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雁翔甘肃平凉人，作家、记者，现居广州。诗歌、散文作品见诸《解放军文艺》《天涯》《作品》《四川文学》《山东文学》《散文海外版》《广州文艺》等刊。作品曾获第十三届、第二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全国报纸副刊作品金奖、年度精品一等獎，长征文艺奖等，已出版《穿越时光的河流》等作品多部，作品入选多种选本。

一

我一直坚信，大地上的万物跟人一样，皆有明亮的目光。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的人生。

许多年后，当那三棵巨大苍茫的柳树一次次扑入眼帘，我的心总是悲欣交集，总会在兴奋与忧伤之间来回撕扯，像一把被时间锈钝的锯子在我的心上不停地锯。

从泾河川一上娑罗原，远远二三里地上，就能望见娑罗柳高耸的树冠，如一朵巨大的绿色云团浮在空中。它们高大的身段，使周围层层叠叠的楼房显得矮小而缺乏气度。

我十八岁离开娑罗原，远赴西部边陲，后来又从最西边到最南边，如一只迁徙的候鸟，兜兜转转，不停地变着栖息地，越走越远。我以为我会将故乡像一缕晨雾或炊烟，轻轻挂在睫毛上四处漂泊，不再回来，或者很少回来。但是，我不断地回来，被内心的意念和情感推着，忍不住，一趟又一趟地回到娑罗柳下。

我从停在街口的长途大巴上拎着行囊下来，站在街上。时令正值仲春，我看见那三棵巨大的柳树披着满身婆娑的新绿，在上午的阳光里静静地耸立于街东头，身形巨大，冠盖如云，眼神凝重。它们像三个并肩而立的孪生兄弟，姿态挺拔，优雅，从容，淡定，已在时间里挺立成娑罗原及其广袤原野上的巨大原生态地标。它们仍像三十年前一样沉默、含蓄，镇定自尊，满目深情，仍像昨天一样注视着大地上的万物。

看见它们，我就看见了故乡，走进了故乡。而它们，自然也认识和看见我的。

娑罗柳是何时何人所栽，在风雨中挺立了多少年？我从小就问，一直问，不停地四处打探。柳树耐寒耐旱，生命力顽强。左宗棠西征，为何沿途“新栽柳树

三千棵”，他在平凉柳湖栽柳时，娑罗原上的娑罗柳已是“巨人”，他的心弦是否被娑罗柳的枝叶轻轻拂动过？

我自小就在这条街上来来去去，仰望过它们的枝叶，聆听过小鸟在上面欢唱，跟伙伴一次次爬到它们的枝杈上掏过鸟窝，在下边躲雨，滚铁环，赶陀螺，从它们身上揭下一块一块苍老的树皮制作玩具，它们身上的柳絮、毛虫也曾掉进过我的衣领。所以，在遥远的异地，我能听到它们的枝叶在风里哗哗地响，却始终无法弄清它们的身世。

走在它们的浓荫里，有从容、安静的凉爽笼罩下来，如园子里成熟果子的香气，黏稠，有沉甸甸的重量感。我有些恍惚，在我的记忆里，柳树是四棵。为什么现在只有三棵，消失的那棵柳树去了哪里？可能是我记错了，也可能枯死了一棵，被许多人刀砍斧劈，忙碌个把月，弄回去当烧饭的柴火了。到底是几棵呢？也许原本就是三棵，是我的记忆在漫长的时间里出了问题。我问过的老人也说不清爽，事实的真相在他们内心缥缈如烟，他们的记忆跟我一样模糊不清，被时间看不见的手搅乱、抚平了。但我清楚，这些说不清的模糊记忆会笼罩我一生。

现在，我像仰望高天上一只巨大的飞鸟，目光慢慢从在树身向上延伸，灰黑色的鸟巢，零星枯死的枝干，枝叶缝隙间跌落的碎金般的光斑，翠绿的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响，摇曳生姿。一切似乎都与三十年前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微弱地衰老了一点。它们的枝杈生了死，死了生，在风雨里默默轮回，如这街集市上的事物，一些消失，一些又不声不响地出现。

二

柳树原是雄踞在街中心的。一边是供销社门市部、卫生院，一边是乡政府、老戏楼、兽医站。所谓街道，其实就是一条东西向的乡村公路在柳树下稍稍作了一个停顿，如一个长句中间的逗点。

公路两边是广袤的田野，小麦、玉米、油菜、胡麻、土豆、绿小豆，一块一块，纵横交错，如画家的调色板，缤纷艳丽。镶嵌在路两边的四排士兵队列般齐整、挺拔的青皮白杨，碗口粗，绿色遮蔽下的黄土路，是阴凉的林荫大道。现在，黄土路变成了黑色的柏油路，路边高大的白杨不知去向，新栽的树疏疏落落，矮小，杂乱。田野上是大片筷子高的绿色麦田，还有长着杂草等待播种的空地。两种色彩，单调而寂寥，田地里看不见一个耕作的人影。曾经的缤纷与热闹，正被时代的隆隆声快速切割，分解。

街道上的店铺，挤挤挨挨向西延伸，稀薄的热闹悄悄偏移着。但柳树自古至今，一直在它们的位置上没动，它们是街道和大地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与时光一起成长，苍老，坚守。

站在柳树下东望，宽直的公路一直向东伸展，步行两公里左右，就能抵达姚王村。那里有我年迈的母亲，有我家的老屋，有我睡过的土炕和吃饭的碗筷。母亲在电话里说，我上次回家时穿的那双蓝色运动鞋，她洗了，晾在东屋的窗台上，这次回家，别再带运动鞋。

此刻，我站在树下没有动，但实际上，我的身体已经像树上的一片叶子，街上的房屋、人流、喧哗、风俗，正在时间里慢慢地衰老、陈旧着。集市上的人，有些人会来很多次，有些一辈子只来很少几次，有的这次来了，回去便永远不再来。但街上来来去去的事物，柳树肯定都看在眼里，默默收藏着。很多年后，这些柳树下的过往，也会消解在时间的古老容器里，成为大地内部的微小颗粒，成为时间长河里缈远绵长的模糊传说。

我看见三十年前的我在街上走，在柳树下奔跑，尖叫，大笑，停顿。那时，街市简陋，青春，矜持。街市上的店铺、人流、喧嚣都罩在柳树巨大的荫凉里，静谧，散漫，不急不躁。

供销社是一排连通的大瓦房，门窗一色儿草绿，赶集的人累了，在树下东拉西扯说闲话，无话可说了，走几步，跨上两级水泥台阶就进了商店。花一毛钱买五粒水果糖，两分钱买一枚缝衣的顶针，抑或买一个耕地的新犁铧，一把斧子，一把菜刀。店内大的让人吃惊，房顶很高，从东到西连成一体，有三十多米长，也许更长一些。水泥柜台台面宽厚、光亮，从柜台东门转角一直到西门，一个长长的整体，屋内阔大，地面铺着红砖。夏天，外边热得无处躲藏，走到里边极阴凉，像钻进了深井里。大人们将手放在柜台上，指指点点，买各种东西。我觉得柜台高得有些离谱，我的下巴只能够到柜台沿沿。

