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华

旧上海滩历来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冒险家的乐园，因而新闻多、八卦多，报纸也应运而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报馆林立。据资料，高峰期达七百家之多，十九规模很小，甚而只有“光杆司令”社长、总编辑的小报。在林林总总的小报中最为杰出者被称为“四金刚”：《晶报》 《金刚钻报》 《福尔摩斯报》 和 《罗宾汉》。这四家又以 《晶报》 为龙头，她创刊于1919年3月3日，因三日出一张报，故取名 《晶报》。她风光了十年，时至1930年前后改为日报，内容大而空，改版后江河日下。及至抗战军兴，读者严重流失，上海沦陷后，名噪一时的 《晶报》 烟消云散，画上了句号。

《晶报》 当下已鲜有人提及，然 《晶报》 的创始人余大雄却是个人物。他头脑灵活，点子多，嘴甜、手快、脚勤，终日奔走于市井坊间与名人雅士之林，能获取他人莫及的好稿子，上海滩报业同行送他一个雅号—— “脚编辑”。余大雄是安徽人，曾留学日本。他的吃苦耐劳、忍辱负重、不畏风险、敢于拼搏的徽骆驼精神，在报业留下不少有趣的轶事。

旧上海滩有条望平街 （今山东中路，从福州路到南京东路一段），俗称报馆街。《天铎报》 《民主报》 《中华民报》 《太平洋报》 《民国新闻》 《神州日报》 《上海画报》 和 《晶报》 等十多家报馆先后扎营于此。1919年，不经意间冒出的小 《晶报》，竟与执沪上报界牛耳的老 《申报》 分庭抗礼。每日清晨，望平街报贩云集，喧闹异常。小报贩们走街串巷吆喝：“老 《申报》 要？”“小 《晶报》要？”不绝于耳。老 《申报》 确实“老”，创于1872年，至史量才接手，资本几百万，采编人才济济，日发行量窜至14万份。小 《晶报》 所谓“小”，系指页面小，且没有独立发行户头，最初是夹在 《神州日报》 中的附页赠送品。初创时的社长、主编、编辑均由余大雄一人担当。一个印刷工守着一台老式平板印刷机、一堆断腿缺胳膊的烂铅字而已。论资格、讲实力、谈影响，若把 《申报》 比作现代航母，则 《晶报》 充其量只能算一叶小渔舟，不可同日而语。令人刮目的是，不意间小渔舟敢于和大航母抢风头，这不能不功归于余大雄了。

《神州日报》 是民国元老于右任创办的，旨在宣传革命。其后几经易手辗转为余大雄接棒，由宣传革命易帜为纯商业性报纸，日发行量不足千份，岌岌可危。余大雄锐意改革寻求突破，想出一个随大报送小报的办法，为 《神州日报》 打开销路。《晶报》 内容是“内幕新闻”和“文艺杂碎”，以消闲文字为主打，充作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并满足市民读者猎奇的心理。试刊后，大受读者欢迎。当 《晶报》 发刊之日，《神州日报》 销量就会陡升，如十五大潮;反之，潮落滩出。余大雄突发奇想，“舍本求末”，他把 《神州日报》 的编辑事务委托给编辑部主任吴瑞业统管，自己一心打理小报，并将 《晶报》 从母体分离，自立门户独立发行。这一“变法”，使 《晶报》 脱颖而出，成为上海滩林立小报中一枝独秀的奇葩。

余大雄办 《晶报》 的诀窍是人弃我取，坚持三个原则：一、凡各大报所不敢登的文章，《晶报》登;二、凡各大报不屑登的，《晶报》 亦愿提供版面;三、凡各大报不便登的，《晶报》 无忌。台湾学者杨炼评论说 《晶报》 的立场是：“不畏强暴，不弃细流，不徇情面。”

余大雄没有背景，他的成功是凭自己的智慧、胆识和勤奋。当然，他有他的独到之处，《晶报》 报头两个字系范君博所书，作北魏体，很醒目，颇似清道人 （李瑞清） 所书。每篇文章的标题，均用作者原稿的手写体制版，别致、风雅。

