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青云　张明萌

图/本刊记者 大食

打通关窍

四岁那年，我看了94版《三国演义》电视剧，被剧情吸引，听《三国演义》评书磁带、看相关的书。我爸爸在外地经营工厂，妈妈是英语老师，《三国演义》磁带陪伴我度过了大部分独处的时光。有阵子我崇拜关羽，外公做了关羽的面具、好几把青龙偃月木刀，我自己玩扮演游戏的时候就戴着面具挥刀，连过年拍全家福时也会戴上。后来我喜欢赵子龙，武器变成了塑料长枪。对我来说，关羽是正义的化身。我非常抗拒《败走麦城》这一章，从来都是跳过。如果哪天心情不好，爸妈就知道我又看《败走麦城》了。

我也听《水浒传》，爸爸回家会陪我玩，给我看很多书，《说唐演义》、金庸武侠书等等。亲戚会让我讲故事，或者看到哪儿问这个人是谁，我就能说出来。他们会夸我。这是我童年自信的来源之一。

初二初三是我的叛逆期，我转到了县里的初中，开始住校。每天和同学喝酒、唱K、打麻将、早恋，做一切与学习无关但似乎很“酷”的事情。有一天我回到家，打开电视，正放《三国演义》的片尾曲，毛阿敏唱着“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我突然觉得，以前自己还是一个想要有所成就的人，现在就这么在过？那天之后我跟班主任说，我要换位置，从最后几排的差生里调到一群学习很好很乖的女孩子中间，之后考上了贵州最好的高中贵阳一中。

五六年级的时候，爸爸会给我讲金庸的武侠故事，讲到后来我就自己看。我看的第一本金庸小说是《射雕英雄传》，最喜欢看《笑傲江湖》。看《笑傲江湖》的时候，我的精神状态是最好的。令狐冲是一个潇洒的人，他让《笑傲江湖》变成了给人希望的书，书里的苍凉也可以被消化。但我看古龙会很不舒服，因为我一直不停在想最坏的坏人是谁。这个人是坏人，还有比他更坏的，到最后原来一开始看上去最好的人才是终极大坏人，人生一点希望也没有。

遇到无序的东西，我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把它归类。我最喜欢的归类是整理书架，按照不同的类型以及每个类型的书在我心中的排名归类。所以左上角放着我最爱的书，现在这本书是《红楼梦》。

《奇葩说》 现场

对我来说，整理归类是一件梳理规律、打勾的事情。小时候，妈妈让我制定每日计划表，用不同颜色代表不同时间的分配。里面有读书的时间、写字的时间、学英语的时间、学数学的时间、玩游戏的时间。每做完一件事情，我就打一个勾。到现在，我的心里生成了一个表格，记录着对每件事情的安排。形成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以后，我每天都在给自己打勾，整个人就会快乐。

在做早饭、吃早饭和化妆时间，我要听两个新闻台，地铁上，我要读古文。生活由单纯的学习转向律师工作后，又因为《奇葩说》参与了一些演艺活动，这份表格常常被打破。以前我会不快乐，现在我终于学会了一些自我排解与自我安慰的方式。在化妆时如果跟朋友聊天占用了听广播的时间，我会想：难得和他聊天。地铁上不得不回工作邮件，我对自己说：这是一个很紧急的事情。

现在我已经默认了每天11点到晚上10点属于工作时间，一个很大的勾打在那里。但参加演艺活动这件事情我并不喜欢，每天赶几个场，让我被一个时间表推着走，而不是自己有一个时间表，我来给它打勾。我对自己时间的掌控欲非常强，我喜欢有规律的事情。

这种掌控欲的逐渐建立也展现在我的学习经历中。上小学之后，我考试常常是班上倒数前五名，被老师痛骂，也找不到自己的闪光点。本来我在别人眼里是个聪明的小孩，能讲很多三国的故事，大人不认识的角色我也能说出来。这时候被老师骂，挺摧毁的，我对自己的人生期待开始变低。

我妈妈这时候会鼓励我。她会说，我的孩子一定是最聪明的;说，我来算算，啊，你四年级一定能考年级第一。到四年级，我的成绩真的开始慢慢变好，但也不会是第一。我妈就说，我再算算，啊，要等到初二的時候。我特别信我妈，可能一个人小时候总是被摧毁，就抓住那一点点信心才能继续下去。我逐渐找到了一些特长，比如我写字好看，老师就让我画黑板报。比如我妈一边预言，一边让我每天背一句古诗词，还跟我比赛。五年以后，她记不住了，但我真的喜欢上了诗词歌赋，不是为了完成打勾，而是真的想去读这些书，我的作文也越写越好，超过了同学写作文的套路。我开始慢慢在这些事情里建立信心。

这样一直到高中，我才觉得学习这件事情我学会了，像打通了关窍。以前做历史主观题，我不知道怎么答，可到了高中，我可以做到不假思索写出八个考点，让老师没办法扣我的分。我不停在转学，每到一个新的环境就会发现所有人都比我厉害，我会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适应过程。但到贵阳一中，已经是贵州省最顶尖的环境了，最后的考试也只剩高考，差不多融会贯通了，该学会的也学会了，接下来就是怎么用而已了。

