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禹非

（广西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

列斐伏尔的语义场理论有三个目的。一是他将社会视为一种具有可读性的文本，欲求通过对社会文本构成要素的透视与分析来理解由象征、形象、符号和信号所构建起来的意义世界。二是利用现代社会语义场的运作原则作为镜像参照来批判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现代理性，指认工具理性是现代语义场的内在逻辑，而现代理性对带有自发性和自在性的人文内容与人文精神进行侵蚀和消耗，并最终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荒芜化和机械化。三是正确认识到现代社会语义场已经完成了向信号进行全面过渡的转化，这种转化所造成的社会性后果呼吁一场发生在日常生活和文化层面上的革命来加以扭转，列斐伏尔以此作为该理论的目的展开积极的理论尝试和探索。

一、现代语义场的基本内涵和内在逻辑

在面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理论中，列斐伏尔特别地引入了“语言学现象”。列斐伏尔并非真要讨论和语言学、语义学等值的理论内容，而是借用语义学的相关概念去展现人类的意义世界在近两个世纪里波澜壮阔的演变图景，并通过透视现代语义场的基本内涵和内在逻辑来指认语义场作为社会结构重要的组成部分所发挥出的关键作用。

（一）现代语义场的基本内涵：形象、象征、符号、信号。

语义传递的形式多种多样，随着社会形式在历史中的不断演变，一些意义传递的手段变得弱化，另一些则得到加强。

列斐伏尔认为，与符号和信号相比，形象与象征诞生于现实性的层次，它们具有情感作用的一面，可以直接唤起人们情感上的共谋和约定，它们通过把情感放置在环境中和激发人们的感性作用而让自己被人们所理解。形象和象征难以构成逻辑连贯而严谨的体系，它们本身拒绝踪迹可寻的逻辑线索，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们承载着创造性、自发性和修养深厚的诗性品质。更为重要的是，“形象刺激并实现了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联系，这是符号无法做到的”。[1]（p278）形象和象征具有时间上的穿透力。

符号的应用比形象和象征要普遍得多。列斐伏尔指出，符号的原型显而易见就是语词，他所讨论的符号并非纯粹视觉上的符号，而是一类接近语言的符号。无论是视觉的还是听觉的，这一类符号都形成了较为严密的体系，时刻传递着信息与意义。此外，符号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更为紧密，如果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连接链条发生断裂，符号只能流于纯粹的形式。符号、能指和所指构成了符号的三重性，这是信号所没有的。

信号是逻辑所产生的另一种产物，相较于其他语义要素，信号比它们出现的都要晚。列斐伏尔指出，“在每个人的经验里，两种光（红和绿）是信号的原型”。[1]（p278）因此信号是二进制和选言的，它们严格遵循逻辑的规则，所以信号指示了一整套标准化的行为和一个绝对排他性的目的。此外，信号活跃在意识之外，主体在信号面前失去能动性，并且它的存在目的之一便是在于让主体客观化和被动化，让主体居于惰性的状态，就像客体一样。简而言之，“完美的信号是彻底非人格化的”，[1]（p279）它们绝对地排斥传统哲学家所赋予主体的一切品格和特征，尽管它们为人所用，但是本质上却是非人的存在。

（二）现代语义场的内在逻辑：与现代工具理性的辩证关系。

列斐伏尔的语义场理论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语义场是现代工具理性作用在社会语义要素之上所产生的逻辑结果和现实状态，它直接体现了现代工具理性强大的社会塑形能力和改变人们日常生活本质属性的能力。列斐伏尔并非孤立地讨论形象、象征、符号和信号的社会功能与语义场原则的运行模式，而是将语义场和资本主义社会自近现代发展的历史与社会现实内容紧密地结合起来，并吸收了现代工具理性批判的诸多理论成果，指认语义场和工具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现代语义场的构形是受到自启蒙运动以来不断合理化的工具理性的影响和支配的，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语义场是工具理性的现实结果，而工具理性便是现代语义场的内在逻辑。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语义场在逻辑层面上和工具理性同源同构，它符合工具理性诸多抽象的本质规定性；另一方面，它是随着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步加深的产物。韦伯对工具理性的解读和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语义场在演进中的深层运动机理。

