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戚本禹回忆录》 （以下简称 《回忆录》） 在香港出版，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几位同戚本禹共过事的老同志，对这本书进行了座谈。他们是：李公绰（第一个帮助田家英处理群众来信的同志。因年老体弱行动不便，此次座谈他通过电话表达了意见）、吕澄、逄先知、王象乾、沈栋年。本篇座谈纪要由逄先知执笔整理。原纪要共14个部分，因篇幅有限，本文仅选择了其中三节的部分内容。]

戚本禹是怎样管理毛主席图书的

《回忆录》 把管书和编 《毛泽东选集》 作为先后接续的两件事来写。实际上不论是戚本禹还是逄先知，作为田家英的助手 （当时还不叫秘书），这两件工作都是同时做的。

关于管理图书，《回忆录》 用了不小的篇幅进行了细致描述。他不去讲毛主席喜欢读什么书，要过什么书，却借管书这事自我吹嘘了一番。其中有几点肯定说得不对。

比如，戚本禹说：

毛主席还喜欢买书，他要买的书，有的是江青的警卫买的，有的是书店的，有的是田家英或其他人吩咐我买的。

逄先知说：根据我管毛主席的图书那16年的亲历亲见，毛主席只是说要看什么书，从来没有说要买什么书，更没有江青的警卫去买书的事。毛主席的书主要是田家英带着我到旧书店去买，北京的琉璃厂、西单商场、东安市场、隆福寺、前门打磨厂等卖旧书的地方都买遍了。田家英出差到上海、杭州等地，首先要去书店为毛主席买书。有一次在上海，柯庆施来看望田家英，见到桌子上摆着很多旧书，柯批评说：“田家英，你净搞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其实，田家英买的书都是毛主席喜欢看的。毛主席手不释卷的那部 《二十四史》，就是田家英通过邓洁弄来的。戚说：“现在有人说，是田家英创建了毛主席的藏书室。不能这么说，因为那不是田家英有计划做的，而是毛主席喜欢读书的这么个推动力之下的一个自然积累的过程，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这些话显然是针对我在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中说的一段话：“这里要特别提到，为建设毛泽东的个人藏书室，田家英所做的贡献是不应当忘记的，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没有他的具体帮助，建成这样的图书室是困难的。”戚本禹的说法，只靠“毛主席喜欢读书这么个推动力”而没有人具体去做，图书室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吗？他说“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这个大家是谁？应该不包括戚本禹，他不但没有管好书，还把书给弄坏了。

又比如，戚本禹说：

主席曾说过：“我的书，警卫战士们都可以看的。”所以警卫战士来借书，我也都给办理，登记个名字就借出去了……《西行漫记》 看的人本来就多，警卫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也看。

逄先知说：我为毛主席管书，从来没听毛主席说过他的书可以随便往外借，连警卫战士的家属都可以看。到我那里借过书的只有李讷、毛远新、孔令华。毛主席非常爱惜他的书。在延安的时候，给他管书的一位同志把他的书弄丢了，主席很生气，批评了他一番，直到解放后他还提起这个事。有一次他发现 《四部备要》 中的一本书被老鼠咬了，问田家英是怎么搞的。从此田家英就养了一只猫。

王象乾说：“戚本禹没有给毛主席买过书。他说毛主席的书通过他的手借给警卫战士看，也是没有的事。”

戚本禹在 《回忆录》 里编造了一个毛主席与江青共同批注 《资本论》 的故事。他说：

毛主席读过的 《资本论》 第1卷，从第1章开始就都是密密麻麻的批语。有的是 《资本论》 的重点，复述一下;有的是主席自己的看法，比如对商品该怎么认识;有的是他做评论。不仅主席看了《资本论》，而且江青也跟着看了，江青在上面也有批字，江青的字和主席的字有点像，但我能分辨。主席的批语已经是密密麻麻的，江青再一批字，就把那个书都批满了，空白都没有了。这也可以见证主席跟江青的关系是很好的。第2卷、第3卷主席批得比较少。

逄先知说：《资本论》 第1卷书内有毛主席用红蓝铅笔划的线，没有批语。这本书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戚本禹如果是为了驳斥有人说毛主席没有读过 《资本论》，那也不能靠造谣的办法，而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明毛主席读 《资本论》的情况。当然，没有留下批语，不等于没有认真读过。戚本禹居然说“江青也跟着看了，江青在上面也有批字”，显然是捏造，戚本禹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吹捧江青。