柜台上有许多明亮的玻璃小柜，里边一格一格摆着缝衣针、绣花针、顶针、轴线、钢笔、铅笔、圆珠笔、图钉、曲别针……色彩缤纷，光纽扣就有十多个小格子，每一粒都不一样，很好看。踮脚尖也不行，要看清玻璃格子里的东西，我必须跳一下，伸出双臂吃力地趴在柜台上，将半个身子吊在柜台沿沿上。但柜台很宽，柜台后边更多的东西我仍然看不到。花花绿绿的糖果，每样儿半搪瓷脸盆，摆一排。买糖果时，服务员从里面抓一把，哗啦一声，撒在泛着青光的水泥台面上，一粒一粒数，剩下的又一把抓起，重新放回盆里。有时抓糖果的手停在空中，嘴里默数着数，让糖果从手里像屋檐上的水滴，一粒一粒往台面上落。我很想吃一粒糖，手在衣兜里汗津津地攥着一毛钱。那张被无数双糙的手摸得脏而发黑，已经有些瓤软的小毛票，让我心里有小小的踏实感，总觉得自己身上有钱。但如果拿出来花掉，就很难再有，总舍不得花。

商店里整洁，敞亮。肥皂、糖果、醋、饼干、橡胶、棉布，各种气味混合而成的味道，明亮，清爽，有淡淡的黏稠，很好闻。一进商店，我就不由自主地嗅鼻子，心也欢快起来。所以，每次跟父母赶集，我都会钻进商店四处看，即便没钱，什么也不买，用眼睛看看，用鼻头闻闻也是快乐的。

四五个售货员，都是端“铁饭碗”的国营职工。两个女的，一个二十多岁，衣衫里的乳房浑圆，尖挺，鼓荡;一個三十多岁，脸上有细密的淡淡的雀斑，都烫着波浪式卷发，说不上好看，但也不难看，有城里女子的洋气。还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售货员，烫着爆炸式卷发，穿咖啡色喇叭裤，裤脚随着脚步哗啦哗啦，人像一枚没有熟透的青涩果子，身体线条硬朗，常常让我感受到一种惊异的快乐。柜台后边是一排排红色货架。布料、脸盆、暖水瓶、铁锅、筷子、牙刷、牙膏、雪花膏、毛巾、胶鞋、布鞋、袜子……每个货架上都摆的满满当当，小到一粒图钉、纽扣，大到耕田的犁、锄头，凡百姓日常生活里需要的，这里大都能买到。

当然，还有永久、飞鸽牌加重自行车，凤凰牌缝纫机，锃亮，耀眼。那时，买东西已不需要布票、油票、肉票之类的限量凭证，有钱就可以购买。我曾用挖柴胡积攒的零钱，从这里买回一个巴掌大的收音机，牌子已不大记得。对农村人来说，手电筒、收音机之类都是价钱昂贵的高档电器。父亲一听我花了三块钱，很不屑地说，叽哩哇啦的，能听饱肚子么？还不如买一头猪娃。

与供销社大门紧邻的是收购站，后边是阔大的院落，仓库、宿舍、饭堂，还有篮球场。两只大狼狗把着正门和侧门，栓着长长的铁链子，扑跳，吠叫，打盹。正门的大黑狗，肥硕如小牛犊，脑门上有一个三角形白斑，脑袋伏在前爪上，眼睛盯着门口，瞥到人要往里走，就凶猛地扑跳，似要挣脱链子，让人恐惧。

供销社和收购站，我是常来的。买一斤点灯的煤油，半斤盐巴，几粒小钉，抑或几根大小不同的缝衣针。家里养了猪，鸡生了蛋，也到这里交售。猪和鸡，是农村家庭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过罢春节，父母会买一头小猪。小猪喂一年，慢腾腾长大，等肥得迈不动脚，就会拉到收购站交售，换回的钱便是一家人一年的开销。但收购站收猪，以肥瘦和重量划分等级，瘦了不要，斤两不够也不收。

那时，还未包产到户，农村生活拮据，日子青黄不接，喂猪主要靠孩子们挖野菜，不像现在有催肥的饲料，一头猪，喂三四个月就能出栏卖钱，还有多得吃不完的粗粮可以给猪吃。穷年月里的猪，毛长身瘦，总是长得很慢，有时喂一年都长不到收购标准。但日子再难，也要从人嘴上省出一些粮食让猪吃，否则猪不长膘，没三四指厚的膘，收购站不收。

往收购站卖猪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为让猪增加几斤重量，头天晚上就会给猪准备好食物，大半夜爬起来喂食，等猪肚子吃得滚圆，就绑了往收购站送。

收购站人远比种田的人精明。他们清楚门前架子车上排着长队的肥猪，肚子里装着太多食物，压秤。他们让猪在等待过秤的漫长时间里，将吃进去占重量的东西屙出来。

门迟迟不开，早早赶来交售生猪的人，像一截截沉默的树桩子，蹲在大柳树下歇脚，抽烟，谝闲传。猪在等候过秤的时间里，不停地拉屎，尿尿。太阳从地平线上一点一点往上攀升。日上中天，猪圆滚滚的肚子在时间里一点一点空下去，瘪下去。猪不清楚，它们屙掉屎尿，就屙掉了身体的重量，也屙掉了柳树下那些养猪人的一些钱和希望。我看见一个跟着大人的男孩，拿着棍子狠劲抽打他家的猪屁股，他不想和父亲失望而归。收购站后面的院子里停着大车，那些达到等级标准的肥猪，过秤后会被直接装上车运往城里的肉联厂。

在农村，日子是散漫的，时间也是缓慢、悠长的，庄稼人习惯在不急不躁里慢腾腾地生活，没谁会为一件事急吼吼的。但在柳树下默默等待的卖猪人，心情是焦躁的，急迫的。因为，在漫长的等待中，他和家人的希望，很可能因自家猪多屙了几泡屎尿而搁浅，猪拉回家再喂养一些日子，就得吃更多粮食，已喂到节骨眼上，不给好饲料，猪倒了膘，就永远交不上。也许很多年以后，这种漫长等待造成的失望和阴影，会像一粒忧伤的尘埃，一直落在那男孩的心上。

有好多个夜晚，我总是在半夜被狗吠声从酣睡中惊醒，我趴在窗台上往外看，月光把庭院照得一片亮白。村子里除了狗叫，还有尖锐、凄厉的猪嗥。母亲说，睡吧，没事，二狗家要去收购站卖猪，绑猪呢。

从此，半夜里听到猪嗥，狗吠，我就知道有人要赶早去收购站排队卖猪。也由此明白，狗的狂吠，并不全是驱赶不明真相的人或者蹿进村庄的野兽，有时，也会被曾经熟悉的声音诱惑，煽动。

除了跟父亲交售生猪，我还有许多东西要拿到收购站的柜台上换一点小钱。一小袋苜蓿籽、杨槐树籽、杏仁、桃仁、杏干、花椒，还有一把把捆扎齐整的柴胡、甘草等山野里挖来的药材。

