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洪成，贾 璐

魏晋南北朝学校教材述略

吴洪成，贾 璐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魏晋南北朝官、私学教材在不同王朝统治下有延续及创新两个方面，表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变动对教材的影响和要求。多元思想文化的矛盾及融合、民族的斗争与交流以及学校教育制度的变动，促使此期学校教材类型、内容及知识打破经学教材的垄断而呈现多元化格局；学校教材深受学派争鸣、家庭教育兴盛及宗教扩张的影响，专业化及社会性明显提高；专科技术教材的编写与蒙学、文学等领域教材的创新书写了教材史的璀璨华章。所有这些都深化了对魏晋南北朝史的认识，并为当代学校教材改革提供有益资源和深刻启示。

魏晋南北朝；学校教材；学校制度；官、私学教育；教材类型及门类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年），由于政局动荡，客观上导致了统治者权力控制的松弛，这为各种异质思想文化的活跃带来了有利的条件。玄学、佛学的兴盛，以及由此对传统儒学构成冲击、批判的同时，又忌惮于儒学所依托的政治势力，而与之妥协，甚至融合。这种文化类型多元并存及吸收互补的状态，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特点。与之相应，魏晋南北朝的教育处于大变革、大转轨的时期，学校教育总的来看呈衰落趋势，出现时兴时废的状态。但也创立了一些以专科技术为代表的新型学校，并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都有所变动。所有这些都深深地表现于该时期的学校教材种类、内容、体例及价值取向等相关方面，使之无愧于教育史上“继汉开唐”的新时代。

1 学术思想变动与学校教材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受到玄学、佛学的冲击，逐渐丧失了其“独尊”地位，势力渐微。在文化思想方面逐渐由章句训诂转而取向义理，玄学家将儒道糅融并嬗变为玄学清谈。加上教育领域内官学的时兴时废，私学兴盛，家学发达，新的教育类型及机构产生。受此影响，这时期的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学校教材作为教育内容的形态或载体更是受到了左右。

由于人们对儒学普遍失望，使得儒家经学教材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北齐的颜之推说：“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1]192-193当然，儒学教育虽呈现衰落的景象，但这并不表明儒家教育就此废止，统治者利用儒家的社会政治功能来管制约束民众。如此，儒学经学教材在官私学教材中的使用仍相当普遍。如三国时期，曹丕即位后，便推行以儒家六艺荐才取仕的制度；蜀国李撰对“五经”“诸子”皆有所览，对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等均有研究并亲传学生弟子，切磋讨论；吴帝孙权少时读《诗》《书》《礼记》《左传》《国语》，即位后十分重视儒家经学的学习，他还时常告诫属下吕蒙、蒋钦等要认真读研经史。

玄学和佛学的兴起也对学校教材的内容形式发生不同效用。此期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统治阶级用“虚无”的老庄思想来麻痹人民，也来麻醉他们自己。一些上层知识分子无法再通过传统的读经获取利禄功名，便从先秦老庄的思想中寻找精神上的慰藉，求得内心的宁静。在魏晋私学中，玄学占有相当的地位，并在南朝被列入官学，成为除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的学问。同时，魏晋时期还将《老子》《庄子》《周易》列为玄学经典，梁武帝萧衍、简文帝萧纲都曾亲自讲授三书，一时成为士人必读和清谈的主要教材。另外，何晏的《道德论》《论语集解》，王弼的《周易注》《老子注》，除了直接选用《老子》《庄子》作为教材外，还利用儒家经籍的外壳，灌输道家的思想，构成风靡一时的玄学。由此可见，玄学转变了教材的内容和形式，儒、道杂糅，相与互补成为教材的重要特征。儒家经学本身演化为“魏晋经学”，它与玄学清谈纠合在一起，造成了独特的士风与学风。其实这也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对儒家经学教材的使用态度、选择及取舍的原则与方法。南朝刘宋创立玄、儒、文、史四学馆，梁朝继承这一制度，又在分科教学中突出了玄学的地位。

至汉末三国，佛教流传渐广，信徒増加，南朝时更胜，并为南梁奉为国教。魏晋南北朝时期官私学课程教学中均涉及佛学，发挥着教材的功能。佛学最初是由外国僧人携经而来，又将佛经译成中文得以传播。后期佛教为了发展，一些僧侣几度奔赴印度与西域求法留学，这为佛教教材增添了新的内容。另外，佛教与玄学也有联系，佛教在附和玄学中得以成长壮大，由此佛教关注于老庄学派。朱士行所求得的《放光般若》，将般若与玄学思想相结合，充实了大乘般若的内容，曾一时风行京华；法显带回的《摩诃僧祗众律》《弥沙塞律》《萨婆多众钞律》《长阿含经》《方等泥洹经》均为重要佛学典籍，其译出的《摩诃僧祗律》《僧祗比丘戒本》《大般泥洹经》及《杂藏经》等，更是当时盛行的读本。随着佛经翻译事业的兴盛，读本与教材均得到相应发展，如《成实论》《俱舍论》等“佛教知识手册”之类的译本，是每个佛教徒必读的。

