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文卿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葛亮生于江南南京，后居香港，作品先后发表于两岸三地，成为文坛青年写作者中笔墨“老成”一脉。他出身知识分子世家，祖上三代皆为教书先生，这使他的小说执着于写民国风物人情,《北鸢》写北地京津,《朱雀》写江南南京，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此外，“都市系列”《谜鸦》、《浣熊》写都市的物质生活，探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民间系列”《七声》、《戏年》以诗意的笔触渗入民间俗常人物的生活百态，还原大时代下渺小人物的求生万象；悬疑小说集《问米》以“‘造境’之趣”[1]探索平庸人生扑朔迷离的命运轨迹；影评集《绘色》、散文集《小山河》，作为小说想象世界的现实补充，最体现葛亮文字的历史掌故感和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他雅致古典的语言风格以及对江南人物的传统精神挖掘，造就了现代人的精神还乡，形成了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葛亮味”。

一、“新古典主义”概念辨析

西方新古典主义是指十八世纪晚期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资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借用古代英雄题材大造革命舆论而兴起的一种流派，也叫革命古典主义，是政治的产物，“新”是相对于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运动而言。他们秉持艺术从理性出发的理念，强调个人情感服从于社会利益，艺术创作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服务。后来的新古典主义泛指在建筑风格及其他艺术领域里，创作者于现代的简洁理念中加入古典设计，以求达到的一种典雅的、庄重的美学效果。

关于中国新古典主义的开端，文学史上并无定论，王富仁把林纾的《荆生》、《妖梦》视为“现代新古典主义的前奏”[2]，潘水萍将其溯源至“二十世纪早期学衡派代表吴宓、梁实秋等人倡导的新人文主义”[3]。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反传统”，中国新古典主义小说具有“反现代”的内涵，即“中国知识分子用中国古代固有的传统抵御中国社会及社会思想的现代变化的企图”[2]。这就从思想流变上分析了新古典主义兴起的原因——以古典的精神与形式安放现代的灵魂。有学者在西方古典主义参照下，以“现代主义”视域解读中国的新古典主义，解释其为反映民族政治形式的文学，如“革命文学(包括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和建国以后至“文革”时期的文学)”[4]。他们认为“新古典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政治理性主义，即文学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5]。这是建立在政治谱系和西方古典主义的理性观念下的一种对中国新古典主义的解释和梳理，也称“红色古典主义”[6]。显而易见，以美学形态为参照的广义的新古典主义作品和以西方新古典主义为参照的狭义的新古典主义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内涵和创作风格。本文中阐释葛亮小说所用到的“新古典主义”是指前者，即“以古典主义审美理想来重释、解读中国传统文学”[7]。

二、江南书写：隐忍宽厚的精神底蕴

葛亮是从离开南京抵达香港后才开始写作，他曾在“有书”采访时说“南京是我创作的温床”[8]。这座古都蕴含了整个东方古国的诗意审美想象，源源不断给历朝历代的华夏人提供精神的诗意和艺术的灵感。在当代发掘江南文化之源，对文学“寻根”以及传统精神重建都有着追本溯源的重要意义。在葛亮看来，江南孕育出的文人气质,一种是有着江南烟水气的诗意；另一种则是这个地域历史上“失意文人”所成就的“自我边缘化”，仕途的坎坷使江南的文人转向自我生活的陶醉与经营，反倒成就出道家仙逸风雅的出世气质。