所谓“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

《戚本禹回忆录》 对所谓“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这个问题专门写了一章，可见把它看得很重。其实这是一个假命题，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戚本禹把谣言造到了毛主席头上。

戚本禹在 《回忆录》 中说：

毛主席不相信亩产万斤粮，但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却一个比一个高。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在他的报告中就说，四川省粮食产量最高的是亩产上万斤，平均是亩产四千多斤。为了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粮食，1959年初，主席就命令田家英带着秘书室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农村种试验田去。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说，主席讲……你们下去以后，要找一块最好的地，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要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粮食。打下的粮食，你们也要自己去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1959年，刚过完春节，田家英、逄先知、李学谦、骆文惠和我五个人组成一个小组，田家英当组长，我当时担任临时支部的支部书记 （当时没有“组长”这个名义，也没有成立临时党支部）。……我们下去以后，就分散到不同的中队去。田家英去了一中队，但因为他经常去省里和其他地方开会，所以他住在公社，也没有多少时间下地。逄先知是他的秘书，跟他一起，天天东跑西跑的。骆文惠去了另一个中队，她干农活比我行，但她毕竟是个女同志，一个人搞试验田有困难。李学谦又在一个中队，他倒是也搞了块试验田，但规模没有到一亩。……我说要一块最好的田来种水稻，他们就给了我一块最好的田。……另外，我还划了一块麦田，也差不多是一亩。我交待说，这都是我的田，别人谁也不能碰的。”

戚本禹从未种过田，有什么本事同时耕作两亩田，這个谁会相信？

戚本禹种试验田的故事，《回忆录》 里还有更“精彩”而细致的描写。他说：

我那时种的早稻。过了几个月，到了收割的时候，我就让队里安排了民兵，叫他们扛着枪日夜在我的试验田四周把守着，不许有一粒粮食带进去。收割起来的稻子，一个稻穗都不能落下，全部都要收起来。……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捡起来。等过秤的时候，我眼睛就一直盯住秤杆，高一点、低一点都不行，必须是平的。最后得到的产量是五百多斤，不到六百斤。那个时候我的脑子里想的就是，这是要报给毛主席的数字，必须核实，虚一点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骗毛主席了。

逄先知说：戚本禹说毛主席认真看了戚本禹种试验田的报告，更是无稽之谈。他没有种试验田，哪来的种试验田的报告？戚本禹批评人家搞浮夸，他比浮夸还糟糕，是无中生有。戚本禹还说什么毛主席对李井泉说：“你看了他们写的报告，他们这都是自己下去亲自种的，亲自打的，而且还自己亲自去一斤一斤地称出来的。你下去种过没有？打过没有？称过没有？李井泉说没有。主席就说，没有，那你怎么就否定人家呢？”毛主席同李井泉的上述对话，完全是戚本禹编造的。

总之，戚本禹在“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这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无非是为了自我吹嘘。这倒是可以使人看到，他在这本《回忆录》中随意编造事实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从1962年的“包产到户”问题说开去

戚本禹在 《回忆录》 中说：

1962年刮“单干风”的时候，当年6月，田家英从湖南调查回来，他先到刘少奇那里作了支持“包产到户”的报告。刘少奇鼓励和支持他的意见，并要他向主席建议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接受了刘少奇的指示以后，田家英再去毛主席那里，他按刘少奇的意见向毛主席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了主席的批评。后来主席问他，这“包产到户”是你自己来说的，还是谁叫你来说的……田家英却坚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不是别人叫他来的。主席从此就不再信任他了，也很少找他。

戚本禹还说：

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是主席叫他到湖南农村做调查的。回来后，理应首先去向毛主席汇报的。怎么能先去刘少奇那里作汇报，并接受刘少奇的指示去向主席提什么建议呢？而且明明是刘少奇叫他向主席提建议，当主席问他的时候，他却还在主席的面前不说真话呢？

这些话，一看就是戚本禹道听途说，或者看了什么有关文章后加工改造写出来的。老实说，在这件事情上，戚本禹根本就没有发言权。

1962年，派田家英到湖南调查，包括调查的具体地点，都是毛主席在杭州当面向田家英说定的。主席提出调查4个地点：韶山大队 （主席家乡）、大坪大队 （即唐家坨，主席的外祖家）、宁乡炭子冲大队 （刘少奇家乡）、天华大队 （后来没有去。刘少奇曾在这个大队作过调查）。毛主席还特别嘱咐田家英，问问少奇同志那里派什么人去参加调查，他对调查有什么意见。所以调查组凡是关于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都送刘少奇。

