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君，1971年生，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散见《收获》《上海文学》《大家》《作家》等刊，有小说收入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获浙江省作协年度优秀作品奖，出版小说集《红马》《去圣伯多禄的路上》等。

海塘，海

小时候最高兴的就是坐在大人的自行车后面，一路摇摇晃晃，听着轮胎碾在砂石上发出的咯咯拉拉的声音，去尖山海塘野一野。

父亲从安徽上班的地方回来了，也喜欢找个好天，带上我过去漫游一趟。

海塘和海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海塘没有沙滩，涨上来的虽然也算海水，却浑浊得像黄泥浆水，找不出一丝海水的蓝。可是海塘沾了一个海字，听上去就是觉得很不一样。从自行车上跳下来，透过一蓬蓬的蒿草，望着远处平平直直的黄线，虽然有点失望，在屋子里呆久了，突然被放生出来的感觉还是让我不管不顾地跑在前面。父亲更喜欢落在后面，被他自己的思绪拖住了似的，抽着烟，越走越慢。

海塘边没有路，只要能下脚，怎么走都行。想冒一下险，就往蒿草多的地方钻，一边走，一边挥手拂开挡路的草叶。那些带锯刺的草叶可是很锋利的，不小心能在脸上手上划个大口子。四周静静的，除了草叶的唰唰声，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偶尔抬头看一眼天，不管有没有云，想象中的天地的尽头也就是这样了。

走不了多久，出蒿草地，来到一片荒凉的泥滩前。这就是海塘了。海宁的海塘有50多公里长，老盐仓一段，盐官一段，丁桥一段，塘基、塘身各有各的造法，每段都不太一样。尖山这段靠近出海口，海面（或者应该说江面）宽阔。它也没有盐官那种海上长城一般壮观的鱼鳞石塘，目之所及不过是些被人随性摔在那儿的乱石。

和我们这些总处在焦躁中，什么都想玩又不知玩什么好的小孩子比起来，大人们神定气闲得多。只要跟着他们七拐八弯的，最后总会走上一条三面临水的堤坝，一只小石塔立在堤坝的尽头，静静地等着我们。

那时好像都不知道石塔的名字，没人关心它叫什么，笼统地把这段海塘称作塔山塘。

只要去海塘，必定要去石塔那儿。就像去西湖总要看保俶塔，看三潭印月。

越靠近塔，越不好走。得爬过被潮水拍打得奇形怪状的巨石，像梅花桩一样扎在水底的塘基，要是潮水已经涨了上来，还得挽起裤腿，从水里蹚过去，才能登上塔所在的小山。

几棵树众星拱月一般，把塔包围在其中。很多年后，我在书中所附的照片上看到这座塔，从风化的石面上辨认出“永庆安澜”这几个字。在史书上，它的名字就叫“安澜塔”。关于它的介绍很是简单：小型仿木结构实心石塔，六面，残高六层，高约六米，须弥座基石，始建年代不明。一说“乾隆五年尖山坝工告竣，由此，塔至少建于1740年前”;一说“致和元年（1328）盐官州海堤崩，遣使祷祀，造浮屠二百十六，用西僧法压之”。可以确定的是民国四年（1915）重修过，塔身第二层有铭文可考。

到我看到它，又历经六七十年，仍复归为一座残塔，完成垒石为祭的使命，在时间的流逝中成了遗物。没人觉得它镇得了海，也不相信它镇得了海，镇得了海底的神兽还是别的什么。

我们的兴趣只在于它的所在，这是我们能走到的最远的地方了。我们已经站到了地图上的某个尽头。这种感觉让我们无奈（不是吗？已经无路可走了），也让我们兴奋。

涨了潮的江面，被太阳一照，闪出粼粼的波光，恍然有了海的宽阔和空旷。既然看不到青岛那种海，海南那种海，那么这样的海看一看，也是很不错的啊。

然而某天，我还在读小学，忽然听人说下午海塘边枪毙了几个人，好多人都去看了。

我听了大惊，怎么也不肯相信。可是说话的人绘声绘色，形容枪响后，血溅得怎么高，警察走后，守在边上的家人怎么冲上去收尸，又让人没法不信。

至于枪毙人的到底是海塘的哪一段，却又没人说得清楚。反正，那儿就是枪毙人的地方。荒凉，僻静，潮水过去，一切了无痕迹。

又有一天，读初中了，忽然班里风传教过我们的某个老师留下遗书去那儿投海，隔天尸体漂回，搁浅在海塘边，让人发现了。之后还有几桩谈恋爱被抓的小道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再去。