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的立足之基便是将现代理性所不能理解和不能计算的一切社会内容从人们的视野中清除出去，只留下一种理性，那就是以实证科学和技术为主导的工具理性。韦伯同时将这个理性化过程称之为“祛魅”。“再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世界除魅。”[2]（p29）与此同时，这种理性“是一种进步的、单线性的发展”，[3]（p164）就此，所有不能被理性所理解和掌握的东西都被理性贬低成为迷信或蒙昧。而韦伯认为，在“世界的解咒”过程里，那些最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都被排挤到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里，不再是人人可以共享的宝贵的文明财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以工具理性为先锋和武器，资本主义世界是理性合理化和普遍化的世界，理性宰制资本主义生活的所有方面亦是工具理性的本质特征。所以韦伯认识到，自近代开始被西方世界鼓吹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非人的异己力量，工具理性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的一切都要用效率和生产力的实际价值加以衡量。而语义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势必受到工具理性的改造。

此外，工具理性的介入改变了传统语义场的组织结构和构形成分，在一个愈加理性化的世界里，语义内容也倾向于理性化，倾向于更加容易被理性所掌握。由此，工具理性有规划、有步骤地展开对语义场的改造和重构，既包括了语义要素在量上的改造，也包括了其在质上的改造。远离工具理性的形象和象征在理性化的世界里丧失了稳固的自发性根基；符号介于形象、象征和信号之间，工具理性巩固了符号的指令作用和内在的结构框架，但却割裂了符号与自发性情感之间的天然纽带；而信号因为自己亲近纯粹逻辑、身处情感性和自发性之外而受到工具理性的青睐，在现代世界里大受推崇。信号的强化、符号的弱化和象征、形象的衰退共同构成了现代语义场的基本特征。

再者，社会语义场在现代工具理性的侵蚀下不断遭到贬值和扁平化，丰富具体的语义内容和语义载体逐渐地被抽象乏味的信号所瓦解，语义价值单一化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严峻的社会危机。语义价值直接关系到日常生活的活力与动能，是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列斐伏尔指出，日常生活在现代世界里丧失了“家园”的意义。人们在工作和专业化生活结束之后本应该可以回归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里获得精神和心灵的人文关怀，因为节日、仪式、风俗、祭典（这些社会内容含有大量的象征和形象的功能）等日常生活要素能够赋予人们以充分的存在意义。但是现代工具理性一边将这些富有晦涩难懂和晦暗不明的社会内容从整体的语义场里加以排除，一边将信号的逻辑化语义灌注在语义场内，这就导致了对原生语义场的破坏和消耗。

通过理解现代语义场与工具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较为容易地捕捉到现代语义场变迁嬗递的蛛丝马迹和运行机制；作为语义场内在逻辑的工具理性，它有助于帮助我们厘清现代语义场的演进过程和为什么它在现代会以这样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

二、现代语义场语义要素的嬗递

语义场从前资本主义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进行过渡的过程也与现代工具理性所展现出来的逻辑进程相符合：化“繁”为“简”、化“丰富”为“单调”、化“晦暗”为“明晰”乃是对现代语义场的演进过程的高度总结。语义场要素的简化和扁平化造成了实实在在的社会性后果，列斐伏尔认为这种后果的起因便隐藏在语义场要素的更替和演变之中。

（一）从象征、形象到符号再到信号：现代世界的语义“祛魅”。

列斐伏尔指出，语义场不是一成不变的，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均对语义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在前资本主义历史时期里，形象和象征在相当长久的时间里处于语义场的中心地位，这些时期在美学层面上特别宏伟壮丽，它们是表达性和意义创造的伟大阶段。象征和形象在这些历史时期里与日常生活合而为一，整个古代的创作品的审美知觉是原初的象征知觉的典型代表。雕塑、美术、建筑直接和人们的感官与审美谋和。对于古人来说，它们不只是物质外观的表达性存在，更是古人对自然、宇宙、宗教、神明、政治等属人形象与象征的综合。在这样的社会里，日常生活没有与象征和形象相分离。