戚本禹不是说，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理应先去向毛主席汇报，怎么能先去刘少奇那里汇报呢？戚本禹有所不知，田家英是6月下旬回到北京的，当时毛主席正在外地，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所以他先向刘少奇汇报了，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汇报的情况是这样的：田汇报刚开个头，就被性急的刘少奇打断了。刘少奇说现在的情况已经明了了，随即提出他的分田主张。刘要田把他的主张在秀才中酝酿一下，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刘少奇并没有要田家英向主席建议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只是当田家英问可不可以向主席说时，刘少奇说可以。

此时，田家英正急着要向毛主席汇报，就打电话给汪东兴，问主席什么时候回来。回复的电话是：“主席说不要着急嘛！”当时主席正在邯郸。

7月6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听取田家英汇报。田家英主要是陈述他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大意是：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单干的可能达到40%，另外60%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一种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重新把他们引导到集体经济。田把他的这个意见概括为“四六开”。毛主席问田：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其他人的意见？田说是他个人的意见。毛主席对田家英的意见没有表态，只问了一句：你的意见是以集体为主还是以个体为主？田家英一下子被问住了，没有答上来。

过了两天，7月8日，毛主席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开会。会上，毛主席批评了田家英，说他不去修改“六十条”，却去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受到毛主席的批评，田家英没有精神准备，那天晚上田家英心里非常烦燥。从那以后，田家英就逐渐失去毛主席对他的信任。

戚本禹在 《回忆录》 里，别有用心地从包产到户扯到田家英与刘少奇的关系。他说：

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后，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这些人都是很聪明的人，或许也包括田家英。他或许认为毛主席毕竟老了，而刘少奇对他很器重。这跟后来汪东兴投靠林彪是一个道理。

网上还传出戚本禹对人说过这样的话：

主席为什么不信任田家英了呢？这主要是他和刘少奇的关系。毛主席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田是主席办公厅副主任，当主席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换上刘少奇时，他没有辞去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而继续留任;他给刘少奇打电话，问他应该怎样工作。刘说：你过去怎么做就怎么做。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他每次什么时间去，什么时间出来，都被刘宅的警卫战士记录下来了—— 这当然是他们的工作职责。有时去的时间很长。汪东兴把这种记录报告或交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一定不高兴，他会觉得自己的秘书跑到别人那里去了……江青说，田家英是‘一仆二主，就是指这件事情。当我后来接替田家英秘书室主任的工作时，江青告诉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

戚本禹说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并将田家英归在这些人中，这是他以自己阴暗的内心世界去猜度田家英的想法。田家英绝不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是有操守的，他懂得党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

刘少奇任国家主席后，田家英曾当面请示刘少奇关于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的任职问题。刘少奇是说过，继续留任，张经武仍任主任。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这个机构，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戚本禹却在这上面做文章，说什么在以后的日子里，田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他每次什么时间去，什么时间出来，都被刘宅的警卫战士记录下来，等等。

我们问过曾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秘书和警卫人员。机要秘书李静 （现年84岁） 说：“田家英到刘少奇那里很少、很少，没有印象了。我们那里没有卫士记录。谁来，报告一下就行了，很随便。”秘书姚力文 （现年92岁） 说：“田家英和刘少奇来往不多。”

关于田家英与刘少奇的关系，逄先知比较了解。逄说：“田家英同刘少奇接触很少。他们的接触主要是两次。一次是1962年田向刘汇报湖南调查。另一次是修改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 （草案）》 （即‘后十条）。因为‘后十条，田家英是在谭震林主持下的主要起草人。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田家英比较倾向于刘少奇的思想;而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 方面，田认为刘少奇‘左，特别是表现在修改‘后十条上。刘少奇说‘后十条违反了‘前十条精神，要根据‘桃园经验进行修改。并要田家英随他南下，一起修改。当时田家英感到十分为难，但又不能拒绝。田家英是带着我一起去的。离京的前一天，田家英请示毛主席，对修改‘后十条有什么指示。毛主席主要讲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都集中在一个点上。毛主席这两点意见，田家英在飞往南方的专机上，向刘少奇作了传达。刘少奇没有说什么。这次修改‘后十条，刘少奇要田家英按照‘桃园经验的精神进行修改，这确实难为田家英了，因为要按照自己没有想通的意思去改‘后十条，所以改得十分吃力，难以落笔。文件改完后，田家英立即从广州回到北京，不愿意再跟着刘少奇到广西等地去考察了。从那以后，刘少奇只找过田家英一次，让他开一个读马列著作的书目。从此他们之间再没有来往了。江青、戚本禹诬陷田家英是‘一仆二主，能成立吗？”

