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振钟

（江苏省作协 南京210019）

提 要：兴化是里下河区域的腹地。该文将兴化文化史分为五个时期，即上古阶段的萌生期、春秋战国至两汉隋唐的显形期、北宋时的形成期、明清两代的丰盛期、晚清至民国初年的转型期。对兴化文化发生的自然与经济基础，近代以前兴化的社会生活形态，兴化的教育、学术与科技文化，兴化古典文学艺术的重要成就，兴化的民间风俗礼仪等作了概要揭示。指出兴化文化的高端与突出部分，是基于“水文”与“人文”融合，借助中国诗教传统所产生的社会美学精神。《兴化文化史稿》旨在通过小传统传承大传统，梳理兴化文化经脉在今天的意义所在，通过兴化有限区域范围，提升兴化人的生存高度，放大中国人对于诗意栖居的理想和经验。

一

兴化为古楚昭阳之地，虽然史说不明，但公元前323年，楚国通过战争，已将版图扩张到了兴化所在的海滨淮夷之地。那时候，兴化地区是否确认分封给楚国大将昭阳为领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兴化这块地方从此与楚国之间建立了政治、社会与文化关系。“昭阳”之说，就是这种政治、社会、文化关系的体现。附丽于历史情景之上的“昭阳采邑”，既是对来自楚国拓疆者和传说中领主昭阳的尊重，也是兴化进入人文之治的源头性标志。其文化意义，远远超出事实意义，于兴化地方价值的建立不可谓不重要。

“昭阳”以后，兴化地方行政情况漫漶不记。史料有载，到秦王朝结束分封制，设立郡县制，兴化地区属东阳县或广陵县。当时这里仍是一片人烟稀少的海碱荒地，无论地产为盐、为渔、为农，社会尚未建成，政治亦未健全。

汉王朝初年，兴化地区在吴王刘濞封地。西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吴王刘濞招纳流亡人员，到这里“煮海为盐”。今兴化一带始有以盐政为主的行政管理。汉武帝至东汉末年，兴化隶属海陵县。三国时期，废海陵县，兴化地区成为吴、魏双方对峙的军事缓冲地带，社会零落，几无治理可言。西晋统一南北，重置海陵县，东晋永嘉南渡时（390 年左右），大批北方士民涌入今兴化境内，在今兴化边城一带建立了侨置建陵县。又过近二百年，直至隋文帝开皇二年（582），撤建陵县并入海陵县。唐初改海陵县为吴陵县，不久又恢复原名，延至唐终，兴化地区都属海陵县。

“五代十国”是一个政治上分割的时代。也就在南北方重新统一之前的杨吴武义二年（920），由杨吴政权划出海陵县北乡，在盐政管理建制“招远场”的基础上设立兴化县，从此正式开始了兴化县治。设立兴化县的原因不能具知，但也不外乎人口、土地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需要。可以考量，在兴化地区设立县一级地方政权，应缘于经济变化。农业经济取代国家盐业经济，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当本地区农耕为主体的社会业已定型，需要更加适当有效的地方管理。

县名“兴化”，其意为“兴盛教化”，是对地方未来发展预设的社会理想。后来《扬州府志》这样解释“兴化”：“兴化义无所考，旧志以杨行密‘觊兴其化’，疑或然也”。

所谓“觊兴其化”，大约要到北宋王朝时期才算真正展开。“兴化”成为地方历史中一个响亮的人文之邦，也从这时候起步。

自宋王朝至清王朝，兴化历属泰州、承州（州治设今高邮）、高邮（路、府、州）和扬州府。民国中，兴化县为地方职权自治单位。延至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兴化县转为扬州地区管辖。

二

兴化文明在大海的气息中从水中生长。

距今7000 至6000 年左右，一条地质史上叫做西冈的砂地，在大海与长江交汇处水下形成，为兴化地区成陆做好了准备。而后，经过大约1000 年，海水退去，西冈露出，再经过中冈、东冈，海岸线东移，这时候，陆地渐出，兴化一带进入潟湖湖时期。海水时涨时消，又经过2000 年左右，演变成湖泊沼泽。在潟湖到陆地湖泊时期，兴化开始有人群居住，先民肇基，文明始现。

