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 · 转换 · 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审视

2020-01-15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长江丛刊 2019年34期

■张敏叶琦/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前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生命源泉和不竭动力。在多元文化并存、文化再造的新“轴心时代”，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进行发掘和转换创新，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阐释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不同民族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空中创生出各具特色不同样态的文明和文化。大河流域丰沛的水源、肥沃的土地孕育了古老的农耕文明；广袤的草场、茁壮的牛羊生长出剽悍的游牧文明；蔚蓝的大海、交错的岛屿拍打出浩瀚的海洋文明。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辽阔的东亚版图上以黄河和长江为发源地，从远古到晚近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出的富含中国血脉带有中国气派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集合体。就形式而言，具有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两类。物质形态寓存于建筑、器物、服饰、文物，以及各类历史遗存中；精神形态体现在思想观念、道德伦理、制度规范、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方面。儒家文化为主干，道释思想为补充，儒道释汇流融通，多元文化的互补性，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特色。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生生不息的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创造了遥遥领先于世的辉煌灿烂的农耕文明。在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传统文化需要在吸纳借鉴融会域外文化的合理因子和优秀成分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和改造，为解决人类生存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和难题，以及推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新智慧。

三、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发掘

（一）整体观：天人合一理念

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主客对立、主客二分，中华文化具有体用不二、主客一体“整体观”的精神特质。“体用不二、天人合一、情理交融、主客同构，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精神，它即是中国的智慧。这种智慧表现在思维模式和智力结构上，更重视整体性的模糊的直观把握、领悟和体验，而不重分析型的知性逻辑的清晰。”

农耕型的生产方式，更多仰赖自然环境和集体协作的力量，中华传统文化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中开篇。作为中华文化之始《周易》中的《贲卦》上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察大自然的运行，可以知晓四季流动变迁的规律；观察人类文明的礼仪，可以推行教化促成天下昌明。中华民族的先人在对天象、对人文的观察体验中，领悟到“天人合一”整体性的哲学意蕴。

“天人”关系，主要涵摄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命题，“天人合一”是其核心理念。“天人合一”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哲学运思。

第一，人与自然的场域关系。自然不是人对象性的存在，人和自然不是对立的，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老子指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庄子强调：“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地万物与我浑然同为一有机整体。儒家经典《中庸》中也提出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思想。在儒道视域里，人与自然万物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

第二，人与自然的功用关系。人不是高高在上的主宰者，人与天地并为三才，人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与天地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孔子看到四季运行，万物生长，对大自然的生生之德产生了无限的敬畏。“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人类应尊重天地自然而然的运行状态，顺应自然规律；荀子进一步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人能够掌握自然的变化规律，利用它造福人类。“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作为参与宇宙万物变化的一种力量，人能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辅助促成大自然生养化育万物。“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人不仅利用自然，还应珍爱自然、保护自然。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荀子主张“草木繁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王制》）。这种珍惜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伦理观，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西方文化主客二分的知识论旨趣，注重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探索。从古希腊的“爱智慧”到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推动了西方科学技术高度发展，造就了现代物质文明的昌盛。但在现代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支配下，人类手握科技利器戡天役物，对大自然大肆挞伐，疯狂攫取，在创造了丰盈的物质财富同时，大自然已被剥夺得体无完肤、千疮百孔。而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理念，对解决当下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环境危机，无疑是一种可资借鉴的有益的价值资源。

（二）伦理型：仁爱和谐思想

古老的《击壤歌》写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农耕民族固着在土地上，世代聚族而居，父系血脉贯穿起宗法血亲氏族社会组织结构。因此，规范和维系人伦关系和睦与秩序的原始礼仪，就成了原始氏族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石。

中国上古文化集大成者孔子，对根植于原始礼仪的周礼，极尽遵从与维护。孔子由衷地表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面对“礼崩乐坏”的春秋乱局，为维护周礼，孔子创造性地提出了“仁”的观念。孔子对“仁”有多解：“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 ·颜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等等，孔子以“仁”释“礼”，将外在的规范约束注入内在的人性内涵。

“仁者，人也”（《中庸》）。“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人的心，就是恻隐之心、同情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仁人必善于体贴他人，推己及人。孔子提出了“能近取譬”为仁之方的“忠恕之道”。因己之所欲，知他人之所欲，故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此即所谓“忠”，从积极方面推己及人；因己之所不欲，知他人之所不欲，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此即所谓“恕”，从消极方面推己及人。忠恕皆是“能近取譬”（《论语 ·雍也》），“善推其所为”（《孟子 ·梁惠王上》）。

为仁之方的“忠恕之道”，其要旨就是要达成人际和谐。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和睦、和谐、协调，是儒家人伦关系最为重要乃至最高的价值所在。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孟子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孙丑下》）。孔子则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作为其人生志向。老年人能得到安养，朋友之间能诚信交往，少年人能得到关怀成长，这样的人伦关系一定是和谐的、美好的，令人欣然所向往的。

当下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原则一方面极大地释放了人们身上被压制受束缚的个性潜能和创造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市场原则的泛化，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人伦危机。金钱万能、物欲横流、唯利是图、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等乱象，造成了人际关系扭曲，人与人之间冷漠、疏离。而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伦的仁爱和谐思想，对于拯救世道人心，消除现代人伦危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价值。