由此可见，儒、玄、佛相互借鉴，儒家学者借用佛学来补充儒学教育内容之狭窄，王弼注《周易》以玄学与佛学为指导，玄学也曾以老庄思想注儒家经典。而且，各朝代在政治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会根据实际需求调整教育的不同文化。如南朝前期学校教育受玄学影响较大，而后期除玄学外，受佛学影响则更深。儒家经典在风波动荡中屡居浪尖，占据险要位置，但佛、玄、道的势力依然强大，呈现出矛盾抗争、复杂多元的格局。儒、玄、佛三教的相互沟通与融合，不仅丰富完善各教自身体系，也为各家各派提供了众多学派思想的书籍和讲义，更促进了学校教材的多元化。

2 魏晋南北朝官学教材

2.1 三国官学教材

从曹魏代汉到孙吴灭亡（220—280年）60年间，魏、蜀、吴三国鼎立，战伐频仍，政治安定的时候少，战乱的时候多。学校教育一直处于存亡断续之中，以今文经学为主体课程资源的官学教材继承汉代经学教育之余绪，但受特定社会背景下学制体系的影响，以及多元化政治格局的差异性制约，学校教材显示出继承中创新及地域性特征。

2.1.1 魏国官学教材

曹魏（220—265年）政权建立初年，统治者重视儒术，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崇儒措施：修建孔庙，加封孔丘后裔，兴修太学，官学教材的内容与设定多承袭汉制。曹操在称魏王时，为利用学校培养自己的势力，就开始重视学校教育。曹丕继位不久，即于黄初五年（224年）下令“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2]420，并制定五经课试法，置经学博士，诏全国各州郡，使令各州郡皆设学，教学内容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为主体。其中太学设学情形及考核方式标准等史有明载：

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立太学于洛阳，时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罢遣。弟子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通者听随后辈试，试通二经亦得补掌故。满三岁，试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第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二岁，试通四经者擢其高第，为郎中，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郎中。郎中满二岁，能通五经者擢高第，随才叙用；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叙用。[3]

这说明魏国太学仍用汉代儒家经学作为主要教材。并且在其中规定了太学生的学习内容、定期的考试制度、安排仕进的梯级。通经才能补官，通经越多，官职递升的机会越大。以通经的多少，决定官员升迁的选举制度，无疑证明了经学的重要性。

魏文帝之后的明帝曹叡、齐王曹芳等仍然奉行崇儒政策。魏明帝发布“诏书”宣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2]94齐王曹芳正始年间（240—248年），在修补坏缺的汉旧石经——《熹平石经》基础上，又镌刻古、篆、隶三体石经碑（又称“魏石经”），刊刻《尚书》《春秋》和《左传》。这是继东汉《熹平石经》后的第二部石经，并附魏文帝曹丕所作《典论》，立于太学门外，作为太学的标准教材。

建安八年（203年），曹操下令兴办地方学校，置教学之官，并颁布了《修学令》，要求“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2]24。曹魏政权建立以后，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举办地方官学，州设文学从事，郡设文学掾，县设校官掾。地方官学的兴办往往取决于州郡长官对教育的认识。在地方官员中，热心者仍然兴学，如王基为荆州刺史时，就整顿军农，兼修学校；而不热心者，学官及学校均为虚设，有名无实。地方官学教学内容与太学相似，但在经学的学科内容选择上有所差异，并且难度水平有所降低，以《诗》《论语》《易》及《谷梁》等为主要教材。

曹魏“正始之音”的玄学兴起对经学形成了一种冲击，玄学派代表王弼注《易》、何晏注《论语》成为官学选修的教材。此外，魏国统治者对文学有极高的造诣，魏文帝曹丕，好文学，善作诗赋及文论，其《典论·文选》开中国文学评论之先河，所主持编撰《黄览》为历史上编辑类书之始。这些著作因其水平及影响力受到高度评价，又借助权位优势得以广泛传播，也成为师生教学活动延伸的参考教材。

2.1.2 蜀国官学教材

刘备在221年登帝位，建蜀国，看到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2]1023，开始恢复学校建设，立太学，置博士学官，教授生徒。

蜀后主延禧七年（244年），蜀国太学教育“专《毛诗》《三礼》，师事谯周”[4]2347。谯周门人弟子中以文立比拟为颜回，陈寿、李密为子游、子夏，罗宪为子贡。可见蜀国有太学的建置，谯周的师长地位受到尊崇，弟子跟随研习经典教材，以孔门弟子相期许，想必专经造诣深刻，颇有专长。蜀国太学博士许慈，偏向郑玄派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孟光长于汉家旧典，好《公羊春秋》；来敏通《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颉》《尔雅》训沽；张裔治《公羊春秋》，博涉《史记》《汉书》。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学校教材虽仍继承儒家经学，但偏重教学《春秋》的较多；另一方面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教材虽在蜀国都有所继承，但学习的重点更倾向于古文经学。例如，其中所指的《毛诗》《仓颉》《尔雅》《汉书》等教材，重以训诂风格教学研习，皆呈现出古文经学派的选材及教学路向或风格。

蜀国统治者刘备、诸葛亮重视诸子各家，尤其是法家和兵家的学说。刘备在“遗诏”中吩咐其子刘禅：“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2]891刘禅在位时，诸葛亮曾教诲刘禅研习《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等书，史称诸葛亮治蜀“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2]930。这种主张打破儒经局限，研习诸子，尤其是法家、兵家、纵横家的书籍，不仅体现学校教材适应政治军事纷争的局面，而且对学术思想的解放也是有益的。刘备、诸葛亮是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作为蜀国统治者，其言论观点的影响力当会波及蜀国官私学教材及教学的相关问题。