戚本禹根据一些不实的材料演义出一个毛、刘关于“四清”问题的对话。《回忆录》 中说：

主席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刘少奇当场就提出来，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说出来听听。毛主席当场就点了两个人的名，说煤炭部的张霖之和地质部的何长工就是。

请问，刘少奇能这样对毛主席发问吗？毛主席真的点名张霖之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没有的事。戚本禹演义出这个对话，说穿了，就是为他自己的罪行开脱，因为他对张霖之被迫害致死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你看，照他那样说，“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就已经定了张是走资派，再加上戚在 《回忆录》 里罗列张在任煤炭工业部长期间的一些矿难情况以及生活腐化等等，这样的走资派还不该批斗吗？戚本禹常常编造或者根据不实材料演义出一些“故事”，达到他个人的目的。

关于毛、刘对“四清”问题的争论，是在1964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会议规模不大，有31人参加。会议记录根本就没有 《回忆录》 中所说的毛、刘那些对话，也根本没有提到张霖之。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 《毛泽东传》 和 《毛泽东年谱》 根据会议记录这个权威档案，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述。

“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整人，心狠手辣。据当年参加批斗刘少奇的人后来交代，1967年在中南海内批斗刘少奇，戚本禹是直接指挥者。他对参加批斗的人交代：要搞得热烈，要杀气腾腾，不要文绉绉的，要斗出水平来，还要拍电影。可以摁头，可以让王光美低头。7月18日，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宾馆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等开会时，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的做法，说不要面对面搞，还是背靠背好。

戚本禹为了攻击别人，就胡编乱造一些“故事”。戚本禹在 《回忆录》 中说：

田家英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杨尚昆、邓小平提拔他担任的，他因此对杨尚昆、邓小平一直怀有感激之情。他跟我说，还是杨公、 邓公想到我呀。可这样一来，他就必须经常向杨尚昆去汇报工作了。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 邓小平去东北视察工作的时候，是带着田家英一起去的。田家英在大兴安岭被一种毒虫咬伤，整个手臂都肿了起来。邓小平下令要省里的医院不惜一切代價给他治好。他对这件事情也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知情人一看就知道，这都是编造的。那次东北之行陪同去的人比较多，有李富春、薄一波、杨尚昆等。田家英是带着逄先知一起去的。逄是亲历者，他说：“首先，戚说的时间就不对。邓小平那次视察东北，是1964年夏，不是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邓视察的地方是小兴安岭，也不是大兴安岭。说田被毒虫咬了，邓下令要医院‘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治好，这更是瞎说。田没有被毒虫咬，什么病都没有。”戚本禹真是一个谣言公司，千奇百怪的谎话都能编造出来。为了说田家英对邓小平感恩并投靠邓，就捕风捉影地编造出这样一个故事。

田家英从1948年起，给毛主席当秘书十二三年，由于做出的工作成绩，特别是在1961年领导浙江农村调查和担任“农业六十条”主要起草人之一，做出突出贡献，才升任中办副主任。

关于田家英的自杀，和对田家英的看法，毛主席是什么态度？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的谢静宜曾问过他。1972年原中办副主任王良恩自杀后，谢静宜问毛主席，中办两个副主任都自杀，问题有那么严重吗？毛主席严肃地对她说：“我看不一定，至今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了不得的事。若干年后也许能搞清楚，也许还不一定。田家英是我的秘书，他为我做了很多工作，他爱学习，是个有才干的人。”（见谢静宜 《毛主席身边工作琐忆》一书）

逄先知说：1976年，我在江西进贤县中办“五七学校”劳动，在一个连队的后勤班编竹筐。有一天，一个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 （他们是到干校来短期劳动锻炼的），专门到我编筐的屋子，坐在门槛上，对我说：“主席说，田家英要是不自杀，也没有什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1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为田家英平反的决定。1980年3月2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北京举行田家英追悼会，由邓力群主持并致悼词。

这次座谈纪要说了那么多，目的就是用我们的亲身经历和观察，并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和其他第一手材料，说明戚本禹是怎样一个人。他有一些才能，但心术不正，为了抬高自己，可以完全不顾事实，无中生有地编造谎言，而且说得活龙活现。一般善良的人也许很难想到他竟会到这种程度。只有了解了一个人的人品心术，才能准确地判断他所说的话有多大可信度。希望这些我们亲历、亲见、亲闻的事实和引用的档案材料，能对读者避免上当受骗，有所帮助。

（选自《怀人说史》/逄先知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