蓝天上的云朵洁白如棉花。现在我从供销社门前走过，那些售货员上班时取下立在墙脚，下班时重新装上去的窗板还在，窗板和门板仍是陈旧斑驳的草绿色，但那些售货员不见了，里面的柜台和货架、货物也不见了。磨面机、榨油机和压面机在里面轰轰隆隆地响着，两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和一个牵着小男孩的中年女人，正从门里提着东西走出来。收购站变成了一家超市，一个老汉和两个女人，正在货架上挑选商品。收银台前，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女人正给交钱的老奶奶找钱。老奶奶佝偻着腰，神态松弛，手上的白色塑料袋里装着三袋方便面，一包洗衣粉，一块肥皂，两根火腿肠。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牵着她的衣襟，眼睛死死盯着售货员的脸，眼神里有一丝浅浅的忧郁和胆怯。门外，柳树的阴影从屋脊的瓦楞上向下移动，落到门前第三级水泥台阶上，就停止了移动。

三

供销社对面的乡政府，早先不叫乡政府，叫人民公社。大铁门锈迹斑斑，也许换了新的，也许没有，只是每年刷刷油漆。门两边的四方形水泥柱上，混在里面的绿色玻璃碎片在太阳照射下，像一粒粒细小的闪烁的翡翠。顶端的白色圆球灯上，一年年落在上面的灰尘，仿佛被灯光吸收了，看不出脏旧。那个架在墙头上播放通知和秦腔的高音喇叭，像一粒鸟屎，被风吹走。院子里四排红门白墙的瓦房变成了平顶子，似一刀削去了屋脊，不仔细观察，肯定会以为是三十年前的老房子。院子里依旧看不见人影，安静，寂寥。

很多个黑夜，我跨过铁门，从院里三墙上昏暗的灯光下穿过，走进最后一排的一间小屋。那里，有一个比我年长几岁的电话接线员兼打字员，他是乡政府的临时工，跟我一样，也做着文学梦。我们一起在灯下刻蜡纸，在油墨机上一张一张印自编的文学小报。看他在铅字打印机上叮咣叮咣地将一粒一粒铅字敲到深蓝色的蜡纸上。在冬夜的铁皮炉里烤土豆，合挤一张窄硬的木板床，偶尔谈一个漂亮女子的青春。清晨，再穿过沉睡的大院，去隔壁的中学上学。八十年代初期，文学是宗教，心怀文学情怀和梦想的人，似乎比现在爱钱的人多。我们三十多个酷爱文学的学生，挖药材，打槐树籽，偷家里鸡蛋，甚至半夜翻过农机站的土墙，将院子里锈蚀的废铜烂铁偷出来，再变着法儿卖进去，凑钱买蜡纸、油墨、纸张，还订了《十月》《收获》《散文》等几份声名响亮的文学刊物，让少年浓烈的情感与梦想在弥漫着墨香的纸上燃烧，碎裂。然后，在毕业的欢呼里默然结束，如柳树的一地落叶，随风而散。

娑罗是有数万人口的乡镇，按说，街上应当有一个邮政代办所，那怕简陋一点，但一直没有，一直到现在。那个骑着永久牌绿色邮电单车的邮递员，在我记忆里一直是三十多岁，他像河流里的浮萍，搁浅在时间的岸上。

邮递员住在乡政府，隔两天跑一趟花所乡。他先将门口邮箱里的信件一封封取出，放进搭在后座两边喷着“人民邮电”的绿色邮包，骑车送到花所邮电所，再从那里取回娑罗的信件、电报、报刊。然后，分送到街上的几个机关和远近数十个村子。

课间休息，我和同学们在教室门前打闹，他骑着单车，像春天里一只欢叫的鸟飞进校园，将邮包里的报刊信件掏给一个分管收发的老师，再洒下一串口哨和铃声，一阵风似的离去。他应当是每天在柳树下过往最多的人，也是传递欢欣与悲伤最多的人。

喷着白色“人民邮电”的绿色邮箱，还安静地挂在老地方，开箱时间上午 9：30，下午 4：30。我在许多城市的小区与街巷里，偶尔还能看到上面写着“中国邮政”的邮箱，它们像遗失在时间里的一个远年古董，在沉默里等待一只温暖的手。网络时代谁会将一封手写的信递进邮箱，在时间里等待一个远方的回音呢？记不清有多少次，我曾一次次把自己手抄的文章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小心翼翼地塞进门口的这个绿色邮箱，然后，耐心地等待一个可有可无的远方消息。也许邮箱里，还躺着很久以前某人的一封信，它被遗漏在时间的缝隙里，无人知晓。

那个喜欢吹口哨的邮递员，或许早已退休，也许失业干别的去了。邮箱还挂在那里，沉稳，安静，我与它对视着，像一场百感交集的重逢，觉得它就是我穿墨绿色衣服的亲人。少年时代，我曾疯狂地渴望自己长大后，能成为一名骑邮电车上班的邮递员，我为什么没成为一个乡村邮递员呢？那邮箱曾经装下过多少红尘故事？现在，它像墙脚那些身心疲惫的老人，不声不响地在明亮朴素的阳光里沉默着。它沉默里的千言万语已无人聆听。

邮箱下边，偏左一些，靠墙坐着十来个头发花白的老汉，他们聚在一起，像一朵一朵在风里孤独摇曳的蒲公英，或者一片覆盖着积雪的苍老树丛。他们眼神里有安详，也有迷茫和轻微的叹息，黝黑的面孔上堆满深深的皱纹，皱纹里有平静的苍茫。没有言语，他们只是安静地坐着，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赶集人，摆摊的商贩，他们和墙上的绿色邮箱停留在同一个画面里，像时间遗落在墙上的一个沉默的暗影。在他们眼里，眼前的摊点、商铺，站着说话或买卖东西的人，就像他们曾经伺弄过的一茬茬庄稼，是在节气里变化的，渺小的。在这个春天晌午的老街上，各种商品、吃食，三轮电动车和鸣着喇叭的锃亮轿车，都不会引起他们太多兴趣。也许，他们在平静地回忆自己漫长经历里的一些人和事，一些已经走远，不再碰面也不再呈现的事物。他们恬淡的神态说明，他们已不在乎眼前的事情，时间已将过去与眼前的喧嚷分成了若隐若现的两端。

偶尔有一个老汉说起自己过去的经历，其他的老汉会不由自主地接上自己的曾经。于是，他们将内心封存的辉煌与忧伤再彼此诉说一遍。然后，集散了，这一天赶集的时间终结，各自在斜阳里慢慢回家。对他们来说，赶一趟集市，并不需要买什么，在喧嚷街市的墙脚下，若有若无地絮叨一段曾经的欢喜与现实的忧心，就算赶一趟集。

乡政府右边的老戏台原是一座旧庙。听父亲说，庙里的神像是在破“四旧”时被打碎、散失的。空出来的庙楼先是批斗“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广场。后来，寂静很久的庙楼作过一段时间的戏楼。我只隐隐记得一点戏楼的片断。我曾和小伙伴们爬上庙楼对面的这三棵老柳树，坐在树杈上，看树下一大片黑压压的人头，戏台上锣鼓锵锵，演员舞着水袖咿咿呀呀地唱。因为远，看不清，一切都是模糊的，隐隐约约，脑海里只留下《辕门斩子》《状元媒》《铡美案》《苏武牧羊》《金沙滩》等一长串秦腔戏名。