（三）实用性：经世致用观念

的西方文化是超验的、彼岸的文化，而中华文化是此岸的、人间的，具有浓厚的实用理性品格。孔子说“道不远人”（《中庸》），“道”即在“伦常日用”、“工商耕稼”之中。

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修身”与“治平”、“正心诚意”与“齐家治国”，亦即所谓“内圣”与“外王”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修身”是起点，“治平”是归属。对内通过提升内在的心性修养，完善道德人格，具备圣人的才德；对外经世致用，济世安民，施行王道，谋求内在修身成圣与外在治平成王的有机统一。孔子不仅教导子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对于子贡“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为仁乎”之问，孔子给予“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之答。由此也可观见“孔子颇重‘博施于民’的功业成就，并非专讲一己之成德。”

中国主流文化有着积极入世的精神与情怀。《周易· 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君子效法天刚强劲健、昼夜不懈地运行，积极修身济世，自强勉力，拼搏进取，奋发有为。这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本质。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不断涌现出渴望建功立业、济世安邦的志士仁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位卑不敢忘忧国”的陆游，“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等等。这些闪亮的名字，彪炳史册，灿若星辰，不胜枚举。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传统，对当代中国改革创新的深入，攻坚克难，再攀高峰，再铸辉煌，具有极大的推动力和感召力。

（四）审美化：人生艺术化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互补，儒家提供积极进取、砥砺前行的人生动力；而道家则在艰难曲折的人生路途上提供心灵栖息的安顿之所。徐复观先生指出：“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的人生。”“庄子所追求的，一切伟大艺术家所追求的，正是可以完全把自己安放进去的世界。”

深受道家文化浸润影响的陶渊明，当他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他在田园里、自然间，寻找了、创造了审美的艺术化人生，来安放自己疲惫、困顿的心灵。“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 ·其一》）。“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答庞参军·其一》）。“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其一》）。“日夕气清，悠然其怀”（《归鸟 ·其三》）。“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饮酒 ·其五》）。从陶渊明的诗文中流淌出挣脱世俗羁绊、摆脱“心为形役”、回归自然、回归田园、回归富有生命情调和韵味人生的欢欣和自由。所以，梁启超先生不仅称赞陶渊明人格的“冲远高洁”，也称赏他“最能领略自然之美，最能感受人生的妙味。”

“独好陶渊明之诗”的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质朴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陶渊明淡泊冲远的生活态度和人格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苏轼。苏轼一生宦海沉浮，一贬再贬，“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在黄州惠州儋州三个贬谪地，苏轼以审美的态度超越现实的得失和人生的苦难。在黄州，夜游赤壁，挥毫写下了“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的旷达之音。在儋州，获赦北归渡琼州海峡时，从胸膛中迸发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豪放之语。

陶渊明、苏轼所成就的人生是审美艺术化的人生，所书写的人格是高蹈自由的大人格，他们达成了冯友兰先生所提出的人生最高之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一种审美境界、情感本体境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人生艺术化的审美境界，对于在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现代商业社会，汲汲于功名利禄，人为物化，心为形役，焦躁、压抑所困锁的人们，不失为一种审美的救赎，也为枯索无趣的人生寻找到一个至情至性的生命栖息地。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换与创新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定历史时空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不可避免打上了历史的烙印，受到特定的时空所局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自于半封闭的大陆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农耕自然经济和封建血亲宗法制度，因此，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负面价值。

优秀传统文化的负面价值主要体现在大一统超稳定的思想观念、群体本位导向、以及程朱理学所绝对化的三纲五常等的负面影响，导致了人的主体性丧失，个体人格扭曲，服膺权威、麻木不仁、得过且过、封闭自守等等。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一生都用他的如椽巨笔对“国民性”进行批判和改造。在政治层面，重“人治”而轻“法治”，法治观念淡薄，严格的等级观念也束缚了民主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在科学领域，重经验而轻逻辑，重实际应用而轻科学理论，缺乏实证科学和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等等。对于精华与糟粕并存、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同在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科学理性地审视和对待，既不能盲目崇拜和直接搬用，也不能简单否定和粗暴排斥，而应“吐故纳新”，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批判地继承和发展，辩证地分析和对待。正如梁启超先生所主张的“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演进中，一直都在与异域文化进行不断的碰撞与交流、会通与融合，在学习借鉴诸如波斯文化、印度文化、欧洲文化等外来文化过程中，相互取长补短，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当今时代是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大交融、文化再造的新的“轴心时代”，我们更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兼收并蓄的心态，接纳不同文明的挑战，包容汲取一切文化的优秀合理成分。比如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彰显个体理性与平等自由的契约精神，民主和法制的意识，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思想等等。李泽厚先生还提出了“认真研究和注意吸取像德国抽象思辨那种惊人的深刻力量、英美经验论传统中的知性清晰和不惑精神、俄罗斯民族忧郁深沉的超越要求……，使中国的实践（用）理性极大地跨越一步，在更高层次上重新构建。”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社会和国情相结合，充分吸吮融会域外文化的营养元素，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机体，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转换与创新。在新“轴心时代”来临之际，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更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更正声明

本刊2019年8月下旬刊（总第453期）第153，169页文章《大一新生家庭亲密度、坚韧人格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作者：白艳巧，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文章内容中表1、表2、表3的表格应为三线表，现更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