2.1.3 吴国官学教材

吴主孙权在即位之后，于黄龙二年（230年）诏立国学，设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吴景帝孙休永安元年（259年）下诏“按古制置学官，设五经博士”。教学课程与考核评估结合，“一岁课试，按其成绩加以位赏”。可见，吴国经学教学内容承袭两汉，以“五经”为主要教材，并偏向于今文经学的教育观念及方法。

孙权本人不仅遍读《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等儒家经学，还涉猎诸家兵书及其他读物。他在位期间，设农官劝课农桑，重视将帅的文化学习，曾劝谕吕蒙等要善于利用政务、军事空隙，“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2]1275。从中获悉，学校教材的选用同样有突破儒学教条限制的表现，对多学科内容的教学资源利用有一定比例。不过，学科中的儒家经学比例及特色更为明显。

吴国在地方也有热心者兴学，例如孙瑜领丹阳郡时，厚礼款待笃学之士马普，使二府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其门下受业，“遂立学官，临维讲肄”[2]1206。教学内容及使用教材与国学类似，只是程度要求略低。

2.2 两晋官学教材

两晋统合西晋（265—316年）、东晋（317—420年）共150余年，其中西晋虽仅存50多年，但和平时间却长于东晋，官学教育也较东晋发达。

公元265年，司马炎逼魏元帝曹奂让位，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西晋太学是曹魏太学的继承和发展，晋武帝司马炎曾说：“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相传，学士如林。”[4]1977咸宁二年（276年）初立国子学，要求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4]736。继汉代太学之后，又设国子学，在满足门阀贵族子弟享受优质资源的同时，推广地方官学，通过崇尚、振兴儒学教育，达到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目的。因此，教育活动的教学课程多属儒家经典便十分自然。西晋博士众多，以传授经朝廷认可的各家经说：《周易》《尚书》《毛诗》《周官》，《仪礼》有郑氏（郑玄）、王氏（王肃），《公羊》有何氏（何晏），《谷梁》有尹氏，《孝经》有郑氏（郑玄）。这些诸家经学流派“章句传注众家之学”在两晋佛、玄思潮激荡场景之中形成。佛、玄学派对儒学构成冲击的背景下，儒经课程教材或讲义汲取其思想因素是必然的。换言之，儒学经典已经深受佛、玄学浸染，并带有其中的不少成分。

西晋惠帝元康以后大乱，中原沦落。公元317年，皇室贵族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市）即帝位，建立东晋。同年，骠骑将军王导、征南军司戴邈先后上疏要求立学，允准设立太学。公元327年，由于苏峻叛乱，刚建立不久的学校即遭毁坏。平乱之后，又兴复太学，置国子学。两学并存首次出现于东晋官学系统中。可见，东晋官学教育兴废无常，起伏波动成为常态。

东晋官学教材及教学内容有经学、玄学和佛学等，其中以儒家经学占主导地位。《诗》《书》《易》《三礼》《春秋左传》及《论语》等皆为太学与国子学的教材。经学以王朗、王肃、何晏、王弼诸人最著名，王氏父子所作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易传》凭借着政治势力，立于官学。东晋时期，一度以王弼注《周易》、郑玄注《尚书》《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孔氏《古文尚书》、服虞《春秋左传》等为教材。博士官所传授经朝廷认可的各家经说与此保持紧密相关，具体选本则略有不同。

2.3 南朝官学教材

南朝（420—589年）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在南朝170余年时间内，学校教育仍处于时兴时废状态。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十五年（438年）在京城设置四所类似专科学校性质的学馆，即儒学馆、玄学馆、文学馆及史学馆。其中儒学馆是专修儒学的学校，学习教材以儒家典籍为主，玄学馆是南朝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道家学说的学校。尤其需指出的是，由于南朝经济发展较快，且帝王和士族大部分皆喜好文学，常常游宴赋诗，不少以提倡文学、招揽文士著称，将作品编集问世，所以这个时期写诗作文的风气十分浓厚。我国文学史上就出现了众多辞赋家或散文家。陆机的《文赋》、左思的《三都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等都是时代的产物而风靡一时，并作为历代古文教材的课文。

南朝官学教育的重要特点是学科专业的扩展，类似近代分科学院，如文学馆、史学馆独立设计，从中反映出儒学有所削弱与玄学、史学、文学的力量已明显进入学科课程及教材领域。公元442年，南朝宋又复设国子学，国子学仍为传授儒家学说的学府，《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左传》《公羊》《谷梁》各置一经，《论语》《孝经》合一经，共计10部经典教材。

南朝的齐、梁、陈三个王朝官学教材的情况与前代相似，但也各自有差别。

公元449年，南齐齐高帝建南齐政权后，十分重视儒学，曾入雷次宗主持的儒学馆研习《礼》及《左氏春秋》。建元四年（482年）下诏依前制立国子学，学官建制仍沿宋制，设有祭酒、博士、助教，以太常卿张绪兼领国子祭酒。张绪善清谈，长于《周易》，由此可见玄学对国子学教学内容已切实产生影响。齐武帝继位后，永明三年（485年）诏令兴复国子学，置生200人，召公卿子弟以及员外郎之子皆入学受教。教学中使用教材有：《周易》（郑玄、王弼注）、《左氏传》（服虔、杜预注）、《公羊传》（何休注）、《谷梁传》（糜信注）、《孝经》（郑玄注）等，大抵仍沿袭南朝宋国子学教学规制，无大变动。

