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万辉，1976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曾就读于吉隆坡美术学院和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文字创作以小说和散文为主。作品曾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海鸥文学奖等。着有小说集《卵生年代》《隔壁的房间》，散文集《清晨校车》和图文集《如光如影》《比寂寞更轻》。曾获马来西亚优秀青年作家奖，并获台湾《联合文学》杂志评选为20位40岁以下最受期待的华文小说家之一。

车子开上高速公路，就迎着相同的风景，像一大段重复回转的电影胶卷。早上日头把柏油路晒烫了，远程景物仿佛都腾腾蒸散。他从望后镜看了看妻和孩子。妻子已经睡着，倒头靠在车窗上，怀里还捧着一本儿童绘本，欲坠未坠。清晨七点开车，从吉隆坡一路往南，终究是一趟遥远的旅程。小孩倒仍是精力充沛，低头翻弄一迭英文识字卡，自得其乐地哼着儿歌。

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已没再和妻并肩而坐。驾驶座旁边的位子，在小孩出生之后用来放手推车和婴儿杂物──奶瓶、奶粉、热水壶、纸尿片、湿纸巾那些，出门总是要带一大包的琐细东西。后来孩子过了穿尿片的年岁，那座位却变成了放玩具的地方。小孩这时从后座靠过来，手搭在椅背上，问他：“爸比，快猜猜看，D forwhat？”他笑着耸耸肩。 D forDog？错了啦。小孩纠正他，D forDinosaur，手里还晃着一张画着卡通恐龙的字母卡片。

他叫孩子坐好。安德鲁乖，不要钻到前面来。车子刚过州界，似乎有什么东西越来越遥远了。才刚过三岁生日，妻子就迫不及待把儿子送进学前班。小孩也似乎没有抗拒，很快和其他小朋友玩在一块，回家竟然就开口说英文。爸比，I am a boy。他有些讶异，不知道现在的学校都怎么教。对于自己三岁时学过什么，他几无印象，只记得以前小学三年级才开始上英文课，ABC背了半年才全部齐了。那时候，全国华小改成 3M制，他是第一届的实验生，整个世界好像一下子都不一样了。课本从繁体字变成简体字，注音符号变成汉语拼音。他记得那时教中文的是宋老师，大概也现学现卖，常常为了查证某一个字的正确拼音，在课堂上就翻起字典，一边推着厚厚的眼镜，一边口中唔唔嗯嗯地念着什么，徒留漫长的冷场时间。

不想这一次请了假回家乡，却是为了宋老师的丧礼。

接到小学同学传简讯来的那时，妻子还问：“哪个宋老师？”他说：“喏，我们摆喜酒的时候，爸爸请他帮忙写喜联的那个宋老师啊。”

宋老师是他们小学的班主任，一连当了六年。当年学校里，宋老师永远都把头发梳成三七分，露出宽阔前额，油亮发间夹杂了许多显眼的白发，眼袋在厚框眼镜底下显得更深了。老师似乎每一天都穿着同样的白色短袖衬衫，一件灰色的西裤，裤头拉得高高的。那身白衬衫不堪经年刷洗，都洗薄了，可以清楚看见衬衫底下的背心。衬衫口袋老是插着圆子笔，一支蓝色，一支红色的。有时笔尖漏了墨，把口袋染出一圈小小的渍印，宋老师好像也没发觉。

每天上课之前，宋老师会站在课室前的南洋杉下抽一根烟。一刻的时光，也不理会班上正喧闹不断，独自在树影底，呼出一串长长白白的烟雾。那时学校里还没禁烟，也没什么避讳。每次老师捧着课本踱过他的座位时，总是隐约留下一丝焦灼的气味。

他记得那么清楚，仿佛多年以来，老师的样子都没有改变过。现在想起，当年的一个一个生字，都是宋老师在黑板上教的。老师背对着他们，用粉笔写着很大的字。那些方块字，从最简单的人、天、大、小……开始，渐渐蔓生出越来越多的枝节，累积繁复的笔划。粉笔刻画在黑板的声音像是雨点打着屋顶锌板上的节奏。有时一撇不小心使了力，刻出刺耳的“咯叽”一声，一支粉笔断成两截，把瞌睡的同学惊醒。