符号作为一种交流手段却要比象征和形象准确而有效得多。列斐伏尔指出，符号的演进从古希腊便开始了，希腊思想的觉醒及其发展的历史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符号演化的绝佳例证。逻各斯从混沌中挣脱而出，对自身产生意识，人由此获得了对逻各斯的意识和知识。语言符号的使用让人们对逻各斯的自觉考察成为可能，也使得符号体系化和逻辑化。随着印刷技术的出现，印刷物的广泛使用宣告书写符号和语篇的全面胜利。但是符号并没有抛弃形象和象征，因为符号无法做到从根本上与它们切断所有联系，情感的表达是符号系统永恒性的功能和主题。一种双重运动发生在符号、象征与形象之间。一方面，自发性的象征和形象介入到鲜活的符号体系中，它们不会破坏符号的纯粹形式并给予语篇以生命力。另一方面，形象和象征在符号里进一步抽象，符号在保证它们的效力的前提下使它们获取了可以和时间、空间相抗衡的力量。尽管符号的媒介作用改变了语义场的主要内容，获得主导地位，但是三者依然处于平衡状态。

开始打破语义场平衡的是信号，信号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工业社会的出现而诞生的。多功能和多向度的信号体系是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因此信号势必也是现代工具理性的直接后果。信号最初变得流行的场所是工厂与车间，随着汽车等交通工具的普及渗透到城市生活里。在列斐伏尔看来，信号的渗透其实是一种入侵，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异化的抽象性典型，信号完全丧失自发性和情感性。信号与工具理性相一致，它以追求绝对的“可读性”和“透明性”为根本目的，可谓是发生在语义场内的“祛魅过程”，它将社会打造成“没有歧义”的文本，让一切语义内容都听命于自己的支配。另一方面，信号是通过线性节奏的机械性运动来实现对语义场的宰制的。线性节奏是现代理性所产生的独特的运动节奏，它不同于自然和宇宙的循环节奏，它是人为的、理性设计之后的结果。首先，信号所体现的语义价值在于“积累”，工厂和车间里的信号让生产活动有序而高效地进行，它是人类生产活动实现财富积累的保障。积累本身即为一种单向度的线性运动，所有牵涉其中的方式、手段和质料都以单一的目的被整合在一个线性的单向运动里。其次，信号的第二个语义价值是“重复”，信号以成千上万的次数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地重复着自身，以这样的方式不断强化巩固它在现代资本主义语义场中的地位。再次，因为信号所具备的以上两个语义价值，导致了信号的另一个语义价值便是“消灭语义的自发性创造”，凡是不能被归纳在机械性重复过程中的语义内容均被视为不符合现代理性的要求而被排斥在语义场之外。语义的自发性创造是不可预见的，它成为语义“祛魅”的主要对象。

（二）信号的全面胜利。

毋庸置疑，列斐伏尔敏锐地捕捉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语义场的重要变化：信号代替符号成为现代语义场的主宰力量，并将象征和形象压制到日常生活的角落里，最终导致了工具理性对人文精神的侵蚀。

列斐伏尔从以下几点总结了信号的本质规定性，此外信号的本质规定性同时也确证了在现代语义场内信号的全胜地位。

第一，列斐伏尔认为，信号以可读性为最高价值，虽然可读性具有很重要的品质，但是代价也极高，那就是它会让部分信息或内容丢失。可读性是信号追求严密性和连贯性的具体操作和体现，它用“非此即彼”的僵化选择抹杀感性事实，它所带来的明晰和秩序是强制性的，以牺牲社会语义的可能性和丰富性为前提。经过信号的重新整合，社会语义场更像是一个庞大的冰冷机器，信号不只是变得数量众多，它们一点一滴地拆解了语义场。“它们侵蚀象征并减轻表达和意指这两个极点之间的张力，语义场变得简化而统一，辩证（在表面上）被逻辑所代替。”[1]（p300）不难看出，在这一点上列氏的语义场理论与韦伯的工具理性批判之间拥有很高的互文性。

第二，象征和形象是被信号消耗和排挤得最为严重的语义要素，因为前二者属于情感自发的语义范畴。象征和形象难以被逻辑和理性所整合，它们时常游离于理性之外，以独特的方式进行创造，创造是它们的本质属性，而非机械化的重复。在这个过程中，象征和形象产生了与理性的可读性和透明性相悖的“阴影地带”和“断层”，这些阴影地带和断层恰好是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发源地与始基，它们是动摇线性节奏的信号机械过程的关键所在。信号以强有力的刚性逻辑让这些文化的始基在现代工业社会里难以维系，导致了现代文化的枯竭和衰落。