约摸十年匆匆过去，等到要上班了，拿了学校发的一纸通知去单位报到，忽然发现离塔只有一两公里远。

工作很轻闲，每天只是和仓库里的东西以及一老一少两个保管员打着交道，算算哪辆车领走了多少汽油，多少棉纱。

仓库的窗很小，在里面呆久了，会觉得闷，却也没有地方说。

某个下着小雨的中午，一种莫名的心境使然，我又去了。

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乱石草丛，像梅花桩一样的塔基。小雨中的江面覆蓋着阴云，完全是海的样子。

我在那儿碰到过捕鳗鱼苗的人。坐在旧轮胎上，趁着潮水涨上来，慢慢飘远，变成一个极小的身影，至于怎么撒网怎么捕捞，可就一点都看不见了。

刚捞上来的鳗鱼苗只有两三厘米三四厘米长，浸在水里透明如无物。像我这种近视眼，要捧到手里才能顺着两个小黑点，也就是鳗鱼的眼睛，发现它的身体。可见捕鳗鱼苗的人非得有一双火眼金睛，才能从浑浊的江水里把它们捕上来。鳗鱼不能人工繁殖，养殖鳗鱼只能靠野生捕捞，论条售价，堪比黄金。早些年，也就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每天可以捕几十上百条，塘边有村民靠着这个发家盖起了楼房。不过，这些年已经不太能见到这样的人。唯一碰到的一个，像是舍不得放弃他的技艺才不怕苦地拖着网来到这儿，在我们的追问下笑叹一天只能抓上两三条啊。不止是鳗鱼苗，别的鱼种也在减少，衰竭，几乎已经从江水中断代灭绝了。

除了偶尔一见的捕鱼人，海塘边安静的时候居多。有时也和朋友一起去，呆到太阳落山，覆盖上金黄的水面，归来的渔船，兀自随风晃动的野草，总有一种苍茫之感。

如果一个人站在那儿，比起苍茫之感更能让我沉浸其中的是对今后到底会如何的不解之感。当我竭力望向远处的时候，脑子里想到的始终是尚不可及的未来之年。

杉本博司，极度偏爱海的日本摄影家，花了三十年的时间造访世界各地，架起大型相机，拍下海的各种瞬间，将大海的影像作为一种接近古人意识的方法，告诉观看的人：若将时间拉至太古状态，至今不变的唯一存在是那一望无垠的大海。

某年清明过后不久，还是赏花游春的日子，和几个朋友小聚，忽有人提议去海塘，趁着兴致立刻就出发了。

好多年没去，过去必须步行的地段已经有了新修的车道。不仅如此，车可以一直开到堤坝上，下车，塔已近在眼前。除了波光粼粼的水面，塘边略感眼熟的几块巨石，其余一切已似是而非。梅花桩一样的塔基彻底不见了，脚下的堤坝变成笔直的水泥大道。当然当然，愿意换个眼光看看也不错。四月中旬，还是游春的时节。天气不冷不热，太阳也很好，塘边却起了浓浓一层雾。早年被石料厂凿剩的孤锋矗立在雾中，尽可以把它当成“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中”。一个捕鱼人扛着轮胎在泥滩上隅隅而过，意外入镜，成了照片中的主角。

然而，谁都没想到塔的周边居然围起铁栅，挂上大锁。几个人转来转去，爬不上去，也没有空隙可钻;打电话，人倒是找对了，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各种招数想过，还是进去不得。