“朱雀是南京坐标之一。在上古神话里，朱雀被视为凤凰的化身，身覆火焰，终日不熄。”[9]这只神鸟不似北胡猛禽凶猛刚烈，它带有收敛的温婉和骄矜的尊贵，却最是“一根筋”似的执着倔强。小说《朱雀》以“朱雀”作为线索，贯穿祖孙三代女人的命运。“这城市女人骨子里的烈……不见得个个都铆足劲血溅桃花扇。只是平日里宠辱不惊的风流态度，就是极危险的汹涌暗潮”[10]。叶毓芝是矜持的，大家闺秀的庄重与隐忍，是江南古韵于民国初年最后的缩影；程忆楚是激烈的，这种激烈不对外延伸，而指向自己，她表现出的和母亲相似的江南的柔和与清冷，有着生性里血脉延续的痕迹，而她对自己的狠决与激烈，又是时代“烘烤”出的；比起祖母叶毓芝的宠辱不惊和母亲程忆楚的激烈，程囡的隐忍带着些自我放逐的色彩。她爱上了国际间谍泰勒，泰勒身份曝光后她被学校退学，遂即和哥哥魏建设开起了地下赌场，做违法生意。主流的一切在她眼里，都显得苍白多余。一切崇高的英雄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在她那里被消解，“那些一度让你觉得非常重要可为之而死的事情……已变得一钱不值了”[11]。

小说里最有迷人色彩的人物是“世纪末的最后一个浪子”——雅可。在这种现代的没落气质里，雅可仿佛是个磁场，在看似最繁华而实则最荒唐逼仄的年代信马由缰存活。雅可出身富裕，金钱源源不断，常有莫名房产，但他从不花母亲给他提供的那些钱，他在大房子里日夜笙歌，几乎有“孟尝君之风”，放浪形骸的样子不禁让人联想起“穷途之哭”的阮籍，而他所面临的穷途末路，却有着比阮籍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广阔的困境——精神面前的铜墙铁壁。雅可是个让人触目惊心的角色，他被主流厌弃，却“阴魂不散”地游走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人们总会在某一瞬间心疼起这个角色，像程囡心疼他一样，心疼起寄托在他身上的自己的镜像。在工业复制化、精神信念堕落化，功利主义日嚣尘上的现代，他是每个城市人潜伏在黑暗中的影子，而且是代替大家死去的影子。他不想融进去，又无力改变，只好让自己腐烂下去。葛亮在散文《无珠》中提到了他喜欢的一个画家莫迪利亚尼，“莫迪利亚尼的穷困、吸毒与放纵，是向外界抗争的方式。这方式是消极而优美的。在他最潦倒的时候，犹可保持优雅的身段”[12]。这个人物像极了雅可。雅可的颓废与堕落是这个时代一种与主流世界背道而驰的、对“真实”这个抽象概念的具象生命表达。他始终与主流退避三舍，求得“安稳的局面”，他的对抗是自我放逐式的隐忍，甚至因为缺席“赛场”而不能称之为对抗，而只是一种对自己生命欲求的真实再现，一场无奈而无力的自我角逐的游戏。葛亮在小说中形容雅可，是这座城市“肌理上烙印一样的东西……一旦遭遇烈火，便无所遁形”[10]，雅可是这个时代“普遍正确”价值观下的一个异类。他是不同的，是这座城市隐藏的“身覆火焰”的有些“脱缰”的精神力量，他信马由缰、“旁逸斜出”，将这座城市精神败象拉到了一个极致的位置，后最终“死于长期戒毒后的吸毒过量”[10]。这座城市的所有表面的精致与繁华——钱财、才华、爱情……都不能构成他生命的信念，他的信念便是没有信念，而只靠欲望本能存活。雅可面对人生行径怪诞、态度戏谑，他博闻强识，过目不忘，家境富裕，就读知名艺术学校，现实世界里前途辉煌，但他却选择了相反的路，这是命运的驱使，对他而言，毒品便是他命运的现实象征，他软弱的性格特征注定他选择以一种无力而消极的方式对抗，他被毒瘾一般的命运吸引着、裹挟着，走向必然的死亡。而他的死，也随着艾滋感染，暗示了情人程囡和其遗腹子的相同命运。他们像扑腾的朱雀，给自己点上一场大火，烧死掉了蔓延在这座城市里的没落气息，然而对真实的生命的坚韧与欲望注定在死亡的那一刻重生，以另一种形式——朱雀昂天腾空的精神姿态，成为南京未来历史的注脚。

