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潞 梅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女性问题既植根于具体国家或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又是一个跨国或全球性的社会分工与现代化进程问题；既是一个需要梳理的历史问题，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女性的人生既如“空气的神灵”一样化身为追逐国际女性思想芬芳的蝴蝶，又是立足于各自文化土壤并携带着“土地的重量”的螃蟹。可以说，女性问题的“跨国性”现状不难认同，而女性问题的“跨国性”表达、表征、诊断，尤其是“镜像化”“木桶性”的比认、参较、缝合与同构，却不易做到。《半边天》以同题共拍的整体性织补形式来弥补这一缺憾，其一以贯之的“尊异、互动”的“多元对等”理念，通过不同国家导演构思与角色阵容接力式的衔接切换，形成了影片开放性与生态性统一的艺术结构。这种理念与结构极大地“加大、加厚了影片的思想和艺术含量”[1]。一旦艺术文本采用新的跨国视角来聚焦不同的女性话题，人们获得的感受、见识自然会不同。至少人们会看到，女性问题在不同国家的讲述者所采取的视角、问题意识和最终的理想诉求，融合起来恰恰更逼近女性问题的人类真实状况。这种通过文化交流与融合显现的真实，可以促进更大的文化共同体甚至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女性话题的同题合拍影片，提供了复调的、对话的、跨国的女性问题叙事形式，为我们从“互动性影响整体”的视域来思考女性文化共同体的内在结构，提供了新的可能。

2019年5月，山西导演贾樟柯于家乡汾阳市贾家庄举办了首届吕梁文学季并放映了影片《半边天》。《半边天》是一部以“金砖国家”女性为主题的同题合拍影片。贾樟柯以影片监制的身份同中国短片导演刘雨霖一起，与观众进行了短暂的映前交流。贾樟柯转述友人观感，认为《半边天》的五组片段就像五种颜色组成的彩虹，女性不仅是“半边天”，更是“全部天空”。纵观整部影片，其多元化的文化素材、差异化的讲述视角、各具特色的影像风格与现实场景，外加贯穿每个短片中无法完全领略的乐器与配乐、无法识别但借助于英汉字幕又不完全影响观看效果的民族语言等，我们的确可以说《半边天》是一条五彩纷呈的彩虹。但《半边天》并不只是一条色彩迷人的彩虹，影片上演的一系列日常故事携带了丰厚的社会容量与美学价值。故事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身影，使得影片的艺术触角伸向了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能从一组组镜像中“观看”不同文化视角下的女性人生可能存在的共同的或交错的命运走向。

一、家庭内外和爱情真假：边界的消融

与当下众多影视大片不同，《半边天》的每个短片中都没有明确的主角或女一号，而是用写实的镜头将人们的情感伦理、日常生活等直接投射到荧幕上。印度片段《妈妈的假期》(TakenforGranted)中的赛玛，是当代印度版的“娜拉”，但又区别易卜生的“娜拉”。作为一位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其生命完全体现为家务劳作的家庭职能和服务家庭成员的工具性角色。日复一日的身心俱疲换来的是全家人的麻木和理所当然的索取(这也是英文标题的字面义)。当生命之弦行将绷断时，赛玛从一日三餐面对的高压锅上获得启发：“我还不如这个高压锅，起码它感受到压力的时候还能释放蒸汽。”于是立即向全家人宣布了自己的度假决定。长久漠视其存在的家人顿时意识到她的不可或缺：丈夫这才发现他一半的工资都不够支付妻子的劳动报酬；而赛玛对自己的家庭性别分工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判断，她并不认为包揽全部家务是自己的宿命和人生价值。于是在照顾家人的间隙，她经营着自己的“低档”美容院，一定程度上拥有自己的自主收入。当赛玛冷静而决绝地向全家宣布自己的度假决定时，“我买机票了”“我不需要钱”，丈夫的手足无措意味着妻子依附丈夫和家庭的妇女形象的结束。