四

临街的兽医站也是热闹的。堂哥是兽医站的兽医，穿白大褂，开药，抓药，打针，或者灌藥。他和三四个兽医，像一个个白色的影子，在院子里的牲口之间不停地穿梭。兽医站不只为牲口和家畜治病，还养着种牛和种马，为牲口配种。印象里的兽医站整天都被拥挤、喧嚷包裹着。院子里拴满等待打针、灌药，以及发情的牛、马、驴。药房门前，摆着三个大生铁碾槽，一个人坐在板凳上双脚蹬着铁碾子，叮咣叮咣，将草药碾成粉末，起身离开凳子，另一个等候的人又坐上去。碾好的药，在脸盆里搅拌成半脸盆稀糊状的药汤，吃药的牲口嘴向上，吊在架子上，灌药者用一截棍子撬开牲口嘴，拿一个长牛角状的药匙，一匙一匙，将药强行灌进牲口嘴里。注射的针管很粗，针头如牙签，让人看着心里发怵。而那些拴在木桩子上等待的牲口，啃木桩，尥蹄子，便溽，排尿声如沟渠里的流水，哗哗哗，身下是一堆一堆的粪便。院里的苹果树和梨树，开着芬芳的繁花，砖墙围成的花池子里是牡丹、喇叭、八瓣梅，品种很多，却闻不到花香，芬芳被遮盖、消解，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臊浊与草药气味。

站里配种的公马，高大健硕，脖子上系一圈鸡蛋大的铜铃，头上挂一朵拳头大的红花，颅鬃摇旌，蹄大如老碗，高贵绝尘，浑身闪着金属般的光泽。公马从厩里牵出来，威风凛凛，打着鼻响，上唇外翻，急切地咂辨空气中雌性的气息。被情欲折磨着的丰臀母马被牵在一个木架内，湿淋淋的马尾被撩起，等待春风荡漾的公马临幸。在一阵叮叮当当的急促铃声中，公马从母马后边举身奋起，裹挟住母马交欢，那母马在公马肥壮身体的重压下趔趄着四肢支撑情欲的欢愉。完成生命仪式，公马被牵回马厩享受精美饲料，养精蓄锐，等待下一次交欢。母马离开木架，在时间里等待坐胎产驹，短暂的发情期结束。

有时放学路过兽医站，我和长海、林子、赖头等一帮同学会站在门口看牲口热烈的生命仪式。公马跟母驴配种后，会生出什么？我问长海。他挠挠山桃核状的脑袋说，不是马驹，就是驴驹。那天，那头矮小的母驴，一次次被公马压倒，最后，那些人在一片大呼小叫里，让公马将前身趴在木架子的一块板上，而不是驴身上，工作人员伸手协助，迅速将公马小口径炮管一样的阳具送入母驴的阴门。长海的父亲是生产队的饲养员，马和驴交欢的结果不是马，也不是驴，而是非驴非马的骡子，这个常识十二岁的长海不会不知道。多年后，已经当了爷爷的长海在街上聊起这件事竟出语惊人。他说，生命的传承是一件神圣而隐秘的事情，我当时被现场的喧哗搞懵了。十年前的那个晌午，他在街上跟我说闲话时，兽医站与他的焦灼不安都已消失干净。

兽医站的配种场景比兽医站消失的更早一些。土地承包到户，生产队解散，牲口分给各家各户，家家都饲养着牲口耕地种田，一些精明的庄稼汉也养了种马、种牛、种猪配种挣钱。常有人骑着高大的公马和公驴，在铃声里从柳树下飞驰而过，蹄声嗒嗒嗒，在树下久久盘绕。

现在兽医站场院变成一排店铺。中间有两个纸货铺，门口都摆着一堆纸做的金元宝、童男童女、轿子、亭子、马拉铜车、汽车。虽然不断有人从两家店铺门前走过，却无人停步观望。这些纸货是烧给亡人的，只有家里办丧事，或奔丧的人才会光顾。我在街上走一圈，一小时后，又转回来，看到一家纸货铺门前的纸货少了近三分之二，它们在我离开的时间里，被有丧事的人买走了。一小时前在屋里埋头做纸货的中年女人，正忙着将屋里提前做好的纸货一件一件往门外摆，不一会儿，门口的纸货摊又恢复了一小时前的样子，好像这些东西一件都没少过，时间一直停滞在门口的纸货上没有动。

紧挨着的另一家纸货铺，一个年长一些的微胖女人，坐在门口的凳子上晒太阳，嗑瓜子，神情无聊、慵懒。她不能跟旁边的几个小百货店主一样，对门前过往的行人热情地嚷嚷：来，进来看看，有新到的商品。她不能这样说，这样嚷嚷很不礼貌，即便别人嘴上不说什么，心里也会骂她疯子。当然，她也不用着急，死人的消息会不断传来，做好的纸货总会有人径直来她的店里买走。她只需要在沉默里耐心等待。

卫生院去年动工新建的三层门诊楼已经投入使用，不断有人绕过门前的一片水洼，走进去，有人拎着药绕着水洼往外走。医院东边一长排两层的铺面，仍旧跟两年前一样，空着。它们在沉默里等待租赁的人。

五

在乡村，集市是一个热闹的节日。两个衣着鲜艳、身材高挑的女子，在一个水果摊上各买一袋苹果，又在旁边的摊点上一人买了一袋新疆库尔勒香梨。她们的头发都是棕色的，披肩，短裙，衫子里乳房鼓胀。一个皮鞋是棕色的，另一个黑色，鞋跟细高，在水泥地上敲出响亮的嘎、嘎、嘎的脆声，像她们身体里隐秘而鼓荡的情欲。她们提着水果的红色和白色塑料袋，从柳树下走到街西，又从街西头折身回到街东的柳树下，将梨子、苹果和香水的气味散落在街上，也把她们的服饰、美丽和非常现代的青春意象洒在了这个年代久远的老街上，使得老街上的事物更加苍老，粗糙，灰暗。她们背对着我，矜持地站在树下的阴凉里大声说笑，甜美的笑声水波一样荡。她们的线条和青春刺啦啦放电，逼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我抬起头仰望柳樹。

小鸟在树上飞来飞去，嘁嘁喳喳。鸟儿用枯草和柴棍垒筑的黑色鸟巢，大如脸盆，在绿叶间若隐若现，仔细搜寻，每棵树上都有几个。我知道，这些鸟巢肯定不是三十年前的。那时，街道还没用水泥硬化，店面都是低矮的瓦屋，没有这么多两三层的楼面，街道上尘土飞扬，所有在街市上活动过的事物，都会在泥地上留下自己的印迹。集散了，人、猪、羊、架子车、自行车以及各种摊点留在泥地上深浅不一的痕迹，包括喧哗、争吵、叫卖声，会被一阵风或者雨吹散、淹没，就像柳树上鸟巢里的鸟悄然在时间里飞远，似乎一切都未曾发生过。

