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宜蓬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君臣父子，是古人最重要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恪守三纲五常，是古人最重要的行为规范，但是三纲五常中又蕴含了深刻的矛盾冲突。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社会关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君与臣、父与子以及君臣与父子的冲突，又是客观存在难以避免的，也就是说在宗法社会是以伦理关系建构起来的社会等级，其中必须存在情与理、义与利的冲突，二者需要在兼容、调和中不断适应并形成稳定的关系。和三纲五常密切关联的便是“家国同构”的观念：“中国古代的国家就是帝王的国家、皇族的国家，以国为家、家国不分，这是中国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典型特征。”[1]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观念以及其中存在的悖反和整合，在明清小说中有广泛的体现。“一部《三国演义》，从它的题材来源来看，可称之为历史小说；从它描写的主要事件来看，可称之为战争小说；从它表现的思想观念来看，我们完全可称之为伦理小说。”[2]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抒写了刘备一方君臣、夫妻、血亲兄弟之间的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表达了“家国同构”的政治观念，又对这一观念有所超越：既遵从君权的绝对权威性，渴望完成兄弟而主臣的政治理想，建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的君道观，要求父子之恩、夫妇之情、兄弟之义均要为君臣之道服务，又在君臣之道下渴望父子、夫妻、兄弟之情的回归，从而实现了家国观念的悖反后的重新建构。

一、桃园结义——兄弟与君臣

在“家国同构”的观念之下，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均以宗法血亲关系来统领。《三国演义》中，作者表达了一种“兄弟而主臣”的政治理想，这种理想是通过血亲关系之外的异性兄弟——刘、关、张来完成的，并在这种理想之下呼唤兄弟之情的回归，完成对传统“家国同构”中血亲关系的超越。

《三国演义》通过加入正史《三国志》中没有的情节，或者改变某一事件的发生动机，寄托了作者的某些期许。比如听闻关、张二人死讯时，刘备的感情用事，伐吴是史实，但真正的目的是夺回荆州而不是所写的那样为了兄弟之情、桃园之盟，这些都为君臣之道披上了兄弟情深的外衣。除了小说这种文体要求必要的渲染夸张外，也有作者自己的价值取向。

在“家国同构”的观念之下，《三国演义》对兄弟阋墙的现象是抱有批驳态度的，他们或者不遵君臣之道，或者不循五常的“兄友、弟恭”，故而都得不到作者的称许。《三国演义》诸雄权力争夺之中，有太多因为权位、嫡庶之争致使兄弟兵戎相见的例子，在很大程度上让人质疑血亲关系可靠性。作者抒写血亲关系的不可靠是从袁谭和袁尚兄弟、刘琦和刘琮兄弟、曹丕和曹植兄弟之间剑拔弩张的相处模式来表现的，他们之间的斗争要么是两败俱伤致使渔翁得利，要么是死者已逝，生者遗臭万年。在这种情形下，《三国演义》中感情深厚的亲兄弟就显得难能可贵了，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孙策与孙权、司马师与司马昭。他们之间并没有出现刀兵相向的事件，孙策死后将大权交于孙权，并嘱托文臣武将辅之成大业，孙权称帝后，追谥孙策为长沙桓王。司马师死后亦是将兵权交于司马昭之手，司马炎代魏称帝，建晋朝，追尊司马昭为文帝，庙号太祖，司马氏大业终成。以孙策和孙权为例，《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云：“五年，策薨，以事授权，权哭未及息。”[3]1515孙策夭亡之时，正史中仅写到了一个哭字，表现孙权的伤悲，《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却写孙权两次大哭，伤悲程度被无形中加大，由此可见作者十分看重兄弟之情。可是说到底，他们却都是“汉贼”。

既有君臣之道又存兄弟之情的完美范例是刘、关、张异姓兄弟，作者加入了《三国志》中并没有的情节“桃园三结义”。其结义的誓言如下：

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民。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4]3

有学者认为此誓言的关键所在是：“誓同生死，决不背叛，是其义的核心。”[2]但是纵观刘、关、张的一生戎马可以发现“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民”才是结义的终极意义，这一誓言让兄弟之情的外衣之下，包裹了君臣之义的内核。