葛亮对江南的书写一贯是诗意的，是古典纯净静穆的烟雨诗意，也是现代的没落的死亡之诗。魏晋风度、六朝烟雨、士大夫的气韵、秦淮河的古典意象，在他笔下以现代的方式再现，而程囡、雅可等颓废的后现代人物，又被他以一种诗意的手法包容进古典的场域。现代与古典的交融体现着这个作家试图在现代重现古典的写作意图和审美倾向，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曾说“传统本身不是旧的，是新的。因为，传统其实随时代沿革，变动不居”[13]。因而他小说里的人物往往有着平和冲淡的清冷面目和面对横逆命运的体面优雅，在平和叙述的表面下暗涌起江南“身覆火焰”的“烈”，暗含精神还乡的主题。

三、为人尺度：坚忍纯良的“文人”风骨

在信念与理想普遍失落的年代，葛亮的小说试图从传统道德中汲取养分，建立为人为文的尺度。小说中有淡泊清冷的知识分子；有德艺双馨的伶人工匠；有善良真诚的底层人民，也有在资本文明中迷失自己的对照式人物。他既挖掘一个城市的华丽与辉煌，也揭露它华服之下的黯淡与创伤，在重现传统仁义道德时给它赋予新的现代意义，以反刍的方式重现古典主义。

1.“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北鸢》是葛亮献给其祖父葛康俞教授的长篇历史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处处以其祖父为观照，试图建立传统文人严谨治学、淡泊坚韧、心系家国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主人公卢文笙性格沉静清冷，无欲“有刚”，平和自守，与世无争。这种性格是有着写古典的陶渊明式的，追求田园牧歌的出世生活，也有着陆游式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入世。两种看似相反却出于同源的性格特征，表现出传统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追求。女主人公冯仁桢性格活泼好动，勇敢天真，她与文笙“动静一源”、“一动一静，皆自根本”[14]。这种人物性格的构想源于葛亮祖父遗著《据几曾看》中引用《严华经》语：“动静一源，往复无迹”，既暗示时代大背景下个人的“动静之变、如飞鸟击空，断水无痕”[14]；又象征文笙与仁桢的琴瑟爱情互补相生，乃天作之合，符合古典爱情小说“命数使然”的构想。另有文笙母孟昭和、父卢文笙、师克俞，皆是性格良善平和隐忍大气、礼贤下士有傲然风骨之人。文笙姨母孟昭德，是民国奉系军阀石玉璞发妻，属果敢“女丈夫”一脉性格，平生雷厉风行，不怒自威，她的性格是中华民族更刚强一面的体现。这个人物不仅反映出传统民族性格刚烈的一面，也颇为典型与夸张地表现了中国传统人物性格中“以柔克刚”的智慧和隐忍蓄积下厚积薄发的惊人力量。这些人物虽然略显不同的性格特征，但都守着一个家国的底线，在动荡污浊的时代里坚守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傲然风骨和松柏气节。

2.艺人匠心

中国自古就有工匠精神，靠手艺生活的人，工于技艺，恪守艺德，严守着每一行的规矩，对职业的精益求精和道德的操守俨然如同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泥人尹》里居南京朝天宫的泥塑艺人尹传礼，心思纯净，对待工艺精益求精，在时事变迁中一如往常地靠着泥塑摊子糊口。他于富贵时接触泥塑，在潦倒的时候坚持泥塑，泥塑给他带来声誉，但更多的是迫害和不幸，只有一颗纯粹做好每一个泥塑的心一以贯之，连贯了一个民间艺人零落而精致的一生。尹师傅是现代的“旧人”，守着一些古典的准则，处处局促地生活，然而那些“与时俱进的人”，比如小说中的刘娟，似乎活得更加“不理想化”，她没有信念与底线，带有现代文明中急功近利、不守诚信的负面痕迹，在“落后的传统”面前，现代文明显示出“羸弱”和浮躁的一面。此外，《于叔叔传》里的踏实能干的木匠于叔叔；《北鸢》的清隐画师吴清舫；修荆山桥的手艺精湛恩义必报的老石匠；忍辱负重刺杀日本军官和田润一的伶人言秋凰。他们以诚实纯粹的心对待自己的“手艺”，在沧海桑田的人生际遇里坚守着一份“文人”骨气和民族气节。在信念普遍失落的当代，这些人物作为传统道德的再现给读者建立出一种新的信念谱系，像注定没落在时代的洪流里的夕阳晚照，葛亮把他们勾勒出来作为古典人格的征象，悬挂在现代文明的顶空。