不过，真的，就这么隔着栅栏看看也好。塔和人的生命期数是不一样的，人过十年百年，塔才过去一年十年。塔看我们，已抵挡不住老之将至;而我们看塔，却一如故往。就算不走过去，我也看得到以往对现实永远不能满意的自己，总想知道前面还有什么的自己;看得到父亲在塔下悠然眺望的身影，一路走来，沾在他皮鞋上的泥。

回来的车上再一想，还是遗憾，究竟不能读一读从前不知道要去读的“民国四年四月榖旦”“永庆安澜”。

那是我童年及少年时代的世界尽头。

从此我想隐居起来

1

有一年到上海会庄老师，晚饭后去滨江大道散步，聊着天，一直走到世纪大钟跟前。钟是青铜铸的，看上去总有好几吨重，上面刻着一百多所高校的校名。

我们在幽暗中辨认着：北师大、港大、浙大、同济……

忽然走来两个人，和我们一样绕着钟走了一圈，伸手去敲钟，居然把钟敲响了。

我好奇起来：“怎么敲响的啊？”

“很简单的，你看我。”其中一人把手握成空拳，侧过去又敲了一下。声音轻轻盈盈，传得很远。我想都能越过黄浦江的江面，传到江的那一边去。

还有一人用的是另外的方法，直接用手掌拍。

这也行吗？学他们的样子试了一下，钟果然响了！喜不自禁，再问，一个从台湾来，一个从香港来，都是去复旦参加学术会议的。我说我在浙江，浙江海宁，问他们听说过吗？

他们笑着说：“知道知道，诗人徐志摩的故乡嘛！”

2

是因为徐志摩的诗名实在太大了？还是因为那些诗句？因为他对“爱、美、自由”的单纯信仰太深得人心？还是一生和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纠结不清的传闻？

喜欢他的，倾慕他做人真实，就像沈从文说的那样，“不拘迂，不俗气，不小气，不势利。”也有人始终不肯谅解他的离婚和第二次结婚，不能理解这个要做反传统勇士的人，怎么会一边追求林徽因，一边又让来英国陪读的妻子张幼仪怀孕的。

那年他也才24岁。这消息对他来说如同枷锁上身，先是叫张去医院打掉，张不同意，也不愿意，他就不告而别，剩下她一人，独在异乡，又怀着孕，窘迫中不得不向巴黎的二哥求助，在二哥的朋友家寄住到临产前。后来她二哥去德国了，考虑到不能在别人家里分娩，她也去了德国，生下第二个儿子，英文名叫彼得，中国名字叫德生。

他们在柏林离婚时，小彼得刚出世。离婚协议签好，他去探望，隔著玻璃远远看了一眼小彼得也觉得可爱，但是此后就没有再看过他，也绝口不提怎么养他的问题。时隔两三年，他再去柏林，小彼得因为急性腹膜炎一周前刚刚去世，离三岁生日还有一个月。小彼得活着的时候，他没有抱过一次，等到手捧存放在锡瓶里的骨灰，他的父爱忽然被唤醒了，写了一篇长长的悼文《我的彼得》，述说对这个孩子的爱，反思自己“自分不是无情，不是寡恩，为什么对自身的血肉，反是这般不近情的冷漠？”

可是早些时候，他的恩师梁启超写信以“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劝他不要离婚，他回复的是：“我之甘冒世之不韪……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并在信里留下“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名言。离婚就离婚吧，还要写一首诗给张幼仪，诚挚地以“此去清风白日，自由道风景好。听身后一片声欢，争道解散了结儿，消除了烦恼。”表达重获自由的欣喜。和这首诗一起发表在《新浙江》报副刊上的，还有同样充满诚挚的《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

怎么才能让反感他的人改变看法，明白他实在不是无情，不是寡恩，而是天性如此？如他告诉朋友狄更生的话：“我不喜欢歌德的恋爱观，因为他常常在热恋的时候，悄悄溜走。我喜欢雪莱，他爱得深，爱得火热。”