那已是多久的事了？那课室里粉笔灰翻飞的光景，黑板上老是留着板擦掠过的泛白痕迹。木制桌椅老旧松脱，坐下去摇摇晃晃的，都是好遥远的事了。小学生之间流行过那些字谜：一点一横长，一撇到南洋，十字对十字，太阳对月亮。到现在谁还记得谜底呢？他也不曾跟儿子安德鲁说过这些。一晃眼小孩都三岁了。自从儿子出生之后，他才真正发现岁月的不由自主。几年时间仿佛一下子就飞逝而过，让人心惊，留下的记忆，除了小孩成长的点点滴滴，其它的几乎都稀薄如晨雾。

想起以前每年农历新年，父亲都会带着他一起到宋老师家里拜年。父亲唤宋老师“老宋”，彼此是旧识，然而跟在他们身后，他却总觉得有些不自在。宋老师住在老街那带，英殖民时代留下的老屋里头。从日晒的五脚基走进窄门，总有光度骤然暗去的错觉。楼下很宽敞，却把饭桌和橱柜都挤在墙边。穿着新鞋走在斑驳的石灰地板上，鞋底总有一种粗粗涩涩的感觉。据说宋老师还有个女儿，在国外念双联课程。他没见过。在他的记忆里，宋老师总是孤然一人的身影。

每一次，宋老师都要带父亲上楼看字画。走上老旧木梯，一步一步叽叽歪歪地响，挤出岁月的回声。老屋子的二楼是宋老师看书写字的地方，有一张很长很長的木桌子，清理得十分干净，沉沉的木色却明晃地映着窗外的光。墙上靠着一排玻璃柜，里头都是书。对角的墙挂着日历、时钟和一幅裱褙的骏马图。那水墨画的宣纸发黄斑驳，但墨色却仿佛没有沾染时间的痕迹。画里的马，张开四肢，马蹄踢踏着尘土。几笔浓淡不一的笔触利落地画出马身。那鬃毛和马尾的墨色很浓，扬得很高，总让人觉得那马奔驰飞快，永不停歇一样。

宋老师总是一再说，那是画家徐悲鸿的真迹。“你看看这个双勾的笔法。还有这个飞白”。宋老师轻抚着那只墨马恍若多年豢养一样。然而他总觉得，那陈旧房子，和站在木窗线线幽光里的宋老师，其实都那么脆弱又孤独。

他总觉得奇怪的是，那幅徐悲鸿的墨宝，为什么没提上名字，也没有印章。说到底，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高中毕业之后，他到吉隆坡去念书，新年回老家忙着找朋友叙旧，就没再去宋老师家拜年了。记得那时离开小镇之前，他和宋老师说要去念美术，宋老师沉着嗓子唔嗯了一阵，推了推眼镜，才说：“也好。我原本以为你会去念中文系。”那时他已经十九岁了，逃走一样跨出了那间老屋。回过头，宋老师还站在窄窄的门口送他，一手扶着木门框，站在陈旧的景色里，日光倾斜，这才蓦然发现，老师竟然已经一头白发了。

时间从时速过百的疾驶中过去，车子过了收费站，拐了个大弯，开上通往小镇的乡间县道。破旧的马路两旁，都是红泥小径，日晒底下车子一过就掀起尘土飞扬。他瞄了一下车上的时钟，心底数算，早上十一点送殡，应该还赶得及吧？不留神，车子没闪过路中凹洞，一阵颠簸，妻子惺忪醒来，揉着眼睛望去车窗外的山坡地，棕榈树林不断倒退。这座他背离的小镇，仿佛什么也没改变。然而一年就回来几次，却总觉得眼前的风景都渐渐萎靡。大马路那些老屋一间一间被弃置了，留下来的都是颓然无聊的老人。有一次，他和妻子在旧街场打包午餐，就在街角瞥见宋老师的身影，一身背心短裤，正在等着过马路。他低下头，拉着妻就急急想走。妻子笑他，怎么像老鼠看到猫那样？他说，不是啦，其实见到面也不懂要说什么才好。

时常就这样，和宋老师相隔着巨大的静默。记得上中学之后有一段日子，父亲坚持要他跟宋老师学书法。每个周末下午，他骑着脚踏车来宋老师的家，就对着那幅徐悲鸿的骏马图习字，而老师坐在长桌的另一端，有时看书，有时打开了木窗抽烟。一把旧电扇摇着头，转到尽头就发出“嘚”的声响。他俯案盯着九宫格，练写永字八法，毛笔头老是开叉，静不下心来。磨墨时他特别使力，浮浮躁躁，其实心底是有些赌气的。之前父亲把大哥送去新加坡念中学，却把他留在小镇上念独中。他有时会觉得，这其实是父亲对未来惶惶不安的一场赌博。许多年后，大哥留在新加坡生活，改了国籍，说着一口音调怪怪的新加坡华语，一句话要夹两三个英文字;而他后来还是离开了小镇，到吉隆坡工作。终究兄弟俩都变成了异乡人，也说不清父亲押下的赌注，最后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