3.底层烛照

走进葛亮的文字里，能感受到幽暗的现实世界中亮起的一束烛照的温度。一些人在城市的沟壑里过着不为人知的生活，他们或许卑微平庸，甚至污浊罪恶，但总有一份天性里的良善，在往生命里光明的地方走。《阿霞》是葛亮底层书写里较为得他偏爱的一篇，“在阿霞身上看到的是正直和良善的一面……因为阿霞身上的某些精神上的障碍，她会以一个更加锋利而准确的角度去评判她周遭的环境……”[8]。阿霞泼辣真实、诚实憨直，是现实世界象征性的观照，她被世界有意封存，抛弃在最纯净的暗处。葛亮对底层人物的书写带着人道主义的温情，但他不遮掩弱者的瑕疵，也不粉饰其道德的纯净，在朴实的还原现实的叙事中，他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平静地打量笔下人物，带着些温情，也带着些敬意。《英珠》里的疼爱马匹的藏女英珠；《洪才》里的“打青”的善良的阿婆一家；《阿德与史蒂夫》讲仁义的老虎叔、林医生以及阿德；《街童》里的亡命鸳鸯“我”和宁夏；《德律风》里互相告慰的接线员和保安，等等。他们是民间夹缝求生的百姓，是城市阴暗沟壑里的蝼蚁，但良善和坚忍不因为命运的波澜丧失底色，它流淌在这些人的骨子里，延续着中国古典儒家的仁义血脉。

四、诗性智慧：冲淡平和的古典语言

葛亮在和张悦然对谈中认为“语言是进入小说的入口”[15]，语言形成的独特腔调往往是最初吸引读者的缘由，它最直接表现出一个作家的审美倾向和写作姿态，它的魅力在于读者可以在最初的阅读感受中构建与作者想象世界的联结。葛亮小说语言平和精致，白话语言运用娴熟，常以古语入文，显示出良好的古典文学底蕴和谦和与铿锵并存的语言追求。

1.题目的趣味

葛亮文章的题目常用二字词语，表现出一种整饬古典的风格。其中散文随笔《小山河》和长篇小说《北鸢》最体现出这种风格，《小山河》四章共26篇文章、《北鸢》全篇八章共37节，全部采用二字词语的小标题，外观简洁清朗、干净整饬，表现出一种克制而蕴藉的美学意图，形成了一种含而不露但铿锵有力的审美效果。从词汇的字数上看，三字稍显活泼，四字则略过庄重，五字六字或者更多字则显得松散，二字的结构读起来清脆而温和，音节干净但留有空白，有一种古典的含蓄、自持而傲然的姿态。从内容上看，这些标题或是一种古代的文化现象，如《小山河》中的“拾岁”；或是古时的节气，如《北鸢》中的 “清明”；或是取材于古典文学，如 “北鸢”“出自曹霑《废艺斋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一册”[14]。除了二字词语，葛亮的其他小说篇章里也会用三字或多字词语为题，尤其在长篇《朱雀》中表现明显，十六章均以七字为题，除了收获了视觉上的整饬效果，作者还直接以七言绝句为题，例如第五章“无情最是台城柳”和第十一章“依旧烟笼十里堤”，这些诗句通常暗示了整章的情节发展及感情色调，作者在构思故事时找到了现代故事及现代语言与古代诗句相通的“精神的契合点”，选择用相应的古典诗词表达现代语言言不及义的地方，对现代语言做审美的补充，从而表达出一种古典的诗意悠远的意境，创造出一种语言留白的审美空间。