他就是这么一个感情丰富的人。雪后的早晨，见一妇人坐在台阶上伤心地哭，告诉他昨晚梦见亡儿，喊妈，喊冷，今天果然下雪了，买了几张油纸盖在坟上，他也跟着一起哭。哭过了，写一首《盖上几张油纸》。

从他父亲的酱园里拿了白酒，包上一包肉，邀戏台下的乞丐们一起喝，还说：“你们不要看我有吃有穿，其实我同你们一样，也是一个乞丐，我向人间乞讨同情，我向人们乞讨温暖，我是个精神上的乞丐。”

他整天想的是怎么像只云雀，飞出这圈子，到云端去。认为只要是人，就没有不想飞的。凌空去看一个明白，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

他要的是打破我执的偏见，国界的偏见，解脱怨毒的束缚，他要的是实现思想的自由。虽然听从家里的安排结了婚，不合他心意的包办婚姻是一定要打破的。他当老师，有时就在校园的河畔、林下给学生上课，认为人只有在活泼自由的境界里，才能发挥出才智的最大能量。

就在失去小彼得这一年，他去过柏林，又去了意大利，去了欧洲各地。一路上都在祭拜，在莫斯科祭拜契诃夫;在枫丹白露祭拜曼殊斐儿，在巴黎祭拜伏尔泰、卢梭、雨果、波德莱尔;在佛罗伦萨祭拜米开朗琪罗、美第奇家族。不只如此，“每过不知名的墓园也往往进去留连，那时情绪不定是伤悲，不定是感触，有风听风，在块块的墓碑间且自徘徊，等到斜阳淡了再计较回家。”

这些人所以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他们“负责的对象不是人间或人为的什么，而是一切事物的永恒。”

他是“不要天，不要地，只要一个无限大的空间的。”后来的张幼仪想来也是明白了这一点，才能和他成为朋友;照顾好他的父母;得知他坠机去世，陆小曼不肯接受死讯，把报信的人关在门外，也是她冷静地派长子去济南接回尸骨。

遗骸先是从出事地点运到济南城郊的福缘庵，入殓按照传统给他戴了黑绸瓜皮帽，穿上深蓝色绸袍，外罩黑纱马褂，脚上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这实在不合他的心意吧，可也只能寂寂而无奈地躺在房间一角。

三天后，灵柩运到上海，停放在万国殡仪馆。陆小曼来了觉得不满，想给他换上西装，可是一向好说话的张幼仪这次拒绝了。拒绝的理由说法不一，因为遗体实在经不起重殓的折腾了？因为徐志摩的父亲不同意儿子穿西装下葬？最终徐志摩还是服从祖制，穿着长衫告别了人间。

次年（1932）春天，灵柩运回硖石，在西山公祭后，同年秋天葬在东山的万石窝。坟墓是一只巨大的石棺，胡适在石壁上题写了：诗人徐志摩之墓。

又过一年，清明，陆小曼到硖石扫墓，写下：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

3

嘉兴的几个朋友，草白、简儿、四月过来，市区略微一转，就把她们带去了西山。山里黑得早，转到徐志摩墓地，太阳斜照过去，已经有点暮色苍苍了。

那时的我们聚在一起总有很多话可谈，八卦八卦某个人某件事，即使在暮色中的墓地，也没有感到多大的悲伤。

墓两侧有两本石雕的书，一本刻着：“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一本刻着：“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看她们围上去，很久不走开，凑热闹也跟过去，在其中一本石书前拍了合影。

我喜欢徐志摩的诗吗？好像也说不上。不过，这两句我是喜欢的。

在这个地方读到这两句诗，总给人特别的感觉。好像比别处更能体会到什么是“轻轻的我走了”，什么是“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有多少人知道呢？这座墓只是一个衣冠冢，纪念墓，1983年才修起来。里面只有一本诗人的年谱，一块刻了字的石头。