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灭南齐建立梁朝。梁武帝出自诸生，故十分重视教育，推崇经术，在政治上重用儒林学者，如朱异、贺琛等经师。天监七年（508年）诏令兴修国子学，天监九年（510年），武帝诏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可从师者皆入学”。国子学学生按经分专业选修教材，故有国子礼生、国子周易生之分。国子学除学官讲学外，学业有成的学生可参与授课。如周弘正10岁通《老子》《周易》，15岁诏补国子生后，乃于国子学讲《周易》，诸生传习其义。国子学的教材除晋人所注的儒家经典外，梁武帝本人所著《孝经义》《孔子正言》等也置学官传授学生。

公元557年，陈霸先灭梁称帝，建立陈国。陈朝官学以国子学与太学为主。在建制上多因袭梁朝，设置课程及采用教材也大体一致。但具体教学内容深受清谈玄学影响，例如周弘正为国子祭酒时，在国子学大讲《周易》；张讥为国子博士时，教授《周易》《老子》《庄子》。这三部著作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标志性学派玄学的理论依据和论辩资源，号称“三玄”。教学方式多运用儒经为谈资进行诘辩讨论。这表明儒、玄、佛、道诸学此期交互相用，彼此争论斗争中的吸收与兼采。从某种意义上属于课程资源的开发，儒经等教材被吸纳其间，以教师的教学设计及具体活动加以个性化呈现。

此外，梁、陈、齐还重视律学。齐武帝永明九年（491年）廷尉孔稚珪上表说，“寻古之名流，多有法学”，主张“国学置律助教，依五经例”[5]837-838。也就是说法律教育成为官学体制一部分，法律课程及教材参照儒经模式加以谋划和教学。

2.4 北朝官学教材

北朝（386—581年）从北魏到东魏、西魏及北齐、北周各朝代都以崇儒著称。教育政策是儒、道、佛杂糅，而以儒为主。以儒家经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央官学一度比较发达。据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对北朝经学教育的描述：

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及至冠婚，体性稍定，因此天机，倍须训诱。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1]190

经学演嬗到南北朝，有南学与北学之分。“盛修文教，缙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6]。北朝经学教材颇有两晋风格，其中《易》《书》《诗》《礼》《左传》以郑玄为宗，南学宗郑玄者，仅《礼》一经。北朝私学教育家所注经有刘献之的《三礼大义》、徐遵明的《春秋义章》等。总之，北朝沿袭两汉经学更为发达，南朝经学明显受道、玄浸染，二者形成鲜明对照。

孝文钦明稽古，笃好坟籍，坐舆据鞍，不忘讲道。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吏达。其余涉猎典章，闲集词翰，莫不縻以好爵，动贻赏券。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7]2704

北朝学校体制的变动及学校教材的多样性呈现当以北朝初创期的北魏为代表。鲜卑族拓跋部在拓跋珪的统率下，依靠鲜卑各部落的骑兵终于战胜大小割据者，统一黄河流域，结束了北方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公元386年，建立北魏王朝，398年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以传授经学为主的学校教育制度开始建立。《北史·儒林传》载，道武帝拓跋珪初定中原之时，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达1 000余人。天兴三年（400年）冬，又集博士儒生考论众经文字，义类相从，撰成《众文经》，成为太学教材。也就是说，北魏建国初期仿汉晋的学制及教材的编审受到一定重视，儒学思想成为其统治思想。

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77—500年），当时太学还有算生博士和算生之设，授《九章算术》，开后世专设算学专科之先声。据《魏书·术艺传》载，殷绍好阴阳术数，游学诸方，达《九章》《七曜》，世祖时为算生博士。北魏太学教育包容了数学科目，选用数学著作作为教材。

北齐仍实行崇儒兴学的政策，文宣帝即位就加封孔丘后裔，诏国子学学生依旧铨补，突出研习《礼经》。北周沿袭西魏所订制度，在学制上除设太学外又有所丰富。明帝宇文毓雅好文史，设立了实施文学教育的麟趾学，学徒颇盛，初令在朝有艺文者，不限其贵贱，皆可预听。武帝天和二年（567年）设立具有小学性质的学校露门学（或称虎门学），上述教育机构的教学内容并不以经术为限，而且注重文学、艺术的课程教学。

除上述普通的学校外，北朝的中央官学中还设有专门学校，例如北魏、北齐、北周置律学博士；北魏、北周还设有书学，以向书生教授书艺知识和技能；北周继北魏之后设立数学专科教育机构，学生称算法生，选用数学教材，授《九章算术》。由此可见，北朝的专门学校不仅有人文学科，亦有自然学科，所设置课程及使用教材与学科及专业类别分化是一致的。

南北朝时期虽然玄学、佛教和道教十分盛行，但因为统治者还需要儒学来进行统治，经学政治功能十分显著。学校的教学内容和取士授官的选拔标准主要还是儒家经学。北朝官学对经学的研究较多地继承汉儒的遗风，较为注重经义解读、名物制度的考证，与南朝经学明显有别。也就是说，北朝的经学玄谈之风微弱。北朝佛教势力在思想和义理层面的影响不如南朝，而是主要发展佛教的建筑、雕塑和石窟艺术，留存至今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以及河北邯郸响堂石窟都是其中的代表。北魏孝文帝将其统治中心移至山西大同，加强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文化教育的交流，虚心接受儒家经学教育的制度及教材文本，开办儒家官学，鼓励兴办私学，极大地提高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程度及水平。而且，在此期的广大北方地区，从教育课程及教材的使用情况来看，诸子学派以及其他新兴的学科教育专业所占的比例急剧上升。由此可知，佛学、玄学义理的相对单薄，反而增强了科学技术与实用技能教育的地位与价值。中国各民族教育交流、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北朝、元朝以及受游牧民族影响至深的唐朝，都有科技教育提升、实用教育拓展的特点。无论是学科专业的设计，还是课程计划以及教材的选择使用，无不如此。北朝应该是其间出现的一个显著例证。从这一视角分析，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的贡献是独特的，也是更具实用化和现代性的。

