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成 金文宁

摘要：《钟形罩》一书中埃斯特的生死抉择与灵肉博弈契合了海德格尔关于“向死而在”的哲学思想，埃斯特力图以生命的完结和选取他人此在去理解此在的完整性，最终得以向死而在，意识到此在是自我存在的唯一选择。埃斯特的向死而在给处于社会这个无形的钟形罩下的美国女性带来希望，也赋予女性关于生命意义新的理解。

关键词：《钟形罩》; 生死; 此在; 向死而在; 女性

中图分类号：I 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20）04-0340-05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20.04.007

Abstract：In The Bell Jar，Esther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life-or-death choice and struggle between body and soul correspond to Heideggers thought of “Being-toward-death”.By the choice of committing suicide and the Da-sein of others that have come to an end，Esther attempts to reach her wholeness in death.In the end，being fully aware of herself as a whole，she shifts the focus of life to survival by undergoing the experiences of impending death.Esthers “being-toward-death” brings hope to American females who live under the invisible bell jar of the society，and hence endows women with a new understanding of life.

Keywords：The Bell Jar; life-or-death; Da-sein; Being-toward-death; women

西爾维亚·普拉斯作为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融合自身体验，以诗化的语言和丰富的文学意象在小说《钟形罩》中刻画了埃斯特的青春期叛逆、迷茫与躁动。她的心灵动荡不定，她的肉体受到撼动，然而她的几度自杀唤醒了其对于生的渴望。作为女版“麦田里的守望者”，如同霍尔顿一般，埃斯特也开启了一场关于生死的无限探索。有学者认为埃斯特是疯癫的，是精神不健全的，把埃斯特的疯癫视为反抗男权压迫的特殊策略，视为美国女性在男性思维与话语模式统治下艰苦抗争的手段[1]。然而如果将其生死探索置于哲学语境下，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思想正契合了埃斯特的最终抉择，使得埃斯特能够先行于自身地作为存在者存在着[2]272。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死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只有当此在自己使自身做到“死”这一步时，此在才可能本真地作为自己而存在[2]302。埃斯特通过自杀来接近这种存在，然而她的精神却步步受到外在刺激，其个体艰难的身体实践加深了对社会及男权统治的抗拒，自杀体验与身体实践成为其追寻此在过程中采取的独特手段，其中自杀未遂抑或是本无自杀之意，反过来影响着其对于本己的看法，从而无限地接近此在。灵与肉也在极力抗争其所处的男权社会中达到统一，埃斯特也终于能够打破钟形罩，从而实现其作为自我的存在。

一、“钟形罩”里的埃斯特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妇女问题日趋尖锐，推动了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发展。在美国文化、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历史作用下，美国妇女经历了“共和国母亲”阶段[3]5，立志在“妇女的领域”做一名“真正的女性”[3]8，继而发展成为“幸福的家庭主妇”[4]3。19世纪的学校教育培养她们独立思考的能力，社会推崇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20世纪以来，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多妇女投入工作，实现了自我价值在社会层面上的转化，然而战后妇女的就业岗位受到挑战。此外，社会中“分离领域”[3]44的传统观念经久不衰，一些保守派人士抨击妇女因就业而造成子女教育的缺失，渴望重构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主妇形象。这股潮流引发了妇女的不满，而且对于当时的年轻女性而言，她们仍然受到传统父权制的牵制，难以在成为贤妻良母和实现自我价值两者之中做出选择，陷入难解的困惑，这成为那个时代女性面临的普遍问题。社会对于她们来说就如同一个钟形罩，她们对于生活的选择是被动的，她们的思想受到束缚。埃斯特就生活在这个无形的钟形罩之中，她同时受到社会的正统教育和母亲思想的钳制，导致她对社会个体主义培育下的女性形象被赋权疑惑不堪，成为一个矛盾体，一方面臣服于好学生形象，是一名全A学生，一方面又极度厌恶男性的虚伪与社会的不公。于是埃斯特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困境，她将这种心灵上的折磨诉诸于身体的具体实践：四度自杀和打破贞操传统的行为。“钟形罩综合症”更是成为了自杀的代名词[5]。埃斯特在死与生的边缘来回试探，她想通过“想去死”来获得“本己”，进行着“向死而在”的哲学体验，这是埃斯特试图打破钟形罩的外部实践与内部抗争的体现。她的心灵在迷失，肉体在消释，处于一种临死的状态，海德格尔称之为“悬临”，这既不是尚未形成的东西，也不是缩小到极小值的最后亏欠或悬欠，而是此在本质上对自身的先行于自身的展开[2]287。于是，埃斯特放弃了钟形罩般的社会，渴望个体的自由。她诉诸于切身的肉体实践，从而进行了一场艰难的灵肉博弈，开始了对自我之存在的筹划。

