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荣华

（安徽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

一、研究回顾

任何有关社会稳定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对集群行为的讨论。由于其独特的心理特质以及发展规律，集群行为一直受到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等多种学科的密切关注。当前学界对于集群行为和网络集群行为的定义并没有达成一致。其中波普诺（Popenone）认为集群行为是指在不能预知的、相对自发的、不稳定以及无组织的情况下，由于某种广泛影响或刺激而形成的行为［1］。网络集群行为则是“一定数量的、相对无组织的网民针对某一共同影响或者刺激，在网络环境中或者受到网络传播影响下的群体性努力”［2］。

作为集群行为发生的重要载体，网络的匿名性、便捷性等特质对集群行为的发生发展产生了诸多影响，这也是网络集群行为和传统集群行为的重要区别。但是二者的发生机理、规律及演变过程都有很多内在的共同特征。随着网络与现实生活进一步融合，二者的界限也更加模糊，通常认为网络集群行为不仅包括网络上的行为表达，还包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以及线上线下互动的集群行为。因此很多传统集群行为理论也可以很好地解释网络集群行为。

众多学科围绕网络集群行为产生了大量研究和理论，相对剥夺理论［3］、自立救济理论［4］、挫折-侵犯理论［5］等认为，和他人或者其他群体比较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等其他负面感受是引起集群行为的重要因素。资源动员理论提出，可供利用的各种资源、由认知构成的政治过程以及政治机遇结构是集群行为的重要引发因素［6］［7］。斯梅尔塞（Smelser）的价值累加理论提出六个“必要而且充分”的集群行为引发因素：环境条件、结构性紧张、一般性信念的形成、诱发因素、有效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机构失控［8］。循环反馈效应以及新发展的群体极化等理论强调网络虚拟性、便捷性对集群行为所产生的影响［9］。

经济和社会形势可视为集群行为产生的土壤，而怎样理解集群行为的动力机制如外群体及威胁情境对其产生的影响、后续过程中心理特质的变化及对集群行为的影响等，则需要来自心理学的解释。

（一）精细化社会认同及相关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是由泰弗尔（Tajfel）和特纳（Turner）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已逐渐成为解释集群行为尤其是群际冲突的最重要社会心理学理论之一［10］。泰弗尔认为社会是由在权力和地位上彼此相关的社会范畴所组成，通过范畴化人们将自身归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同时使自身行为在某些维度上与范畴相符合，社会认同即“个体知道自己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认可群体资格所赋予的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11］。通常人们选择在内群体表现良好的维度上对内外群体进行社会比较，从中得到积极的社会认同和自尊等。如果通过社会比较得到的是消极的社会认同或者较低的自尊等，这些让人不舒服的感受就会激发群体成员采取多种措施试图加以改变，游行和暴动等集群行为可能就此发生［12］。

社会认同理论对集群行为的解释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没有给出社会认同的建构过程，更多的是从静态角度对社会认同进行解释，不能深入解释群际和群内关系的变化、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及其影响［13］。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提出精细化社会认同模型ESIM，社会认同被视为一种动态的过程，群际间以及群体内部的相互作用会导致社会认同的变化，进而带来群体行为意愿的改变［14］。

通过对98世界杯足球赛中球迷闹事事件的分析，研究者提出ESIM理论假设的一般性模式：因为某事件而集聚在一起的成员（如球迷）最初可能具有不同的社会认同，多数人认为自身的行为是正当合适的，他们反对群内少数持有极端看法或者主张暴力的人，认为自己和掌管权力的外群体（如警察）之间是中立或者平等的关系［15］。如果外群体将其视为一个具有潜在威胁的整体，没有对其进行区分而是采取统一措施，那么将导致群体成员的自我分类发生转变，大部分成员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群体开始形成共同的社会认同，即面对来自外界的“不公正”对策，采取抵制甚至是对抗也被视为可以接受乃至必要的方式，整个过程对群体成员而言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同时对于外群体而言也是一个“自我预言的实现”（警察在一开始就将聚集的球迷视为寻衅滋事的群体）［16］。

