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安华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没有悬念

刚刚到来的2020年，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我认为，2020年我国将“圆满收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点没有悬念。原因有两个。

其一，小康社会和翻番目标，是一种叙事性的政策描述，小康社会的内涵比GDP翻番要丰富得多，无须过于纠缠翻番目标。事实上，即使在名义GDP完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理论上也可以通过通缩价格平减实现翻番，这显然不是我们的选项，我们追求的是高质量的增长。

其二，考虑到经济普查的影响，实现翻番目标几成定局。2019年11月，统计局公布了第四次经济普查的部分结果，其中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919281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18972亿元，增幅为2.1%。以今年GDP实际增速6.1%计，2020年GDP实际增速达5.6%即可实现GDP“翻番目标”。届时，我们完全有理由和底气自豪地向世界宣布，我们已经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潜在增速下行是全球现象

从全球范围看，潜在增速趋于下行是一个普遍现象。主要经济体的GDP潜在增速均处于下行通道当中。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增长低迷是造成当前“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全球宏观环境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进入21世纪，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边际递减。以美国为例，根据旧金山联储最近的研究，美国劳动生产率1995-2004年的平均增速为2.25%，而2004-2018年的平均增速则降至了1%-1.25%，2010年之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则更为明显。另一方面，全球人口老龄化使得主要经济体的劳动力持续收缩，也制约了经济增长。

与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下行相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也处于“新常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历经40余年的高增长，创造了辉煌的成绩，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1978-2018年，我国以不变价计的GDP从不到3600亿元增长至超过8.3万亿元，复合年化增速高达14.5%。然而，我国经济增速自2011年之后开始趋势性下行，除了基数的扩张之外，还有更加深刻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原因。习近平主席曾系统性地阐述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精辟地概括了中长期内我国经济的运行趋势：在速度上，“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在结构上，“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在动力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2020年经济展望

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了来年经济工作。由于2020年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会议强调“稳字当头”（会议通稿“稳”字共出现29次，较2018年增加7次），在实现“圆满收官”的基础上，开始谋划更长远的未来，为“十四五”（2021-2025）规划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

政策层面，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即淡化对增长速度的诉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尺度”，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而非“量”。

首先，制定过高的GDP增长目标，将使得政策和资源不得不向传统行业倾斜，不利于我国的结构调整。尽管当前我国的“新动能”处于快速增长当中，但在GDP中的占比仍小，短期内不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从2019年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看，仅采掘、冶金和石化等重化工业的营业收入占比就接近一半（48%）。短期内逆周期调节发力若仍以基建投资、地产投资为抓手，意味着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走“回头路”。第二，过高的增长目标也不利于实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目标。2019年以来，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民企的资本开支意愿显著下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年初的11.7%下滑至10月的4.0%。国企的盈利状况尽管不如民企，但由于经济下行期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金融资源更加向国企集聚，国企的固定投资增速反而从年初的5.5%反弹至10月的7.4%。这表明金融资源的配置结构和效率仍有待提升。再者，追求经济高增速还面临着宏观杠杆率的约束。2019年以来，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与宏观杠杆率的关系尤为显著，我国的宏观杠杆率在保增长的背景下明显上升。可见，片面追求GDP增长速度很可能与结构改革的目标相悖，不利于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看，相较2018年的“强化”逆周期调节，2019年的提法是“科学稳健”地把握逆周期调节力度，表述明显弱化。相应地，财政政策的基调从去年的“加力提效”变为“提质增效”，减税降费从去年的“更大规模”变为“落实”，未提专项债（去年要求“较大幅度”增加专项债规模），并强调“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表明2020年积极财政在总量上将有所收敛，“更注重结构调整”。货币政策表述由“松紧适度”变为“灵活适度”，意味着在空间打开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将“相机抉择”，更具灵活性。房地产政策的表述，强调“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新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指向房地产调控边际松动。

2020年的经济预测，我们认为，基准情形下经济增长速度可望达到5.9%。这一判断基于以下原因：一是消费名义增速可能高于2019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明显高于2019年；二是基建将稳步发力，中央要求引导资金投向“具有乘数效应”的民生建设和基建短板领域；三是PPI走出通缩，部分中下游行业盈利增速可望回升，营收增长明显好于生产。政策方面，财政赤字安排可能达到3%；货币信贷增速将保持在与名义GDP相匹配的水平上，社融增速为10.6%左右；存款准备金率有望在年初、年中和三季度末各下调一次，合计150个基点；央行将继续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引导市场利率下行，1年期LPR利率有望下调25个基点。在全球低利率、负利率的背景下，美欧之间的利差和增速差异的收窄，美元指数上行乏力，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基本稳定在目前的区间内保持震荡。

在当前逆全球化趋势与民粹主义崛起的国际背景下，“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所以，需要对各种“变局”保持警觉和做好应对。其中，最为不确定的还是贸易摩擦的演变。在中美贸易关系明显缓和，社会预期稳定向好，民间投资增速较快回升的乐观情形下，2020年的经济增速可能达到6.1%，实体经济盈利改善，LPR利率无需下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有所升值，重回7.0以内。在中美贸易关系大幅恶化，制造业陷入低迷的冲击情形下，GDP增速可能下滑至5.7%，此时需要更加灵活、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支持，配合货币政策的逆周期对冲，必要时果断采取降准、降息措施，人民币汇率可能趋于贬值并超出前期震荡区间。正是因为如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做好工作预案”，妥善应对各种可能的外部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