二、“钟形罩”内的灵肉抗争

存在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哲学思考。柏拉图在《斐多篇》中探究灵魂的存在，认为灵魂是永生的。笛卡尔的二元论使人认识到身心相异。海德格尔的“此在”成为一个探究生死的重要概念。在历史长河中，人类不断追求作为人存在的意义。然而对于埃斯特来说，自我的存在充满虚无感。当她从家乡的小镇来到物欲横流的纽约参加实习活动，新鲜的事物带给了她精神上的强烈冲击，存在于钟形罩般的社会之中的现实难以消解其内心的不安与空虚，使她感受到此在完整性的缺失，这意味着她的此在始终以一种处于钟形罩般的社会却又无所适从的形式“亏欠”着，于是她首先试图打破社会传统来弥补此在的“亏欠”。

埃斯特所在的社會推崇贤妻良母，对妇女贞操有着严苛的束缚，她的母亲也试图以社会正统来规范其行为。埃斯特是属于社会的，但思想却与社会的主流意识格格不入，因此，在传统与现实的冲击下，她真正认识到此在不是一件易事。因为此在也是一种存在者，其特点是能够在存在中与这个存在本身发生交流[2]14。卢森堡夫妇的死讯使埃斯特第一次与其存在本身发生短暂的交流，认为“人世间没什么比这更惨了”[6]3，埃斯特把此在放置于他人的死亡之上去理解，似乎把握住了这种意想的临终到头的去存在方式，然而海德格尔指出，我们并不能在本然的意义上经历他人之死，最多不过是“在侧”[2]275。因此，埃斯特便只能在卢森堡夫妇一侧，她对于死亡缺乏认知，把死看作是肉体的亡。在埃斯特看来，在死亡面前，她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虚无。事实上，埃斯特并没有真正接触到此在。因为于每一个个体而言，只有真正经历死，个体才会获得最真实的此在，然而一旦真正去死，此在却已不在世。这仿佛形成了一种悖论，其实不然。虽然埃斯特选取他人生命的被动终结作为此在的封闭状态及整体性的存在，使其自身与卢森堡夫妇同在，但这便完全解除了埃斯特作为自我个体的独特存在，因此埃斯特再一次转向心灵的救赎。

埃斯特的心灵饱受折磨。学校教育使她的思想异化导致其只一味追求校方认可，从而缺乏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与此同时，社会将女性置于不合理的地位，她不需要“无限的安全感”[6]72，她不想做男人射向未来之箭的起点[6]74，她“渴望改变，渴望新奇，渴望把自己发射到四面八方”[6]83，因此她极力寻求作为女性自我的此在。埃斯特在纽约市找不到归属感，意识到内心的“死寂空虚”，她把这种空虚比作“龙卷风的风眼”，四周喧嚣迭起，而她却无可奈何[6]65，麻木的实习生活更是加深了她内心的极度空虚，于是埃斯特试图用肉体去反抗。埃斯特进一步体味到自我之于社会的意义的缺失，这也是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女性难以逃脱的人生经历，故而迷惘、困惑、焦虑的生命体验加深了她们对于精神空间的探求。然而，埃斯特难以摆脱这种无力的生命状态，并将其与死的处境融合，她意识到此在的亏欠全在于她本身，她说道：“这沉寂源于我。”[6]20她把在世的物质世界看作是虚无，“可它在与不在，对我，又有何意义”[6]20，“电话机”与“死亡的头颅”也别无二致[6]21，于是她通过泡热水澡去寻求一种自我的消失感。只有当她泡到热水里的时候，才感觉到自由[6]22，这源于基督教中“圣水”的隐喻，水仿佛可以洁净万物，同时“水”的意象与女人密不可分，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也写道：“她是水，而他是火。创造往往被想象成水与火的结合，是温热的，潮湿产生了活生生的存在。”[7]205因此，在埃斯特看来，在肉体沾染了纽约市侩浮躁之气后仿佛只有水才能冲淡这一切。