3 魏晋南北朝私学教材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虽稍见衰落，私学却呈现兴盛的局面。名儒聚徒讲学仍占重要地位，学生数十人或几百人者屡见不鲜。受当时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影响，魏晋南北朝不同时期私学的地域分布便有差异和转变，学校教材也有不同的特点。

3.1 三国私学教材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相比较，私学教育的数量及教材内容的丰富明晰均是魏国居先，吴国次之。在翻检有关文献素材以后发现：蜀国在私学的记载、教育内容、教材情况等方面资料都十分笼统，难以分辨。

魏国私学教材主要为儒家经典，包括《易》《诗》《礼》《孝经》《论语》等，但也有其他学派典籍，乃至科技教材。当时失意或退职官员兴办私学的事例不胜枚举，避地山林，聚徒讲学的学者甚多。如管宁在冀州“因山为庐，凿坯为室，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2]354。郭恩，字义博，“有才学，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观”[2]812，其所办私学既教经学，又教天文学。虞翻在孙吴政权任为功曹，任骑都尉，因触怒孙权而被贬，却在吴中“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2]1321-1322。他又将教学育才与治学研究紧密结合，为《老子》《论语》《国语》《孝经》《太玄经》训注，“皆传于世”。另外，虞翻还著有《周易注》10卷、《易律历》《周易集林》《周易明变例》。

吴国私学教育层次、类型多样，蒙学教育活动及蒙学教材使用的情形更显示出普遍性。与此同时，又倡导精英教育以促使学生学业有成。史载一位名叫徵崇的学者治《易》《春秋左氏传》有成绩，兼善术数专业知识技能。许多好尚者慕名前来求学，但他招收弟子要求很高，以造就高业弟子或英才，“所教不过数人辄止，欲令其业必有成也”[2]1249。

蜀国私学的设置范围不仅限于原蜀都（成都）、巴郡（重庆）地区，而且延伸到周边乃至边陲开办，推动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且授业教材不局限于五经，而是拓宽至百家之言、文史之学。可谓少了些许谦谦儒生，而多了不少纵横之士。李譔父亲李仁“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譔具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2]1026。从中可知，私学的课程和使用教材十分广泛，甚至有纵横驳杂的意味。

历朝历代，无论是分裂或统一，其蒙学教育都在持续开展，并在历史的长河中涌现出不少出色的蒙学教材。据史料记载，周代太史教孩童学习的《史籀篇》，是我国有记载的最早的蒙学课程。三国时期吴项竣撰《始学篇》，内容以各种神话传说为主，激发幼童的学习兴趣和想象力。虽此书已佚，但在当时及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唐《初学记》转引其中数条：“天地立，有天皇十三头，号曰天灵，治万八千岁。”《论语》《孝经》也是吴国主要的儿童教材，张昭曾撰《论语注》，程秉曾著《论语疏》，都属教学讲义或参考材料。

3.2 两晋私学教材

两晋私学教材虽以儒经为主，但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道家、阴阳五行之学、天文、历算均成为私学的教学内容。如刘元海“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4]2645。董景道“明《春秋》三传、《京氏易》《马氏尚书》《韩诗》，皆精究大义”[4]2355。庚衮“学通《诗》《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训蒙幼”[4]2282-2284。杜夷家居今河南、安徽交界，是位学识广博的通才，“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算历图纬靡不毕究”，40余岁开始在乡里办学，“闭门教授，生徒千人”[4]2353。从这位私学名师的学养素质及知识结构来看，在教学中自然会采用科技教材或讲义读本，而前后有弟子1000人左右，其规模影响不容小觑。

两晋时期由于社会战乱及儒家官学教育的普遍失落，家学教育的地位上升。家学作为一种独特类型的私学发挥出重要的教育作用。其教材的形式和内容与其他私学相类似。家学中妇女担任教职角色比重加大，这也反映了女子教育的提升。家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主要是儒学经典或改编的讲义。如华廙，字长俊，平原（今属山东）高唐人，“栖迟家巷垂十载，教诲子孙，讲诵经典。集经书要事，名曰《善文》，行于世”[4]1261。宋氏是一位女子，她的家世以儒学著称。其父十分开明，授之以《周官》，谓之曰：“吾家世学《周官》，传业相继。吾今无男可传，汝可受之，勿令绝世。”时逢天下丧乱，“宋氏讽诵不缀。其后为石季龙徙之于山东，宋氏与夫在徙中，推鹿车，背负父所授书，到冀州”。儿子韦逞时年少，“宋氏昼则樵采，夜则教逞，然纺绩无废”。韦逞“遂学成名立，仕苻坚为太常。坚常幸其太学，问博士经典，乃悯礼乐遗阙。时博士卢壶对曰：‘……《周官》礼注，未有其师。窃见太常韦逞母宋氏世学家女，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今年八旬，视听无阙，自非此母，无可以传授后生’”。后来苻坚闻宋氏才学名声，就封她为“宣文君”，以宋氏家立讲堂讲学，“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受业，于是“《周官》学复行于世”[4]2521-2522。

