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本期是向刘家和先生致敬专辑，所刊10篇文章中，有7篇是由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学者从不同侧面就研读刘家和先生论著、受教于先生，或者先生学行往事所撰写的文章。刘家和先生研究中外历史已历数十寒暑，通贯古今，纵横中西，在中國传统经学、中国思想学术史、中外史学史及史学理论、历史哲学、世界历史比较研究等领域皆有专深独到建树，今虽年愈九旬，笔耕不辍，门下弟子亦成就斐然。先生学术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历程中有独到地位，此辑所刊，远不足呈现先生学术境界贡献之全貌，谨志敬意，期待学界同仁继续钻研。

蒋重跃《刘家和先生治史的理论追求》从3个方面展现先生学术研究高远的理论旨趣，一为语言文献学与哲学相结合以治史;二为注重矛盾分析以见所研究问题的深层意蕴;三为“入室操戈”，即深入世界最具影响力学说内部探寻要点进行对话分析。王大庆《谈刘家和先生对中西理性结构问题的思考——读<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札记》一文，对先生为回应黑格尔等西方学者的理性说而提出的不同文明之理性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在永恒不变的存在中把握真理的逻辑理性在西方居于主导地位，在事物的运动变化中把握真理的历史理性则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两种理性以及两种理性结构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等重要论断，做了具体深入的阐释。王成军《比较史学何以成为可能——刘家和先生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初探》一文提出，先生把“同”与“异”的辩证关系作为基础，以可比性为中心建立比较类型，在对史料进行严谨考证批判的前提下对比较对象进行深入剖析，提炼更具有本质意义的高层次比较类型，其论说及史学实践独具一格，为中西史学比较的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许兆昌《刘家和先生的经学研究探析》考察先生经学研究旨趣，认为先生的研究既含对传统经学研究方法——小学的继承和推进，又有新时期以考信史实为主要标的之史学方法的熟练运用，其广博的世界上古文明史的研究背景及丰厚的知识储备，为解决形成于中国上古文明时期的经学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其经学研究中突出的“会通”特征在当代经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意义。赵轶峰《中国史学的个性——刘家和先生史学思想发微》一文认为，先生在中西史学比较的视野下提出中国经史之学体现出与欧洲古代不同的历史理性取向，中国史学具有独特而持续的通史精神，中国史学求真致用之说蕴意深远等论断，将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引入哲学和比较文化层面，从而使得中国史学根本特征及中西史学异同昭然若揭，足为会通中西史学而探寻史学进步途径之资。郭小凌《史学园林中的“一只极为珍稀的鸟”》讨论先生学术品格，认为先生禀赋奇异，在中国古汉语、音韵学、文献学、哲学、经济学、数学、外语、古典学、印度学、汉学等不同领域皆有极高造诣，故能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中取得非凡的成就。邵东方《论学相见恨晚——记杨联陞先生与刘家和师的一段学术交往》，根据现存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杨联陞先生日记，还原了1986年杨联陞、刘家和两位先生在哈佛大学交往的一段轶事，生动展现了前辈学者平和待人、惺惺相惜、相交以道的胸襟情怀。

另外还有3篇文章。徐松岩、李杰合作的《共和国晚期罗马与海盗的博弈》指出，共和晚期罗马海盗活动兴盛与当时罗马内外矛盾交互作用密切相关，罗马在与海盗的博弈中壮大了海上扩张的实力。赵可馨《日本埃及学的历史与发展现状》梳理、评析了现代日本学者埃及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得失与处境，可供中国埃及学者参考。杜勇的《武王伐纣日谱的重新构拟》通过考察大量文献资料，重构了周武王伐纣往返的路线与日程。

希望这些文章对学界同仁的研究有所助益。连续订阅本刊的机构、读者如因任何原因未能订到本年期刊，可与编辑部联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