第一批到达兴化生活的人类，大约在5000 至6000年前，他们在境内林湖乡影山头一带高地，留下了栖居的痕迹。当时为新石器时代，那些石斧一类的工具，以及稻禾残物，预示了日后这片土地农耕的可能。不仅如此，他们在渔猎和耕种之余，甚至还在陶罐上刻下了一些文字。这些文字笔画简洁，但难于破解。

蒋庄良渚文化遗址，则证明了4000 至5000 年前，兴化先民生活的继续。有一支良渚人乘桴泛海，来到这里建立了大型居住聚落。他们在平地上建房，在这里捕鱼、种植，可能还有自己的果园。他们中的能工巧匠制作出玉琮、玉璧、玉钺等许多精美的玉器。他们还会画画，那些陶器上的图像，显示了他们具有较高的审美能力。他们有部落首领，有代表神权的巫师，这些高贵者的墓葬堂皇富丽，说明了社会的尊卑有序等级分明。

另外，南荡文化遗址则是兴化文明的另一个插曲。北方人类向这里迁徙而来，也许他们仅仅是路过。这些先民们在此生活时间不长，给兴化留置了一些绳纹陶器后，继续向江南迁徙而去。

这是否象征着兴化从海水生长的原始文明到此终结呢？无论怎么说，存在于兴化地区的三大遗址，为人们建构关于兴化的文化想象提供了充分的历史空间。

三

在现代地理上，兴化地属里下河区域。

民国时期的地理史家，借用宋、明两代扬州运河以东地区称“下河”说法，重新厘定了一片区域，这片区域称“里下河”。里下河区域以“水”为范围，西至里运河，东至串场河，南至运盐河（老通扬运河），北至淮河入海水道（苏北灌溉总渠）。

里下河这个特定的地域概念，既标明了里下河的地理空间，也体现了里下河的地形历史特性。简单地说，里下河地区是历经数千年海进海退，长期在波浪、潮汐和水流的作用下，于长江下游北侧冲积而成的海滩湖洼平原。

时间太过漫长，以至大海不知不觉向东移去，新的海岸线将海边以西地区，与外海完全隔开。留下的一大片海湾浅滩，起初呈形为潟湖地貌，随着长江与淮河的泥沙冲积，以及江水与河水的注入，水质逐渐淡化，形成陆地湖泊。于是离现在3000 千年左右，在这大片浅滩上，古射阳湖出现。

正是古射阳湖的万项碧水，孕育了里下河区域大块土地。

古射阳湖，汉代称射陂。其范围西起今宝应县射阳湖镇、安丰一线，北至今淮安泾口、左乡一线，东至阜宁县西喻口，南至兴化市得胜湖和白沙湖。《汉书》里所说“射陂”，当时实际面积多大，没有具数。800 多年后，唐元和年间修撰的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对唐代射阳湖有记录：“射阳湖——萦回三百里”。由东汉末到唐元和年间，这一时间段里的“三百里”射阳湖，肯定是已经缩减了很多面积的测算，或者只是古射阳湖南部中心湖区的面积了。原本汉代在射阳湖区域制盐垦土之列的兴化地区，大约这时已从古射阳湖分身，仅在它最南面留下白沙湖和得胜湖两片湖水作为小小的遗存。北宋时期的射阳湖，显然已在兴化身后。所以11 世纪初兴化知县范仲淹站在兴化土地上返身北望，写下这样的诗句：“渺渺指平湖，烟波入望初。纵横皆钓者，何处得嘉鱼？”

明王朝以后，黄河淮河交涨，由西而来的河水冲堤溃坝，注入射阳湖，“潮沙溢入，淤浅且过半”(《读史方舆纪要》)。到清朝乾隆中期 ，虽然疏浚，却不见成果，延至清王朝末年，射阳湖已淤积。

于是古射阳湖完全消失。

古射阳湖的消失，同时便是里下河平原土地和地域的完型与成就。围绕着古射阳湖的里下河地域，完整范围为1.3万多平方公里。到它地域成型时的清代末年，这1.3万多平方公里上分布着山阳（今淮安区）、宝应、高邮、甘泉（今扬州市区西北）、江都（今扬州市区东南）、泰州、兴化、东台、盐渎、阜宁10 个州县。现在则为高邮、江都、海陵、姜堰、海安、兴化、大丰、东台、盐城、建湖、宝应、阜宁、淮安13个县市。