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妻说他写的字好看，他总是有些心虚。他曾经写过一封表白的长信给她，不知她是否还珍藏如昔。那是时代的尾巴，早已过了手写情信的年代了。谁还鱼雁往返、祝君平安的？如今都用手机简讯，几乎没人在乎谁的字写得好不好看了。他在高中时代开始学计算机，勤背仓颉输入法的字诀。人弓火是你，竹手戈是我。把那些小时候学会的字一一拆散了，又重新拼构回去。有时一个字试了半天打不出来，那些飘零的部首都像风中的落叶。

他许多年没再练习书法了，连提笔写字的机会都少了。老家的橱柜里还收着毛笔和中华墨汁。整罐墨汁早已干涸，结成粉碎的硬块，把盖子旋开，冲上一股像青草湿腐的刺鼻气味。想起十多岁的时候，倚在那张很长的书桌上临帖，宋老师总是要他坐姿端正，手也要提得正。瘦骨的柳公权，圆润的颜真卿，他都曾经练过，然而总是耐不住性子，对着那黑底白字的碑帖，心底总是暗暗嘀咕：“即使临到完全一模一样，也是别人的字，又有什么用呢？”

有时宋老师会站过来，在他身后伫立许久，看他一个字写歪了，就按着他的手，再重写一遍。透过交迭的手心，他可以感受到一股按捺的力道。近看老师的手骨嶙峋，静脉像交错的树根。原本觉得粗糙坚硬的手，竟然很温暖。只是他从来不知道他自宋老师握着自己的手势里，到底承接了什么。倒是后来他发明了一种作弊的方法，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把宣纸平铺在字帖上面临字。宣纸很薄，隐隐就透出底下的碑帖模样，只要顺着帖上的字形，就可以临抄出八九分相似的字来了。

好几次就这样交了功课，他暗暗得意。只不过墨汁老是从纸背渗出来，把那本字帖搞得墨点斑斑，也不晓得后来宋老师有没有发现这件事。偶尔在晴朗的下午，习字的时候，会有一个老阿嬷在楼下敲门，请宋老师代笔写信。老阿嬷也是老街上的街坊，看起来比宋老师更老，穿着一身短袖碎花的阿嬷衣，裤脚只遮到小腿根。她驼着背，缓慢地走上楼，手抓着木扶梯，抓得紧紧的。老阿嬷用闽南话客气地唤老师“先生”。

总是阳光和煦的下午时光，窗口挂着的布帘，随着风一掀一掀的。老阿嬷靠着长桌，坐在一张木凳上，谨谨慎慎的模样，颤颤地用闽南话说一句，宋老师就拿出他的钢笔，在一张浅蓝信纸上写一句。安静的房间里，可以听到笔尖划着纸，顿挫又短促的声音，像轻轻敲响着什么。而他在一旁假装专注练字，其实都在偷听。老阿嬷给遥远故乡的亲人写信，一句一句话都像是对着远方的倾诉，内容却琐琐细细，什么孙儿回来不肯叫她阿嬷，昨夜自己又做了梦那些小事。他有时一边听，一边掩嘴窃笑，宋老师就干咳一声，瞪他一眼。信里总是绵长的问候，有时一样的话都重复了几次，老阿嬷也没察觉。日子一切都嘛安好，家里人可好，请勿牵挂。

长长的信，两三张的信纸，大概半个钟才写好。宋老师把信纸摊在老阿嬷面前，问她：“你看可以否？”老阿嬷轻抚着信纸，那些微微凹凸的字，小心翼翼地把它装进信封，又凑在嘴上，用口水把信封黏实了，请宋老师帮她寄出去。老阿嬷站起来，想从胸口的衣缝里抽出什么，宋老师连忙推她的手，说免啦免啦。老阿嬷说那下次带两颗檨仔过来，屋子边的檨仔树结了很多，一个人也吃不完。宋老师说：“你免卡客气啦。”老阿嬷仍串串感谢，像是终于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又弓着身，蹒跚走下楼了。