精细化社会认同具体研究思路见图1。

图 1 网络集群行为发展流程图

（二）双路径认同模型

现实生活中集群行为的爆发大多是难以预知的，而社会心理学相关理论也已证明行为意向能够很好预测真实行为，即二者是非常接近的变量［17］［18］。因此很多研究都通过考察集群行为意向以代替真实的集群行为。

在集群行为中，群体认同、群体愤怒、群体效能感通常被认为是集群行为的动力，其中群体认同被认为是一个核心影响因素。群体认同是指个体将群体身份融合到自我概念的程度［19］，它能够影响集群行为发生过程中人们的情绪体验［20］，对愤怒情绪的影响尤为显著。群体效能是指成员对群体能力的判断或对是否能够完成未来任务的集体能力的认知。当群体效能较高时，他们对于改变群体的处境和命运较为自信，参与集群行为的可能性也比较大。研究发现群体认同和群体效能之间呈显著正相关［21］。

通常来说可以将引起集群行为的触发情境视为一种群际威胁，大致可以将其分为认同威胁、现实威胁和文化威胁三种。认同威胁是指基于社会比较而产生的群体差异所带来的威胁感［22］，这种威胁所涉及群体往往缺乏明确的利益诉求，更多的以发泄不满为主；现实威胁主要与维护和争取自身现实利益相关，如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或身体健康等［23］；文化威胁则是指在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等方面所产生的不同群际特征差异［24］。

根据双路径模型理论，群体认同、群体效能感、群体愤怒等通过各种途径增强成员的群体行为意愿，其中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以群体认同为中介来发挥作用，具体思路如图2所示［25］。群体效能和群体愤怒是群际威胁与集群行为的中介变量，这两种心理路径分别在不同的情境下发挥主效应。其中，在群体认同凸显的情况下，现实威胁对群体效能的影响更大，这可能是由于现实威胁所指向的多是和现实利益相关，群体成员会核算自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对能否实现群体目标进行理性预估，如果可能性较大就会形成较高的群体效能，以此为中介进而产生较高的集群行为意向，反之亦然；而认同威胁虽然通常无关具体利益，但正是由于这种超越性在高群体认同基础上形成一种追求共同目标的价值和意义，使成员更多从群体角度考虑利益得失，愤怒情绪也因此被加倍激发，即便此时群体效能感较低，但群体成员在基于各种道义和追求公平正义等基础上也会形成较高的群体行为意向，具体思路如图3所示［26］［27］。

图 2 双路径模拟示意图

图 3 认同威胁和现实威胁示意图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框架与假设

1.精细化社会认同理论

以精细化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对大学生网络集群行为意向展开研究，旨在考察不同群际互动方式对集群行为诸多要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具体研究框架及逻辑架构如图1所示。

由精细化社会认同理论可知，面对外群体“不合理或者不适当”的处理方式，集群成员的心理状态可能会发生改变，产生如愤怒、受挫、不满等负面情绪；在重新审视自身社会处境后，群体成员的社会认同可能会因此改变，之前不被认可的行为方式现在被接受，甚至认为是必须的手段，群体效能和群体行为意愿也会随之改变。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群体认同受群际互动方式的影响，相对于被以合理方式对待的群体，受到“不公正或不合理”对待的群体，群体认同会显著提高。

H2：群体情绪（主要是愤怒）受群际互动方式的影响，相对于被以合理方式对待的群体，受到“不公正或不合理”对待的群体，群体愤怒情绪会显著提高。

H3：群体效能受群际互动方式的影响，相对于被以合理方式对待的群体，受到“不公正或不合理”对待的群体，群体效能会显著提高。

H4：群体行为意愿受群际互动方式的影响，相对于被以合理方式对待的群体，受到“不公正或不合理”对待的群体，群体行为意愿会显著提高［28］。

2.双路径认同模型

由双路径模型可知，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以群体认同为中介显著影响成员的群体行为意愿，具体研究框架及逻辑架构可参考图2和图3，据此本文继续提出如下假设：