街市上摆满各种摊点，赶集的人却疏疏落落。三个初中学生模样的男孩，快速从街西走过来，拐进了中学的小巷子。两个十三四岁的女孩蹲在一个鞋摊前试穿一双玫瑰色运动鞋。一个衣着鲜亮，牵着小男孩的少妇，从试鞋的女孩身后走过。一些脚步迟缓的老人，在摊贩的吆喝声里买着一些东西。一家挨一家的摊点上，摆着衣服、鞋袜、床上用品、餐具、水果、蔬菜、调料、吃食、熟猪肉。摊点后边，是成排的店铺。侄儿文宗说，你记忆里的许多摊点和铺面现在都没了。我问为什么？他呵呵笑，好像我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他伸手指着街道说，缝纫铺没了，卖布料的没了，皮货摊和农具店也没有了，现在农村没人买布料裁剪衣服，跟城里人一样，都是买成衣穿。过去女孩子大都会绣花绣鞋垫，现在年轻人别说做绣活儿，家里连针线都找不到。他的话，让我想起家里一堆七八成新的衣服，有的不小心划了一道小口子，有的破一个黄豆大的洞，有的掉了一粒扣子，都不是大问题，但没有针线和对应的扣子，不会缝补，丢掉可惜，留着又不好再穿。

在一个压面部门口，我看见几个女人，从电动三轮车上往下搬粮食。她们要在这里将装在化肥袋子里的几袋小麦直接兑换成挂面。挂面当然远没手擀面好吃。但吃手擀面麻烦，要将小麦加工成面粉拿回去，和面、擀面、切面都需要时间和力气。侄儿说，现在农村跟城里人一样，吃面都是下挂面，简单，省事。侄儿的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是日子比先前忙碌，还是人心浮躁，生活懒惰粗糙了？

在我的记忆里，乡村生活是艰辛的，但也是从容的，精细的，安详的。家里来了尊贵客人，母亲就会和面擀手工面，有臊子时做臊子面，没臊子用鸡蛋代替。上高中时，我和二哥都住校，周末回家一进门，母亲就赶紧和面，为我们做一顿香喷喷的手工面。她和面、饧面、擀面、切面、下面，每一道工序都忙而不乱，切面节奏明快，刀工深厚，面盛在碗里一根一根，宽细、长短匀称，像机器切的。返校前一天晚上，母亲会在柴火灶上整整忙碌一个通宵，在发好的一大盆面里加上花椒粉、盐和芝麻，极其讲究地慢慢将面烙成一个一个圆圆的焦黄的饼，让我们带回学校吃。母亲做手工面和锅盔的精细过程，使我懂得即便是贫困的年月，日子也能温暖、从容、安详地过。一碗粗茶淡饭，一件粗布衣裳，一床旧棉被，母亲都会精打细算，从长计议。日子冷而忧郁，但在我少年的心里，母亲的心是明亮的，眼神是温暖的。母亲不急不躁的操劳里，有我一辈子都看不透的生命的光。

中午一点，正是街市最热闹的时间，却看不到多少人，卖东西的人似乎比买东西的人多些，看不到一群一群追逐打闹的孩子，也看不到几个年轻人。店铺的招牌鲜亮、耀眼，街市却空旷、寂寞，甚至弥漫着一种无法言语的灰暗与颓气。老人们目光黯淡、迷惘，说话慢，走路慢，声音轻而平静，像阳光落在他们身上，平淡无声。他们仿佛是生活、行走在另一种时间里的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

公路和街市上，赶集的人骑着电动三轮车，如电流穿过风，在柏油路面上“吱吱吱”地穿梭，柳树下停着一大片红蓝两色电动三轮，还有十多辆摩托，六辆拉客的私家轿车。偶尔会有一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此时，两片枯叶划动午后的阳光，像街上的一粒灰尘，轻轻落在我的左肩，一片在我的肩上吻一下，翻转着落向地面。两片遗漏在春光里的落叶，让我忽然觉得退到了时间深处。

落葉是树在秋天里掉落的头发。我家离街道不远，深秋，天不亮我就背着背篓来柳树下扫落叶。太阳出来，大地会温暖一些，但我不能等到太阳升起再出门，那样就晚了，会有比我更早一些的人来树下扫走落叶。扫不到落叶，寒冷的冬天，拿什么烧一面温暖的火炕呢。我在满天繁星下，踏着满地空旷与凄清，在这条人畜车辆共行的土街上，唰――唰――，我挥舞扫把，将柳树满地金黄的落叶扫成堆，一背篓一背篓背回自家的场院。我扫落叶时，把树下人的脚印、牛马羊猪的蹄印、车辙、丢弃的烟头和咳嗽扫掉，将自己孤独的脚印留在树下。冬天，班里担负卫生值日的学生，要带上柴火早早赶到学校，把教室里的火炉生起来，天亮早自习时，炉子已燃旺，教室就烘暖和了。若迟了，或者不会生火，炉子上黑烟腾腾，影响自习和上课，会被批评。我当值日生，从不在家里准备柴火，披着月光和夜色，弯腰在柳树下拾一些寒风吹落的枯枝，就轻松为同学们架好了温暖的炉火。

我相信，沉默的柳树悄悄珍藏了我的脚步、咳嗽、孤单，珍藏了街上所有的过往，将它们看到的一切，像孩子间的游戏，藏在我们不易寻见的时间深处，等我们老了，再回头细细咀嚼，思索。

一个拄着拐棍的老汉与一个迎面走过来的老汉打招呼：“跟集啊，好着吗？”对方回答：“好着呢。你身体好吗？”聊几句，继续往前走，又与一个老婆子站着聊一阵。他走走停停，不断地与熟人说闲话。我知道，他与集市上的许多老人一样，并不买什么，也没什么好买，赶一趟

集市，就是为碰见几个熟人，说说闲话。当然，有时他们会在某个小吃摊的凳子上坐下，就着一个刚出锅的热油饼，慢腾腾地吃一碗羊杂汤。若家里有小孩，还会顺便买几根麻花。一天的集日就这样散散淡淡地结束。

每次回来，走在这街上，我都渴望能偶然遇到一个同学或者熟人。娑罗是我的老家，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十八年，有很多熟人和同学。但是，我一趟趟回来，一直没遇到。我不清楚他们都去了哪里，现在都在干什么。街上的人群对我是陌生的，店铺和店铺里的东西，许多也是陌生的。我是一个走错了地方的外地人么？

在一片围墙坍废的空场子前，有两个男人守着一辆架子车卖生猪肉。油迹斑斑的架子车上，衬着塑料布，上面摆着两扇白花花的猪肉，膘有两指厚，摊主将一只脚搭在车把上，闲散自在地吃着烟，车子上的两扇肉，少了两条前腿。而另一个，手里握着刀，刚从前肘子上割下一块肉放到秤上，他似乎来得早一些，也卖得快，架子车上的肉，只剩一个前肘子。