里下河平原的腹地是宝应、建湖、兴化。兴化则是腹地中的腹地。按照本地区地形的一种形象化描述，里下河平原“形如侧釜”，兴化位置恰好在釜脐，俗称“锅底洼”。

四

在里下河平原上，处于最低洼位置的兴化，为真正的水乡泽国。

明嘉靖年间，主修《兴化县志》的本县知县胡顺华，如此描写兴化水乡风光：“沧海远环于东，珠湖迥挹于西，南望大江，北指长淮，地气毓灵之会。镜中水色，出没鱼龙。虽无山麓，实阻水为固。若襟六溪，带五湖，桥枕凤凰，沟盘龙虎，皆一邑之大观也。”五湖六溪，鱼龙世界，构成了兴化“一邑大观”，在一位外来的文人官员眼里，可能足以称羡于外，让他深感置身此中的得意与骄傲。

水，不仅是兴化文化的色调，也是兴化社会的主题。

自唐史所记在射阳湖“屯田”开始，兴化从延续千年的渔盐之利，转而跨入农业经济本位。当唐王朝委派淮南西道黜陟使李承，主持修筑常丰堰（捍海堰）在兴化以东阻挡海潮时，事实表明从8世纪开始，兴化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便进入漫长“治水”历史。

治水既是兴化的社会重任，也是兴化历代地方政治之要务。正是在治水的过程中，兴化社会文化进入了它重要的时代节点。

既是必然，也是偶遇，北宋天圣初年范仲淹由盐官调任兴化知县。他是兴化在史有载的第一位地方官，他来兴化的主要理由是为了治水。11 世纪前期的兴化，由于范仲淹的到来而成为后世所重的“名县”，而重修“捍海堰”的壮举，显然是兴化成为名县的前提。

经过五年的曲折反复，新的捍海堰修成，创基人范仲淹的名字和其他两位后续者名字，刻在三贤祠上。兴化因范仲淹而传名。

对于捍海堰的重建，历史评价多在农业社会的经济利益方面，事实上，范仲淹对兴化通过治水发生的影响与贡献，远远超过一篇《捍海堰记》的表扬。

就社会来说，由于此前多年水涝灾害造成的社会凋零，至范仲淹“知兴化事”后很快恢复生机。史传，“流民返回兴化者众”，不单是因为范仲淹倡导治水的成功，也是他的号召与吸引。一个社会重新回到安定的生活秩序之中，不仅意味着丰衣足食，而且意味着一种社会伦理的安稳。当时，突出的表现是，回到兴化的农户，由于感慕范仲淹，有不少改宗范姓。这件发生在兴化的社会伦理大事，具有深刻的文化含义，它说明范仲淹个人所造就的一种良善德性，深入人心与人性，而内在于社会教化，持久地促进了兴化文治。这是“兴化”，“觊兴其化”的开始和基础。

因此，就不能不惊异于范仲淹在兴化短短二年多时间里，兴学校、定礼俗、敦民风等各项举措，当时就能取得成效。如果离开他个人建立起来的道德影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以后，范仲淹的影响一直是兴化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

要言之，以治水为契机，通过范仲淹在治水上的功德建树，兴化获得一种特殊的文化力量。或者说，范仲淹为兴化创造和凝聚了一种“水德”文化。中国传统中历来就有“水德”之说，但在兴化，这一文化具体化、时代化和现实化了。因水建功，因功传德。由于范仲淹，兴化的水赋予了一种新文化功能。洋洋至化，日见深柔，这对兴化是怎样的一种文化机运。

似乎是一种刻意说明，范仲淹在兴化任上，于城南旧三闾大夫庙旁的馆舍，建了两座亭阁。他为这两座亭阁取名“沧浪”与“濯缨”，并且赋诗其上，其一云：“素心爱云水，此日东南行。笑解尘缨处，沧浪无限清。”范仲淹创造性地通过诗教传统，成功地将屈原诗中关于“水”的德性之义，注入到了兴化，而兴化由此将自己的目光接通了更高的文化目标。毋宁说因有范仲淹的“素心爱云水”，这才凸显了作为“水德”的诗性崇拜。