长久以来，农业文明中以生理差异为基础形成的社会性别分工，使得女性的生活基本被限定于家庭范围之内。如果说，女性的牺牲与付出被认为是美德，那基本上是一种基于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与家庭结构的主流话语，是其在对女性价值进行漫长的剥夺与抹杀中建构起的一套文化心理。女性要实现自身的自由，必须解除在家庭结构中对男性的经济依附，但“解除”这个词是否准确？在《妈妈的假期》这段影片中，妻子彻底打破了社会对家庭主妇习以为常的从属性“角色”定位，从背景和阴影中走到了自己寻求的阳光之下，具有了女性独立的文化意味。但这种独立又突破了依附家庭和离家出走的逆反性的“娜拉”模式，建立起了一个依然对家庭负责又可以穿越家庭获得自己生存价值的“张力结构”。这种张力结构，具有男性文化和女性文化、家庭与家庭主妇之间对等互动的象征意味。这可以视为印度导演对人类女性共同家庭命运的创造性理解。这种理解可以与易卜生所体现的女性独立的文化认知产生对等互动。

《线上爱人》(Catfishing)与其他几则片段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大胆突破了日常生活的边界和惯常思维，更像是一出跳脱的舞台剧或辛辣幽默的小品。这则短片插入了电子媒介这一元素，观众和剧情中的旁观者一起随着年轻男女的热恋和嬉戏，直至逼近“线上”情人的“真”“假”两面。影片从一对“线上”情人望眼欲穿的期盼慢慢地切换至“线下”的第一次碰面。女孩瓦娅身穿素白连衣裙，裙摆上绣满草莓，头上戴着花冠，在众目睽睽之下宛如天使一般静立于湖畔。当瓦娅的白马王子头戴礼帽、身着白色礼服、上衣口袋里装饰着瓦娅赠送的草莓绣花手帕出现时，挥手的那一霎那，似乎瓦娅此生的幸福酒杯已经被斟满。然而，男子上岸后，“大龄剩女”瓦娅却如雪崩一样即刻崩溃了：她没想到每天在“线上”互动的心上人居然是需要用双手走路(孔乙己式的)的“怪胎”和“螃蟹”！至此，这个短片用巨大的反差掀开了网络诱人的面纱，将“线下”“线上”两种时空衔接又剥离，将偏见和欺骗悬置又再次落实，从中揭示了这个根植于现实又伴随着须臾不离的虚拟身影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另一种似真似假的相处状态。瓦娅全身心地在正常生活的界限之外寻找自己爱情的着落，事实是，在监狱里寻找人生另一半，其实和在网络上邂逅理想的爱人一样虚幻。但是“虚幻”对爱情来说是“不真实”的吗？当代青年男女之所以乐此不疲地沉湎于网恋，又在现实中相遇而大失所望，是否意味着现实与虚幻从来就不属于同一种文化？影片中乡村小卖部的女售货员对瓦娅说“大家都说你傻，居然爱上一个坐牢的。不过既然外面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那好男人一定在监狱里。”女售货员这话只说对了现实中的经验，但还是解释不了爱情的经验。瓦娅的遭遇似乎在告诉人们，在她们的一生中，无论监狱内外，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好男人”。“好男人”永远生活在“线上”的虚幻中。瓦娅在拼命地排斥、拒绝、摆脱与逃避这个“线下男人”之后，还是选择背回一直赖在岸边“不离不弃”的“变态”“瘸腿”的爱人，用自己丰满的身躯扛起了这份缺憾的人生。这又意味着现实的残缺与非现实的完美是一种对等互动的文化结构：用非现实的完美产生的力量是否可以支撑现实的残缺？而现实的残缺会不会使非现实的完美也在“超越非现实”的性质上获得另外一种有待补充的意义？残缺与完美是互动结构的话，完整的爱情正是在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的“对等互动”的结构中，谁也不是真实，谁也不是不真实。这才是女性爱情命运的人类性真相。俄罗斯的导演说出的俄罗斯文化的个体理解，是否启示了其他文化对爱情世界中的女性命运的相似认知呢？