他疑惑地问宋老师，这信是要寄去哪里？怎么忘了写地址？宋老師抬起头看了看他，却说，就算写了地址也寄不到啦。

像是没有终点的旅程，三几小时的长途，他终于还是抵达了小镇。才到殡仪馆，远远就看见路边还停了许多车辆。他停好了车，妻子下车伸长懒腰，俯身把孩子抱在怀中。孩子左看右看，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稀奇。灵堂上黄白菊花缝缀在金色闪闪的屏帘上，两旁是架起的花圈，还有那些轻烟缭绕的烛香，在小孩眼中，也许更像是一场节庆吧。他走到供桌前，抽出三枝香，凑着豆大的长明灯点着。这才看清楚摆在桌子彼端的黑框照片，宋老师四十多岁的样子，大概就是在小学执教时候的模样。厚厚的眼镜，微微往下坠的嘴角，看起来那么熟悉又陌生。

灵堂上摆着一排一排守灵的塑料椅，散散落落坐着宋老师的亲友，最前面坐着一个穿着素色衬衫的中年女人，还有一个洋人陪伴着她。他心想应该就是宋老师的女儿吧。女人原本低头滑弄着手机，抬头看见他，向他微笑点了点头。他走过去说：“我以前常来你家。我和宋老师学书法的。”

这才知道宋老师的女儿嫁给了外国人，住在国外。那位洋人丈夫热络地来握他的手，对他说：“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doing？”他回了两句英文，又口拙不知要再说些什么。

回头想介绍妻，却看见妻站在老远训斥小孩，不要在这里跑来跑去。小孩欢快地跑了过来，手指着一支白色的幡，问他：“爸比，那是什么，好像扫把一样。”他说，不是的，那是引路的旗子。孩子眨着眼，似懂非懂。他过去问妻，要不要一起进去看一看宋老师？妻说不要了，没人看住小孩子。他从黄白的帷幕缝间，看见棺木的一角，油亮的木色镶了闪闪金边。宋老师此刻就躺在里面吧。他想了想，最后还是决定不进去了。走到外面，没看见旧识的同学，却有一群老人坐在收帛金的小桌旁大声聊天。他认得其中几个，都是小学时代的老师，现在应该都退休了。他向他们说了声：“老师好。”老人们笑着说有心有心，但应该都不记得他是谁了吧。

给了帛金，那些老人又递给他一大本子，要他写下自己的名字。他低头写字，却听见老人们在偷偷数落着宋老师的女儿，说她出国太久，不懂传统了，半个洋婆，连花圈和挽联都写英文字。“可怜老宋变成 Mr. Song啦。”另一个老人压低着声量说，有没有搞错？福寿全归、驾鹤返瑶，英文要怎么翻译啊？还愤愤拿起他刚刚签了名的本子，翻给他看，说：“你来看看，这么多洋名，连中文字都不会写。”

他笑了笑也没接话，心想自己的孩子也有洋名字。他曾经也想教儿子学写自己的中文名，在白纸上一笔一划写了一遍，但小孩没耐性，嫌笔画太多，难写，丢下铅笔头也不回地跑掉了。妻倒是一早给孩子取了个洋名，说将来都会用到。就叫Andrew，多好，王子的名字。当初孩子出生，他却为取名的事和妻子吵了几次。他想跟从族谱的字辈，妻子竟嫌他封建，不甘连名字也不能自主。后来各退一步，跟了字辈，却多辍一个洋名。那本陈旧的族谱是父亲留下的，红色绒布封面，里头是白棉纸，毛笔写的小楷字。一整个家族的字辈，浓缩在一首七言诗里，算了算，可以用二十八代吧。袓先远溯到中国福建的一个小村，他的籍贯，但他其实并不能真正体会那遥远的国度是父亲所谓的故乡。

一点一横长，一撇到南洋。

他回过头，看见孩子蹲在一根木柱下，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拨弄着什么。孩子向他招手说：“爸比，快来。这里有一只 butterfly。”他走过去看，其实是一只死去的飞蛾，翅膀瘫着，仍张扬一双巨大的纹眼。飞蛾的尸体牵了一串长长的红蚂蚁，曲曲折折，拱抬着零散的肢腿，像是长长的出殡的队伍。

给宋老师送殡的队伍在路上拉出摇曳的影子。上午十一点的日头正盛，殡葬社的黑色车子载着棺木，缓缓开上了老街。他跟在队伍的后头，看见宋老师的女儿用手扶着车尾，如搀扶着最后的魂。他心想那阳光把车身晒成一块赤铁，手踫着的地方一定炙痛难耐。他们随着仪仗队的铜管乐声，走到老街的路口，所有人都汗如雨下。他抬起頭，看见那排老房子的二楼，窗户都打开了，里头的老人，扶着窗框，往下望着影子分明的他们，一行烈日下送行的人。