楚水汩汩，将来也会流淌不息。

五

驾舟串场河上，贩运私盐的张士城，乘时而起，在兴化东北白驹场起义。这位在“斥卤之地”成长起来的一代枭雄，他的成功，谱写了自“煮海为盐”开始的淮南盐场历史新篇，他的失败，则带来14世纪末兴化社会与文化的重建与更张。客观上，张士诚是范仲淹之后影响兴化社会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张士诚从兴化戴窑起兵一直到苏州称王，历时14 年。最后几年中，对手朱元璋为了截断张士诚与“肘腋之地”的联系，以重兵包围张的家乡，并取得成功。经过这样的残酷战争，包括兴化在内的里下河地方社会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367年张士诚在平江被彻底打败，朱明王朝建立。战乱加上灾害，此时兴化仅剩8000 多人。从宋代以来，偌大兴化，陷入社会解体几近不毛的悲凉境地。

这是明洪武初年的情景。但到了洪武二十四年，兴化户口忽然急速增加，人口一下子达到63000 多。这种社会复苏的超常现象，似乎没有别的可能，只能是外来移民的加入。

这里就要说“洪武赶散”的故事了。

所谓“洪武赶散”，说的是朱明政权为了报复江南苏、松地区支持张士诚，将本地人民强行驱赶到苏北地区。这一说法颇见于苏北移民区域后代移民大族的家谱记录，后世一些相关的地方志不少也据以转载，如《续修盐城县志》说：“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败至身虏，明主积怨，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两郡”。又如《新安镇志》，在讲该地大姓来历时，直接使用了“洪武赶散”的说辞。地方志之外，还有一些文人笔记，又加以渲染。于是，经过口头与文字的传布，“洪武赶散”便成为对14 世纪末苏北移民的一种生动解说。

但在《明史》里，虽有洪武年间大规模进行社会移民的文件，却未见从苏松地区向苏北移民的官方记录，“洪武赶散”仅被看民间传言，此事本身的真信度，及与张士诚的关联，其确证性都有怀疑不决之处。

民间传言往往是对历史事实的改写。考据苏北淮、扬两地，当日确有大量移民进入，而且主要移民来自苏、松地区，那么“洪武赶散”就不会是凭空杜撰，它的真相可能被隐匿，也可能被借用。隐匿可能是有意无意的历史遗漏，而借用只是一种历史修辞，通过一种语法和叙事，把民间不能清楚辨析的，或因时间长久难于重返现场的事实，加以情境化和故事化。“洪武赶散”就是这种具有明显“借用”性质的移民故事。

分析当时的政治情势，“洪武赶散”最大可能是一个流亡者的故事。

朱元璋立朝伊始，立刻对昔日张士诚占据并统治了十多年的苏松等地区采取重赋方式，以示新王朝对该地区的缙绅不久前强力支持张士诚抵抗的惩罚。其中苏州府税赋最重，从洪武年间到永乐年间升至全国田税平均水平的八倍。如此重赋，朱元璋不容许有任何反对，洪武十年，苏州知府不合建议减赋，竟被朱元璋诛杀。因此，以苏松等地区农民和地主们，在无法承受重赋、生活迅速贫穷的情况下，被迫选择了集体流亡。按有关史录中的户口统计，苏州府所属太仓，洪武二十四年在册8986 户，到宣德时仅存738户。如太仓所见，当时苏州地区不仅流亡规模大，而且是持续性的。

那么他们流亡到哪儿去？苏北淮扬里下河地区，显然是他们选择流亡的主要目的地。

这是一种被动而痛苦的移民。出于流亡者的心理，也是出于他们对新到陌生土地的情感认同，“洪武赶散”的移民故事，隐含了对朱明政权的憎恨，和对前吴王张士诚的怀念与忠诚。流亡者来到苏北里下河地区，这里是张士诚故乡，如今成为他们落脚的之地，无论怎么说，大家在这里同讲“洪武赶散”的集体故事，都是对背井离乡之痛的内心安慰。