南通状元张謇，在民初是灸手可热的人物，有钱有权也有势。南通“绣圣”沈寿曾为慈禧太后赏识，被任为农工商部绣工科总教习。其丈夫余觉（字冰臣）是举人出身，任绣工科经理。后沈寿应张謇之邀到南通办“刺绣学校”并任校长。这期间张、沈两人诗词唱和不绝，相互倾慕，产生了情感纠葛。东窗事发，余觉不堪羞辱，悲愤中写了篇《余觉痛史》，揭发张謇是如何“借势霸占”沈寿的。余氏文章写得精彩，还把张状元写给沈寿的“情诗”用相片制版纳入文稿中，铁证如山。余觉求遍上海各大报，他们碍于为尊者讳，无一愿刊。余大雄敢吃“螃蟹”，全文连载，《晶报》 发行量一时扶摇直上。张謇深感头痛，因事实俱在，也只好忍气吞声。

据说 《晶报》 不发稿费 （一说报酬低），有资料说徐卓呆为 《晶报》 写了一年的稿子，岁末，余大雄只送他一副月历牌。但袁克文、张丹斧、周瘦鹃、包天笑、邵飘萍、陈小蝶等一大批名人仍喜欢投稿，他们大概借此彰显自己的名士风度。

余大雄办 《晶报》 之道是“三有”：“有胆”，即胆识，敢言他人之不敢言;“有料”，即猛料，爆炸性新闻;“有趣”，请有文采的高手烹制。

袁克文 （1890—1931），字豹岑，也作抱存，號寒云。袁世凯次子，生母系朝鲜金氏，生于汉城。人称“袁门子建”，位居“民国四公子”之首。他温文尔雅，举止潇洒，不留胡须，鼻架眼镜，头戴六合帽，帽上缀一颗浑圆光莹的明珠，身着长衫，胸佩汉玉。手执烟袋，一身五彩斑斓，透着北方宦家子弟的风姿。克文以笑傲公侯、诗酒风流、命途多舛名世;又凭文思敏捷、才华横溢，集诗文书画、戏剧、鉴赏于一身闻达。那句“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是他为世间留下的千古绝唱。

1915年敲响帝制锣鼓的是“筹安会”杨度一伙，卖力最勤的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 （1870—1958），他早有当嗣皇帝的野心。为制造帝制的舆论，强奸民意，伪造了一张 《顺天时报》 蒙蔽其父，推波助澜把袁世凯推上了帝座。后来，当袁世凯发现被骗，气愤得鞭打袁克定，骂他“欺父误国”。袁克文早在筹谋恢复帝制之初，就在文友中表示反对，试图劝阻。他作 《感遇》 遣怀：

乍着微绵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黯九城。

隙驹留身争一瞬，蜇声催梦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不料，此诗为袁克定耳目窃得。袁克定如获至宝，认定末两句是反对帝制的“罪证”，向袁世凯举报。是时，那张伪造的 《顺天时报》 把戏尚未被揭穿，袁世凯正在做皇帝梦的兴头上，一怒之下，把克文软禁于北海。克定、克文兄弟俩如参星和商星，矛盾越来越深。加之有人挑拨离间，说克文有“储君之谋”，克定即扬言：如克文与他争位，他要杀掉他。克文如履薄冰，他想起历史上为争皇位手足相残的教训，不寒而栗，遂请袁世凯按前清惯例，赐封他为“皇二子”。袁世凯允后，克文便刻了方“上第二子”章，随处盖在书画中，有意示于众人，表示自己无意争王，希望老兄放他一马。

袁克文本无心问政，至此索性退避三舍，更加“名士”起来。他一边钟情与文友们对酒当歌悦心，一边醉心于裙钗胭脂娱身，飘零京、津、沪，落足于烟馆、牌桌、古董铺以至烟花柳巷。

