比如曹丕、曹植即是不受礼法所拘并且才能广泛之士。曹丕，史载“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9]1317-1318，又“(曹丕)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善骑射，好击剑”[1]57。即曹丕不仅是一位通达之士，而且还是一位多才多艺之士。曹丕之弟曹植为人亦是“性简易，不治威仪”[1]557，并且才能广泛，“(曹植)与(邯郸)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1]603曹丕、曹植个性如此，深得曹操宠爱的养子何晏，很可能也受到了同样家风、家教的影响，故而自幼思想自由且博学多才。

其次，何晏亦应受到了何氏家族观念的影响。何晏之祖何进虽然出身屠户之家，门户低微，但是，因其后来政治地位显赫，门第和名望亦得以提升。《后汉书·边让传》载：“大将军何进闻让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诡以军事征召。既到，署令史，进以礼见之。让善占射，能辞对，时宾客满堂，莫不羡其风。府掾孔融、王朗并修刺候焉。”[7]2645又《三国志·荀攸传》载：“何进秉政，征海内名士(荀)攸等二十余人。”[1]321何进秉政后，博征海内名士如孔融、王朗、荀攸、边让等进入自己的幕府，从而提高了自己的名望，进入名士阶层。后来，何进与袁绍等清流名士一起谋诛操纵皇权的浊流阉宦，最后被阉宦所杀。因此，何进已经成为了东汉末年清流势力的一份子。何进的这一维护君权、打击阉宦的清流事迹，何晏作为其孙应是能够通过其母尹氏或者其他社会渠道得知并以此为荣。在当时尊族权、重门第的形势下，这种出身决定了何晏以自己的姓氏为荣，有着强烈的家族优越感，这种观念随着他的意识同时产生，寄人篱下的生活反而会强化他的家族观念。[10]

因此，在曹氏家风、家教以及何氏家族观念的双重影响下，不仅使何晏成长为正始玄学新思潮的领袖之一，还对其“维护君臣之义”这一儒家名教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何晏的政治改革活动及其败亡原因探析

在儒家名教观念的影响下，何晏为了维护名教君臣之义，主张对曹魏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进而维护曹氏皇权。关于何晏的政治改革主张，虽然史籍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据相关史料可推知，何晏很可能自魏明帝太和时期即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改革理想。《文选》卷一一收有何晏的《景福殿赋》，关于该赋的创作背景，《文选》卷一一《景福殿赋》注引《典略》曰：“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许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赋之，平叔(何晏)遂有此作。”[11]172又《三国志·明帝纪》载：“(太和六年)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1]99即何晏作此赋的时间应是魏明帝太和六年。由于太和六年的七月，魏明帝刚刚打压了以何晏、邓飏为代表的“浮华”名士，《三国志·曹爽传》载：“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1]283关于“浮华”的含义，《后汉书·儒林传序》载：“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7]2547又《三国志·王昶传》载：“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1]744-745唐长孺曾指出：“所谓浮华就是结党标榜，这是和‘臧否人物’不可分离的行为。……何晏对于人物批评还是渊源于汉代风气。”[12]291-292即“浮华”的具体表现是“章句渐疏”“合党连群”“臧否人物”。易言之，何晏等浮华名士不再拘泥于名教和经学中那些繁琐的、虚伪的伦理规范，而是想要通过清议的方式维护名教伦理规范中的合理成分，尤其是处于危机中的“君臣之义”。太和六年九月，景福殿建成，魏明帝命人作赋，刚被打压过的何晏只好借献赋的机会委婉地向魏明帝表达自己的政治改革请求。赋中写到，“招忠正之士，开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谟。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绝流遁之繁礼，反民情于太素。”[11]179所谓“招忠正之士，开公直之路”，应是请求改革选举制度，选拔忠于曹氏皇权的人才，充实曹氏一党的力量。由于曹丕死后不久，儒学世族即占据了三公的位置，并且在朝廷重臣的人数上有五位，而非儒学集团仅有两位：“(黄初七年)以太尉钟繇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徒华歆为太尉，司空王朗为司徒，镇军大将军陈群为司空，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为骠骑大将军”[1]92，而曹休则于太和二年即已死去。即在魏明帝太和初年，儒学世族就已经占据了曹魏政权上层官位的绝大多数。诚如万绳楠所说：“从曹丕称帝时起，以汝颍集团为代表的旧的世族地主权力在上升中，以谯沛集团为代表的新的官僚权力则在不断下降中。”[13]83“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应是建议精简地方官僚机构，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加强中央集权。《晋书·荀勖传》载：“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减天下吏员，正始中亦并合郡县，此省吏也。”[9]1155不论减员省吏政策的实施与何晏之建议有无关联，都能够说明魏明帝时期确实存在冗官现象，故而何晏提出改革请求。“绝流遁之繁礼，反民情于太素”应是主张严明礼制，禁止奢侈，从而使民风返于朴素。以上应是何晏在选举制度、地方官制和礼制三方面提出的改革主张。然而，由于当时何晏“颇为冗官”并且刚因浮华活动而被打压，因此何晏的政治改革请求很可能没有引起魏明帝的重视。一直到了齐王芳正始时期，何晏因“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开始主管人才的选拔，从而可以将其政治改革理想付诸实践。《三国志·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曰：“(曹爽等)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1]759又《晋书·傅咸传》载：“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9]1328另外，《三国志·管辂传》注引《辂别传》载：“何(晏)、邓(飏)二尚书，有经国才略，于物理无不精也。”[1]819由以上材料可知，何晏等人确实在正始时期进行了政治改革并在改革初期获得了不错的成效。诚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说：“彼辈(何晏)于政治上亦确有成绩。”[14]220、240可惜的是，史籍并未明确记载何晏等人政治改革的具体内容，但是，由何晏的政治改革理想和王广所说的“变易朝典，政令数改”以及傅咸所指出的“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可以推知，何晏等人的政治改革主要是在地方官制和选举制度方面应是无疑。然而，这场政治改革最终却走向了失败，究其缘由，很可能是政治改革激化了儒学世族集团与非儒学拥曹集团之间的矛盾，导致两者之间斗争的加剧，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高平陵政变，非儒学拥曹集团败亡，改革亦随之失败。然而，改革之所以最终失败，还应与双方在政治实力、斗争策略等方面的差距以及非儒学拥曹集团内部的骄奢腐败存有一定关联。