蒙学教材主要供私学初等教育阶段使用，三国两晋时期该类教材主要延续汉代私学文本，如《仓颉篇》《急就篇》《孝经》《论语》及《九章算术》等。尤其是《急就篇》，更是两晋重要的儿童学习教材。此外，童蒙读物还有东晋画家顾恺之所撰《启蒙记》。学生通过蒙学教材既学会识字、写字，书写简易作文，获得文化知识，同时，也有裨于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心理品质。

3.3 南朝私学教材

南朝时期政局不稳，官学时兴时废，儒学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但南朝私学利用官学不振无法满足社会所需之契机，壮大力量，发挥教育功能，亦呈现出其独特之处。南朝私学教育家及讲学者多在清净之处或深山之中设学授徒，其所设课程及使用教材情形大致如下：

其一，教材走向多学科并存态势。南朝私学所用的教材中儒经仍占相当位置，但玄学、黄老、庄、释、文、史等学说纷纷兴起，不少学者是儒掺释道，形成了南朝研习儒经清简直截的学风。教学不再拘泥于一经一说，而是博通诸经，如吴苞除了专长儒学外，还对《老子》《庄子》深有造诣，可知其知识结构及教学讲义会有鲜明道玄特色。徐陵“少为《周易》生，有口辩，能谈玄理。既长，遍通《五经》，博览史籍，……后东游，居于钱塘之佳义里，与诸僧讨论释典，遂通《三论》。每日二时讲，旦讲佛经，晚讲《礼》《传》，道俗受业者数百人”[8]。马枢“六岁能诵《孝经》《论语》《老子》。及长，博极经史，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梁郡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素闻其名，引为学士，令枢讲《维摩》《周易》《老子》，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9]1907。

其二，重视学生诵读及抄写书籍。此时印刷术尚未发明，民间社会藏书有限，必然使私人教学所用教材缺乏。因此，诵读及学习的需求必然致使师生转向抄书。同时，认真、端正而细心地抄写也有助于收敛身心，加强对教材的理解和巩固。在学子们看来，抄书也是一件雅事，是好学的表现。萧劢“尤好《东观汉记》，略皆诵议”[9]1263。南朝梁文学家王僧孺，早年“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10]469。梁代袁峻，字孝高“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10]688。《三国志·魏志·董遇传》中云，“书读百遍而义自见”，学生抄写书籍可以使人精神专注，帮助理解及记忆，也更容易被书中的文理潜移默化感染，从而涵泳人的心性。

其三，童蒙教材取得的成就。南朝梁武帝时期周兴嗣编写的童蒙读物《千字文》流传后世1 000余年，在魏晋南北朝的学校教材中影响最大，对古代儿童教材的编写做出重要贡献。全书由1 000个单字组成，包括天地、历史、人事、修身、读书、饮食、居住、农艺、园林及祭祀等多方面的内容。

3.4 北朝私学教材

北朝私学以儒家经学为主要教材，但有的私学也增加了新的教育内容，除传授儒家学说外，兼授佛、道、玄各家著作或注疏文本，还涉及到有关医学、阴阳、图纬、算数、天文、占候等科学或专业知识技能。这与南朝的情形颇为不同。宋献公震“幼而敏达，年十岁，诵《孝经》《论语》《毛诗》”。房晖远“世传儒学，……明《三礼》《春秋三传》《诗》《书》《周易》，兼善图纬。恒以教授为务，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7]2760。刁冲“学通诸经，偏修郑说。阴阳、图纬、算数、天文、风气之书莫不关综，当世服其精博。……四方学徒就其业者，岁有数百”[11]1858。崔彧“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11]1970。樊深“既专经，又读诸史及《苍雅》、篆籀、阴阳、卜筮之书”[12]。这些都说明北朝私学教材的丰富多样，无论是学科内容还是思想流派，都有极强的专业跨度和兼容性，甚至包括了数学、天文、地理及医学等自然科学学科专业。

北朝私学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注重游历教学，强调师承关系。游历活动及学生的自主学习有助于知识理解的加深与拓展，也是对教材内容的补充与延伸。在今天看来颇有校外观摩或研修教学、课程开发的意蕴。

北朝儒学教育受玄学影响较少，对于经典的偏重也不同于南朝。《隋书·儒林列传》载：“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以上江左指南朝，河洛指北朝。

北朝的童蒙教育教材大多仍沿袭汉代，以《急就篇》为主，并且请善书的人写成范书，供学习临摹。在《急就篇》的基础上，继续研读其他经典教材，从而达到登堂入室、沿阶而上的教学要求。李铉“字宝鼎，渤海南皮人也。九岁入学，书《急就篇》，月余便通。……年十六，从浮阳李周仁受《毛诗》《尚书》，章武刘子猛受《礼记》，常山房虯受《周官》《礼仪》，鲜阳鲜于灵馥受《左氏春秋》”[13]。这就是鲜明的例证。至于南朝梁代周兴嗣所撰《千字文》当在北朝后期才在一些私学中使用。

