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梦茹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作家格非在《收获》杂志2019年第5期发表了最新作品《月落荒寺》，格非依旧保持着对知识分子人物形象的持续关注，书写着学院派知识分子在快速发展的商品消费文化时代面临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变迁，讲述这一群体在新的历史境遇下的浮沉起落。格非从千万知识分子中摘取了种种特质并将其糅合成林宜生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林宜生所面临的来自各个方面的人生难题也是整个群体正在遭遇的，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反映时代洪流对小人物的精神上的物质上的双重压迫，间接表达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学院派知识分子内心的挣扎和呼喊，在阅读时极易引起读者深切的共鸣。小说主要通过内心独白、对话、环境描写刻画人物复杂变换的心理状态和隐秘敏感的内心世界，揭露了林宜生这个人物所在群体面临的生存难题和精神困境。

一、林宜生的困境

(一)蝼蚁般的工作地位

在历史动荡中的许多重要节点中，正是许多知识分子本能的责任感和价值担当，让他们积极地出现在历史舞台，贡献了很多力量，他们的存在对中国现代化转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在理论上现代人文精英应该在历史发展大潮中扮演着引领者角色，可20世纪中国历史以来的最大吊诡之一，就是这些人在历史发展格局中的实际地位并没有那么神圣和强大[1]。在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扮演的角色更加弱化，政治地位极低，整个群体都处在社会的边缘位置。男主人公林宜生博士毕业后孤身一人来到北京，表面上宜生作为大学老师看起来光鲜亮丽，课程常常被评为“学生最受欢迎的课程”，自己屡次获得“优秀教师”职称，都无法给他带来任何成就感，实际上在学校里这个学科和他都不受人重视。林宜生的身份特征、知识涵养都完全称得上是当代的文化精英，这个知识精英并不把在理工科大学里任教作为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合适途径，也不认为这种迫于生计的选择真如表面看上去那么光亮，物质标准能够达到，但却无法完成心灵的抵达。宜生将购物卡赠与教研室主任，自此得到后者的尊崇和敬重；另一方面他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标准和尺度，安大夫让宜生利用职位通融通融的请求被他拒绝了。林宜生的纠结与彷徨，现实与信仰的矛盾与对立，事业上的停滞不前，正是当下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格非站在知识分子的角度，通过林宜生的个人经历表达了自己对这个群体精神难题的思考，和对全面异化的畸形商品消费时代的控诉。

(二)男女两性的不同步调

男女两性的情感纠葛是创作者使用文学话语进行创作的重要维度，作家们大多也都有一个才子佳人的设定倾向，并用文学的方式进行表达。五四以后，教育权力逐渐平等散发至任何一个人手中，女性也有了成为知识精英的机会，同时在习得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培育了个人独立的人生观、价值观。近年来尽管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女性开始追求自我表达的权利，但在很多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仍然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的附属品。以男权为中心话语的当下社会里，事业上的成功一直是男性不可或缺的标识，同时他们也需要女性走进内心，给精神土壤带来充盈的灌溉。不是所有男性都能飞黄腾达，腰缠万贯，但与女性的相知相守却是男性群体大部分人的内心诉求，林宜生也不例外。前妻白薇与林宜生的生活轨迹是大相径庭的，前妻激进，独立自主，向往美国，林宜生却只想安分守己地拿着教学授课的口粮，精神层面夫妻二人很难有良好的交流。不同的生活节奏最终导致了前妻出轨，两人离婚。林宜生离婚后精神上孤独寂寞，他渴望有一位女性走进他的生活，与此同时，楚云出现了。楚云是新东方的一名英语老师，在后面两个人的相处中，林宜生发现楚云不仅在日本俳句、唐诗宋词上有所涉猎，朋友聚会上她的知识面还涉及古典音乐，这些反常特质都让林宜生十分惊奇。在她身上表现出浓重的忧郁气质，强烈的感伤气息，这些都是林宜生无法彻底探知的。林宜生和楚云之间无法达到精神上的同步，与前妻更是肉体和灵魂上双重的难以契合。当下女性群体完成了从依附男性，围绕男性生活到关注自我、表达自我的成功过渡，女性群体开始成长并逐渐强大起来，这必然导致男性隐秘的心理诉求无法彻底实现，没有女子的柔软内心及时安抚精神的空白，现实的困苦，外界的压力只能独自承受。