首先是政治实力和斗争策略方面。通过考察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被魏明帝指定为辅政大臣一事，不仅可以看出两派斗争的激烈，还可以得知两派政治实力和斗争策略的高低。《三国志·明帝纪》载：“(景初二年)十二月乙丑，帝寝疾不豫。辛巳，立皇后。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谷。以燕王宇为大将军，甲申免，以武卫将军曹爽代之。”[1]113燕王曹宇等人于景初二年十二月辛巳日被魏明帝指定为辅政大臣，甲申日即被罢免。短短四天之内，魏明帝就罢免了宗室辅政班子并以曹爽、司马懿代之。即儒学世族在这场辅政大臣之争中获得了优势。而这种优势的获得则与儒学士人对司马懿的支持存有很大关联。比如刘放、孙资。刘放曾“历郡纲纪，举孝廉”[1]456，孙资曾“讲业太学，博览传记”[1]457，故而均属于儒学士人。又《三国志·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载：“刘放曰：‘陛下忘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于才人侍疾者言戏。燕王拥兵南面，不听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统政，外有疆暴之寇，内有劳怨之民，陛下不远虑存亡，而近系恩旧。委祖宗之业，付二三凡士，寝疾数日，外内壅隔，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1]113刘放为明帝说明了几大关键问题：一是“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二是“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于才人侍疾者言戏”；三是“燕王拥兵南面”，“皇太子幼弱”，难以驾驭宗室；四是“祖宗之业，付二三凡士”，指出曹宇等人政治能力低下，无法胜任辅政大任。同时，刘放、孙资还“深陈宜速召太尉司马宣王，以纲维皇室。帝纳其言，即以黄纸授放作诏。”[1]459即刘放、孙资已经站在了司马懿的阵营之中。对比儒学世族集团的实力壮大以及斗争策略的灵活多样，非儒学拥曹集团则表现出政治能力低下，缺乏斗争策略并且树敌太多。由于曹氏皇权长期以来对宗亲采取苛禁政策，导致曹氏宗亲政治能力大多低下，“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1]591故而当魏明帝指派曹宇为辅政大臣时，曹宇因怀疑自己的政治能力而“陈诚固辞”[1]459。此外，当曹爽被魏明帝问及是否堪以辅佐大任之时，从“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对”[1]460这一反应来看，曹爽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政治能力低下，心虚方才流汗不能对。另外，曹爽集团不懂斗争策略，专横跋扈，以其亲信取代世族元老，占据内外要职，导致被迁转、免职的世族人物较多，如卢毓、孙礼、傅嘏等人相继受到排挤而进入司马懿阵营。卢毓，“时曹爽秉权，将树其党，徙毓仆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顷之，出毓为廷尉，司隶毕轨又枉奏免官。众论多讼之，乃以毓为光禄勋。”[1]652孙礼，“(曹爽)劾礼怨望，结刑五岁。在家期年，众人多以为言，除城门校尉。”[1]692傅嘏，“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荥阳太守，不行。太傅司马宣王请为从事中郎。曹爽诛，为河南尹，迁尚书。”[1]624这些被排挤的世族人物逐渐汇集到司马懿的周围，从而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由于刘放、孙资等儒学之士对司马懿的支持以及曹氏宗亲政治才能低下，缺乏斗争策略等原因，最终，魏明帝想要以宗室辅政的计划落空，代之以凡夫俗品的曹爽与老练狡诈的司马懿得以共同辅政。同时，这也反映出儒学世族集团的势力已在非儒学拥曹集团之上。