诗人当年落葬的墓早在1966年已经被毁掉了。石棺、1946年书法家张宗祥题写的墓碑，被炸断炸开。棺木和尸骨也拖出来，四散后无存。

所以，诗人的尸骨回故乡安眠34年后，又在故乡“消灭了踪影”。

诗人的墓里没有尸骨，他的儿子德生的墓里也是没有尸骨的。德生，也就是小彼得，是在德国去世的，据说骨灰带回硖石后，由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殓入一个红木盒子，葬于西山。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以为里面有陪葬品，下葬不久就被盗走了。

1998年，西山改造，徐家后人把德生的墓迁到了诗人之墓的右侧。

现在，在墓地和诗人相守的也只有德生，他的小儿子，一座小小的坟。和他们活着无缘聚在一起一样，死后也是尸骨两散，不知所踪，只余两座空坟偎依做伴。

4

有一阵，我写不出东西，和庄老师聊天，庄老师说：你去徐志摩的墓地看看呀，我们去凤凰，田耳不是说他经常去沈从文的墓地看看，还给沈从文献花呢。

庄老师的话一向超验而精准，可这一次，我听了，心下并不信服看了诗人的墓就能写出东西来。

不过，去西山，沿半山腰的步道走着走着，总会看到那片新月状的墓台。一大一小两座墓前，时常会有几束敬献給父子俩的花。

有时想，都走到这里了，下去看一看吧。

也有时想，前些天刚去过，今天不去了吧。

忽然有一天，发现步道上有个“神”字，正好在墓的斜上方。

这座山上的步道，每一条我都来来回回走过不知道多少遍，还没看到哪儿有这么一个“神”字。

这是偶然的吗？虽然也无须多想，只是巧合而已。可是有同学从外地来，拜过诗人的墓，我忍不住把他们带到“神”字这儿，好像这个字和斜下方的墓地以及逝去八十多年的诗人有着非同一般的联系。好像“神”字在这儿，本身就是一种“神”意。

一个人走过，总要留心看一眼。有时想着什么，人已经走了过去，发现字漏掉了，还会再走回去找。

就像得了强迫症，不要说别人，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几年时间散散漫漫地过去，忽然又有一天，“神”字不见了，我以为眼睛出了问题，低了头，来来回回找了几遍，隐隐发现新鲜的水泥填缝，正好边上有个清洁工在扫地上的落叶，就走上去问。清洁工告诉我这两天是有人修过路，裂开的地方都补过了。我谢过他，就像受了很大的打击，一边愤怒地想着这是什么人啊，又不影响走路，干嘛要刷掉啊！一边仔细再找，发现“神”字的位置的确葬身灰浆之下，消灭了踪影。

修路者不知“神”字有神，毁墓者不知骨骸无魂。

“神”字终究不是“神”意。

这只如一个短短的梦，过了也就过了。虽然来山上锻炼的人每天都很多，沿着步道走到墓台那一段，仍觉得格外寂静，格外安详。

读过那篇著名的《我的彼得》，好多年里，诗与现实的反差让我感到恐惧。不能接受诗人不愿意抱一抱活着的儿子，宁愿在他死后，去写一篇煽情的悼文。

可是，2015年清明过去不久，得到一套新出的《徐志摩全集》，随手翻开一页，读到“我不曾投降这世界。我不受它的拘束。”换一页，读到“光阴带走的往迹，再也不容追赎，留下在我们心头的只是些揶揄的鬼影……”又觉得，徐志摩这个人，果然很真实啊。他不爱那个刚出生的儿子出于他的真实，写那篇悼文也出于他的真实。他只是在选择自由的路上，不由自主要扯下一些牵绊住他的人与物，扯下是出于天性，重新拾起，也出于天性。他的心里永远有一个理想的影子，在吸引他追赶上去。所以他的学生赵家璧会说，躺在棺木中的哪里是他呢？他只是掷下了人身的皮囊，飞出这个圈子，“飞远，更远，化入远山，化作烟”了。

和他纠结过的三个女人，也各得其所。

林徽因病逝后葬于八宝山，墓碑是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亲自设计的，碑上题着“建筑师林徽因墓”;