H5：群体认同对群体行为意愿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即群体认同和群体行为意愿呈现显著相关。

H6：群体愤怒以群体认同为中介对群体行为意愿有明显的预测作用，

H7：群体效能以群体认同为中介对群体行为意愿有明显的预测作用。

（二）数据来源

通过模拟情境范式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所采用材料是在该校真实事件基础上改编而成。

安云大学（化名）由于教务处网络系统性能差，每逢开学初或学期末（在校学生选课的两个主要时间段）经常性出现网络拥堵甚至崩溃，为此耽误同学们大量时间和精力。部分同学迫不得已甚至只能选择深夜或凌晨时间进行网络选课。不仅如此，由于教务处网络系统BUG，曾经数次出现多个班级提前预定同一个时间段的同一个教室，因此导致现场多名学生和老师“争抢教室”，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数百名同学没有教室可使用，校园里为此怨声载道。这种情况持续数年仍然没有改善。

群际互动：为帮助同学们解决这一困扰，该校学生会组织发起名为“提高教务处网络服务质量”的活动，倡议同学们给校长发电子邮件以及在教务处意见本留言，同学们积极响应，这些举措让学校和教务处直接了解到学生的诉求。

由于该实验旨在考察不同群际互动方式对群体认同的影响，因此对于此番学生的倡议活动，在AB两组被试阅读材料中学校将采取不同的回应方式。

在A组（实验组）材料中，学校将学生的倡议活动视为正常诉求的表达，首先对此表达学校的歉意，其次给出暂时性的应对措施和预计采用的最终解决方案，希望广大同学理解，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

在B组（对照组）材料中，对于学生们的倡议活动，学校没有任何部门予以回应。

该研究所采用的问卷是根据已有问卷修订而成，采用李克特（Likert scale）七级量表测量大学生网络群体行为意愿。具体内容已咨询过相关专家，对于可能含有的暗示性和态度导向性方面的词语表述，已经进行过修订，尽量使用客观中立的表达方式。该研究依据精细化社会认同模型，旨在考察不同群际互动方式对群体认同的影响，为确保样本的代表性，本次调研抽取安徽工业大学不同年级以及不同院系的学生，调查时间在2019年4-5月，在校园食堂、宿舍楼随机发放问卷，同时在QQ群、微信群发放问卷二维码。收集样本A组为236份，B组219份，实际分析样本A组202份，B组198份，具体情况（以A组为例）如下：工科89人，理科57人，文科42人，艺术14人；大一83人，大二71人，大三39人，大四9人；男生142人，女生60人；合计202人。

（三）变量处理

1.变量测量：该研究的自变量为群体认同、群体效能和群体愤怒三个因子，因变量是群体行为意愿。

2.群体认同：参考杜西（Doosje）的群体认同问卷［29］，结合该研究特点，经过修订采用4个合适的题目，如“我愿意成为这次学生会活动的一员”等，采用7点Likert计分，从“1”到“7”正向计分，得分越高则群体认同越高。

3.群体效能：参考范·佐梅伦（Van Zomeren）等的群体效能问卷［30］，结合该研究特点，经过修订采用4个合适的题目，如“如果我们继续参加这次学生会活动，我认为我们可以让学校教务处正视这种情况。”计分标准同上。

4.群体愤怒：参考范·佐梅伦等群体愤怒问卷［31］，结合该研究特点，经过修订采用4个合适的题目，如“对于学校和教务处的回应，我感到怒不可遏”，计分标准同上。

5.群体行为意愿：该维度只设一个题目，即“对于学校和教务处的回应，我还会继续参加这次学生会活动”，计分标准同上。

三、结果与分析

（一）均值差异比较

使用SPSS20.0分析收集的数据，对不同群际互动方式下的A组（良性群际互动组，以下简称A组）、B组（不良群际互动组，以下简称B组）的两组数据进行t检验，结果发现：