在这个移民故事中，兴化无疑成为“洪武赶散”的中心叙事之一。兴化凋落的社会也按这个移民故事的结构（张士诚—苏州—兴化）重建和更张。

洪武二十四年的兴化6 万多人口中，占全部移民到淮扬地区的比例多大，其中又有多少来自苏州地区，没有必要核计。关键在于，一个以“苏州之梦”为凝聚力的移民社会在兴化建立，它重构了兴化，更新了兴化过去已有的楚文化背景，将吴文化推到了新时代幕前。

吴风吹过楚水，风生水起又一代。

六

14 世纪末15 世纪初，兴化作为移民社会，开始了它的另一个起点。

从明王朝嘉靖年间开始撰写的兴化地方志，记录的都是这个起点之后的兴化性状。自然环境没有改变，湖泊与河流依然环绕，水仍旧是兴化的风景、资源以及灾害主因。变化的是社会生活，从县城到乡村，大到社会格局，小到生活细节，都明显体现出新时代的特点。

第一座青砖筑成的高大城墙，代替了昔日的兴化土城，显示了新王朝的对于地方宣示“洪武”之威，同时也表明了社会进入安定。城墙使用的是本地戴窑烧制的大砖，昔日这个张士诚起事之地，现在被限令为官府专窑。陶匠以新的身份为王朝服务，一个外来韩姓家族，原来还是农民，现在却世代从事陶业。他们的后代中，居然出了一位叫韩贞的乡村哲学家和教育家。兴化美称他为“东海贤人”。

新移民们开始“修造”土地。他们首先在属于得胜湖区的低洼地，垒土为垛，建立家园，种植菜蔬瓜果。洪武二十四年出生、到景泰年间在朝中为官的高榖返乡时，时间不过五十年，他已经可以为这里的“两厢瓜果”写上一首范成大式的江南田园诗了。不仅菜蔬瓜果，垛上还大量种植大蓝、小蓝，制作蓝靛和青靛，人们用它们来染成蓝布青布和黑布，这样的衣着很容易又回到早先吴地的色彩。

沿着兴化东西几条河流，一批大型村庄聚落和市集出现。由市集而发展起来的大市镇，最早有四个：安丰、芙蓉、陵亭和长安。它们都在重要的水岸，承担着交通盐粮的任务，在这些市镇周边，乡村社会和经济也围绕着它们展开。市镇里有良好的建筑，青砖黛瓦，临水而起，人家枕河，街桥连通。市面一天天繁荣，店铺里出售农民需要的本地工具，商行经营米麦，以及从下江运来的货物。茶馆早晨散发着氤氲之气，而悬挂在桥堍边的酒旗，飘着米醪的浓香。人们似乎回到了他们曾经熟悉的生活之中。

当然，这些变化还属于表象，真正带来兴化社会变化与更张的是新家族的兴起。集体移民的意思主要指家族的群体迁徙。不少江南大户的到来，不单单是地主，而是宗族地主为首的大家族，在其率领下，合族移居。

到达兴化的大族大姓有多少，惜无具体数目。从后来分布在车路河和海沟河一南一北双轴线上的村镇大姓看，这个数目不下数十，其中不乏吴中顾、陆、朱、张四大姓氏。另有孙氏、吴氏、李氏、吴氏、解氏、魏氏、高氏、宗氏、徐氏、杨氏、袁氏等，也都是江南大姓。

他们合族而居，大多数形成一姓一村的同姓共同体，也形成了由一个或几个家族关系所结构的乡土小社会。与宋元以前兴化相对松散的乡土社会不同，新的移民家族不仅有着固有的家族伦理秩序，同时还有着文化身份的一致性，有着共同的社会认同，尤其是那个绵延不绝的“苏州梦”，更让家族之间彼此有着生存的关照和维系。因此，在兴化乡村，家族社会的聚合，不单单是以村庄为自然单位，同时还以一种“庄园”式的经济体出现，比如海沟河一带的李氏、宗氏庄园，白涂河北岸的袁氏东古庄园。这可以说是兴化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