(三)难以沟通的亲子关系

人到中年的男子是整个家庭关系网的核心人物，生活上的重担都托付在中年人的肩上，亲情是他们在外辛苦打拼的坚实后盾，良好和谐的家庭关系能够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慰藉。和谐温馨的家庭是社会上大多数中年人所期翼的亲子环境，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实生活中出现越来越多紧张严峻的亲子关系。通常家长所在的年龄阶层更重视工作和收入问题，柴米油盐、日常生活的开销，一味在家庭的经济能力上下功夫，争取满足家庭成员的物质需求，除此以外，应接不暇的忙碌工作也没有机遇给予他们多余的时间，这种偏颇造成了对孩子成长阶段身心健康的忽视，与之在思想上产生较大差异，代际之间出现鸿沟，导致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同类严峻的局面。不仅鸿沟的产生表现在中年人与孩子之间，他们当中很多人与父母的关系也十分生硬尴尬甚至更加严重，老年群体身体状态每况愈下，行动不便，智力退化反应迟钝，有时更容易对现实问题敏感，与子辈之间的距离不仅出现在地域方面，精神层面的疏离也产生了，并不能对下辈的身不由己、苦不堪言有个清晰的认知。林宜生作为庞大父母群体中的一员，也没有机会享受和谐美满的家庭氛围这种精神养料的滋养。除了工作、男女关系给林宜生带来困扰以外，与母亲关系的僵硬，和儿子相处的不融洽也让他的生活喘不过气。儿子伯远在精神上与母亲相通，不论是母亲白薇还是后来的楚云，林宜生扮演的父亲这个重要角色几乎没有走进儿子心里。生存上面临着难题止步不前，精神上没有交心的相知及时舒缓压力，知识分子被这些滚滚而来的巨石碾压，流着血泪，裹挟着前行，任何一根稻草可能都会引发精神防线的全面溃败。

二、困境的缘由

(一)社会场域的深刻变革

20世纪前半个时期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无疑是具有现代性的，知识分子群体接受了现代思想文化的教育熏染，同时又因为本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本能地承担起这个历史变革中重建价值体系的责任。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作用和价值虽然不是起决定性的，但他们扮演的角色定位仍然存在一定高度。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这一特质逐渐发生大方向的转变。近代中国晚清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千年未有之大变革，这一阶段变革的重心主要是在社会制度这一层面。一定意义上说，任何一场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都离不开知识分子在文化变革上的引导作用，社会的制度变迁总是在一定文化观念引导下发生的，文化观念的更新先于社会的制度变革[2]。而探寻当代中国的发展奥秘时，便能发现当代以来的中国身处经济时代，发展的更大程度是偏袒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制度的改革变迁与文化紧密相连，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承担起价值体系的重建责任；而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变革核心是科学技术，这个变迁也导致知识分子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本身崇高的特质土崩瓦解，他们不再能够主导社会发展的进程，趋炎附势，追逐名利成为当下时代潮流的大方向。知识分子逐渐边缘化，他们不再是时代向前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开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主义语境中的被启蒙者。自身的渺小、束手无策与复杂现实的对立是造成他们内心痛苦焦虑的根本源泉。在格非以往的作品中，对知识分子精神、物质层面的关注和自己表露出的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焦虑一目了然。林宜生也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为了逃避复杂的现实话题、躲避时代洪流的包裹，林宜生选择了在体制内寻租这种途径，但在理工科大学他讲着不受待见的课程，浑浊的环境逐渐磨灭了他学生时代的理想抱负。在《月落荒寺》中，格非依旧以一种同情的态度审视他们，以学院派知识分子林宜生为代表，探寻个体在时代剧变中的精神嬗变以及如何面对生存困境的问题，对时代洪流中的知识分子进行心理层面的剖析和道德审判，在作品中可以一窥格非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强烈责任感以及对现代文明日益扭曲变形无可奈何的焦虑。

(二)学院体制内部的弊端

知识分子在时代语境的更迭中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也出现变化，他们逐渐有了一种学术的自觉精神，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纯粹地承担知识建构与传播的责任，而不是怀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公共意识实质上是对学者身份的唾弃，是缺乏岗位意识的表现，因此大批的知识分子在此期间进入大学体制内试图进行单纯的学术研究和传道授业。即便知识分子尚未丧失人文关怀，企业化的校园体制也不容许他们同过往一样指点江山，激昂文字，肆无忌惮地发表个人观点和看法，体制导致了自由个体的缺失。另外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单纯圣洁，它始终是与国家政治紧密相连的，大型的医学和科学研究机构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企业，整个学术系统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国家资本背后的支持。大学是学术机构的摇篮，学者能否进行学术研究与他在大学里的职位挂钩。每一个受着感情的驱策，想要从事学术研究的年轻人，必须认识到他面前的任务的两重性。他不但必须具备学者的资格，还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3]。21学院派知识分子必须意识到这个现实提出的要求，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授课是需要同时启动的。接受了这一规则以后，他们在大学里任教，同时开展自己的学术研究。教育伴随着物质利益和政治话语，精神贵族式的学术教育通常是不存在的。在现代社会，知识作为一种文化权力甚至是一种商业资本，其本身实际上是无法独立于社会结构和政治权力的。身在大学校园的知识分子心照不宣地接受象牙塔内的游戏规则，各项不厌其烦的职称评比、科研结果统计需要他们挖空心思编撰文章、多方投稿，在专业成果上有所收获，这并不单纯出于学术钻研精神，背后更是为了平步青云带来的物质利益。林宜生作为理工大学的授课老师，在学生的发问以及和儿子同学爸爸的聊天中都给不了充满个人色彩的回答，个人的身份特点使他在表达观点时受到拘束，同样他也面临着同僚间的勾心斗角，这些问题的产生部分源于体制内部的自身缺陷。