B组被试的群体认同和A组被试的群体认同没有达到显著差别，假设H1不成立。

B组被试的群体愤怒程度显著高于A组被试（p＜0.000），假设H2得到验证。

A组被试的群体效能感和B组被试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假设H3不成立。

B组被试的群体行为意愿高于A组被试，差异达到显著（p＜0.05），假设H4得到验证。

1.对精细化社会认同模型的讨论

A组和B组被试所阅读材料的唯一差别在于代表学校官方意见的教务处反应。面对学生们积极要求提高教务处网络服务质量的请求，在A组材料中教务处的反应是：

这种情况给广大师生带来诸多不便，首先表示歉意！由于选课时间为一周左右，大家可以避开高峰，在后期选课。同时，教务处也会考虑更换服务器或者系统，以彻底解决问题，希望广大学生理解！

教务处的这种回应方式不仅表达了歉意，还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阶段性措施和最终措施，让学生看到了学校解决问题的诚意，因此能够较好安抚学生的愤怒、不满和焦躁等情绪，降低了潜在的集群行为爆发的可能性。

而在B组阅读材料中，教务处及学校其他部门对于学生诉求没有任何回应。由背景资料介绍可知，长期以来由于教务处网络问题频出给学生们带来很多麻烦，愤怒、焦躁等情绪的出现也是情理之中。

（1）由以上检验可知，AB两组的群体行为意愿程度有显著差异，A组群体行为意愿要低于B组，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学校不同的应对方式造成的。在A组中，学校的回应是合理和诚恳的，因此更加能够得到学生的谅解和信任，增加相互合作解决处理问题的意愿。

在B组被试中，学生群体的合理诉求被无视，学校态度激起学生的不满和不公正感。在此情况下，由于较高群体认同的存在，大多数群体成员往往会选择将群体行为坚持下去以满足或者部分满足自身的需求，即在得到外界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群体行为意愿会显著增强，该结论也符合很多前人的研究［32］。

（2）AB两组群体愤怒程度差异显著，A组学生愤怒程度显著低于B组学生。其直接原因显然是学校的态度所致，学生感到愤怒也是情理之中。

（3）AB两组群体效能没有差异，由此可见在该研究中群体效能与外群体的应对方式无关，可能是因为群体成员对于这次事件未来走向的判断是清醒和理智的，即他们对于是否能够完成该项任务具有一个较为稳定的预期和判断，而外界态度（如学校）对其影响较小。

（4）AB两组群体认同没有差异，这个结论和以往很多研究存在较大差异。该研究中群体认同与外群体对其所采取的方式没有达到显著相关，即群体成员的认知不因为外群体态度而改变。由此可以看出群体成员的态度是理智和冷静的，没有被愤怒等情绪所左右，可能与被试群体（在校大学生）整体素质较高有关；也有可能是因为这类事件尚不足以对学生的根本利益如成绩、毕业等造成严重影响。

由上面分析可以看出，该研究中不同群际互动方式对群体行为意愿和群体愤怒情绪有显著影响，但是对群体认同和群体效能没有显著影响。

2.运用精细化社会认同模型对该事件的解释

最初，因为教务处网络事件而聚集在一起的学生们对该事件可能有不同的认知，群体行为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可，但是他们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大多数人或许认为自身行为是适当的，是对自身权利的正当行使和维护；同时他们也反对那些蓄意挑事或主张使用暴力的人，认为自己和学校是中立的关系。在该事件中，学校作为外群体对学生而言是掌握权力的一方，学校的态度可能会影响群体成员的认同、愤怒以及群体行为意愿水平等。在A组被试所阅读的材料中，学校所给予的回应是诚恳和合理的，学生群体诉求得到回应，会产生需求被认可和尊重的满足感。因此A组被试对学校也展现出更加信任的态度，和学校合作的意愿程度也较高。