第三，信号是精心设计过的指令系统，它有效地规约了现代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实践。“在工业社会中，城市生活充斥着无数的信号传输。每一个信号规定了一个例行公事，就像一个计算器似的，规定着举止和行为的模式。”[1]（p300）简单来说，信号是社会规训的一种手段，是权力的表征之一。在信号面前，人们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一切都是由信号所设定好的。更糟糕的是，信号隐蔽而不容易被察觉，更难以被扬弃，现代人不知该从何处进行反抗，也不知该如何反抗。这便为切实的社会性危机埋下了伏笔。

三、现代语义场导致的社会性困境：语义异化和信号规训

通过对现代语义场的内在逻辑和嬗递过程的分析，列斐伏尔认识到，在20世纪，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语义场从总体上发生了重要的转向和变化。这些变化产生了严重的社会性后果，一场发生在现代社会语义场内部的危机悄然而生，而这场危机最终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困境。列斐伏尔指认到这场危机和困境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即语义异化和信号规训。

首先，语义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多种非信号语义传递手段的衰落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异化的程度，并且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了围绕着语义场而布展开来的一种新的异化形式，即语义异化。语义异化产生的根源在于信号打破了语义场内各要素之间的平衡，驱散非信号的语义载体并获得了语义场的统治地位，列斐伏尔认为这种新的异化形式是工具理性的消极方面，在现代社会内制造了不可小觑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语义异化阻碍了现代人主体构建的有机生成的过程，语义场的单向化和扁平化实际上正在慢慢消耗现代人丰富而多样的生命经验。形象、象征和符号等非信号语义载体本质上是人所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语义世界里的直接反映和现实观照，形象、象征和符号越是丰富，越能体现社会实践活动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同时也越能展现生命经验的多维性和多样可能性。然而以工具理性为内在逻辑的信号化语义场却将以塑造工具化主体为最终目的的信号推进至语义场的中心舞台，处于现代社会语义场之中的现代人均受到信号的规约和鞭策。至此，语义异化消解了现代人能动主体性的形成，现代人沦为了工具性的存在。另一方面，语义异化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异化形式相互媾和，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异化的严峻形势。列斐伏尔注意到现代社会的异化并非是一种单一的异化，而是一个多种异化形式相互交织的全面异化，语义异化作为众多异化形式的一种是资本主义全面异化的一个分支，它与其他的异化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例如，异化劳动推动了信号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以财富积累为显性特征的异化劳动必然会在信息和语义的传递场域里拒斥以情感表达为核心的形象与象征，反之又因为对信号的推崇，异化劳动也加剧了语义异化的速度和深度。综上所述，语义异化成为现代社会有待被终结和扬弃的异化形式。

其次，语义异化的入侵和渗透需要切实的操作手段，该手段在日常生活里表现为信号规训。信号既符合资本主义社会规训的本质规定性，也与工具理性的内在逻辑相契合。现代社会语义场的祛魅和解咒都是通过信号来实现的，凡是不能被理性所理解和掌握的语义内容均被排斥在语义场的边缘地带，这也意味着现代社会语义场把可读性和可理解性视为语义的核心价值。信号不知疲倦地传递由二进制所构成的纯粹逻辑选项，人的思想和身体在单调的信号面前被无差别化地统一在一起，加深了现代社会的约束性。此外，信号体系的强制性的整合组织能力将散漫在社会空间中的劳动力和身体凝聚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中，它积极地与已确立起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相互配合，保证了生产活动的效率和秩序。就此，信号规训既推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语义均质化程度，同时也加剧了现代社会规训对人的生存构境所强行施加的自拘性。

再次，语义异化和信号规训同属于日常生活异化的一个环节，它们产生自日常生活，如同一面镜子一般反映出现代日常生活的症结和困境之所在。列斐伏尔指出，日常生活在语义异化和信号规训的双重重压之下进一步丧失了其本真状态。列斐伏尔认识到，语义场和语言是人类实践的全部经验的两个层次，它们不仅仅是人类赖以表达的总体性场域，同时也是确保日常生活得以维持鲜活的意义场域的源泉。语义场好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其功能在于储存复杂繁多的语义内涵；形象、象征和符号是语义场不可或缺的养料，它们本应该持续不断地为日常生活提供仪式化的总体性语义内容，然而语义场内部语义要素之间的失衡和由此产生的消极性后果却让语义场的功能逐渐失灵。语义场的式微导致了日常生活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意义来源和语义创造的源出之地的地位，日常生活变得干瘪而乏味，现代人既无处逃离又要忍受信号日复一日的指令与循环。