明代以后，江南移民家族在兴化的存延，不仅仅表现为乡镇社会共同体的搭建，更重要的是，它有力地形成和促进了兴化乡土社会的耕读传统。如果说宋代“兴学校”的影响，曾经为兴化乡土社会开辟文化基础，那么由于移民家族的到来，他们把江南悠久的“耕读传家”的价值观念深植到兴化的土壤当中，才使兴化真正达成了“觊兴其化”的理想。

这样的例子很多，戴窑东古村袁氏家族是其中典型。袁氏宗族从苏州渡江北上，迁居兴化，在草堰、戴窑一带建村定居。不久，他们买下了前朝陈氏私人园林，扩展为方圆达五里的家族经济核心庄园。就是在这里，袁氏一族通过耕读，很快成为兴化著名的士绅家族。从明王朝嘉靖到万历袁氏父子三人科第成名，不仅极大提高了袁氏家族的地方声望，也为乡土社会树立了楷范。袁氏后来自起堂号为“树德堂”，当然不是自夸。

七

另一位明代兴化知县欧阳东凤，他在万历年间主修《兴化县新志》时说，“兴化僻处东海，斥卤之地，赋重民罢，物力少诎，而人文蔚起，学问好修不减邹鲁。若乃省阁名公、朝廷元辅、谏垣台宪、秘书藩臬、心膂股肱之佐先后踵出乎其乡，诚缙绅之渊薮、人才之都会也。”欧阳东凤没有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清康熙年间，知县张可立在他的《重修兴化县志》里接着解释道：“兴化东濒海，北距淮，湖波浩荡，城郭居其中，一泽国也……其水势回绕，风气之秀，发为人文科目之盛，甲于江淮。贤相名铨、乌台梧掖之贤者后先接踵。”

张可立把兴化人文兴盛的原因归于水的滋润浸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突出了“水”对人的塑型力量。兴化人文因水而兴，这并非简单的环境决定论，而是一种“因水生文”的意象化说法，它与前述“水德”，相为表里。

如果说，范仲淹借助“水德”所作的文化价值导引，主要从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建构兴化的民间文化精神 ，而这里“因水生文”的意思，则集中反映为兴化精英文化（士大夫文化和文学与艺术文化）的生长。

15 至16 世纪的明王朝，仿佛集中了兴化的文章风流。短短百年间，接连产生了高榖、李春芳、吴甡三位重量级文人。他们都是从兴化城乡普通士子，经过层层考选，进入仕途，成为国家重要的文臣。李春芳甚至以文章第一，获得科考的最高头衔“状元”。作为兴化最优秀的士大夫文人代表，他们三人都有着良好的政治名声和清正的文化品格，这在明王朝的政治环境中，更加突出显示了兴化文化中那种“沧浪”与“濯缨”的传统。他们不仅是一般的士大夫，而且还是田园诗人、准小说家、书法家，文学艺术在他们身上不是装饰，而是一种灵秀的才能。

正如前面两位外来者所见所闻，兴化的这些“贤者”，接踵而至，不仅在明朝中期形成了兴化的士大夫文人群体，而且几乎在每个历史时段，都活跃着这个群体的后来者身影。即现代来临之前， 任大椿和刘熙载尚以清华之臣身份，或修国典，或入史馆，成为政教传统和经典学术中的杰出人物。

然而，所谓社会文化精英不仅在于此等人物一时出类拔萃，而且在于“缙绅之渊薮”中形成的一批士绅阶级，他们作为兴化的文化中坚，才是推进地方文治社会的键钮。因此，尽管兴化为水乡泽国，为“斥卤之地”，资源相对贫瘠，物力或有不足，水涝频仍，生存多艰，然而有一个持续稳固、根基性的士绅阶级存在，仍然是可以强健和可以保持其社会发展的。“人文蔚起”本身就是社会文明的丰硕表现，也是兴化之能够在历史长河中保持其兴盛丰华的原因。