如果学校面对该事件时，没有对学生这一群体进行区分，而是将其全部看成是具有潜在威胁的同质性群体，因此不加区分地采取统一的应对措施，如该研究中B组被试所阅读的材料中，学校面对学生的诉求没有任何回应，直接无视。正是这种不加区分的应对方式，使得学生的自我分类开始发生转变，他们开始认识到不论自己的认知是什么，他们作为一个群体都将面临同样的境遇。这时大多数群体成员会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和学校的关系以及自身的社会地位，倾向于将自身看成一个整体，群体行为意愿、愤怒和对学校的不信任等消极情绪自然也会增强。

（二）回归分析

1.对已有理论的假设检验

该项分析主要以A组被试所收集的数据为主，首先将代表群体愤怒因素的问卷量表矩阵数据进行平均化，将群体愤怒由矩阵数据转化为一个代表变量——AVG群体愤怒，以此类方法，同样得到AVG群体认同、AVG群体效能变量。以下是对变量群体行为意愿、AVG群体愤怒、AVG群体认同、AVG群体效能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 1 A组变量均值统计

分别对群体意愿、群体愤怒、群体认同和群体效能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结果显示群体意愿、群体认同和群体效能三组数据均较为符合正态分布，只有群体愤怒数据略偏离正态分布，可能是因为该研究主要探讨集群行为，因此问卷所拟设的情境可能会引发轻微的愤怒情绪等。

接着分别以群体行为意愿为因变量，AVG群体愤怒、AVG群体认同、AVG群体效能为自变量分别建立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进行回归估计，探究AVG群体愤怒、AVG群体认同、AVG群体效能对于群体行为意愿的实际影响，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三种模型下回归分析

从回归估计结果来看，在模型二与模型三中变量AVG群体认同以及AVG群体效能的系数均为正，系数的显著性检验为p＜0.05，说明AVG群体认同以及AVG群体效能对于因变量群体行为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群体认同以及群体效能对于群体行为意愿的表达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假设H5和H7得到验证；而模型一中的AVG群体愤怒系数为正，系数的显著性检验p＞0.05，说明AVG群体愤怒对于群体行为意愿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说明群体愤怒对于群体行为意愿表达没有积极有效作用，假设H6不成立。表3是对回归分析的补充说明。

表 3 三种模型下回归分析具体数据

2.具体讨论

由回归分析可知，在该研究中群体认同、群体效能与集群行为意向呈现显著相关，而群体愤怒和集群行为意向相关性没有达到显著。

一般而言，个体成员的群体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对自己和群体关系的评价。很多研究发现，在由于某个刺激事件而形成群体时，对群体认同的检验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集群行为的发生。当群体中存在着较高的群体认同时，大多数个体往往倾向于以“群体成员”的身份来要求自己的行为，此时完成了由个体到群体的转变。较高的认同感会增强成员对于群体目标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大家是自己人”的亲密感会感染和激励那些群体效能感较低的个体，进而提高成员的集群行为意向［33］。

由于教务处糟糕的网络服务，同学们浪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这些都和学生的学习、生活等实际利益相关，因此这类威胁应当属于现实威胁而不是认同威胁。学生通过核算各类可利用资源来预估收益，如联合更多的学生发起倡议，通过多种途径将此事反馈给学校更多部门以及更高级别的管理者如校长等。客观而言，这些举措能够改变现状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毕竟更换教务处网络服务器对学校而言只是一件小事，更何况长时间以来这件事影响了这么多学生。正是通过这些理性的预估，学生群体形成较高的群体效能。

从双路径的另外一条路径——愤怒情绪的角度进行分析，教务处网络的确带来诸多麻烦，但是和其他更加重要的利益如学习成绩、奖学金、考研等相比，这些麻烦似乎也无足轻重。学生虽然对此感到愤怒，但是愤怒的程度还不足以推动他们通过集群行为加以改变；另外一种可能性或许是因为被试群体是大学生，整体素质较高，面对问题能够以理智和冷静的态度去处理。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高群体认同凸显并且面临现实威胁时，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意向有显著预测作用，而群体愤怒与集群行为意向之间没有达到显著相关，该结论也与前人提出的双路径模型相符合。