埃斯特渴望通过肉体的浴水去净化心灵污垢，可是一旦离开水，她又原形毕露，在此在面前沉沦逃避，因为在其存在于世的体验中有着“畏”的情绪[2]215，所以她只能通过溶于水而去消解这种“畏”的情绪。对于埃斯特来说，“畏”是不确定的，是此在的自我领会，带给她对自身的否定，让她意识到自我在世上的无。然而，埃斯特的“畏”太过局限，是对自我人生的绝望，是处于社会的无所适从和阅历的极度匮乏，是只有虚无的学科成绩，这也是二战后年轻一代的女性的普遍精神状态，最终促使她决定用自杀这种终结生命的方式去掌握完整的此在。

埃斯特通过灵肉分离来进行这场生命体验，她意识到只有通过死才能通达此在。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唯有死才能使此在的“此”展现，使人从众生中分离，从日常生活的沉沦状态下超拔[9]241。埃斯特先行到死亡中去无限地接近此在，她用肉体来反抗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公。诺拉·谢莱伊认为，对于艾斯特来说，向社会妥协、与社会和解是异常艰难的，她难以在成为贤妻良母和女性创造者之间做出选择，从而造成了她的精神分裂症，难以适应社会需求[5]。肖瓦尔特称之为女性状况的一个隐喻，女性缺乏自信，依赖外在，造成其作为性对象的身体与作为自我主体的思想之间的不可弥合[5]。

埃斯特的第一次自杀尝试选择了浴缸。此前，浴缸是使其身体获得短暂解放的避难所，她希望自在地死去。然而，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杀。埃米尔·迪尔凯姆指出，自杀首先是一个再也活不下去的人在绝望时所采取的行动，然而一旦人在离开人间时依然留恋人生，他是不会轻易弃世的[10]10。埃斯特还没到肯定要牺牲肉体的程度，她的心灵还在试图反抗，自杀只是她的一种模糊想象，这种想象的未完成性又促使她不断地进行着自杀试验。当她决定采取某位罗马老哲学家所言在热水澡盆中里切开静脉的死法时，她的内心却又抗拒着这种死法：“可我动手做时，手腕的皮肤看起来那般雪白，那般无助，我怎么也下不了手。仿佛我想杀死的东西根本不在那片皮肤里，也不在我大拇指下方那细细跳动的蓝色脉搏里，而在别处，更深，更隐秘之处，难以触及。”[6]151于是，她失去了勇气，最终放弃了自杀。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埃斯特的自杀行为也是一种女性受虐心理，是一种立足于自我惩罚机制上的受虐行为[8]166。埃斯特通过疼痛与快感达到一种主导自我的体现，自己去把握这种惩罚的主动性并乐意接受其后果，得到其对自身肉体的支配与控制。杰梅茵·格里尔认为女人的毁灭性是一种创造力[11]69，埃斯特的自我毁灭也是创造自我的一种体现，因此她想要通过死来体验“畏”的情绪。

