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宝贵的智慧。比如，跟钱有关的，《论语·里仁》里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表面意思是，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但是难道对小人只能讲利益，对君子就不讲利益吗？事实上并不能这么理解。孔子也曾这样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意思是富有和高贵，人们都想要，如果不用道德和正确的理念得到，那就不能去做；贫穷与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摆脱它们，是摆脱不了的。在孔子的理想中，并不是让人们拒绝财富，他只是让我们用合法的方式去获得财富。

所以我认为，传统不是过去，传统就是当下，也因此我们不断地对传统进行诠释和解释，使传统的东西延续到现在，并且仍然在影响和激励着我们。

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首先来看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中国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可它的发生首先是地理的。

何尊这件国宝级的青铜器，是一位陕西宝鸡的农民发现的，他把它当作破烂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文物专家在铜尊的底部发现了122字的铭文，铭文叙述了这个尊是由一位何姓人所铸，记载了周成王继承周武王的遗志，迁都被称為“成周”的洛邑？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这一重要史实。其中提到了四个字：宅兹中国。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中国”一词的记载，代表着早在西周早期中国的称呼就已经确立了。这里的中国应该说就是一个地理概念。

但是，这个时期的文献也已经告诉我们，中国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春秋战国时期有一派：纵横家，而《战国策》就是记述了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的一本书，在《战国策》里的《赵策》就描述了一个概念，什么叫中国？“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意思是中国，就是一批聪明的人居住在这个地方，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推广贤圣的教化、礼仪文化等，而远方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些落后的族群都应该到这来参观学习。

所以，最初用文字表述的“中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它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有了文明的概念。

到了汉代，这个概念继续使用。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对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尼雅遗址进行3个墓地的挖掘。中方考古队挖掘出了一具男尸。男尸的白色丝绸衣服上有一个绣片护臂来保护胳膊，护臂上有重复的两行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是汉代的汉字，绣片的织法是蜀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8个字出自《史记·天宫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这再一次告诉我们在汉代关于中国的概念。

到了宋代，有一个人叫石介，人们又称他为徂徕先生，是现在的山东泰安人，徂徕书院就是他创建的。石介有一篇文章名为《中国论》，他站在北宋时期的历史背景下，认为从汉代中叶，佛教传进了中国，而且经过一些年之后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可是这一部分思想已经代替了儒家，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这是石介比较忧心的一个问题。在《中国论》中，石介强调的是中国文化历史的地位，他并不是轻视佛教的传播，甚至也不反对西教的传播，他只是从中国的概念出发，认为不同文化应该和平相处。

“当夷狄还住洞穴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建筑，当夷狄还穿皮毛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服装。”石介用这样的对比，来表达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对中国文化有可能被外来文化吞噬的忧心。

《中国论》的一些观点非常好，石介说：如果你来学习，我教你，如果你不来学习，我们各自为安，“各不相乱”。在那个时候，从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来看，中国应该是世界第一的。但是对于周边的族群和国家，石介认为彼此应该和平共处。

到了清代，康有为提出了一个概念，“中国能礼则中国之，中国不能礼则夷狄之，夷狄能礼则中国之。”意思是说，中国如果能够坚守自周代以来的礼仪文化就是中国，如果不能够坚持，就会沦为落后的夷狄族群，而落后的族群理解了中国文化，那就是中国。中国和其他国家，不是政治经济战争的比较，而是文化的比较，所以康有为对《中国论》做了概括之后，谭嗣同也说，“守旧则夷狄之，开新则中国之”。

所以从这些历史观点看，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血缘概念、种族概念，也是文明文化的概念。这就是我们认同的根，这就是我们出生的根。如果有这样的归宿感，你就会有荣誉感，你如何，中国就如何。如果你离开了中国的根，你要向何处去？所以“中国”不是一个虚伪、空洞和抽象的概念，而是用几千年的文明史书写的有丰富内涵的概念。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信仰？

下面我们来看两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其实越简单的问题越复杂。第一个是关于宗教问题。中国有宗教吗？

我们要让外国人理解中国，就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

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时候，纣王说“帝立子生商”，意思是说，我是作为上帝的儿子来统治商王朝，你有什么权力推翻我？这遭到了周武王的反驳：你虽然是上帝派来统治商王朝的，但是你没有做到“敬德保民”，我就要“以德配天”，用道德的主体来替天行道。

事实上三千年前的历史就表明，在中国文化中道德取代了宗教。所以，三千年来，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事实上中国文化是多元化的、包容化的。例如，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到唐代它已经不是外来的宗教，而是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在中国没有宗教争论，也没有宗教战争，甚至到了宋代以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形态：以儒家为主体，吸收了佛教和道教，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