尽管现代语义场面临着多重的考验和内外的龃龉，但是列斐伏尔依然坚持探求扬弃语义异化和信号规训的理论尝试。既然语义场是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终结这种社会困境的可能性也应该蕴藏在日常生活里。虽然列斐伏尔承认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趋向于一个僵化和消极的场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日常生活视为可以通过将其攫取而实现管治现代人的“新殖民地”，然而他仍然看到日常生活潜在的革命性和自我修复的能力。因此列斐伏尔呼吁一场面向语义场的日常生活革命。

四、走出日常语义价值的塌缩：面向语义场的日常生活革命

列斐伏尔详细分析了语义场的各种语义要素之间的关系变化和信号在现代语义场里异军突起的统治力，进而勾勒出现代世界的语义场样貌，此外他指认了由现代语义场所引发的社会性困境，并积极地为扬弃这种困境而展开理论探索。不难看出，列氏的语义场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日常语义价值批判，日常语义价值的塌缩既强化了信号的宰制力和非信号语义内容的衰颓，同时也推进了一种日常生活革命得以发生的几率和可能性。列斐伏尔辩证地认识到日常语义价值的单一化既对现代人的生存境遇构成了不容小觑的压抑和威胁，而与此同时它也刺激了一场从语义场内部向整体日常生活扩散的革命。这场面向语义场的革命是列斐伏尔所计划的日常生活总体性革命的一部分，它的目的在于恢复语义场原有的丰富性和多维性，引导现代人走出单向度的日常语义价值；同时也要指导现代人在此基础之上恢复能动的主体性，进一步开展总体性的日常生活革命。这便是列氏语义场理论给予我们的启示。

如何走出日常语义价值塌缩的困境？笔者结合列斐伏尔所提出的日常生活革命的理论诉求，尝试性地探究了以下几点解决路径。

第一，大量丰富而繁多的语义内容蕴含在日常生活的节日之中，列斐伏尔指出，节日恐怕是现代日常生活里最赋有象征和形象等语义要素的社会现实了。受到尼采的影响，列斐伏尔同样给予节日以重要的期望和功能。在现代社会里，节日已经失去了往日人类学意义上的本质和内涵，它丧失了和传统世界之间的有机纽带，在更多的情况下节日和商业紧密相关，它体现出来的更多是经济价值。不过，节日在日常生活里依然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活力。列斐伏尔借用尼采的酒神精神的概念，他号召人们要复兴日常生活中的节日，在节日中利用一种类似于酒神狂醉的状态来抵御现代日常生活的单调无趣。另一方面，节日当中所包含的形象和象征亦是这场革命需要复兴的对象，酒神的狂醉精神之于语义场而言乃是反抗由纯粹逻辑和工具理性所推崇和促进而成的信号体系，而节日中所体现出来的多样的形象和象征则是反抗信号体系的具体手段和方式。语义异化的主要问题在于语义场各要素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信号规训的主要问题在于信号持续不断地向现代人下达指令并约束现代人的思想和行为，所以复兴节日在语义场内的重要地位是扬弃并终结语义异化和信号规训的切实方法。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到节日本身所展现出来的语义创造力，在恢复节日内在固有的形象和象征的语义价值的同时，节日也将语义创造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出来并将其赋予主体，由此主体便在这个过程中习得了创造新的语义内涵和价值的能力并通过节日将自己从日复一日的日常中解放出来。“这场革命无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它终将获得从日常中解放而出与节日复兴的意义。”[4]（p36）