这是灵之于肉的反抗，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而屈服，可是精神的不宁拒绝肉体的死亡。自杀的失败不断教唆她逃离到海边，她想到死亡之后，那双脱在海边的漆皮鞋将作为一只灵魂指南针，她兴奋不已[6]155。然而在这样的死法面前，她的肉身又一次萎缩，黑夜的海带给了她恐惧，冰冷的海水使她疼痛，所以她又一次放弃肉身的挣扎，她在内心呼喊着“我活着我活着我活着”[6]161。紧接着埃斯特尝试上吊，却又一次被身体的本能阻拦，她悟到：“那一刻，我悟出肉身具有种种鬼花招，比如在关键时刻让我失手之类，结果次次救了我的命。若能自己完全说了算，我立马就会死去。”[6]162当埃斯特真正去死时，“畏”将她的本真状态带了出来，使她的此在从沉沦中抽身而回，充分意识到本真的自我[12]。埃斯特的此在虽然尚未达到完整性，但是在通达此在的路上获得了“此在”交付的体验，从而能够勇敢承担自己的此在。

终于“畏”慢慢地向她敞开了生的可能性，埃斯特意识到自杀并不是本真的向死而在，这是一种从生命消亡的角度去考察其本身的生存状况的手段，使得埃斯特更好地筹划着此在，她并非在本然的意义上向往着死亡，而是向往着此在，于是她转而寻求现实的存在，住进了精神病院。可是一次次的电击治疗使她饱受折磨，杰梅茵·格里尔宣称电击治疗法只是心理学家稳不住世界时所采取的稳住女人的极端方法[11]102。这其实是心理学家所编造的一个骗局，他们通过这种极端的肉身摧残行为去摧毁女性的创造力，去显示自己的强势。只有当心理学家真正站在女性处境之下才能真实地感知女性的困境与痛楚，同为女性的诺兰大夫正是认识到埃斯特的脆弱与不安，教会了埃斯特对自己身体的掌握权。

三、“钟形罩”外的向死而在

埃斯特以另一种方式去改变身体的生存体验，作为性客体的女性身体一直以来被“贞洁”思想束缚。“空白之页”的传说仍然盘踞于男性乃至社会的大脑之中，社会把女性的贞洁看得格外重要。“严格的教育，担心犯罪、对母亲的负罪感，产生强大的阻力。许多阶层把贞洁看得如此之重，以至于在合法婚姻之外失去贞洁，仿佛是真正的灾难。出于冲动或出其不意做出让步的少女，认为是自我玷污。”[8]142社会对于男女持有两种不同准则，女性必须守身如玉，而男性可以一面故作单纯，一面胡作非为[6]81。这与女性历来的属性相关联，女性一直被作为生育工具，社会灌输给女性的是在性关系中消极被动的惯性力，从而使女性产生了“性罪恶和性焦虑”[11]98，这种克制是女性对母亲的过度顺从导致的。埃斯特的母亲把一篇《捍卫贞洁》的文章寄给她，并一直以贞洁的思想教育她，以至于埃斯特一直把贞洁奉为圭臬[6]82，不敢越雷池半步。母亲的钳制同样是受到了埃斯特父亲的影响。当埃斯特的母亲与父亲结婚时，父亲曾说“现在我不用装模作样了，可以做回自己了”[6]85，然而母亲却再也没有享受过一分钟的安宁轻松。因此，母亲不愿埃斯特成为她的分身，却又迫使其置于严酷的男权统治下。过于强势的母亲一方面怀着对于埃斯特的期望，一方面又压制她的思想。母亲总是试图建立其自主统治的女性世界，这阻碍了埃斯特此在的寻找，从而也使埃斯特发展了一种自我厌恶和 “憎恨母亲”的情绪[8]356，她希望完全顺从自我的自主意识并违抗母亲。于是她开始主动寻求失去处女贞洁以获得身体的解脱，从而尋求最本己的存在。这是埃斯特精神与身体觉醒的一种表现形式，并直接导致了禁锢着其思想与身体的钟形罩的破碎与瓦解。