《妈妈的假期》与《线上情人》既相互区分又彼此照应连贯，引发观众无限联想，人们的观影体验不再仅仅是“去感官化”的，而是感同身受地沉浸于不同文化理解的相似生活境遇中。印度的赛玛、俄罗斯的瓦娅……这些不再是一个个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的名字和符号，从此跟我们对社会的认识、对生活的感觉、对余生的展望……都发生了真实的关联。中国女性是否因为这样的关联而重新发现了中国女性家庭和爱情命运纠结之真相？中国导演又会用中国的什么样的文化理解来回应异域文化导演的女性命运之理解？是鲁迅的“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还是当代性的“娜拉不走怎么办”之新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的多元对等交流织成了一种开放又整体的艺术问题结构。也许这些故事无法讲述全部女性的人生，但所有的女性都可能有类似的遭际帮助导演完成这些讲述，甚至融入其中扮演相似的社会与人生角色来落实或拓展这些讲述。

二、女性“半边天”与“权力天空”能互动吗？

女性的压抑与痛苦并不只是一种个体化的人生遭遇，而是与历史、时代和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影片虽然取名“半边天”，但就像人类社会是男女两性在实存层面与符号层面的合集一样，并没有一片完全属于或彻底剥离给女性的天空，男性的天空也同样如此。身为女性，贯穿其一生的肉身与精神层面的创伤、束缚、压抑、羁绊、幻灭与抗争，究竟从何而来？事实上，女性在历史与现实中难以摆脱的压力与束缚，更根本地源于她们生存于其中的男权和霸权合谋的社会结构与权力体系。这使得女性在以性别社会分工为主导的社会构架中被限制于只能发挥从属与依赖性的社会职能，虽然这种状况自从工业文明和现代性转向以来逐步获得改善。这里不去翻查性别压迫的旧账，而是要检视在两性的互动共进中，当下全球女性的遭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实质性改观，在哪些层面女性依然在相同的“历史”情境里挣扎，以及又出现了哪些女性要面对的新问题。将此“半边天”的女性与彼“半边天”的男性相关联，则会映照出两个“半边天”之外其实存在着另一片统摄一切性别的权力结构的无形“权力天空”。就像有学者指出的：“父权专制主义不但对女性群体实施暴政，对一般男性也一视同仁……在反父权制方面，普通男性与女性们是同盟军，女性主义的目标不是普天下的男人，而是盗用男人的名义行事的暴君。”[2]

南非片段《性别疑云》(theMeasureofAWoman)引发的思考是：性别的区分标准是否仅仅取决于或完全取决于生理差异？谁摧毁或误导了一个生命个体在性别塑形期间的心理归属与“精神性别”[3]276-281定位？谁又在精神性别与生理性别纠偏的过程中主导着铸造和“权衡”性别辨识的新砝码？在影片展现的“性别检测”事件中，一方面有以白人运动员、白人主席团为代表的主流权力话语对有色人种之个体和性别的标准化“规训”，即游戏的规则制定者以自身为标准去有条件地吸收“异类”、对有色“他者”进行适时限定和惩罚。这与其说是性别裁定冲突，不如说在本质上仍是殖民时期以来形成的等级文化与心理对抗的延续。这种基于将自身优越地位永久化的种族优越性思维的延续，会不时对少数族裔的文化身份与个体价值加以贬低和破坏，而这种对差异拒绝的霸权话语，则可以随时否定一位优秀的现代边缘女性的一切辛苦付出和人生信仰。当恩通比被要求以注射药物降低睾酮水平为参赛条件，可以说是主流话语权力对其施加的一种“自我贬值”，是和“性别检测”一样荒唐的霸权行为。这种人为调整性别“砝码”的举动，违反了人类在顶尖级体育赛事中自我挑战的初衷。教练对这样的所谓人设的“体育公平”提出了抗议：如果恩通比的睾酮指数过高对其他选手形成了一定的压力，相对于其他来自从小训练条件和营养配比更优越的白人选手，在成长与培养环境处于弱势和劣势的黑人运动员是否同样可以申请辩护？