袁克文一生不改纨绔子弟挥金如土的陋习，他染上阿芙蓉癖后，非印度的“人头土”“马蹄土”不吸，每日烟资须二十块大洋。一次在上海法租界南城信烟馆见一枝虬角象牙饰湘妃竹烟枪，问老板价几何。老板说三千大洋购的，有人相争，他出手五千收归己有。十六岁那年，有戚友赠法国香槟四瓶，他独酌于室，一下咕了两瓶，“为生平第一大醉”。袁世凯死后，他作沪上游，一下挥去60万两银子，回京后气得徐世昌要敲断他的腿（袁死前托孤于徐）。

克文精音律，尤擅昆曲。清末便与溥侗、梅雨田 （梅兰芳伯父） 等人组织“音乐会”，初只清歌雅聚，后索性粉墨登场。克文青年时代工青衣，中年发福改为丑角。作为昆簧名票，袁世凯刚死，他即要登台演戏。总统冯国璋托人带信劝阻，他竟说：“我唱戏他管得着吗？”克文与梅兰芳、俞振飞是至交。梅兰芳亦曾邀其同台演 《洛神》。

克文人缘好。喜结交、换帖、拜把子，三教九流、鸡鸣狗盗之徒均有所交。他是青帮“大”字辈，论帮中辈分，克文比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还长一辈。有人分析，他当时因处境险恶，藉此护身保出入平安。他还开香堂收徒，门生数百。

寓沪岁月，克文曾出面牵头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并被推选为主席。包笑天、周瘦鹃、严独鹤、钱芥尘等沪上名流60余人出席。克文还与步林屋等发起全国伶选大会，演艺圈名角纷纷报名选美，还煞有其事成立一套班子，也由克文出任会长。白云苍狗。袁克文由袁府的“皇二子”，摇身青帮大爷，潦倒到落魄的文人，也就二十多年。他经历了大起大落、世态炎凉，身心交惫。某日忽然顿悟，皈依佛门。

袁世凯死后，家族析产，克文凭兼祧二房，得了双份。然夫人与孩子长期与他分居，剥去部分。他囊中虽丰，可鸦片瘾大，又恋青楼，白银如流水。好在那时每月尚有灰色收入，河南焦作福中煤矿经理是老袁旧部，月奉干薪600元，倒衣食无忧。1927年，北伐军打到河南，矿主易手，财神倒了，他就日坐愁城，惟典卖家中的老古董度日。寒云迫不得已折断烟枪，服浦应仙戒烟丸。不知何因一戒就灵，人也胖了，精神也好了。“衷怀快甚，知从兹烟瘾断矣”，克文即被商家看中，请他在 《晶报》 上做戒烟活广告，还配上雍容满面的照片。因名人效应，浦应仙戒烟丸销路大畅。老百姓索性称克文为“浦子灵”。余大雄就是在此时与袁克文结交的。

余大雄认为袁克文的名字，就是一张金名片，决意傍这位“皇二子”为 《晶报》 撑台子，不吝礼数，大展脚功夫，跑断腿，磨破嘴，亲躬叩访，殷勤趋奉，“钓”住了袁克文这条大鱼。1919年，《晶报》 辟“三日一人专栏”，请社会名流题字，余请袁题“谈天雕龙”，请袁夫人刘梅真题“董史齐谐”，大光 《晶报》 门面。润笔自然从丰，余大雄亲送府上。此后，余大雄邀稿、取稿、送酬，进出袁府踏破门限，遂得“脚编辑”的雅号。

《晶报》 独立门户后，余大雄是发行人，主编是张丹翁 （丹斧），徽号“文坛怪物”，与袁克文、包天笑等五报人被谑称为“五毒”。这张氏不仅文采斐然，而且是古董鉴赏家。浑身上下缀着古玉，行走时叮当作响。“翁”是老之谓，丹与红同义。故张恨水戏称他是“通红老头子”“赤佬”，他不介意。其人潑辣，也是个有个性的角色。