这两个三十岁上下的卖肉者，肯定没见过，也没听过他们身后的空场子曾是一个热闹的市场。那时，他们也许还没有出生，而那些有过记忆的人，正在时间里衰老，四处失散。我记得这里的大门，原是三根碗口粗的圆木搭建的，上边呈扇形排列着九个脸盆大的红字：娑罗乡牲畜交易市场。场子东边有一排榆树，中间有三棵杨树和五棵槐树，那些牲口踩出的大小不一的坑洼，雨天铲起的污泥包，断墙上一些拴牲口的木橛子还隐隐可见。树已在时间里长粗，长高，绑在树身上的铁丝，钉在上面的钉子，随着树身长到了人摸不到的高处，长进了树的皮肉里，只留下一些曾经的伤痕。一只猫哇――一声，突然从树下蹿过墙去，叫声像婴儿夜哭。它是一只发情的母猫。

每逢集市和庙会日，这里比街道更热闹，人和牲口会把这片宽阔的空地挤得很满，人挤牲口，牲口挤人，马嘶，猪嗥，羊咩，牲口之间相互嘶咬，尥蹶子，气氛狂野，喧嚣，浓重的臊气和臭味，如灰尘在人和牲口间浮动。不断有人将一匹马或驴的嘴唇掰开看牙口，一只只粗大的手轮流在一只羊身上摸肥瘦。买卖双方将手伸在马、驴、羊肚子下，或者伸在自己的衣襟下，用指头神秘地讨价还价。没有生意的人，则一堆一堆蹲在树下、墙脚吃烟，聊天。

现在满场子一派寂静，牲畜消失了，那些曾经在这里讨价还价的人，在树下大声说笑，牵马赶羊的老年人、青年人、小孩子，还有喧嚷、拥挤都消失了。市场像一片遗落在时间里的废墟，静静地等待阳光的抚摸，风的吹拂。

大头是全乡最早的万元户，也是村里养牛时间最长的专业户。早先他从这里将牛买回去，集中在自家的一个空院子里，挖五个大水泥池子，将各种草料扔进去，草一层，化肥一层，喷上水，让干草和化肥在时间里慢慢发酵。然后，挖出来让那些饥饿、憨厚的牛吃进胃里，长进肉里。再将它们一车一车拉进城，卖给专门宰牛卖肉的贩子。他曾是这个牲口市场上最活跃的人，也是会大把大把赚钱的能人。现在大头已不再贩牛，他家的养牛场也成了废墟。农村人都不养牲口，大头跑遍整个娑罗原，也很难收到牛。

我家是村里最后卖掉牲口的。母亲年纪大了，行动不便，五年前，那头在我家喂养了多年的老黄牛，被二哥牵到集上卖给了牛贩子。当时，母亲很不情愿，她说，不养猪鸡，不养牲口，没一点农家肥，菜园子里种点菜都没肥料。二哥说，现在种地全是机械和化肥，谁家还费心费力养牲口么。

与我家老黄牛一起在集市上消失的，还有猪、鸡、兔等各种家畜。记得我十八岁离开时，村庄是热闹的，从早到晚像一锅烧开的粥，沸腾，喧嚷，忙碌。家家都养着牲口和家畜，山坡上牛羊成群，马嘶驴叫，鸡鸣狗吠，成群的孩子满村庄追打戏闹。现在走在村子里，一派寂静，看不见孩子在场院里追打戏闹，只看见一只一只孤独的狗，守望着一座一座寂寞的院落，没有一丝波澜，死一般安静。村庄成了时代遗落在田野上的孤岛。

那些从田野里消失的牲口和家畜，是虚假的不曾存在过的事物么？生活在大地上的人，对大地上的事物越来越陌生，不懂得谷雨节气是播种移苗、埯瓜点豆的时节。不事耕种，不养牲畜，不积农家肥，田地里全是化肥和农药，从哪里生产绿色有机食品？谁能从浮躁、喧哗里看见繁华、热闹背后的浅陋，粗野和无知？难道我们现在的追求和生活真的比先人更好吗？许多年以后，谁会在时间里思考、谈论、耻笑大地上孤单薄情的人类？我心有纠结，却看不明，想不透。

六

我在街上慢慢走着，且走且停，在现实与记忆之间徘徊，辨识，挣扎，感觉一切都很陌生，却又似曾相识。各种纷繁的事物在街市上此远彼近，恍惚中，我甚至看见了街道上的另一个我。

我走累了，在粮站门口一家店铺前的红色塑料椅子上坐下歇脚。粮站的院子没变，还是那么阔大，水泥地面上顶出一簇一丛的青草，一群麻雀忽而落下，忽而飞起，似在游戏、逗趣。那些状如蘑菇的糧仓，曾经存放过我家交来的公粮。在这个院子里，我和家人曾经不止一次，把收粮员认为没干透，不干净的小麦、玉米和油菜籽摊在水泥地上，在毒日头下一遍遍翻晒，摇动风车，让里面最后一粒草屑随风飞出。当然，日子难得过不下去的时候，我的父母也从这里按人口领回过几次救助粮，几十斤玉米，或者红薯干，都是陈粮，散发着浓重的时间的霉味。免除农业税后，农民不用交公粮，粮站的院子里一派寂寥。卖粮，有粮贩子开着大车上门收购，乡亲们在自家院子里就能将存粮换成现钱。

粮站大门两边长而洁白的墙壁，我至今印象深刻。腊月里的集日上，我会将年画挂满整面白墙。那时，我十三岁，也许还小一些，是一个卖年画与书籍的小贩。母亲办了一张经营个体小书店的营业执照，让我利用寒暑假赶集，摆书摊，挣一点上学和补贴家用的小钱。

我骑一辆破旧单车，从平凉和泾川新华书店将年画与书籍批发回来，往返一趟上百公里。然后，再骑单车在原上几个乡镇集市上摆摊零售。暑假卖书，多是小人书和中小学生课外辅导书籍，也有少量的文学书籍。冬天则既卖书又卖年画。生活日渐好转，春节前农村人家大都会买几张新年画，贴到旧屋的墙上，去旧迎新，添一点新春的喜气。但一包一包的书画重如石头，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一个瘦弱的少年，骑一辆沉重的破单车，在呼啸的寒风里翻山越岭。

街道上的白墙，就是我的店面。我将年画与书籍用细绳子绷在墙上，风不易吹破，也好照看。摊子一摆开，长长一面白墙缤纷而艳丽，是街市上最亮眼的风景。小摊前人头攒动，一张张年画，一册册书籍，在冬天寒冷的风里，被赶集人挟在腋下，走向不同的家庭，为他们庸常的生活带去一抹亮色与温暖。在我之前，这条街上，从来没人卖过书画，我离开之后的几十年里，亦无人再操此业赚钱。

现在门两边的白墙已消失，成了一家家美发店、药店、小诊所、五金店、小饭馆。店铺后边的院子里孤独地挺立着的粮仓里，不知如今都装着什么？

我无数次在这条老街上走过。小时候，和村里小伙伴来街上玩耍、赶集，侧着身子在拥挤的人流里钻，满头热汗，从一个又一个大人的缝隙间往前挤，四十分钟才能从街东挤到街西。遇上庙会，人山人海，会走得更慢，气都喘不过来。二十年前回家，我二十分钟就能从街上走过去。现在街道变长，两边的店铺挤挤挨挨，街上的摊点多了近十倍，我的脚步也沉了，走路一天比一天慢，走过街道的时间却越来越短。即便今天的集日，我不到三分钟就走完了整条街。