于是我们看到，在南非女孩“半边天”和男性教练“半边天”之间，有一个“白人主席团”的“权力天空”。这个“权力天空”使得文化性的男女“半边天”相形见绌，从而失去了“个体竞技”的原生意义。“权力天空”的不公平在于：睾酮指数是否应该与训练条件和成长环境一样，均应经受检验？如果设定为自然指数，女性睾酮指数高低就不应该经受检验，而训练条件和成长环境如果不是自然指数，反而应该经受检验。“白人主席团”如果多为训练条件和成长环境较好的运动员出身，他们当然就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检验，反而会将自然指数的睾酮指数强加检验。这样一来，女性个体的权利就不是相对于男性或男权而言的，而是相对于以“公平”出场的“权力”而言的，或者说女性和男性共同的敌人其实是以“理性”出场而实则不理性的文化。“女性半边天”的沉重不仅来自于男权，而且有时候还来自于“公平”文化，因为“公平”是优越民族制定的文化准则，劣势的民族则没有权力参与“公平”的制作。所以，为了应对附加的参赛“门槛”，恩通比的团队也开始了形象建设和“人物设定”调整，比如以化妆、戴假发的新形象上电视节目，被吩咐注意走路与坐姿，甚至其母用心良苦地安排她处男朋友……这些变通和改变，都可以视为对“权力天空”制定的游戏规则的迫不得已的屈从，这是“权力文化”对“女性文化”或“劣等文化”的制约之“动”。另一方面，化妆、戴假发、注意走路与坐姿等，同样可以视为“女性半边天”对“权力文化”的利用并消解的方式：即用“貌合神离”的方式来展现女性半边天真正的竞争实力，如果注射雌激素也改变不了南非运动员的冠军结果，体育运动竞技的就不是性别是非问题，而是生命力强弱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同样可以引发欧洲白人运动员的思考：生理的差异可以改变生命力的差异状况吗？训练条件和生长环境真的与体育竞技的成绩是同比例关系吗？

事实上，南非女孩恩通比身为私生女，出生后由母亲一手带大，成长过程中父爱缺失的人生底色，形成了她自知或不自知的“偏男性化”的性别定位，这使得“偏男性化”的女性在世界各种文化群体中都不乏存在，但根源其实在“男性半边天”的缺失问题。父亲“不论是什么样的父，在子的主体生成中占有一种结构性位置”[3]57。相应地，恩通比寻求获胜的要强个性、对女性同伴极强的保护欲、对男性同伴的兄弟情谊，以及职业训练形成的雄性生理性征(睾酮指数)过高的体征，都是一种她逐渐形成起来的独立人格的体现。而要强的个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女性半边天”因为“男性半边天”对等互动没有形成的自然而然，并发挥着可以对等互动于“权力天空”的真正力量。权力的力量只能与个体的生命力力量产生对等互动关系，权力对女性和男性，从来不是对等的关系。南非导演如是说。

与性别冲突话题相关联，中国短片《饺子》(Dumplings)将两性问题糅合进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中，并借助“饺子”这样一种烟火人间的美好意象，呈现了一出如饺子一般圆融的都市家庭剧，“饺子”成为掰开表面看内里、凸显表象与感受之间张力的一种隐喻。

晚年丧偶的秦淑娴，前半生顺从体面要强的院士丈夫，一贯谨慎、紧张，没有完全放松过自己。丈夫去世后，在与厨子老董的相处中感受到了生活的闲适自在，发自心底认为“轻松就越活越年轻”，连做梦都是十六岁时的样子。淑娴无法掩藏生活带给自己的这份放松，也按捺不住这种油然萌生的情愫，她将这些细腻的感受一针一针地织进了想送给老董的毛衣里，还托付女儿买羽毛球拍，从而不断去捕捉和开拓两个人相处和互动时的诸多美好。然而，这一切如同五彩绚烂的气泡，当和自己隔桌相对的女儿以审判者的姿态宣布：“妈，你堕落了！”一切暂得的喜悦和舒展都被尖锐的代际矛盾击碎了。