举个例子，在隋唐时期，五个少数民族进入中国先后建了16个国家，此时正是佛教最流行、翻译最丰富、传播最广的时代，社会上出现了六本佛经。其中的两部非常奇怪：《佛说孝子经》和《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根据对历史文献的考证，这两部经文内容的出处似乎并不是佛教原典，而是由中国和尚改编而成。所以一种外来思想不断在中国传播，并融进了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以热情的胸怀拥抱了它。特别是当禅宗出现，标志着佛教已经完成了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到今天也是如此，中国和外来文化没有任何冲突。

事实上宗教的根本问题是围绕人性的。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内，都认为人是带着原罪来到世界上的，为了要解脱自己，因此追求自我主体以外的绝对权威来帮助自己解脱困惑。然而，在中国怎么看待人性的呢？“性本善”？ 我们生来就有善心，每个人都有是非之心、羞耻之心、恭让之心、恻隐之心。善心是天赋的，是自然而然就具有的。因此根据性善论，你还需要主体以外的人来约束你的言行吗？不需要，你自己就可以约束自己，你是自己的道德主体。这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源头。

当然，也有性恶论，这最早由荀子提出。但荀子不是反对性善论，而是认为在社会和生活的实践中，人的善心可能会向恶的方向发展，他对儒家的性善论做了诠释。后来法家出现，韩非子提出，如果人性是恶的，那么我们就不能相信道德伦理可以约束自己，而需要用外在的制度约束自己。

如何看待战争？

19世纪，克劳斯塞维茨写了一本《战争论》，堪称西方政治学和军事学的经典。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政治是战争的继续。因此，为什么说西方人好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可以通过战争让人们接受他们所谓的民主自由。

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看待战争问题的呢？孟子说，“春秋无义战”，意思是春秋时代没有一场战争是正义的。先秦时代还有一句话：“无子不言兵”，意思是没有一位学者不讨论战争的。事实上，中国文化并不注重《孙子兵法》和战争文化。这几年，《孙子兵法》从商界开始热起来，但一定程度上是不分真伪的，比如，误把“三十六计”当作《孙子兵法》的一部分。其实“三十六计”是中国战争文化中最下三滥的东西，它并不是《孙子兵法》的一部分。

《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思是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能不慎重考察研究。这些观点符合中国传统的观念，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概念。

其次，战争是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方法？《孙子兵法》里没有这个概念。事实上一说到战争，中国第一个反对。孟子提出正义战争的方法，“征者上伐下也”，意思是说，打仗的人要遵守一种秩序，由上伐下，一定要遵守周天子的指示，因为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一定要听他的；“敌国不相争”，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是敌对的，不可以随便征伐，例如，虽然赵国很大，曾国很小，但是赵国也没有权力攻打这个小国，因为你们都是天子脚下的诸侯国。正义战争必须要遵守政治秩序或尊卑有别，如果不遵守，那就是非正义的战争。

中国人还对战争的本质进行了揭露。老子提道：“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意思是大战之后，必然会出现一个混乱的时代，落后的社会和国家，生灵涂炭。老子还说道：“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意思是用天道规律来辅佐君主的人，不能用战争强迫别人接受，“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所以中国文化里，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在内的思想都对战争有深刻的论述和揭示。

汉代有一篇文章，意思是敌人来攻打我，我必先鸣鼓说明它是错的，集结正义之师来讨伐它；但不是无限战争，不会波及人民；即便我把你杀了，但是我也会对你表示哀恸、哀戚之情；虽然我是胜者，你是败者，但是我会按照你的族群和社会的礼仪方式把你安葬。

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在战争上是有伦理道德和伦理操守的，而不是无限战争，更不会在战争中过度使用武器。

第三，中国重视战争吗？《孙子兵法》里说得很清楚，“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意思是最好的方式是用谋略解决，这可以节省国家的开支和个人的费用。其次，伐交，就是用同盟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再其次伐兵，就是用战争的方式。但是中国人不是先出手，而是以战止战，你对我无礼，用战争的方法威胁我，那我就用战争的方法回击你。所以，中国从来都不是第一个发起战争的，从政治和伦理的角度而言，中国人反对用战争解决问题。最后是攻城，但是孙子说，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说“兵如蚁，死伤三分之一”。意思是士兵像蚂蚁一样，一场战争中的死伤人数能达到三分之一，而士兵不仅有我方的士兵还有敌方的士兵，冰冷的兵书中投射出一种温情。所以《孙子兵法》，不只是讲兵法，它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他告诉战士，“围师必缺”，意思是把一个军队围起来，必须要留一个缺口，让敌军还有逃亡的希望，当你给他逃亡机会的时候，他就不会跟你做拼死的决斗。这个战术体现的是高尚的人本主义精神。所以，我们对敌人更多地是用仁义的方式解决，而不是用武力的方法解决。

中国古代尽管发生了很多场残酷的战争，但正是因为我们深知战争的残酷性，所以才對战争做了深刻的文化思考，这是中国文化里重要的智慧。

注：本文根据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守常在中国农业银行私人银行“豐赢未来·财富论坛”上的演讲内容整理，演讲内容有所删减，未经本人审阅。整理/张子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