香港和内地共同构成了我的身份

高考结束，我本来想读北大考古系。我看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写的一本侦探小说，写古埃及。后来阿加莎也嫁给了一个考古学家。当时百家讲坛有古埃及考古的系列讲座，我看完还买了些相关的考古书来读。而且周围的人越反对我，我就越觉得这个选择非常酷。后来北大考古系在贵州没有招生，我被提前批录取去了香港中文大学。

进入大学受到很大的冲击。我在高中常常年级第一，掌控着自己的生活。但在香港遇到了一种跌落，身边的人不再appreciate（赏识）你有多厉害，他们要么学习比我好，要么有很多自己的想法。那些沿海大城市的同学不仅学习比我更好，而且视野跟我不一样，从小就参加模拟联合国、德国夏令营等等，我听都没听过。高考之前，我的人生使命只有学习，在学习之余我天天打篮球，大家就觉得我是很厉害的人了，可对这些同学来说，学习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还在干很多其他的事情。我要逼着自己去适应。

香港这座城市也让我觉得格格不入。我一个人飞到了香港机场，可能出来得太慢，我的行李已经被送到了未领行李的地方，但广播要么在说英文、要么说粤语，我听不懂，觉得自己在这个城市一定会迷失，这个城市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恐惧。

我还沉浸在自己最后没有选北大的遗憾里，这边的冲击越多，我就越会觉得树林里另一条路看上去更美好，就很不开心。但幸运的是我遇到一个有意思的室友，她是内地学生，我大一她大五，她一点都不急，先学了计算机，觉得不喜欢就又学了一个专业，最后读了大六。她很酷，每天独来独往，在我们学校的电影馆租好多电影回来看。她带着我报名学校的品酒课、做月饼课、雕塑课，把我天性中活泼的一面刺激出来。她教我选课，把所有的课都排在星期二三四，这样每周就有4天假期，我们到处去玩。

我像一个象牙塔里面的小孩，哪怕文章发表了都是假的， 对现实毫无益处。但学法律能够做一些实在的事情，打官司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这是我现在当律师的原因之一

大一结束以后，我去找北大的同学，住在她宿舍，每天跟着她去听课，大家以很学霸的状态在学习。但我当时已经接受了香港的学习方法，可以不去听课，老师讲得好的我记下来，或者我下课去问问题，小组讨论去做presentation。我理解到了香港的学习方法有它有趣的地方，已经转换了自己的认知模式。这时候，没去北大的遗憾就从心里消失了。

大一下学期我上了一门政治系的课，这个课上全是香港的同学。为什么呢，其实内地生在香港的大学，很快会形成自己的圈子。他们有学生会、话剧社、桥牌社，我们也123都成立。你想只在这个圈子里玩完全可以做到，但我尝试去一个全是香港同学的课堂上，我发现他们很努力让我融入，他们带我去电影资料馆看电影，很努力跟我说普通话，我们去电影资料馆看《狮子山下》，回去的地铁上，同学会跟我解释看的电影，他们说，你挺不容易的，和我们看这个电影，你不是香港的背景，还要尝试去理解它。那时候我感觉到，只要我努力，他们愿意帮我融入这个城市。

还是在这门课上，课程老师是一个福柯主义者，他想要灌输我们“人世间一切都是建构”。第二堂课他让我们讨论中山纪念馆，大家就开始批判，说你就是故意找这个纪念馆，让大家误以为香港对于孙中山有多重要。这位老师说，好，馆长就在我们教室，下面我们请他上来。那位老爷爷很矮，很可怜地上台去接受大家的批判，我本来一直不发言，但那天我去维护了爷爷，用普通话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演讲，我说那种一切都在建构、一切都很虚无的思维方式我不接受，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大家听了以后给我鼓掌。下课后老师还找我聊天，让我以后上课多发言，能多给大家不一样的看法。

适应香港的生活以后，我觉得香港带给我一种“颓”的气质。在高中，我处于一种大家都在拼命往上的环境，所有人都用分数来衡量，所有人都在拼命走一条路、拼命竞争。香港让我没有那么拼，我成绩不错，但不是说我一定要怎样。我开始做一些喜欢的事情，但也不指望做到多成功。身边大部分同学的气质都很特别，他们用比较闲散开心的方式生活，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别来惹我，我也不太在意你什么样子。人和人之间不用互相比照，不像高中的时候，家长一开会，都是按成绩排成队，所有人看着所有人。

大一我去找高中同学，都在跟他们吐槽香港，我们是接近的。可等到大二再回去，我发现我们的观点没有那么接近了。我意识到人和人的同温层有时候很宽广，但聊到具体问题就会变得很狭窄。我变成了跟香港人三观不合、跟内地朋友三观也不合的在港内地生。这是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我觉得香港和内地都是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共同构成了我的身份。