(三)知识分子的自身局限

除了客观方面的原因，知识分子主观上也存在一些自我局限。学院派知识分子即便接受了高等文化教育，受传统儒家礼义精神熏染，淡泊名利，自恃清高，但时代趋名逐利的大环境方向必不可免地影响他们价值观和物质利益观的改道，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寡淡贫瘠的精神圣地终有可能会抵抗不了现实困境的火炬而沦为焦土。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知识分子首要解决的问题和普通民众一致：生存。面对实际的党派、政治圈的压抑，以传道受业解惑为己任的学术教育工作者却不能将自己个人带有强烈主观意愿的价值判断传达给课堂上的学生，他们只能讲述客观的知识和事实，这也是造成他们复杂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社会地位直线下降，这个群体本身精神层面的自我优越感仍然存在。时代语境变化带来大众文化的兴起，而知识分子本身的自恃清高让他们难以融入新的社会场域，教育经历和知识涵养使他们的身上总是表现出清冷孤傲的特质，除了人文主义情怀，他们缺乏了必要的世俗气息。他们没有能力和普通民众一样迅速适应外部环境的更替，与社会现实和解的方式只有放弃个人的人格尊严和价值体系，与复杂现实同流合污。林宜生是学院派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型，作为高校老师，自己所授的课程不受待见，理工科大学里人文学科的研究环境氛围和学术条件不言而喻。林宜生作为知识分子是始终觉醒着的，但当今的社会现实他无力抵抗，并且他也意识到只有顺应、依附这个时代，才能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理想使他受挫，可现实的生存问题逼迫他不得不站起来与社会握手言和，背叛个人的价值担当和人格尊严，走进世俗欲望的泥淖中。林宜生在新型消费文化社会遭受着精神创伤、面临着生存困境的考验，他们遇到的问题也是当下尚存良知，未完全沉沦的知识分子遇到的共性问题。

三、何去何从：“林宜生”们的自我拯救

改革开放带来经济上的迅速飞跃，文化建设也需要采取手段，而大学成为如今国家进行文化建设、提高文化自信的重要阵地。这既是大学在今天独有的历史担当,又是社会发展对大学提出的必然要求[4]。与此同时学院派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困顿和生存难题得到了客观方面的拯救。在文化建设、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国家针对整个群体采取的一系列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的人才政策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安抚他们生存压力和精神落寞的具体措施，学院派知识分子们也需要从自身入手解决问题，进行自我拯救和救赎，改变整个群体的社会面貌。

(一)更新自身的思想知识体系

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速度令人咋舌，新环境下产生的诸多问题也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即便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们面对这些难题也束手无策。他们接受的知识理论、文化体系与新的历史背景下需求的价值内涵是相悖的，当新产生的问题溢出旧有知识体系结构能解决的范围之外，身处文化金字塔顶端的知识精英们也进退维谷。当代知识分子群体以往接受的教育内容只是一套固定的理论模式，旧有的知识结构无法解决新生的种种问题，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社会面貌产生巨大变迁，学术研究与国家政治经济的碰撞在所难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理想主义所说的“理想”，不只包括道德的层面，而且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它把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以及文化水平综合起来，作为评价该社会是否合乎理想的尺度[5]234。产生于社会转型变革时期的新理想主义必然会导致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规范失去原先的效用，给处在其中的人也带来极大的内心震撼和道德危机，对于每个现代个体来说，除了信仰的人文主义，世俗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学院知识分子也需要重新建构个人的思想体系。学院派知识分子在大学的体制内生活着，周遭环境的动荡不安也需要时刻关注并善于提取关键信息融入个体的思想中。新的历史语境下学院知识分子们的知识体系和思想内涵需要持续更新，在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大潮下适当调整自身态度，时代环境转型的同时学院知识分子也应该紧跟脚步，以敏锐的嗅觉挖掘新的质素，不断吸收新的文化内蕴并将其融入自身价值体系的建构中。学院派知识分子作为教育工作者，也有义务和责任不停学习，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逐步拥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求得一系列思想观念，开阔眼界，将源源不断的新知识传授给学生。