他不曾知道那些颓败、破旧且大门永远紧闭的老屋里头，原来还住了这么多住客。那是他记忆里曾经繁华又颓萎的小镇之景，而那些正在俯瞰着他们的陌生老人，皆像是已经活了好几世纪。他们淡定而木无表情，仿佛时光的使者，看过所有人情聚散。

他站在烈日底下，目送那送行的队伍渐渐远去了。下午他又回到老街上，穿过五脚基那一道一道圆拱，仿佛最后的巡礼。他走到宋老师的家门口，一幅毛笔对联已经很旧了，红纸都褪成泛白的颜色。两扇木门上了铁栓，却也没锁，手推了推就打开了。宋老师的女儿托请他帮忙，收拾老屋里头，那些遗留下来的旧书和字画。“爸爸的那些东西我不懂。”宋老师的女儿耸耸肩，任他自己过来看看，哪一些东西值得留下的就带走吧，剩下的之后会丢，然后老屋就要卖掉了。

他走进老屋子，发现时间停摆于此。仿佛多年以前同样的光度和气味，一瞬间就回到自己的少年时光。饭桌上倒扣着一个米黄色的搪瓷杯，一个灰银色的水煲，朦胧映着四周影子。日常的事物都还摆放在原来的位置，好似宋老师还在一样。

走上二楼，每一步都压出木头的呻吟。妻和儿子在楼下等他。他对妻说，也就是随便看一下。楼上木窗没开，布帘都拢得密实，昏暗的景物里，隐约留住了淡淡一股墨汁和香烟揉合出来的味道。他打开了窗，让空气流通一些，眼前亮起一面书桌，如今看起来，好像又没有以前觉得的那么宽长了。桌子收拾得很整齐，桌角摆着一册精装的繁体辞渊，上面压着一本小学生用的新华字典，厚厚的书页被翻得膨胀起来。他记得，宋老师以前在课堂上，就是用这本字典来翻查陌生的汉语拼音。

他走到墙边书柜，隔着玻璃，巡过那一排排沉睡的书。鲁迅全集、朱自清散文选，还有四册的红楼梦。有一排薄薄的小册书，封面氧化成褐黄，也不知道原本是什么颜色的。他抽出一本，扉页上有宋老师的笔迹，写着购于某某书局，和一个遥远的日期，都是六七十年代留下的标记。他想现在住的公寓二房一厅，也没地方摆，这些旧书都带不走了。一排书旁边高起一本厚厚的账事本，他拿出来看，里头用浆糊黏满了剪报，竟然都是宋老师写的方块社论。发黄皱起的剪报像是枯萎的标本，一只蠹鱼慌张地钻去纸页底下。他读了几篇，文章里头用了很多成语，反对西方歪风，反对灰黄思想。那个年代的激情，怎么如今看起来浅薄又苍白。

倒是那幅骏马图，一如往昔地挂在白墙上。画里的马，依旧踢踏着四蹄，仿佛执意要奔向那未知的远方一样。他始终不确定，那幅画到底是不是徐悲鸿的手笔，只记得许多年前，宋老师曾经告诉他，画家徐悲鸿曾经在小镇上住过。算了算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为了支持抗日，徐悲鸿好几次到星马一带办画展，义卖作品。那时候宋老师的父亲还在中华旅馆当书记，认识了这位来自中国、总是西装革履的“徐先生”。据说徐悲鸿每天一早都在旅馆房间里做画，剩下的残墨，就用来写字。而且徐悲鸿喜欢吃红豆沙，宋老师的父亲总是帮他到街上去买豆沙包。

后来这位徐先生回国之前给宋老师的父亲留了一幅画，几十年以后，仍挂在这幢老屋里，日复一日，任阳光在奔驰的马蹄上缓缓游移。

“那么，画上面为什么没有落款咧？”他问。

宋老师顿了顿，才说，那时日本人打过来了，一家之主的父亲害怕抄家，就把画从裱褙抽出来，将徐悲鸿提在边上的落款撕掉了。

“可惜了。”宋老师望着窗外，从口袋里掏出皱烂的香烟纸盒，却发现里头的烟都抽完了，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如今他坐在宋老师惯坐的椅子上，望去窗外，对街的屋瓦如鳞，一株小树盘着屋檐。交交错错的电线上站着好几只麻雀，似乎仍是当年风景。小镇几番沧桑，都离他太远了。他来不及经历这些，听来的都像传奇故事。他顺手打开长桌的抽屉，里头仍收着几支狼毫笔，一个石砚，上面搁着一截还没用完的墨条。他探手往抽屉更深，摸到一迭纸，以为是老师留下的书法，拿出来在日光底摊开看，才发现每一张纸上都是自己久违的毛笔字迹，十多岁那时每个周末练字的功课。