4 魏晋南北朝学校教材的特点及认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文化思想从汉代儒学独尊、称雄学界的格局，转向玄、儒、释、道各学派并存，从而使经学教材几乎一统的狭隘状态有所改观，多元化教材适应了教育制度调整拓展的需要。在家学、官私学科技专业教育突出的背景下，学校教材的专业化及实用性得以提高。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魏晋南北朝教材的进一步拓展，并对上述官私学教材发挥丰富和补充的功用。

4.1 学校教育打破经学垄断，学校教材学科门类多样性

魏晋南北朝是战争频仍、跌宕起伏的历史时期，儒学“独尊”地位受到玄学、佛学的冲击，儒学的思想控制及文化垄断下降。经学教材的使用虽相当普遍，但与两汉相比，儒学教育呈现衰落的景象。玄学、佛学对改变经学教材的编纂体例、讲授方法及知识内容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促使学校教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这除了玄学、佛学自身成为教材构成部分之外，尤其表现在学校教育在继承历史时期学科、思想的基础上，文学、史学、法学、天文、数学及其他自然技术学科等专业教育的教材都有所增加，并逐渐涌入官学、私学及家学教育之中。以下对相关学科门类教材状况进行例证分析。

因东汉末年的大乱后，维系汉代统治的儒家礼法，势难维持这个社会动荡、纲纪废弛的局面。自三国时期始，各朝各代都重视利用法家书籍进行法学人才培养的教学活动，还强调兵法的学习。刘备在其“遗诏”中嘱咐刘禅于闲暇时可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这类可益人意志及心智之书。诸葛亮也曾让刘禅读《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等书。南朝齐代亦重视法律的传授，廷尉孔稚珪曾上表主张“国学置律学助教，依五经例，国子生有欲读者，策试上过高第，即便擢用，使处法职，以劝士流”[5]837-838。可见他们都想用法家的思想来作为强心剂，补偏救弊，稳定政局，扩大自己的势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数学类教材有着极其卓越的成就。《隋书·经籍志》记载各类算书27部，绝大多数都出自于这一时代，充实了数学体系的内容。其中赵爽《周髀注》，刘徽《九章算术注》《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祖冲之《缀术》，甄鸾《五曹算经》《五经算术》《数术记遗》等数学著作，被唐代收入中央官学数学专科学校的数学教材——《算经十书》之中。这源于数学学科及教育活动的倍受重视：如吴国陆绩历算数无所不学；两晋步熊以卜筮授徒，郭琦以天文、五行教授生徒；高允博通经史天文术数，著有《算术》3卷，在家教授，受业者有千余人；祖冲之精通数学、天文学和机械制造，将圆周率准确数值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并编制《大明历》，首次把岁差计算在内。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医药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医政制度沿袭两汉，从晋时的太医令延伸到南北朝时期的太医丞、藏药丞、侍御师、太医博士、太医助教、尚药监等。南朝刘宋政权太医署所辖医学教育机构设置开始教授生徒，官方创办的医学教育自此开始。医药教育的教材在承续两汉的基础上专业化加强，水平和程度得以提升。医药学著作大量出现，如《甲乙经》《脉经》《肘后方》《神农本草经集注》等都是这时期的重要医学教材，传统的医药学进入了一个广泛总结整理的环节，特别是脉学、针灸学、本草学、药物加工技术及方剂学都在推陈出新中有所进步，这无疑深化了传统的医药学体系。

另外，文学、书法学、地理学、农学等专业化教材也有所拓展及丰富。曹氏家族的建安文学、陶渊明的田园文学及谢灵运的山水文学都是时代华章；《字林》《经典释文》《十七史蒙求》《水经注》《齐民要术》等著作均是这个时代的杰出产物。这些都为多科性学校教材提供了充足文本选择从而进一步推动教材内容与形式的丰富。

4.2 家训等资源在家庭教育中使用为教材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学校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关键，社会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决定因素。从一个人接受教育的过程来看，家庭教育是他所接受最早、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教育。魏晋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儒家官学教育的普遍失落，使家庭教育的地位因此上升。而其教学内容及形式在家学家训之中多有体现，并以此作为主要的家学重要教材。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教育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教育文献大量出现，“家训”“家诫”之类的撰写极为盛行，如诸葛亮的《诫子书》、王祥的《训子孙遗令》、嵇康的《诫子书》、陶潜的《命子十章》、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王僧虔的《诫子书》、魏收的《枕中篇》、孙谦的《诫外孙书》等古代家训名篇均是这个时期家庭教育的产物。二是家庭（族）教育注重家风培养和家族学术的传承，如《颜氏家训·序致》中道：“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龆龀，便蒙诱诲。”处于刘宋时期的王准之家族对朝廷礼仪十分熟悉，自其曾祖开始就“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14]。由此亦可见，家学的兴盛与门阀世族对门第前途关心忧怀之间的线性联系。

4.3 《文选》《千字文》教材盛行

在文学方面，南北朝继承魏晋之后创作的不少优秀作品，在后世是作为教材使用的，《文选》就是其中的一部重要著作。《文选》由南朝梁代太子萧统主编，成书于公元526年以后的数年间，是一部精选了前人作品的文学总集，全书收录130多位名家著作，所选作品700余篇。按文体分类编排，依次为赋、诗、骚、七、诏、册、令等38类。《文选》的影响可谓十分深远广泛，南北朝后期至隋唐以后被用作文学教材，成为士人的必读书。甚至在唐代还流传着“《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另外《文选》也为《楚辞》的研究和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为人们学习诗赋提供了一种范本。而后阅读研治《文选》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号称“文选学”。可以看出，《文选》在课程教学中影响之大，不仅在我国文学教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外，如日本、新罗等国，也将其作为学校的文学选修教材。