《奇葩说》能让我表达家国天下的理想

大二的时候我加入了学校的辩论队，但真正享受辩论得等到读PhD（博士学位）以后。之前更像在完成任务。我对辩论其实很抽离，我有自己一套东西，完全在表达自己。队友们很快发现我只能打四辩，我看到辩题，觉得有想说的话，就会自动生成4分钟的内容，对方说什么有趣的我听听，无聊我就自动屏蔽。轮到我了，把我想说的那套说出来，我也能拿到最佳辩手，但我赢不了比赛。

大四我从加州大学交换回来，参加了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辩论赛，我那阵子是个民国迷，对这个主题太有感觉了。因为我一年没有打比赛，他们不放心我打四辩，让我打三辩，我不得不去交锋，但因为辩题我很感兴趣，这种交锋变得特别爽。因为他们都是在辩论，但我是真的天天在图书馆读书，我当时选了辛亥革命作为我的论文课题，觉得这道题我真的太懂了，无论你说什么我都有办法反驳。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发现，对一个题目真的拼命去想，各个方面都想得通透了再去比赛，你就不在乎对方说什么了，因为他说什么我都有办法应对。从那以后我去打比赛基本都是赢。

在参加《奇葩说》的时候，第五季前两场我发挥得不好。我一开始非常想迎合，稿子写过去，导演组说詹老师没人能听懂，我就迷茫了。幸好我当时进了马薇薇的队伍，她不会对稿子做太多的干涉，不管人，只会给你提一两个金句，这种帮助是我非常喜欢的。后来这个舞台开始让我呈现真实的自己，整个评价就开始改变了，我状态也好了很多。

今年在“伴侣有个异性soulmate，我该不该介意？”和储殷教授辩论时，我有些懵。当储殷教授讲他和他老婆的故事，观众开始哐哐哐投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不理解观众了，完全失去了信心，我觉得我失去了观众，大概是我并不认同那一场他的观点，但大家却非常认同，因此我觉得我和大家看待婚姻的方式好像很不一样，我自己没有信心能得到大家的认同了。但下一场我跟黄执中学长辩，他讲的时候大家竟然也无动于衷，我就觉得好像无论是谁都可能会经历这样的场面。

我在《奇葩说》提到波士顿秋天的故事，是真实的瞬间。我特别不爽好多知乎回答，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代入我的，说詹青云已经取得成就了，回过头怜悯当年的伴侣了什么的。但我当时的伴侣比我学习更好，我们俩都是有选择的。比如对方愿意更早开始申请换一个实验室，而不是把项目做完，或者我选芝加哥法学院之类的，我俩但凡一方做出一些妥协，是有希望的。而不是对方跟个傻子一样，我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谈恋爱？但好像大家谁也不愿意更努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喜欢。所以看到波士顿秋天落叶，我的伤感是真实的。

我真正谈过的恋爱，对方都是坚定且讲道理的，我每天可能有十个主意，那我需要对方一个一个告诉我这个idea是不行的，不能一上来就说我们去做，那没意思，我也知道我不靠谱，但我需要一个人告诉我哪里不靠谱。不过我一定不会被pua，我特别痛恨对人的羞辱。你想我一路都是妈妈的鼓励式教育，这个对我太重要了，谁要是一上来就羞辱我，马上分手。

我本来读的政治学，但我发现我没有资格研究中国的政策。我去一个地方政府实习，发现那里的秘书水平比我各科老师都高，他真的知道基层政府怎么跟人打交道，这不是数据的事情。我像一个象牙塔里面的小孩，哪怕文章发表了都是假的，对现实毫无益处。但学法律能够做一些实在的事情，打官司能解决实际的问题。这是我现在当律师的原因之一。

但在《奇葩说》上，我会说一些宏大的话题，因为这是一个表达的机会，一定是尽量去呼吁。我觉得一个中国的文科生，政治学、歷史学爱好者，一定有这种家国天下的理想，那我要表达出来。我被《三国演义》等等这些书、这样的教育塑造了，也被它们束缚了，身边有很多同学想问题可以更open minded，但我觉得有一些事情还是要坚持，比如这些理想化的部分。

我最喜欢洪七公，因为他有正义感，不苦情。好多人心中有正义感，就会活得特别苦情或者特别偏执，我不想那样。生活里我想做一个自由的人，他就是，没有刻意要维持的东西，他穷，但你看他那么会吃。我希望赚钱、希望去沙滩上躺着、希望过好日子。

詹青云

出生于贵州，本科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哈佛大学法律博士。2014年代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第二届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获得冠军，并获最佳辩手。2015年参加节目 《精彩中国说》 获得节目总冠军。2017年参加 《世界听我说——全球华人辩论大会》 获得冠军。2018年代表哈佛耶鲁大学联队参加“2018华语辩论世界杯”获得总冠军与总决赛“最佳辩手”。2018年9月，因参加 《奇葩说第五季》 为大众熟知。2019年10月，参加 《奇葩说第六季》 ，表现优异，获得更广泛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