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东

长期以来，西方智库以政策孵化器而为人称道，其对所在国内外政策的形成与评估，常常发挥着极其独特的作用。不过，近年来西方智库的政策影响力显著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数年执政对智库及相关精英人士态度冷淡，法国智库的建议则令马克龙的政策离民众期许差距较大，英国脱欧更是与智库主流人士倾向相去甚远。对这种现象，我们该如何看待？

首先，作为精英派观点体现的智库，当下遭遇到西方世界普遍出现的“反精英”平民主义的抵制。近年来平民主义已成为西方社会突出思潮，并在西方政治中大行其道。西方政治中定期选举机制，则将特朗普、约翰逊等美英平民主义典型代表纷纷推向前台。能够大量吸引选票，且聚焦于利益认同与身份认同等不同群体的本地平民主义主张，越来越得到西方相当数量决策者们的支持与宣扬，而倾向于精英群体利益与感受的智库，在其国内只能是既受决策者又受普罗大众的冷落。

一直以来被精英派当作推广全球化议程重要环节的智库，其地位与功能遭受严重破坏。在当下西方主要国家，决策者与智库之间的相互蔑视乃至敌对似渐成势头。当选举人物发现远离乃至抨击智库主张，有助于获取民众更多选票之时，这些未来决策者们对智库的疏离以及鞭挞也就成为其合理行动选择。例如，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在2017年全球智库排名中位列11名，其三分之一经费来自联邦政府。以2017年为例，该中心收到1100万美元的政府资金，而在特朗普提议的2018年预算清单中则被削减为700万美元。之后有人估算，此举等于砍掉威尔逊中心雇用52个员工的经费。

与此同时，那些在国内努力推行全球化议程的西方决策者，则在民众强烈抵制下步履维艰。人们依然生活在民族国家而非普世主义的世界里，这大概是西方智库不得不面对的国际现实，也是其地位下降的大背景。

其次，尽管当前智库数量爆炸式增长，但其被资助者“豢养”并专注推销资助者支持的政治议程，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越来越普遍。过去那种以研究的独立性、客观性、专业性来塑造政策的智库文化和传统已丧失殆尽，要求智库研究明确议题并预先设置特定结论，现在已成多数资助者向智库持续提供资助的前提。让“资助者高兴”俨然成为相当数量西方智库的使命。所谓“学术型智库”和与政府机构签合同式的“合约型智库”虽然数量不菲，但已与智库的“研究”本义渐行渐远。此类智库已经与那些跨国公司或企业内的分支机构无异，它们工作的方向更多是为雇主利益而向政府进行游说。这种智库产业化或商业化现象，已使其渐趋丧失自主性，引起民众的反感。

第三，西方社会如今普遍存在相当严重的族群问题、认同问题、贫富撕裂问题，其带来的“政治高度对立”已成为西方国家普遍现象。以影响政策为核心诉求的智库，纷纷披上“政治”的马甲，带有了强烈的“政党”属性。在西方国家政党轮换执政的文化下，归属不同政党标签的智库往往最终背负前任或现任决策者政策失误的罪责，其既无法缓解政治恶斗，更无法成为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桥梁，久而久之必然招致各方反感。

此外，在西方的选举文化下，决策者通常只关注眼前紧迫议题，多数智库不得不与其相适应，只研究眼前问题，这种碎片式的研究取向限制了智库对真正战略性和长期性议题的关注。这直接导致众多西方智库基本没有准确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阿拉伯之春、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人们不再重视智库也日渐成为趋向。

从总体来看，科技革命带来的社会与形势变化太快，如果不能尽快完成涅槃重生式的变革进程，西方智库还会加快衰落。希望西方智库能尽快清醒和振作起来。▲

（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