这一时期蒙学教材的质量水平提升明显，蒙学教材中，尤以《千字文》最甚。据《梁书·周兴嗣传》载：“武帝使兴馆次韵王義之千字，并使兴嗣为文。”《千字文》形式整齐，通篇以四言写成，共250句，计1 000字，虽仅有千字但每字之间并非互不联系或各自孤立的，而是字句之间具有一定的连贯性，语言意思表达完整，内容丰富，通畅可读。全篇从古人关于天地形成的说法开始，将律历、历史、读书、道德、饮食、居处、地理、园林、祭祀等知识内容连缀成文。文章语言通顺可读、整齐押韵，便于儿童朗读背诵。作为教材的《千字文》不仅在少年儿童间十分流行，而且其语句和内容在当时社会上也广泛流行，甚至被社会其他行业所采用，如科举考场试卷的编写、商人账册编号等，往往用《千字文》的字序为序。并且《千字文》流传甚广，有对照本及刊刻本等，不仅在本国广泛流传，在国外也是备受赞誉。

4.4 经学辅助性教材的编写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教学课程中儒家经学的显要地位，一系列的经学辅助性教材应运而生。太学学生在研读经学典籍的基础上，还需学习《字林》《国语》《说文》《五经算术》等书，以辅助经学的学习，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掌握儒家经学。

《字林》，晋吕忱撰，文字学教材。此书依照《说文解字》的部首，分为540部。共收12 824字，既保存了前代原有文字及意义，又另收新字并说明意义，注音并直音和反切。对《说文》则增补缺字、纠正误说、校正讹字补足字义，故唐以前两书并重。

《经典释文》，南朝陈代陆德明撰。陆德明，苏州吴人，历任南陈、隋、唐三朝，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他所撰的《经典释文》在南朝陈代至隋唐时期的中央官学教材中具有重要地位，甚至延至宋元以后。全书30卷，所释经典有《周易》《古文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共14种。从字音字义上看，此书于经和注的文字，有注音，有释义，有考订校勘，内容丰富而精确。注音采用汉魏以来230余家的音切，释义博取诸家训诂，并考证文字异同。他考察经典自汉以来流传演变的大致脉络，成就了一部经学小史，并在大量保留先儒义疏的基础上断以己意，总结开新，为唐代孔颖达等人《五经正义》的编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五经算术》，北周甄鸾撰，共2卷。唐代列为“十部算经”之一种，定为数学教材。作者对《诗》《书》《仪礼》《易》《周礼》《左传》及《论语》等儒家经典里有关数学知识、计算方法原文进行详尽梳理。在此基础上，又对经书及古人注解中有关数学知识，尤其是涉及历法、音律方面的内容加以计算或解释。因此，该书成为讲授经书时必备的工具书。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在政治、经济都处于调整变动的大背景下，官私学教材与教育制度的振荡重构相协调，有效发挥课程资源的保障、文化思想的传播和社会人才培养的作用。与此同时，学校教材也在历史嬗变中继承和创新，并成为中国学校教材史上继秦汉开隋唐的连接与过渡时期，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魏晋南北朝学校教材与社会宗教、家庭家学及科技层次水平联系紧密，不可分离，并在其中呈现其特点。此期的学校教材随着学术思想变化而发生变动，文学、史学、法学等专业教育教材的教学加强并取得成效，天文、数学及其他自然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的教材涌入官学、私学及家学教育之中，从而使教材的内容与形式都多样纷呈，并进而汇聚成合力，促使学校教学内容拓宽，学术文化深入，民族交流与融合更为活跃。此外，家庭教育中“家训”著作作为教材也提供了新的素材，文学艺术教材和蒙学教材的质量水平有明显提升，出现了《文选》《千字文》等优秀教材，经学辅助性教材的编写为学生在学习儒家经学起到了帮助作用。所有这些都是中古时期中国课程教学的标志性成就，体现了在这一变动、离乱的岁月中学校教材也具有教育教学的创新特色及思想文化的开拓气象。

[1] 孟宪承,孙培青.中国古代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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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584.

[14]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第8卷•中国古代教育史（上）[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209.

A Summary of School Teaching Materials in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U Hongcheng, JIA Lu

(College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Theschool teaching materials in official and private schools in Wei, Jin, North and South Dynasties had two aspects of continuation and exploration under the rule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dynasties, showing the refraction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social changes in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o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The contradi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multi-ideological culture, the struggle and exchange of ethnic groups and the change of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have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ified school teaching materials in terms of type, content and knowledge to break the monopoly of Confucian classics teaching materials; the school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schoolcontention, the prosperity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religion, and the specialization and sociality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the compilation of specialized technical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fields of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have written the brilliant chapters of the history of teaching materials. All these provide useful resources and profound enlightenment to the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Wei, Jin, North and South Dynasties and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 contemporary schools.

Wei, Jin, North and South Dynasties; school teaching materials; school system; official and private education; type and category of teaching materials

10.3969/j.issn.1673-2065.2020.04.015

吴洪成（1963—），男，浙江金华人，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贾 璐（1995—），女，河北邯郸人，在读硕士。

河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培育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学校教材史专题研究”课题（2019HPY034）

G529

A

1673-2065(2020)04-0065-11

2020-02-23

（责任编校：李建明 英文校对：李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