晚辈接着以自己的立场来挟制母亲的人生选择，给她接连不断地提供一系列相亲人选。直至一年之后，小丹意外看到母亲为老董送榆钱馅儿饺子以祝贺对方新恋情，才理解了母亲的心思——母亲追求的幸福不在于光鲜般配，而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应季”的味道。相应地，母亲用大半生的经历换来了自己对人生的领悟，她认为平庸的人可以选择去过平庸的生活，“日子要过得轻松，得为自己活。坚持自己的喜欢，才是最大的不平庸”。在这个竞争原则与竞争逻辑支配了生活与人生所有方面的加速时代，母亲甘愿为生命“减速”，有自己对“平庸”的理解和持守，有自己对“不平庸的人生”的定位和判断，有勇气不按照大多数人的追求来设计自己的生活。这种认识平庸、理解和接纳平凡的举动，具有消解当下一切以维持竞争优势为意义追求和价值导向的思想解放意义。

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鲜亮生活，也许是由爱情与婚姻结构中从属一方的让步与牺牲成全的。当“淑娴”的女性个体在人生的后半段要褪去家庭角色做回自我时，最亲近的女儿作为父权意志的代言者继续向母亲发难。这种代际之间的冲突，也许更多出于晚辈的务实性权衡，但实则是女性个体与伦理文化对等互动的体现。但看到母亲尚且努力冲破束缚着属于自己的“平庸”人生时，不堪忍受白领职场生态的女儿，也逐渐从母亲身上获得了自己也要突破职场平庸生态的启发，疲惫的内心需要爱好去释放，女儿终于从事了自己喜欢的烘焙事业，也释放了施加于母亲身上的偏见，接纳了厨师老董为家庭的新成员。当重新组合成的三口之家再次享用香喷喷的饺子时，已然是由不同的配方、不同的做法所带来的另一种口感，如同生命不一样的节奏和色调。这样一个饺子家庭，共同构建了突破伦理平庸社会的新的结构，这种结构，正好是不同文化对等互动的显示。

印度的“娜拉”给家庭成员上了“尊重女性付出”的启蒙课，中国的中年“娜拉”给家庭成员上了“尊重女性情感选择”的哲理课，俄罗斯的少女则用生命的韧性去拉近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给人类不同文化的女性上了“尊重现实的虚幻爱情”课……几个短短的片子，都在女性受制于人与突破受制于人的处境中试图重新寻找和定位自己的人生。这种力量性的生命价值启示，会使得不同文化中各种以主流文化认知出场的观众充分地认识和思考自己的问题，从而产生人类性的集体文化互动性思考。与此同时，南非的短片通过思考边缘群体与社会底层获得个性突破的多重阻力与压力，使得观众的思考突破了性别框架而延伸到个体与民族、个体与权力、个性与理性的复杂互动关系中。

三、女性生存境遇牢笼的启示效应

从现实生活在影片中的淡入淡出，到女性的性别身份的认同与疏离，“半边天”还凸显出更高一层的意义内涵——以跨国视角呈现的女性文化共同体的落差性，即在全球女性的集合主体概念下还原她们差殊有别的个体生活现状时，使观众时刻移情于处境最恶劣痛苦的同时代女性身上。在当今数字化与虚拟化的媒介时代，“社会亲近性与物理临近性之间越来越脱节了”[4]，全球流动与国际移民是当下的整体态势。然而由于五个短片的关注焦点具有不同民族国家具体的“境遇化差异”视点， 这就使得导演的注意力并不回避对处于劣势的女性生存现状的投射，从而使流动和落后具有了文化共同体内群族互动的意味。