其次是非儒学拥曹集团内部的骄奢腐败。曹爽，《三国志·钟会传》注引钟会为其母传曰：“是时大将军曹爽专朝政，日纵洒沉醉。”[1]786又曹爽党与“丁(谧)、毕(轨)、桓(范)、邓(飏)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1]759丁谧，《三国志·钟会传》载：“于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正始中，黄门侍郎累缺。晏既用贾充、裴秀、朱整，又议用弼。时丁谧与晏争衡，致高邑王黎于曹爽，爽用黎。于是以弼补台郎。”[1]795毕轨，“居处殷富，迁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名为骄豪。”[1]289桓范，“与徐州刺史邹岐争屋，引节欲斩岐，为岐所奏，不直，坐免还。”[1]290邓飏，《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略》载：“邓飏为人好货，前在内职，许臧艾授以显官，艾以父妾与飏，故京师为之语曰‘以官易妇邓玄茂’。每所荐达，多如此比。故何晏选举不得人，颇由飏之不公忠，遂同其罪，盖由交友非奇才。”[1]288由此可见，丁谧、邓飏等人皆为人专竞，并对何晏推行的选举制度改革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和消极影响。

由上可见，何晏作为曹爽集团中为数不多的忠君且具有政治才能之士，既要面对集团内部成员的腐败与破坏，又要与集团外部的儒学世族进行斗争，可谓处境艰险。但是，由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尚未完全实现，加之强烈的忠君观念以及与曹氏的姻亲关系，他已无处可退，最终身死族灭。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了高平陵政变，曹爽等人很快向司马懿等人投降并遭到诛灭。何晏、夏侯玄等拥曹一党也相继被杀戮，于时，天下“名士减半”，以司马氏为代表的儒学世族控制了曹魏皇权。对于曹爽、何晏等人的失败，王凌之子王广指出，“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虽然王广此语有着一定的道理，但是，他没有认识到何晏思想深处以“名教是非为己任”的政治理想和“忠君观念”。在这种忠君观的影响下，何晏始终没有放弃维护名教“君臣之义”，甚至不惜用生命去维护曹氏皇权，可谓是曹魏政权中为数不多的忠臣。

综合全文，可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何晏自幼生长在曹氏宫廷之中，又是曹氏姻亲，受到曹氏家风的熏染，在相对宽松的家庭环境中，他的思想较为自由并且多元；其次，何晏思想中还有着浓厚的儒家色彩，具有强烈的忠君观和政治革新理想；再者，何晏受其祖父何进清流事迹的影响，极力维护名教“君臣之义”，拥护曹氏皇权，最终身死族灭。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儒学世族集团与非儒学拥曹集团之间的胜负，不仅显示出曹氏皇权内部两党政治实力的强弱和斗争策略的高低，而且反映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皇权的继续萎靡以及儒学士族阶层在魏晋之际已经形成[15]63，并在九品中正制的保障下迅速发展，到了东晋时期，其势力甚至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因此，儒学士族在汉晋时期的发展壮大是历史的趋势，不是何晏一个人可以阻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