粮站斜对面的剧场和影院，是我离开老家前四年建的，曾是整条街道上最热闹的地方，只要有演出，不管白天还是黑夜，街上人潮涌动，一波一波向它们汇聚。我和伙伴们在这里无数次出入，追逐，打闹。看到有姑娘跟着小伙子从电影院出来，我们会悄悄跟在后边走一段路，看看会不会发生青年男女恋爱的新鲜事。看他们躲在墙角的暗影和树林子里拥抱，亲嘴。而更多的秘密被夜色遮蔽。

看到冷清如废墟的电影院，我仍然能听到遥远的吵闹与喊叫声，脑海翻腾的不止是百场和千场的电影。我看到的是年轻人永远无法看到的娑罗原旧时光。

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少偏远乡村还不知道电影是个什么鬼时，娑罗原已告别一个一个村庄轮流放映露天电影的时代，迈进了像城里人一样买票进电影院看电影的新生活。

小说大师卡夫卡说，电影是一件了不起的玩具。但对故乡已看了多年露天电影的少男少女们来说，那风吹动白色银幕的地方，不光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光影的世界，也教会了我们从有限向无限的眺望，是一个梦想与爱情开始的地方。晚上出门，大人问干啥去？我们都会理直气壮地回答，看电影去。

电影院是一个漂亮的大礼堂，但很怪异，里面没坐椅，也没舞台，电影幕布挂在墙上，观众站着看，但风吹不着，雨淋不上。即便简陋，电影院仍是怀春男女彼此发现、逗趣、传情、牵手、意乱情迷的乐园。他们的身心像久经冰冻板结的田地，在春风里苏醒，饱满浓烈的青春激情需要绽放，有太多的渴望需要舒展。我看到一个穿喇叭裤的男青年，向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搭讪;看到一个脸上长满粉刺的男子将糖果和瓜子硬往一个姑娘手里塞，姑娘躲闪着，满脸绯红。许多少男少女人虽站在电影院里，心却不在银幕上。当然，我的青春也被荷尔蒙鼓荡着。

有时，电影正放着，一群人吵嚷着冲出门，在门外的空场子上大打出手。夜色笼罩的街道和村道上也很不安静，一群一群的年轻人，正在为某一个心仪的女子追逐、厮打，在棍子和砖块声里，彼此打得头破血流。即便那爱慕是朦胧的、一厢情愿的，躁动的心也绝不允许别人靠近自己喜欢的女子。看他们打架，我心里除了恐惧，还有莫名的忧伤。谁能阻挡他们不顾一切的渴望与爱慕呢？

年轻人被《知音》与《庐山恋》里的故事撩拨着，男青年学着《追捕》里的装扮，穿粗糙廉价的风衣，戴墨镜，被肿胀的情欲和缥缈的爱情推动着，身心刚从物质的贫困中稍稍得到解脱，新的渴望与追求不可扼制地野蛮生长，他们以彼此嘶咬展示心灵的自由，在朦胧的爱与被爱中激动、兴奋、向往，每个人都渴望摸索到自己的爱。也许，那只是对异性的好感与向往，还算不上真正的爱。打架，流血，让我看到了人性不由自主的野蛮。我不是鄙夷，只是心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迷茫与疼痛。

比如东子和萍萍。

东子是我们村的，二十出头，在电影院喜欢上了东白村十七岁的萍萍。萍萍长得标致，身材高挑，打她主意的小伙子远不止东子。小伙子们眼睛睁得跟铜铃似的，争着往萍萍上身扫，把肿胀的身体往她跟前蹭。于是，像草原上一群雄狮争霸一头母狮，嘶咬开始。看见有男孩往萍萍身边挤，东子便下战书，双方约了时间和地点，两伙人棒子和砖头乱抡、乱飞，打得头破血流。有时他不吱声，看准了，从后边拍一闷砖。胆小的，吃了亏的，见阵势不对，就会悄然走开。一个一个爱慕者被打伤、吓退，萍萍像旷野上一朵孤独的花，无人敢碰。但东子的悲伤是，他连萍萍的手都没拉过一次，她心里根本瞧不上他，一是他长得寒碜，不光个子矬，家里也确实穷，一家人挤在两孔破窑洞里。东子死缠烂打得不到萍萍的芳心，放言要先了她，生米做成熟饭。就在东子疯魔的天昏地暗时，灾难却突如其来。在电影散场回家的路上，斜刺里冲出二十多个小伙子，一阵棍棒，东子差点被打死。一厢情愿的东子，没品尝到爱的味道，腿却被人打断，成了走路一晃三摇的瘸子。

我家屋后志刚家的二闺女小英，与邻村一个三十多岁的男青年难舍难分，但志刚死活不同意。他看不上那个长一张驴脸，比女儿大十二岁的男人，嫌其游手好闲，偷鸡摸狗，打架生事。但小英与这男子的爱，像春天里一朵倔强的野花，在冰冷尖硬的乱石滩上，要急切地盛开。邻居们的戳戳点点，让志刚很恼怒，劝说不听，他棍棒相加，最后干脆将小英反锁在屋里，不让出门。有一天，志刚从田里回来，小英已喝农药死了。十九岁的小英用激烈、倔强的死埋葬了自己的青春，在父母心上狠狠地扎了一刀。我记得那是 1983年的春天。她的死，让我心生苍茫，也让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为了爱，会不顾一切。

哦，对了，还有林子和梅子之间的忧伤。

每个人都有一段成长的秘密。林子是我的同学，他的爱不是从电影院开始的。他从初一就开始恋爱了，女孩是跟我们一个班的梅子。俩人每天在学校里眉目传情，彼此将情书悄悄放进对方的课桌抽屉、书包。每天在学校里见着仍不够，还经常递纸条，放学或者晚饭后，在乡间小路上幽会。当然，电影场上也少不了他俩的身影。

天天见着，还要一封封写情书。一直到高中毕业，俩人如蜜般悄悄爱着，我们都觉得他俩爱得真，爱得切，也都以为他俩的未来是可以预料的，就像老话说的，终成眷属。事实也往我们期望的方向不急不缓地发展着。林子高中毕业参军去了西藏，梅子上卫校。但我们都没想到，林子当兵走后第二年，梅子就跟同班同学好上了。

林子背着梅子写给他的近千封情书，从遥远的西藏雪山上追回来，但他冰雪般纯净的心未能挽回自己的爱情，他们的爱情已经在时间里变质了。梅子闪电般结了婚。林子将情书还给梅子，要回自己的，在柳树下的十字路口，像烧他父亲过世时的旧衣裳，在一个夜色浓重的晚上，让情书上滚烫的字，一行行一粒粒，如柳树上的落叶，在火光里化成灰烬。他说，他烧了十分钟，才烧完自己的一大包情书。

有几个同学气不过，说，你咋不去把那小子的命根挑了。还嚷嚷着要替林子出恶气。林子说：真心爱过，就是生命里最美好的事情，庸俗的人才动粗。他一脸的云淡风轻，似乎受伤的不是他自己。