四、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基于数据调查，该研究以拟设高校集群行为情境为背景，从社会认同理论视角分别考察群际威胁情境、群际互动、群体认同、群体效能、群体愤怒等因素对网络集群行为的影响，总结如下：

1.不同形式的群际互动会显著影响群体成员的情绪（主要是愤怒）和群体行为意愿

良好有效的群际互动能够安抚成员的愤怒情绪并显著降低群体行为意愿，这一点和以往大多数研究结果相符。同时该研究还发现不同形式的沟通方式对群体认同和群体效能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点不同于以往研究，具体原因前文已做出分析。

在处理类似集群行为时学校或当权者需要慎重采取措施，要认识到在初期集群行为成员并不是一个具有共同认知的整体，当权者不恰当的应对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激怒对方群体，促使他们转变各自不同的认知，从而形成统一战线并以此对抗，事态也因此进一步扩大和激化。而合适的方式会让对方群体感受到被理解和平等对待，满足自尊等需求，可以达到缓和紧张形势、化解矛盾的作用。同时也要认识到集群行为作为一种突发事件，很难套用固定的模式去应对，在某种情境下的有效策略不见得能够再次发挥作用。因此要针对不同类型的群际威胁和群体成员采取相应对策以降低群体行为意愿。

2.在以现实威胁为主、同时群体认同凸显的情境下，群体效能可以显著增强群体行为意愿

对于学校或其他当权者而言，需要重视现实中可能会致使学生或其他民众利益受损的因素。相对于认同威胁，现实威胁往往直接涉及到群体成员的直接利益。有研究发现，当成员感知到这种现实威胁可能导致的后果时，即使并不看好采取集群行为可能达到的预期效果（即群体效能低），群体成员的愤怒情绪也来不及酝酿并达到最大值，部分成员也可能采取奋不顾身的方式去拼搏［34］。张书维研究也发现在类似情况下，即大多群体成员利益受损或者可能受损时，群体行为意愿始终保持一个较高的状态［35］。因此如果短期内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引发现实威胁的因素，可以从以下两种途径入手以降低群体行为意愿，即减轻民众的愤怒情绪和降低民众的群体效能感。具体来说，前者可以降低认同威胁对群体行为意愿之间的影响，后者可以降低现实威胁对群体行为意愿之间的影响。

当然，以上所提出旨在降低群体行为意愿的种种策略，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称之为权宜之策。唯有通过多种措施去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同时加强社会的法治建设，使得民众可以运用法律来保障自身合法利益，才能够从根源上减少可能会引起集群行为的因素，真正实现良好有序的社会运转。

（二）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将影响集群行为的外在因素——群际威胁种类、群际互动方式，以及集群行为的动力机制——群体认同、群体愤怒、群体效能等与群体行为意愿进行集中探讨，贡献了有关高校集群行为领域中新的研究问题，所得结论丰富了现有研究领域，并为高校或其他公共事务管理部门有效应对和化解集群行为提供了实证研究支持和理论指导，但是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群体行为意愿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真实集群行为，本研究只是模拟可能发生的集群行为情境，其和真实集群行为之间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如果能够在真实环境中考察集群行为的发生发展，那么所得结论会更加真实有效。

2.本研究是以高校大学生为被试群体，由于样本的特殊性，其所得结论在推向其他社会群体时应该考虑到如年龄、知识层次、利益相关性等背景差异。

3.本研究仅仅考察了威胁情境、群际互动方式、群体效能、群体认同、群体愤怒对群体行为意愿可能产生的影响，这只是将复杂社会问题简单化处理的一种手段。很显然，在现实集群行为中，这些因素包括其他未知因素与群体行为意愿之间必然会是一种更加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本研究所得结论不可能全面客观地说明问题，它只是提供看待社会问题的一种思路。

4.后续相关研究可以改进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研究方案中增加更多的变量如社会政治背景、经济层次、社会角色以及道德感等；从社会群体中抽取研究对象，丰富被试群体的多样性；在真实集群行为情境中检验该研究所得结论等等，通过诸多策略深入探讨有关集群行为的动力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