陆小曼临终前托付友人，想与徐志摩合葬，然而遭徐家拒绝，死后骨灰无人认领，以至失踪，由堂侄在苏州东山建了一座纪念墓，世间又多一座空坟;

张幼仪晚年再婚，嫁给一位姓苏的医生，去世后，刻在墓碑上的名字是“苏张幼仪”。她晚年总说最爱徐志摩的应该是她，料理徐志摩的后事，照顾徐志摩的父母，养大徐志摩的儿子，周济徐志摩的遗孀，她都做到了，然而一个“苏”字，忽如一道厚墙，筑在与徐家的一切恩怨之间。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曾给张幼仪写信，“从此我想隐居起来，硖石至少有蟹和红叶，足以助诗兴，更不慕人间矣！”这个总想飞远的人在书信中谈到回家和隐居，似乎就这一次。我不觉得看了诗人的墓就能写出东西来了，却不由自主总会在墓前的树下站一会儿，和墓对望一会儿，猜想诗人此刻云游在哪里，停在哪一片云上，哪一枝树梢上。

这里的长安

1

第一次听人说起长安，我还在读小学，以为是唐朝的长安。等我知道是这里的长安，就没有什么兴趣了。

同学中有长安人，因为住得近，每次去她家碰到长安来的亲戚，都很客气地招呼我去长安玩。可是长安有什么呢？除了童谣里的“八仙桥、长柄伞”，始终糊里糊涂的。

知道长安有圣女小德勒撒教堂，已经是很后来了。

一个小镇，怎么会有教堂？还是以隐修女为名的天主堂。这让我很好奇。

小德勒撒是法国的修女，去世的时候才24岁。从小接受神学教育，又有几个姐姐作榜样，小德勒撒年纪很小就渴望侍奉天主。当时教会的规定，不到年龄是不能加入教会的。小德勒撒趁着觐谒教宗，大起胆子祈求教宗破例允许她入会时才15岁。又等了两年，终于如愿以偿。在修道院的七年，写了一本《灵心小史》，去世后，由会内传到会外，成为法国家喻户晓的经典。1925年，罗马教宗把她列入圣品，成为天主教的圣女。

以圣女为名的教堂国内不多。上海有一座，在静安区大田路上，1930年10月3日圣女殉道日奠基，第二年同日举行开堂典礼。长安的小德勒撒堂是在1926年发起捐资、1929年落成开堂的，比起上海还早了两年。

选择长安这个地方，大概是因为靠近杭州，方便杭州教区以及桐乡、海宁的部分教民。所以，说起来，长安这座教堂确实是全国第一座以“圣女小德勒撒”命名的教堂。总想着什么时候过去看一看，而且长安也不远啊。此后听人说起长安，脑子里总会迅速浮起一座哥特式的尖顶红砖教堂。

2

过了几年，报社的朋友偶尔说起要去长安看看东汉画像石墓。

“长安有东汉画像石墓？”我又好奇起来。

“你不知道啊？你还是海宁人！”朋友不客气地说我，答应去的时候叫上我。（也可能他根本没这么说过，是我自以为他答应了。）

等了一阵，在报上读到朋友写的长安札记，才知道他去过了。问怎么不叫我？他笑说来不及了啊，临时决定去的，匆匆忙忙转了一圈就回来了。

虽然没去成，长安有东汉的画像石墓我却因此而知道了。

石墓俗称“三女堆”，传说是三国时东吴孙权第三个女儿鲁育公主的墓。早年被盗过，随葬的器物不多，相对于保存下来的跪拜俑、抚琴俑、舞俑，更珍贵的是墓室内的石刻画像。

1973年春，海宁中学扩建操场，发现石墓后进行了发掘清理，在墓上加盖了保护房。之后学校一直没有择地重建，石墓也就一直安然存在于校园里。

除了石墓，校园里还留有清代仰山书院的部分建筑。

仰山书院的前身是明洪武八年建于觉皇寺的义塾。康熙十一年，县令在义塾的旧址上设立了长安书院。再往后，到了嘉庆七年，也就是1802年，长安地方乡绅筹建创立了仰山书院。