在性关系中，男性往往占据主动权，而女性总被置于被动的位置。社会对于男性是包容，而对女性却是克制。埃斯特在得知男友巴迪·威拉德的感情出轨后，意识到处女贞洁不再那么重要。“我的处女贞洁就好比脖子上挂了一块磨石，沉甸甸压着我。贞洁于我如此重要，保持贞洁又已如此长久，以至于捍卫贞洁成为习惯，不惜一切代价。我已捍卫了它整五年，烦了。”[6]233于是当她被获准走出精神病院进行自由活动时，她一心想要去反抗，认识到“我是自己的女人了，下一步就是找个合适的男人”[6]228。她期待着感觉那“奇迹般的变化”[6]234，也就是不再捍卫贞洁的行为。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埃斯特的身体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在医生看来其身体承受的伤害发生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6]238，但是当一切发生之后，她向着黑暗微笑，觉得自己是“伟大传统”的一部分了[6]235。埃斯特为了反抗社会传统，主动接受了这一实践带来的临死体验，同时肯定了自我，得以更好地接受其本真的此在，是其在追寻此在过程中重要的一步。

身体体验之后，埃斯特获得了对于生命更深刻的认识。无论是自杀还是试图打破处女贞洁的实践都在以一种向死亡的可能性过渡而去体验此在。好友琼的自杀使埃斯特更大限度地理解了死。从本真的存在论上来看，在世的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去体会死，死“在客观上”是可以通达的。埃斯特共死者而存在，琼的死是一种丧失，但是对于在世的人而言，这是他们经历不到的损失。因此，埃斯特并不能在本然的意义上经历到琼的那种丧失，也不能在本然的意义上经历琼的死亡过程[2]275，相比于卢森堡夫妇，埃斯特更是在琼的一侧。琼像是埃斯特的另一个存在，她视琼为其“往昔辉煌的一道闪亮的影子”[6]209，“她的思想感情成为我自己思想感情的一个扭曲而阴沉的象征”[6]223。这也加深了埃斯特关于生死的深层次理解，因此琼的死对她来说是可怕的，就仿佛是自己亲身经历了死一般，这是埃斯特向死而生的重要体验，通过“在侧”去体会此在，无限地接近此在。

埃斯特在参加琼的葬礼时终于认清了自己，不再试图以身体实践反抗社会。她再一次意识到“我活着我活着我活着”[6]250，是此在“畏”的一种现身情态。这与此在对于本真自我的接受是并行不悖的[13]，被日常生活所隐蔽的此在因着畏的升起而能在其位。这是埃斯特的求生仪式，因此，当她去参加出院资格面试时穿上了新衣和旧物，这在美国传统文化中是结婚仪式所需的条件，也就意味着她把这次会面看作一场重生的仪式，一场重新接纳自我的仪式。她领悟到“我被拼接过了，修补过了，获批准了，可以重新上路了”[6]251，所以埃斯特最终选择了生。

埃斯特的四次自杀体验与打破贞洁的切身实践使得埃斯特更好地筹划其此在。因为在此在的整体性之中，本质上是没有代理的[2]277，也并没有完成，因为此在的向来便是尚未[2]287，这是日常的“向死而在”，最终埃斯特通达的是“本真的向死而在”。海德格尔认为本真的向死而在是先行向此在揭露出丧失在常人自己中的情况，并把此在带到主要不依靠操劳操持而是去作为此在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之前，而这个自己却在热情的、解脱了常人的幻想的实际的、确知它自己而又“畏”着的向死的自由之中[2]306。埃斯特意识到选择生存也是一种此在的自由，是真正意义上的“向死而在”。

四、结束语

每一此在，既在生，也在死。当身体被囚禁在男权的桎梏，心灵与思想遭受束缚，死亡体验使女性消解自我认同，从而实现自我。埃斯特的精神和身体是共生的，关于自杀的经历与亲眼目睹的死亡现象都加深了埃斯特对于死亡的体验，使她更好地筹划此在，最后她决定从这种体验中抽离出来，敞开生的可能性，“向死而在”地生存。灵与肉的斗争也终于和解，经历了肉的反抗与灵的解脱，获得生的体验。这不仅是埃斯特的“生”，也是埃斯特同时代女性的“生”，从更积极的层面上而言，埃斯特生死抉择为女性提供了一种生的启示。普拉斯通过埃斯特向世人传递了一种积极的求生姿态，对于社会中同样受到父权制束缚的女性而言，埃斯特的新生之路给她们带来希望，她们通过他人此在的丧失去理解此在，将促使她们成为生命的探寻者，加深她们对于生命的积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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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