从来没想过宋老师竟然还留下这些，他少年时光练习的毛笔字，一收就收了十几年。他心底涌起一阵酸楚，又想起往日宋老师和他在这里写字的一些情景。老街上那个不识字的老阿嬷，如今大概也已经不在了吧。他把一张一张宣纸摊在长桌上，泛黄的纸上仍留着折痕，交錯成一格一格。方格里圈养着字，有些笔划歪歪斜斜，转折的按捺都显得那么稚嫩。

坐在长桌边，他翻看着自己曾经写过的墨字，觉得像是时间之河上，一颗一颗露出水面的石头。一阵风从窗外吹过，把薄薄的纸张掀扬起来，散落了一地。有一瞬间，他仿佛错觉了那些翻飞的字都脱开了原有的结构和意义，分解成零碎的笔划，轻盈地飘散空中，像是有了自己的生命一样。

儿子安德鲁这时候在门后探头探脑，看到散在一地的纸，以为是一种游戏。他俯身把宣纸一张一张捡起来。小孩跑过来要他抱，一抱才发现孩子似乎比早前更重了。“This is a horse.”孩子指着墙上的那幅奔马，像早就认识那样。他笑着说，对啊，安德鲁好聪明。他指着那只墨马，低头向孩子说，你看，这马漂不漂亮？

忽然听见妻子在楼下叫他，他应了一声，把孩子放下来，回过身，关上了窗。那一些曾经遗忘的少年细节，一点一横长的时光，随着原本沉寂的一屋景物，仿佛一眨眼又再次沉睡在永恒的昏暗里。

妻子牵着小孩走在老旧的五脚基，他一个人跟在后头。他双手空空，什么也没带走，仿佛带走什么都显得虚妄。那幅遗失了名字的骏马图，此刻仍挂在老屋里，像它本来就应该归属的地方。或许他从来不曾理解宋老师，也不明白那幅画到底承载过什么。一如孩子没见过老街事物，指这指那，仿佛对眼前一切都感到好奇。

他们走在骑楼的影子底，经过一间关了门的文具店，才看见门口竟然摆着两架老旧的投币摇摇机。一个是卡通狮子造型，一个是长了翅膀的白色飞马。它们身上的彩漆皆斑斑剥落，金属的部分也生了铜锈，此刻一动也不动，恍如守着店门口的两只石兽。孩子像在沉闷的旅程中终于遇见了值得开心的新奇玩意，兴奋地挣脱妻子的手，飞奔着要骑上那只电动飞马。小孩伸手攀着飞马的翅膀，可是又太矮，爬不上去。他抱起孩子，让他坐上马鞍，伸手往裤袋里找零钱，把一个硬币塞进了投币孔。那只白色的飞马也不知静滞在这里多久了，却在硬币嘎隆投进底处的那一瞬间，像被赋了生命那样动了起来。

他看着孩子坐在那只卡通飞马上，随着电子音乐上下晃动着。孩子双手紧握着白马鬃毛边的手柄，一开始有些害怕，后来就咯咯笑起来。妻子举起手机要为小孩拍照，要孩子望向镜头。在那寂静的长廊上，只有他们一家三口，像是误闯进了一个虚构的场景。而那台破旧的电动飞马，发出欢乐的歌声，间夹着破音，响彻了一整条老街。他抬起头，小镇已是黄昏，最后的余晖在云的边上镶了光，远远看去，像是谁往天际泼了墨，渐渐晕染了整片天空。而那只白色的飞马仍不断摇摇晃晃着，奋力在原地奔跑，也不知到底要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

责任编辑 田冯太戴晓珊，1976年出生于吉隆坡，现居马来西亚芙蓉城。九十年代大学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曾获马来西亚花踪小说奖。1999年在中国出版《走过那段繁华路——一个马来西亚中学生的日记》。2017年在马来西亚出版短篇小说集《说不出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