我知道，那朵撩他的花虽然枯了，但他心中的田园并未荒芜，爱仍如他的青春一样葱郁着。不管是朦胧的，狂乱的，还是清晰的，真切的，那些年，那些爱过疯过的人，没成一对，最后都以失败和悲伤结束。就像我们下落不明的生活，或者梦想与追求，永远在遥不可及的远方。

剧场西边是乡文化站，是我最欢喜的去处。我在一个吃摊前，吃了一碗豆腐脑，一根麻花。豆腐脑两块钱一碗，是北方的老味道，麻花一块钱一根，很硬，不香脆。小时候，我跟母亲搓过麻花，匀称，精致，酥脆，有淡淡的甜，很香。五分钱一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和生活，谁会把一片叶子当作一生的眠床？这样想着，脑海里竟忽然飘过《这个杀手不太冷》里莱昂的一句对白：不要总说“好的”。好吗？

吃过东西，我不由自主地来到剧场西边。这时的时间，是下午三点，我看到文化站三大间面朝街道的瓦房，看到屋顶有几处凹陷，瓦楞上一丛一丛瘦弱的青草，在风里轻轻摇摆。透过爬满蛛网的斑驳门窗往里看，地上有一堆烤火留下的灰烬，几截燃烧了一半的劈柴，三块竖立的砖头，墙角一摊看不出颜色的粪便，也许是人屎，也许是狗屎。尽管现在屋里除地面上的垃圾，什么都没有，我还是看到了曾经的报架、一本本翻旧的杂志，比如《大众电影》《人民画报》《读者文摘》等等，桌子上坐满了埋头翻看报刊的男女青年，学生模样的孩子。我在临窗桌前埋头读一本书。我把所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默默地消耗在这里，读张贤亮的《绿化树》《北方的河》《黑骏马》，读铁凝《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我从借书的窗口里借出一册册心仪的文學书籍，背过父母，趴在灯下不知困倦，一读一个通宵。

文化站站长三十多岁，是我一个同班同学的姐夫，新进的文学书籍，新到的文学期刊，我都能第一时间从这个同学手里借到。文学使我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愉悦，激动，兴奋，忧怨，愤恨。我拼命从书页里寻找人生微茫的光亮。三十多年前的阅读记忆，我为什么一直清晰地记得？文

学情怀对一个人的成长与生活那么重要么？有一天，正上着班，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那个帮我从他姐夫手上不停地借书的同学，升任局长不到一月，就在一场篮球赛中因心脏猝死走了。我在办公室里，像一个缺乏自控力的孩子，竟然失声痛哭。时间久远，少年离别，一直未曾相见，但对我来说，与他相处三年的故事与细节，并未在时间里散失，一直存储在我记忆的一个隐秘角落，它们是我记忆最纯真、最笨拙、最羞怯的部分，就像我離开这三十年里遇到的一些人和事，看似消失，实际上只是悄悄存进了记忆的最深处，它们在时间里构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现在，影院、剧场是空寂的，陈旧的，落寞的。每年四月初八的庙会仍延续着，照例会唱一周大戏，这是剧场一年里仅有的几天热闹。然后，剧场和影院，像荒野上凋谢、干枯的花朵，或者孩子们把玩后掉弃在河滩上的一小块石头，冰冷，寂寞，在时间里静静地、默默地等待一束遥远的、能照亮它的光。

七

我在这条街上行走的脚步越来越慢，内心也越来越孤独。对这条街市来说，我是陌生的，街市上来来往往的人对我也是陌生的，而且越来越陌生。

我站在柳树下，仰起头，柳树仍像过去一样，苍翠，高大，简约。那些枝杈上挂满苍老的故事，如灰尘的颗粒，一粒盖着一粒，跟树一起生长，苍老。

为什么娑罗原人从不把这三棵巨柳叫柳树，一直都管它们叫娑罗树？娑罗树早在明代就死了，但方圆百里的乡亲仍一代一代把娑罗树枯死处栽植的娑罗柳叫娑罗树。一直这么叫。

据说桫椤树是恐龙的一种食物。娑罗树不是桫椤树，这是肯定的。《酉阳杂俎》载，巴陵有一座寺庙，忽一日，一僧人床下冒出一棵小树苗，外国僧人见之，说是沙罗树。元嘉年间，这棵树上忽然开出一朵花，极像莲花。唐玄宗天宝初年，安西（今新疆库车）向唐朝进献沙罗树枝，呈文中说，“臣管辖四镇中，发现沙罗树枝，奇巧绝妙，与一般杂草不同，凶猛飞禽都不在上面停留，采得该树二百枝，进呈。”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刺史李邕《沙罗树碑》载：“非中夏物土所宜者，婆娑十亩，蔚映千人。恶禽翔而不集，好鸟止而不巢。深识者虽徘徊仰止而莫知冥植，博物者虽沈吟称引而莫辨嘉名。随所方面，颇证灵应，东瘁则春郊若而岁不稔，西项则白藏泰而秋有成。尝有三藏义净。还自西域，斋戒瞻叹。于是邑宰张松质请邕述文建碑。”

还有，欧阳修在《定力院七叶木》中说：

伊洛多佳木，娑罗旧得名。

常于佛家见，宜在月宫生。

釦彻阴铺铮，虚堂子落声。

传说“娑罗树”出自佛祖的故乡，不光四川有“娑罗坪”，中国好些地方有“娑罗”。平凉是丝绸古道上的古镇，据说娑罗柳站立的地方，原是长着娑罗树的，是玄奘或鸠摩罗什随手赠予本地人的。有的老人说娑罗柳距今已有六百多年，有的认为至少一千多年了。我问过的老人像田野里的庄稼，已一茬一茬消失，仍然没能问清它们的前世今生。它们是一条神秘的河流，秘密隐藏在时间深处，无从打捞。

在我的记忆里，柳树下总是坐着许多人，收货的，卖货的，谝闲传的。不管干什么的，人和车辆，在树下都显得极其弱小。我站在老柳树下，不管站多久，都无法感知时间在它们身上的存在与流逝，它们的枝叶在风里喧哗，但腰身稳固，静默，根系深深扎在大地里。而那些在树下坐过数百次，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人，如今都一个一个相继离开，像河流里的漂浮物，被载到了时间的下游，不再回到树下聊天，发呆。树下的面孔一茬一茬地变换着，对柳树来说，他们是陌生的，也是熟悉的。

谁能活过一棵树呢，树下的面孔在时间里越来越少，而这三棵柳树，一直立在这里没动，它们在风雨里挺立，落叶又发芽。

我曾因鄙弃的事物离开，走向远方，它们默默地留在了原地。现在，我又因鄙弃的事物一次次归来，与它们重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路径。也许我们生来就是孤独的，所以，都扑往繁华热闹里去，叫嚷着要做那喧闹里的人。我知道，三棵巨柳也会在某一年，在原地无声地消失，一如它们曾经无声地存活人间。

我站在旷野的风里，如一只离群的孤狼，心里一片苍茫。在霜冻和大雪降落之前，在白雪覆盖田野与村庄的呼吸之前，我将在遥远的异地焚香祈祷，并向这片大地上消失的事物深深致歉。

我是故乡走不出，又回不去的浪子。

责任编辑 胡兴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