桃园结义之时刘、关、张三人仅是一见如故，私人感情不见得多么深厚，所以“背义忘恩”的“义”是道义，“恩”是天恩，二者均属天理的范畴。从之后关羽的一段话中也可以见其端倪“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者也。”[4]152主、臣关系占据统摄位置，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伴君如伴虎”，是君臣也是朋友、兄弟。作者先是抒写血亲关系的不可靠性，刘备靠的是异性兄弟打天下。从关、张二人可以看出，另外在刘备临终之前与大臣的絮语中亦可略见端倪。刘备在遗诏中两次称呼众臣为“卿兄弟”，亦是“兄弟而主臣”思想下呼唤兄弟情义的回归，在君臣关系中强化了兄弟之情，从而建构了更加稳定的君臣关系。

二、美人计——夫妻与君臣

《三国演义》中铁骑铿锵，风云烈烈，少有九曲回肠的描写，其中最是温情旖旎的便是孙夫人。在“家国同构”的理念下，大国的政治与小家的悲欢离合具有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作者除了描写小家随大国而扶摇变化之外，更是添加了正史里没有的情节来完成夫妻温情的回归。而这温情的抒写在最开始却是政治阴谋的较量，是为了成全君臣之道，甚至到了后来也不乏人情冷漠的存在，最后竟以死别完成真情，作者可谓苦心之至。

刘备几次抛妻弃子是有史实记载的，《三国演义》中作者平添了“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的言论，刘备对于夫妻之情的重视程度从此言论便可大概了解，也是为后人诟病的事件之一。毛氏父子对于第八十三回的总评中有一段这样的言论，亦可知晓刘备眼中的夫妻之情：

观先主之伐孙权，而知其必不赦糜芳也。不以孙夫人之尚在而宽孙权，岂肯以糜夫人之既死而赦糜芳乎？又观先主之杀糜芳，而知其必不释东吴也。不以殉难而亡之糜夫人而赦其弟兄，肯以不告而归之孙夫人而恕其兄乎？[4]492

从刘备对于糜芳、孙权的态度可以看出，在刘备眼中夫妻之情是让位于兄弟之情的，更应该无条件服从君臣之道。然而作者却用相对于《三国志》大量的笔墨来描摹孙夫人这一角色，《三国志》中孙夫人是微不足道的，没有单篇的传记甚至没有出现名讳，也没有人物最终的结局描写。从散落在各篇中的文字可以想见孙夫人的形象：

亮答曰：“主公……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初，孙权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馀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3]1304

此时先主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先主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内欲将后主还吴，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后主还。[3]1288

在《三国志》中，孙夫人作风硬朗，行事果断，刚猛骄豪，巾帼不让须眉。到了《三国演义》中却因为讹传而投江自尽，既未见才捷，亦未见刚猛，反添柔情：

时孙夫人在吴，闻猇亭兵败，讹传先主死于军中，遂驱车至江边，望西遥而哭，投江而死。后人为其立庙，号曰“枭姬祠”。

毛氏父子评价道：“当夫人怒叱吴兵之时，何其壮也。及观其携阿斗而归，疑其志不如前。今观其哭先主而死，则其烈不减于昔矣。”[4]503《三国志》中的孙夫人本是不让须眉的刚烈，《三国演义》中则变成了殉情而死的刚烈，其间的跨度不可谓不大。

《三国演义》中的孙夫人是君臣之道下的牺牲品，最开始是周瑜为了完成自己的君臣之道献美人计而被利用。诸葛亮亦是秉承自己的君臣之道，于锦囊妙计之下使得假婚成真姻。后来刘备西征，为收回荆州，孙权不惜谎称吴国太病危，欲利用孙夫人挟持阿斗，这些都是孙权为了政治利益的权谋。而孙夫人自己，似乎完全为着夫妻之恩在最初帮助刘备回到荆州，作者甚至在最后平添了孙夫人投江殉夫的情节，并以赞扬的姿态称孙夫人为千秋烈女。

在女性伦理中，女性礼仪的道德行为之一即是公忠为国[5]110，此时是汉家天下，仔细分析，《三国演义》中，作者实际上描摹了一个与正史不同的孙夫人，她将刘备视作君主，而自己是臣下：