2.文白对照

“文白对照”是指葛亮在小说语言中引用古代戏曲唱词和诗词，以起到补充小说的情节、增强美学效果的作用；以及他在某些书写历史的章节中偏重文言语言的书写，从而表现历史与现今的对照，突出历史的质感。

《龙舟》中神秘女孩在端午节唱“龙船歌”，这段唱词的引用加强了女孩的神秘感，给小说情节的发展埋下伏笔。以一段唱词引出上古时期的神秘巫文化，给小说语言提供了一种更为深厚的底蕴支撑。《朱雀》以三代女人的感情纠葛为线索勾勒出坐标南京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世纪末的历史，其中第五章“无情最是台城柳”书写第一代人叶毓芝的故事，整个章节呈现出和其他章节明显不同的语言风格，更注重用节制、诗意、古典的语言，来承载民国初历史背景的容量，显得精致优雅、温婉隽永。《北鸢》是葛亮后期写作的长篇小说，勾勒出北方城市的“半部民国史”[16]，比起前期的作品，语言更加熟练贴合地融合了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语言长处，在流畅的现代汉语书写中融入了古典底蕴，表现出干净内敛、处处留白的语言特色和蕴藉的美学原则。

3.现代语言的古韵

葛亮的现代白话平和流畅，透露出一股温和笃定之气，流露出古代文人忧愁感伤的情怀。虽因情感的恣意给文字带来矫饰之嫌，但可看出他尽量地对情感的节制和对文字的控制。这种控制来源于古典的节制蕴藉审美，传承了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冲淡平和的语言风格，也可以看出明显的来自于《红楼梦》和张爱玲的影响痕迹。这种影响具体体现在语言的节奏、感情色彩及用词上。葛亮的语言多用短句，讲究长短搭配的错落有致，字里行间存有诗意的内在节奏，靠情绪节奏断句，字句之间可见语言情绪的起伏，这自然造成了一种“戏曲唱词”式的韵律感，视觉上参差错落，感觉上清新冲淡，听觉上抑扬顿挫，表现出含蓄矜持的、清淡典雅却字字铿锵的美学效果。他的语言是平和隐忍的，在不动声色下潜伏着铿锵的力量，语言色彩呈现出一种“不动声色的反叛”，体现出“以良善与体面，直面横逆人生”的主题[10]。此外，他在俗白的白话文中熟练地加入大量文言词汇或者有“古意”的词汇。有学者把这种古典式的语言风格称为“现代韵白”[17]，这种“韵白”式的语言起到了三个作用，一是小说的“造境”功能，使读者容易进入到一种谦和宁静的“语言场域”之中；二是丰富了现代语言的审美含量，创造出一种“留有余韵”的美学空间；三是形成了葛亮特有的“腔调”，成就了一个作家的迷人之处。

五、小结

葛亮笔耕不缀，不断探索，每沉潜过后，就有精品问世，经年累月，写作的脉络逐渐清晰，清冷的文字面目下暗潮汹涌。传统在他的笔下是变动不居的现代面目，以一种平实的方式潜入当代图谱。字里行间可见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一脉的清隐味道，又有着和《红楼梦》、张爱玲、王安忆相似的日常细腻的写作风格。他始终以善良温润的眼光打量世界，于细微处发现人性的光芒，在辉煌里揭示城市的黯淡。在他的笔下，平凡的日子里每个人都有着生命的尊严和体面，有着面对荒诞命运屈身而过的执着与坚韧。儒道精神是他作品的源头，也是作者遵从并向往的生存姿态，他不断剥离着传统儒道腐朽的部分，试图在现代给它找一个“安身之所”，在信念失落的时代找回民族的根系，容纳恐惧而慌张的现代灵魂。虽然在回望古典的过程中，民族精神脆弱的那一部分仍旧是一种痼疾，影响到如《朱雀》里瘾君子雅可一样的人物，这也显示出作者本身对传统文化如何在当代成立的隐忧，以及随之带来的作品的软弱气质。但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开放式的，在文字中看到的问题而引起现代城市文明建设的反思，就已是一种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