巴西片段的很多镜头呈现一种前现代与现代文化的杂糅，以及发展滞后带来的停滞感、无力感与错位感，单看《归乡》(Back)故事，也许会让人觉得可观性相对单薄，命题性意味或许更强一些。但置放于影片整体中，它却延展了女性问题的光谱，将视角投向女性对原生家庭的积怨与依恋、挣脱与回归的深层心理归属问题，而这种带有宿命性的出身环境从根源处决定了女性一生的心路历程的归属，可以让观众更深刻地思考“什么是女性命运”之问题。造成巴西女性幼年阴影的根源，因有其强大的社会文化土壤与家庭复杂性缠绕，是众多女性在成长中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来打破的精神枷锁和肉身困境。“女性的天空是狭窄的”，因此比家庭伦理、男性权力、理性权力等问题对女性的压抑更为令人窒息。出生于社会底层、全球边缘、时代末流的家庭里的女性，相对于当今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文明、后人类数字与虚拟时代的女性人生，要想成就自己，就更为困难。

《归乡》里的女儿海伦娜像一只终于飞出去但在父母弥留之际终又被扯了回来的风筝。带着残暴父亲与软弱母亲给自己烙下的童年创伤，海伦娜回到乡下时面对奄奄一息的“父亲”时恨意难消，直陈对自己面前这一男性的轻蔑与失望。当她诉说：“他们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等死吗？你这老东西，你这个变态……我再也不怕你了，一点也不怕”时，终于倾吐了多年积压于心头的苦涩与痛楚。从这种报复性宣泄中，可获悉海伦娜幼时受到的创伤绝不止于肉体的伤害，更有难以消融的心理伤痛，这是她义无反顾地割断与家庭联系并拒绝碰触过往的症结。结束了与父亲的“清算”后，海伦娜与即将撒手人寰的母亲达成了谅解，母亲临终前一句“我的孩子，我好想你”，虽仍旧些许恨意难平，终使她长久以来自我放逐、惟愿让亲人把她当成“不存在” 的飘零人生获得了精神的归乡。

尽管如此，儿时的梦魇成了女性一生清洗不净的创伤，只能于人生流浪的漫漫长途中自我舔舐，于是片头歌词“宝贝，别哭！海伦娜，别哭！”是她不断地用精神自勉获得人生支撑的一种内在力量。当海伦娜回到小镇，目睹用饮料瓶制作的破败风车还在点缀着行将就木的父亲的视野，意识到此生的年华已在赌气与恨意中消耗大半，而返乡触目所及的毫无生机的一切仍无法给予她任何希望。光顾昔日熟悉的酒店，当吧台的调酒师已由爷爷换成孙子时，她举着手中的酒杯追怀逝去的老人……这些都将成为她归乡之后新的出发点。这种出发点的文化意味是：如果我们的生存境遇摆脱不了年少不尽如人意的记忆，最后的亲情温暖能否淡化这些忧伤的记忆？这种记忆是否会因为人生未来的不顺利而被重新唤起？俄罗斯、南非、印度、巴西、中国会怎样解答这样的问题，直接牵涉到人类女性命运是否有共同的聚集点需要我们去面对。而上升到理论层面上，亲情的虐待和亲情的温暖是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从来都是对等互动或者缠绕互动的关系。在中国文化中，父母亲让孩子“听话”的训斥是否一直没有被中国的少男少女成年后作为“梦寐般的记忆”？而这种记忆的遗忘，换来的是孩子长大后对自己的孩子继续“听话的训斥”？孩子怕父亲的训斥，在中国文化中似乎从来没有被作为一种亲情的负面性影响被中国的艺术家审视过，这难道不是巴西艺术家与中国艺术家在文化上的“启示之互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5]，“在任何社会中，女人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6]。只有女性完全焕发出自己的人生价值，人类社会在未来的优越性才可能充分展现。然而，一个成功的女性是否依然伴随着幼年被摧残的亲情记忆？则是一个更为深刻的文化性问题。承认女性的“半边天”世界里并不总是绚丽的彩虹而是遍布着各种变幻莫测的阴云是容易的，困难的地方在于在各种绚丽的女性彩虹的内在世界里，阴云从来没有真正散开过，这大概才是女性解放可能触及不到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更深刻地制约着女性解放能够达到的深度，也制约着人类解放能够达到的深度。