八

文学与艺术是兴化文化河流上盛开的奇葩。这里略以小说绘画为例。

《水浒传》的出现，既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传奇，更是兴化的传奇。13世纪，兴化东北水荡中间的一座村庄施家桥，诞生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水浒传》对于兴化的意义，或许是第一次显示了“水”的文学草根性质和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施耐庵的创造并不仅仅在他对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在于从“替天行道”中表现了他作为兴化文人的那种为生民立命的道德情怀。“水德”之思，再次经过文学化为“忠义”主题。在这个意义说，施耐庵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其来有自。

由《水浒传》而《封神榜》而《明珠缘》，有明一代，兴化贡献了三部长篇小说。三部小说分别代表人、神、情三种观点。三位作者身份不同，一个据说为元朝末年进士，后来却加入张士诚的起义军；一个参加过九次乡试，九次落第，不得已做了道士，并成为道教东派一派之主；一个为明王朝最后的文臣，不久成为躲避满清政权的前朝遗民，在家乡著书立说。然后，作为“文学之士”，施 耐 庵与陆西星和李清，其写作几乎表现出一致的“神道设教”思路。施耐庵的天罡地煞、陆西星的阐教、截教不用说，连历史学者李清也把邪恶而人性的现实男女归之于天道孽缘。很难完全说清楚这样相同的思路出自哪里，但观之小说里的九天玄女、女娲娘娘及九尾狐仙、碧霞元君这些形象，不能不感到楚水中悄悄流淌着女巫的精灵。

18世纪，兴化画坛上同时出现了两位异人。一位是李鱓，一位是郑燮（郑板桥）。他们都走过仕进之路，都曾做过一、二任县令。但事功之路对他们似乎不合适，他们也都因正直敢当被罢免官职，重回年轻时的艺术道路。

他们在扬州卖画为生，却为兴化赢得当世艺术声誉。当时扬州有来自江浙等地众多画家，李鱓与郑板桥是其中的领军人物。李鱓创造了他的“破笔泼墨”，郑板桥则以“诗书画三绝”独步画坛，为清代中期的“文人画”注入了一股生气与活力。

李鱓与郑板桥的作品中显然包含着清晰的兴化元素。尤其郑板桥，他的书画笔法线条与构图表现出来的“杂垛戏水”，更是直接将兴化水土之风致移植到了艺术形式之中。在中国书画史上，这种得之于水土形态的启发与观想，以及将其提炼为线条与水墨语言的独创，实在难得一见。

这些艺术上的标新立异，并不在于笔墨，而在于精神上与那个时代拉开距离，甚至是为了反叛那个时代。对于李鱓与郑板桥来说，传统文人中有一种他们为之效法的精神，那就是狂狷之气。这一点，他们两人通过自己的书画作品，表现得淋漓尽致。李鱓的破笔泼墨书写，展现了人生的自由与狂放，郑板桥简洁的兰竹中，最大程度凸显出他的傲岸与孤独。这样的狂狷精神与人格，与其像郑板桥所言是出于明代画家徐渭的影响，不如说是兴化文化精神中宝贵遗产。板桥曾作道情十首，“道”个人之心志情怀，其中有“老渔翁”之一蓑笠一钓竿的遗世水边形象，正是屈原笔下不滞于物、清浊自得的渔父，亦如庄子笔下的楚狂接舆。

九

从时代节点看，兴化文化成于宋、兴于明，但文化在生长年轮上有着历史连续性，兴化文化其漫长的历史，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一、萌生期。这一时期时间最长，文化生长的速度最慢。大约从距现在6000 至7000 年，到称为淮夷的上古阶段。在萌生期，兴化文化的性状，主要通过地下遗存的发现加以辨识。影山头遗址、蒋家庄遗址和南荡遗址，现在所发现的地下物质存在，提供了关于兴化文化的想象。

二、显形期。时间上从春秋战国时期到两汉隋唐，这一时期，借助地缘和疆域的划分，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折射兴化文化形象。其显征有三：楚国拓地而兴化成为“昭阳采邑”，汉初吴王在淮南“煮海为盐”而兴化成为盐区，隋、唐在射阳湖地屯田而兴化始以向农业社会转化。但这一时期兴化乡土社会尚未完备，文化的自然性大于文化的社会性，形态单调，自身特征不明。