(二)激发自我斗争意识

懦弱是很多知识分子共有的性格特点，同时也是他们的精神缺陷。《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失去诗人的光环后，甘愿在县志办公室做一个整日浑水摸鱼的职员。困顿、消极、倦怠占据着谭端午的身心，只有频繁阅读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等书籍才能获得心灵上的慰藉。学院派知识分子群体之所以在历史大潮中节节败退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缺乏斗争意识。知识分子在当代可以扮演两种角色：一是学者，二是思想者。学术不仅来源于专业的知识，而且来自深刻的公共关怀和忧患意识。只有当拥有了博大的公共关怀，才会有扩大知识背景的需求，才会将专业的学术建构在一个广阔的知识背景上，用博兰尼的话说，建构在一个很深厚的“支援意识”上。这样最终才可能拿出“有思想的学术”[6]30。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公共性，众多知识分子开始进入学院，成为了现代知识体制的一份子。他们虽然拥有了学术上的自觉意识，却丧失了忧患意识和家国担当，摒弃了公共关怀精神。学院知识分子凭借微不足道的社会阅历进入大学的体制以后，接触到的人和事物皆与大学内部结构相关联，长时间的适应打磨的是他们对整个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组织的接受水准。有些学院派知识分子能在大学体制内游刃有余，而更多具有道德操守的人在这其中就接受能力不足而因此饱受精神痛苦。不论是他们哪一类人，一旦出离这个环境，面对社会的疾风骤雨，他们便瞬间失去了应对的方法和能力。他们难以接受新环境的生存法则，多次甚至一次碰壁以后，便牺牲灵魂，抛弃自己的忧患意识和家国观念，不着手思考如何扭转现状，而是放任自我躲进划定的区域内，过着胆小如鼠，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学院派知识分子想要试图改变现状，扭转格局，必须从自身着手激发自我的斗争意识，磨炼意志形成百折不挠的精神，找回作为知识分子丢失的责任感和家国意识，时代风云变幻之间，在自身能力以外，用觉醒的意识顿号、斗争的行为举措掌控局面。

(三)扩大群体格局，夯实基础

古代的“士”任重道远，“士”便是知识分子在古代的化身。余英时在著作里就曾指出：“知识人在古代中国叫做‘士’”[7]2。知识分子大多数都诞生在西方文化的涵养下，在中国停滞不前，思想蒙蔽、前进方向渺茫之时，文化阶层在这一时期对个人存在的合理性也产生质疑，否定自己在历史大潮中的出场意义。正是西方的思想文化精神为他们提供了一盏指路明灯，因此他们在寻求生活习惯、社会制度、思想精神改革的同时在潜意识中总是用这盏曾经照亮过他们个人精神殿堂的灯塔继续前行，试图在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仿效英美国家的政治结构、社会制度架构社会体系，这不仅使得他们与自己国家的社会底层人民产生了鸿沟与深深的隔膜，也导致了这个群体在中华大地上社会基础的薄弱。作为社会上承载知识、挖掘真理的高层阶级，学院知识分子的社会基础十分贫瘠。一方面是因为学院知识分子从诞生至今发展史的短暂，几十年前社会发展重心的转移导致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奔往体制内寻租，才有了学院派这一群体出现的契机；另一方面因为种种现实以及个人主体因素，能接受先进思想、文化知识熏陶的群体很少，使得这一组织在社会上所占比例不多。他们之所以无法抵抗社会重压，陷入精神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便在于社会基础的薄弱，在社会上难以做到一呼百应。在体制内寻租是为了逃避现实洪流，如果想要自我救赎，他们更应重拾公共关怀。同时面对社会的诸多弊端与缺陷时，这不仅要求个体深入社会底层了解现实，与基层中国紧密结合，还需要整个团体的共同抵御，而不是卑微个人的单打独斗。学院知识分子是大学校园里的文化精英，象牙塔是他们的栖居地。学院派知识分子在大学里除了是学术研究者以外，扮演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学校里的教育工作者。对这些教育工作者来说，扩大知识分子的群体格局实际上是回归到教育这个话题本身，只有教书育人者注重教育的质量和厚度，传授客观正确的思想知识，才能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知识精英，而作为其中的一份子，他们的回归也在强大集体的力量。

四、结语

格非将学院知识分子的困境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大众面前，同时也引发了读者一系列心灵上的拷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的生存难题?面对这些问题除了束手无策，在漩涡里沉沦下去，我们还能做什么？怎么样才能改变现存的状况？作品批判了严重异化的当下时代环境，引发读者对现实社会的反思，思考种种社会问题背后的原因和导火索，同时带来了学院派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问题。格非对时代的审视和批判以及对时代洪流下小人物精神变迁、命运浮沉的关注，也为当下高度商品化的文学市场注入了一股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