1905年，朱宝瑨先生受当时的知州委托，在书院创建海宁州中学堂，这也是海宁最早的中学。

从义塾，到长安书院，到仰山书院，再到州中学堂以及现在的海宁中学，时间已经过去了六百多年。

这是一座怎么样的学校啊，有汉墓，有书院，还是始建于唐的觉皇寺的旧址所在。可是，每念及“去一次长安吧”，随即就会想到汉墓不对外开放，又在学校里，恐怕不太好进去吧？去了，又看不到汉墓，不是太遗憾了？“去一次长安”便一年年地耽搁了下来。

3

去年春末，遇到喜欢文史的老树老师。正聊着，老树老师突然说：“我最近老是想着去一次长安，看看汉墓，你看过吗？”我听了大喜，忙说：“没有啊，一直想去呢。”

老树老师爽快地说：“我去的时候，你也一起去吧！”

老树老师是个认真的人，不仅联系好学校，还找了一个有车的朋友。

去长安的路上，我由衷地感谢他，表示这么多年一直没去长安，原来是有原因的。佛教说“因缘”，基督教说“有时”，可能我就是要这么去吧。

天微阴，有点小雨，到了长安，也就停了。

第一站自然就是汉墓了。保护房的门打开，先看到一个玻璃围栏，把墓室的四周围了起来。券顶的汉砖大而方，沉甸甸的，两千多年了，纹路依然清晰精美。

当然，更精美的在墓室里。

老树老师带头，其次是老树老师的朋友，然后是我，三个人悄然无声地顺着幽暗的台阶往下走。

一道石栏把墓室分成前后两室，两边有耳室，后室是摆放棺椁的地方，石刻基本集中在前室。车马，鸟纹，树纹，龙纹，形态恭敬谦和的侍者，清晰可辨。

一切帝王贵族所设想的死后世界不过如此：奢豪的物质，如云的仆从。死后和活着一样。

这些线条精确地描绘了行动中的人类，对传说中的动物的描绘更是到達了完美的境界，古朴、遒劲、飘然而具有野性。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除了赞叹，真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地面的砖块修整过，有几块颜色明显要浅一些，像是落了一层雾蒙蒙的白色阳光，对抗着四壁的阴暗。

这里是最能体会到死的漫长的地方。

二千多年倏忽而过，有死者的漫长做对比，活着的漫长，只能算很短的一个刹那吧。

不在生和死的界限里的，还是壁上这些饱含永生意味的车马、鸟纹、树纹、龙纹。想到只有一次目睹的机会，连漫漶不清处也舍不得落掉，手机和相机并用地拍了很多照片。

离开墓室，老树老师找了块石头，说要坐一下。老树老师的朋友点了根烟，默默抽着。各自出了会儿神，让脑中穿梭不休的念头静一静，才互相问起仰山书院呢？去仰山书院看看吧。

现在的学生补习班也喜欢自称书院。从前的书院是请名士讲学的场所，唐有丽正书院，宋有岳麓书院，明有东林书院，虽然一度遭到贬抑，清代全国各地的书院还是多到几千所。仰山书院经过发展曾占地4000余平方米，用的是步步高升的建筑格局，现在只存桃李门、坐春亭和更上一层楼几处了，就在石墓的东侧。感觉走了没几步，已经站到台门之下。青灰的底色，砖雕精美，“仰山”两字好像有一种天然的力量，迫使我抬起头去仰视它，迫使我一动不动站了一会儿，才走上台阶。

坐春亭的一个檐角以一种优美而不羁的姿态从台门后飞翘出来，让我想起江西抚州的牡丹亭，也是静美中暗藏着飞扬之势。边上两层三开间的房子就是更上一层楼，楼上有陈列室，门窗紧闭，看不见什么。下楼下到一半，发现有一方小小的平台，斜对着坐春亭的屋顶。其实屋顶上只有稀疏几棵瓦松，可是瓦片上仍留有旧日气息似的，让三个人不约而同停下来望了几眼。