三、形成期。北宋王朝是兴化文化的形成期。文化形成之义是指这一时期兴化文化有了它的内核与结构，并且有了精神特点和内涵。由于历史的巧妙安排，范仲淹将儒学之德性与兴化水土之实际结合，而通过事功转化为一种文化精神样式，同时开源导流，以屈原的诗性赋予兴化之水，而构就了兴化文化“水德”内涵。一种士大夫文化观念进入到社会肌理之中，形成了以“崇文尊学”为中心风尚的兴化本土文化。

四、丰 盛期。进入明朝时期，由于兴化乡土社会的重构，给文化注入了新的成分，原有文化结构得以更张，由此兴化文化进入了它的丰盛期。这一时期，兴化文化从精英文化到草根文化，从宗教文化到世俗文化，从艺术文化到日常文化，都得以充分展开。其总体面貌是，士绅阶级兴起，一批贤良之才涌现，文学艺术成就斐然。乡土社会在家族伦理之下，建立起稳固的耕读传统，保证了社会生活的稳定，而促成了文化的增进。由此，兴化文化在明、清两代，呈现了长达三百多年的繁富局面。这中间虽有改朝换代，但文化根深叶茂，一直延至清代中期，犹能保持文化的活力。

五、转型期。晚清以后至民国初年，社会进入现代，这一时期的兴化文化随之转型。体现在教育、医学、科技诸方面，兴化文化多受西方新学影响。社会革命，王朝结束，在“咸与维新”的时代潮流中，兴化文化传统的维系力，势将由新时代价值观念所取代。

十

循此历史分期，兴化文化之树年轮可见。但树干之上，兴化文化事象枝叶繁茂。因此，按类型本书所叙述兴化文化分为五章，简说如下：

第一章，兴化文化发生的自然与经济基础。这一章主要讲述兴化自然环境的形成及其变化，以及按自然需要，兴化的经济的生长与发展。水与土，盐与粮，一为自然之情状，一为经济之展开，四者相辅相成，为社会活动和文化的形成与兴起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近代以前兴化的社会生活形态。这一章裁取明清两代的社会图景，着重讲述始于元末明初移民后兴化社会的重组，以及在重组的历史过程中突出的文化认同现象。明代后得以重建的兴化社会，以其家族性的优势，推进了乡土社会的全面发展，其中乡镇的建立与稳定繁荣，则进一步促成了兴化地方文化共同体的功能建构，从而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本地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点。

第三章，兴化的教育、学术与科技文化。这一章的主要内容，一是教育与科举，一是思想学术。从北宋初年设立学宫开始，按时间顺序，详细介绍兴化的教育与科举文化。其重点为明清两代“学校”在兴化教育中发挥的作用，而科举制度之下所形成的士阶级群体，则是兴化教育显著的成果。思想学术亦因士阶级文人而产生，但其独立于教育之外的价值在于，它更深刻地体现了兴化精神文化的重要建树。

第四章，兴化古典文学艺术的重要成就。这一章集中分析兴化在文学艺术上的创造性表现及其历史源流。在古典文学艺术领域，明清两代兴化出现了以施耐庵、郑板桥为代表的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和优秀文学艺术家，他们构成了兴化文化中一道奇丽的文化风景线，他们的作品是兴化的文化瑰宝。

第五章，兴化的民间崇拜与风俗礼仪。这一章详细描述兴化古代民间崇拜与风俗礼仪形式。从贯穿千年历史的精神崇拜，到乡镇自发的各种大型民艺活动，从不同社会组织举行的会期，到一年四季的节令仪式，以及见于日常生活的种种习俗，进而在社会生活深处，梳理出民间兴化的肌理。

所有地方文化都具有它的独特性，兴化也不例外。但独特性并不表示独立，文化是在自然与社会、人类活动诸种关系中产生的，由这些关系决定文化的品质和精神特点，也由这些关系将文化的价值推向普遍性。兴化文化的高端与突出部分，其价值的普遍性建立，是基于“水文”与“人文”融合，借助中国诗教传统所产生的社会美学精神。这种社会美学精神 ，在兴化如此有限区域范围内，不但提升了兴化人的生存高度，而且放大了中国人对于诗意栖居的理想和经验。

通过小传统传承大传统，这就是梳理兴化文化经脉在今天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