第二，语义场并非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社会实在场域，它与人类的总体性实践活动息息相关，每一种语义要素均牵涉到不同类型的实践活动。语义场的问题反映了人类实践活动的有限性，通过正确地认识到这种有限性而积极地做出回应和调整，其目的不仅在于修缮失衡的语义场，更是将革命的触角渗透到人类实践活动的运作机理和深层结构当中。因此，走出日常语义价值的塌缩还需要从对实践活动的改造入手来探寻出路，而扬弃语义异化和信号规训的可能性同时也暗含了面向实践活动而展开革命的要求。信号体系无休止地重复着自身实际上指涉的是一种人的异化了的实践活动，该实践活动最早由马克思所观照并将其理论化，成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方面，那就是异化劳动。异化劳动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最初诞生于工厂和车间，它以实现人们对指令的绝对接收与服从为目的，因此实现这种实践的最佳方式便是通过信号来完成的。由此，信号伴随着日常生活里普遍存在的异化劳动而深入到现代人的本质存在结构当中，将自身转化成为现代人所面对的生存常态，即一种由信号所主导的异化日常生活，而异化劳动也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类型。为了对抗这种实践活动，列斐伏尔提出了自己的革命方式：简单来说，这场日常生活革命呼吁人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存在于人类实践活动中微小而有生机的非信号语义内容，以语义场的微观层面为引爆点，将革命逐渐推进至语义场的总体领域。与此同时利用象征和形象等非信号语义内容来改造已经僵化和固态的人类实践亦是这场日常生活革命的重要任务，列斐伏尔所设想的革命实际上包括了一个双向的运动，即从语义场的改造到社会实践的改造，反之亦然。

第三，这场面向语义场的日常生活革命还提出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论要求和实践挑战，那就是构建能动的和积极的主体性。人是意义的存在，“人是悬挂在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之上的动物”。[5]（p33）从本质上而言，语义场是人的语义场，它服务的终极对象是在语义场内部进行各种信息传递和意义交流的作为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所以如何完善和修正语义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与相互影响是面向语义场的日常生活革命所不可逃避的责任和任务。如前文所述，由语义场的扁平化和单向化所引起的日常语义价值的塌缩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性危机，其中受工具理性主导的信号规训与其他形式的规训一道，承担着重新塑造现代主体性的重任：即将现代人原本多重复杂的主体性降位至某一种单一的维度，使其高度地配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在人被规训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破坏了人的本质生存结构的完整性，而规训的目的之一便是让人丧失了在主体性维度中具有积极的能动性和革命性的那部分。因此，恢复现代人健全的主体性是改造语义场的必经之路，反之语义场也要为健全的主体性提供各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支撑与准备。恢复健全的主体也就是恢复实践主体，该实践主体不能只符合一个逐渐合理化的社会规范，同时还要在日常生活中对其从事的实践对象保有充分的价值判断。就像韦伯指出的那样，“实践主体通过目的——手段合理性认识，使行动与道德责任相连，自觉地过着既是合理性的又是符合道德的诚实生活，以便应承日常生活的当下要求”。[6]（p9）尽管主体性的建设不能只依赖于发生在语义场内的种种变革，但是语义场却是主体构建的核心环节。受信号摆布的现代性主体既不能完成现代语义场的重构也无法实现自身的有机生成，恢复语义价值的丰富性离不开健全的主体，语义场和主体实则是这种日常生活革命辩证的一体两面，健全的主体既是走出语义价值困境的原因也是它的目的。

尽管列斐伏尔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语义场给予了细致而深刻的分析，同时基于这样的分析，列斐伏尔透视了相关的问题并且积极地寻求理论上的应答，但是其语义场理论依然存在自身的限度。一是语义场理论过度抽象化，忽视了社会实在诸多的真实性内容。列斐伏尔创造性地将“社会文本”概念和“社会语义场”概念应用在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中，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内容都可以化约成语义要素被加以认识，那些不能被纳入到语义场当中的社会实在就被语义场理论所遗弃，例如经济财富的积累和政治革命的爆发。二是语义场理论过度微观化，忽视了以国家为典型代表的社会宏观内容。列斐伏尔欲通过对语义场的客观分析和综合批判来指出现代社会的异化问题，但是异化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和全体性事实，扬弃异化不能只依靠微观的社会生活来实现。三是语义场理论过度理想化，忽略了社会实在的瞬息万变与不稳定性。列斐伏尔构造了一个社会语义要素的理想形态和语义场运动的理想原则，不过因为社会内容所具有的不稳定的活跃性却使得语义场理论失去了一定程度的效力与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