乔国老：“事已至此，刘皇叔乃汉室宗亲……”“刘皇叔乃当世豪杰若招得这个女婿，也不辱了令妹。”“玄德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更兼仁德布于天下。”[4]326

(张飞)乃谓夫人曰：“俺哥哥大汉皇叔……”[4]368

从这些言行可以看出，有宗法血统又有德行的刘备实际上是君的代表。真正的君臣之道是蜀汉的君臣之道，而作者所描述的孙夫人正是在遵从君臣之道下追求夫妻恩情。

三、白帝托孤——父子与君臣

在“家国同构”的观念里，“父子关系为家庭血缘关系之首，这是以父权制的存在为基础的；君臣关系为政治关系之道，这是以政治等级制的存在为基础的。”[5]也就是说“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全凭血缘维系。但是，在《三国演义》中，一方面，“罗贯中以文学形式表达了道德重建的呼吁”[6]，秉持“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的君道观，另一方面又如实刻画了宗法血缘与仁德是君两种观念里矛盾挣扎。三国开篇对刘备的介绍“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4]3，这为刘备夺取天下的血统合理性做了铺垫。到了白帝托孤之时，则表现了宗法血缘与政治伦理理想的冲突。

秉持着“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君道观，刘备在临终的时候对诸葛有以下叮嘱：“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4]而《三国志》中是这样描写的：“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3]显然“君可自为成都之主”与“君可自取”所代表的并不是同一个含义，可见在《三国演义》的作者加入了自己的政治理解——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人道是刘备之于诸葛有知遇之恩，刘备白帝托孤之时见孔明形状却也略见君臣之道下孔明的惶恐难安：

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磕头流血。[4]508

从诸葛亮汗流遍体，手足失措与磕头流血来看，诸葛奉行的君臣之道是服务于宗法血缘——刘备与刘禅的父子之情，小说主人公的思想与作者的政治理想出现矛盾冲突。

在刘备看来妻、子都不如兄弟，视臣为兄弟是其君臣之道的特色。昔时赵云单骑救幼主之时，刘备对阿斗的情形似乎是将君臣之情重于父子之恩：“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之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4]252但到了临终之前，对赵云的嘱托是宗法血缘下的父子温情的回归。“又嘱赵云曰：‘……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觑吾子，勿负朕言。’”[4]508当与此同时，作者有十分注重宗法血缘的正统性，此时的政治伦理——君臣之道又让位于了父子之纲。

尽管古人以君臣伦理等于父子伦理，但是实际上是父子伦理让位于君臣伦理。但是在刘备给刘禅的遗言和遗诏也都提到他要侍奉诸葛亮如父：“朕已托孤于丞相，令嗣子以父事之。”[3]508“卿与宰相从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3]508这就体现了家庭伦理更为根本的作用。刘禅与诸葛亮，本是君臣关系，应该恪守君臣之道，即君为君，臣为臣，但是刘备给双方的遗言却要突破传统的君臣关系，即作为臣子的诸葛亮可以不尊君，而作为君的刘禅却必须要事臣如父，以父子伦理代替君臣伦理，这种反常的表态和当时社会普遍的君臣大义是相违背的，既体现了刘备的政治智慧和价值观念，恐怕其中又隐含着刘备以父子伦理强化君臣伦理的深层用意，是刘备人格魅力和政治权谋的完美结合。

《三国演义》的核心情节是三国的建立与统一，“尊刘”是其中的主旋律。对刘备的尊崇，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刘备在君臣关系中所体现的“家国同构”的价值观念，哪怕其中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也努力以骨肉亲情和社会道义作为弥合的纽带。“由对‘道—义’的遵奉和信守所形成的叙事，就是《三国》小说的叙事伦理。”[7]《三国演义》通过对刘备一方的家国关系的描写，淡化了家国的内在冲突，以“家国同构”作为核心观念，以伦理温情作为联系纽带，完成了对新型君臣关系的建构，凸显了人伦感情，激发起后人的观念认同和情感代入，从而使其“尊刘”主题得到充分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