原主建筑崇雅堂的遗址前建了“朱宝瑨先生纪念碑”，老树老师很有兴致地谈起当时最早一批受聘的教员，有来新夏先生的父亲来雨生，当时刚从国外回来，放弃别处优厚的条件，应邀来海宁执教;同时期执教的还有嘉兴的钱玄同，后来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王国维的弟弟王国华，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个个知识渊博，学养惊人。

正说着，教学楼传来下课的铃声，一群学生涌出来，从书院门口走过。每天从汉墓和书院间穿梭来去，早就习以为常，大概也不太会去在意台门上的“高山仰止”“如兰斯馨”。不过，谁又知道这些字句不会以另一种方式留在他们心里？

4

从海宁中学出来，往右走三五百米，是新建起来的觉皇寺。

觉皇寺唐代就有，解放后改成粮库，后来粮库迁出，大殿被拆，也就不复存在。现在的觉皇寺占地80余亩，殿堂金光闪闪，一尊露天大佛高坐须弥座上，规模想来已经胜过了从前。寺庙西侧建有太虚大师纪念堂。以前只知道太虚和虚云、印光、弘一并称民国四大高僧，对于他是长安人，出生长安，却始终模模糊糊的。还有一种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印象，以为大师本就是佛菩萨，乘愿而来，行游四方，不属于哪个特定的地方。也算改正了多年来的一个谬误。

寺庙是移地重建了，代表寺庙曾经所在的寺弄仍在原地，正对着海宁中学。想象中这应该是条羊肠小弄，香烛店、锡箔店密布，每到初一、十五人来人往，擎香而过……其实也不意外，过了马路，迎面而来的是一个旧城改造的工场，建材沿街堆放，有不少已经拆掉脚手架，出落得漂漂亮亮开始内部装修。碰到门开着的，我们就进去观看一番，如入无人之地，免不了再自大地点评几句。其实江浙一带的老街命运相似，不修，看着都快要塌了，修了又流于刻板，雷同。即使如此，我还是想在弄里走一走，想找一找隐在光鲜之下的旧物，拼凑出一点旧日的面貌。而且，我们已经问清楚，出了寺弄，拐个弯，再走一段，就是大运河了。

长安因为正好处于高下落差达两米的河床之间，为了便利来往行人和货物转运，在河道上设了“三闸、两坝”。

在老坝遗址，老树老师和一个当地人就闸和坝如何运作聊了起来。我听得半懂不懂，以为不管坝还是闸，只是形式上的不同，目的都是利用杠杆原理，四两拨千斤，通过木桩和辘轳，用畜力拉动闸门，放水，蓄水，调节上、下河之间的水平面，方便船只通过。说是这样，但既要让船只通过，又确保舱内的货物不会溢出，就要看壩夫的技术了。所以，看到光绪八年立的“新老两坝示禁勒索碑”，严禁坝夫刁难拖延，借机敲诈，也只有笑一笑罢了。

南宋建都临安后，长安不仅成了迎送官员、传递公文的必经之地，也成了商贾汇集、远近物资的集散之地。所以，说起来长安是被海宁辖管，倒是离杭州更近，得杭州的风气更多一点。如此，长安唐有觉皇寺，民国有小德勒撒教堂，也就不奇怪了。

长安的繁华，如今化为诗句题写在河两岸的建筑物上：“千车拥孤隧，万马盘一坯。篙尾乱若雨，横竿束如堆。”（范成大《长安闸》）;“坝北坝南河水平，客船争缆水云腥。乡音吴越不可辨，灯火满船似落星。”（元萨都剌的《宿长安堰》）

我尤其喜欢“似落星”一句，想到夜宿长安的商旅过客，大概也如秦淮河边的风流才子聚在街边酒肆，夜色微茫，黄昏灯暗，听着小曲，一饮，三叹，醉而忘忧，以至梦里不知身是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