结 语

《半边天》将来源于不同文化语境的家庭权力结构与个体生存困境依次拉至镜头前，让多重生活经验在屏幕时序中构成复调性的观感，使观众近距离倾听来自不同天空下的女性心声，也让多维多层的话题不断生发出更多的关联性意味，其直接意义就是今天的女性问题已经是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之一。每一种文化通过其导演均参与这样的问题的思考，从而揭示着女性在似乎是一致的现代生活中不同的内心体验、挣扎和奋斗，且因为奋斗的认知和方法的差异而构成“相互影响与成长的文化场域”[7]。这种“文化场域”由于开启了一种人们在同一时间内思考女性文化差异的想象，使得“一群人能够将自己想成在过一种和另外一大群人的生活相互平行的生活”[8]，而且这种想象还对这种平行存在的生活暗含着一种社会性的温暖与团结，乃至共存共生出共同建设的情怀。借由这一艺术创造生发的文化想象与价值效应，这是本文尝试把这种由女性导演、女性身影、女性话题推动的一种新的文化空间称为一种女性文化共同体，并借此类文化共同体的蔓延渗透来不断推进和更新已有的女性文化认知模式。

在全球时空融合为一体向人们涌来时，借助电子媒介的触角了解世界各地的社会景观与生活情景就成为我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存在于自身之外与影像背后各具差异的生存经验。在跨国交流的同题合拍片中，这种思想框架与文化格局带给人的冲击与触动是：我们每一个拥有“球籍”的个体，其身世遭遇与忧患意识的“短板效应”更强烈地从地方上升到了全球、从民族扩散到了世界。处身全球流动的时空环境，人们所拓展的不仅是肉身在物理空间的迁移，还有心灵性“同感驱动” 的跨语境蔓延。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借助马克思关于全人类解放的理想来透视女性文化共同体的未来愿景：“世界历史”要求个人由“地域性的个人”向“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9]提升。“经验上普遍的个人”不仅是一种科技、娱乐、消费等优势文明与享乐文化的共享，也是一种全球风险、生态危机、国际性别分工等灾难命运的承担。而这样的承担，与“半边天”所展示的女性日常生活的各种问题又息息相关。因此，女性文化共同体是在多元文化镜像中去聚焦“半边天”中那些生存条件与生活环境下“狭窄天空”的女性安顿自身的痛苦极限是什么，它以何种形式存在着？这种遭遇的可承受“底线”是什么？如果我们置身于性别压迫与人生苦难的体验极限，该如何面对与承受上述更为重大的人类性问题？进一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关于“我们”共同的女性身份认同与接纳意识的拓展、深化，是来自中国或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诸女性的性别主体向世界辐射的一种心理路径，也是女性个体内在地从现实“地域之我”以跨文化的共同体理念为参照向“想象之我”“蜕变之我”“普遍之我”涵纳、跃升的一种精神超越。不同的色彩共同形成了一个各有侧重、力量均衡而又互补共生的艺术范式，这不仅在“金砖国家”的文化空间中，即便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其透视力度，这必将有利于地方性的文化态势以更健康更适宜的路径融入世界互动体系。如果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变化并没有保证女性的性别身份与社会职能自然而然地获得优化提升，甚至还衍生出女性被宰制和物化的新形式，那么，时代要求女性的性别身份认同使命不但不可松懈更要与时俱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女人在充分的意义上成为女人便成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10]。成为“充分意义上的女人”，便是女性文化共同体中的女性成员破除一切“短板”效应后的永恒指归。“我就是我，为什么每个人都想改变我”(影片中南非片段的恩通比所言)的觉醒，使她们“不再将自己的生活看作简单的给定事实的后果，而是看作能够想象的可能生活与社会生活允许的现实之间的妥协”[11]。这样的女性奋斗将以一种不断调适的状态去创造女性生命完满的文化心态，从而与男性文化共同体共建对等互动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文化结构。在此意义上，《半边天》展开的金砖国家的文化对话，是否是人类不同文化展开互动性对话的一个具有启示性的开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