因袁克文目睹身历家国沧桑事，余大雄、张丹翁邀约袁克文撰文揭秘。袁氏应诺写 《辛丙秘苑》10万字，报载毕结集出书。“辛丙”即从辛亥（1911年） 到丙辰 （1915年） 间，以揭秘方式，描写这五年间袁世凯与北洋政府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诸如暗杀宋教仁、赵秉钧之死、北京兵变、谋筹帝制、蔡锷出京、熊希龄取宝、拯救黎元洪等等。从以后的成文看，应承认这里面有不少是独家秘闻，颇具史料价值;也有袁克文“子为父讳”、为袁世凯辩言，歪曲历史的文字。

袁克文是瘾君子，嗜鸦片如命，终日缠榻卧吸，吞云吐雾。郑逸梅说，他古董书籍堆置枕畔，肥猫二头，呼曰“大桃”“小桃”，跳跃于被褥之上，……袁克文晚饭后过了鸦片瘾，精神十足。是时，寓所“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侃大山。余大雄为了拉稿子，常混迹其间。袁氏写字，余为其研磨抻纸，袁氏吸烟，余为其点火奉茶，袁氏聊天，余陪他扯山海经，鞍前马后一如侍仆。袁氏高兴时写几段，时断时续。余大雄往往枯坐一两小时，那坐等取稿之窘，一如捧鸡屁股等鸡下蛋。一俟袁氏在文末画上句号，余大雄马上叫黄包车赶回报馆发排。

《辛丙秘苑》 一见报，顿时吊起读者的胃口，《晶报》 的发行量节节攀升，余大雄甚是兴奋。可到第十六期时戛然而止，袁克文“拉乔”了。原来主编张丹翁藏有一东汉熹平元年朱书匋 （陶） 瓶，那“瓶高强及尺，丹漆书文，凡字一百又一，咸道家言，为陈初敬志塚墓者。书作草隶，飞腾具龙虎象。文韵而古，简而趣，汉人手迹，诚大宝也”。（袁克文 《易瓶记》）。袁氏早垂涎三尺。君子不夺他人之所好，写稿之初难以启齿，刻下，他想把玩，实在忍不住，就以此相挟了。他提出不要稿酬，以此匋瓶交易。“秘苑”一停，《晶报》 销量立即下滑。余大雄急得团团转，不得不硬着头皮，与张丹翁苦苦相商。张为人通达，也为报纸计，表示愿意忍痛割爱。为保证连载顺利，袁、余、张三方谈判，约法数章。大意为，张愿出让匋瓶，袁必须在100天内撰毕10万字。余愿开最丰稿酬给张，以抵充匋瓶之价。为了互相制约，又订袁氏为显诚意，须将家藏三代玉盏、汉曹整印、苏轼砚台等藏品质押于张。俟袁在100天内完稿后璧还，逾期议罚。三方都承诺。余大雄心想，袁克文嗜宝如命，自己的三件宝物质押在张处，他一定会如期完稿，取回宝物的。袁克文终将匋瓶弄到手，欣喜若狂，还作《易瓶记》 记录这件趣事。三人皆大欢喜。可“皇二子”毕竟是个典型的公子哥儿，做事喜虎头蛇尾，曾有 《蛇尾集》 自谑。他天性疏懒，相关资料说他，煮字疗饥时也从不肯多写一字，够吃够用就懒于动笔，以至最后死时，全部家当只笔筒里存的五块 （一说二十元银元），殡葬费还是友人资助的。

俗称好事多磨。《辛丙秘苑》 连载到第二十八期时，又节外生枝，袁克文突然毁约罢工。原来袁克文的如夫人唐志君的妹妹去世了，宠妾唐志君提出要索回那三代玉盏斟酒，祭奠妹妹。袁遂向张索那只三代玉盏，张以袁未竟稿为由拒还。原约定交稿日限已到，张频频催稿。袁不睬，云玉盏不归，“秘苑”不续，竟折断笔管示威。于是袁、张两人打起笔墨官司，各自抖落对方的糗事。这难坏了、也急煞了余大雄。报纸断炊，余不得不低声下气，一面分别向两位爷磕头作揖，一面费尽口舌，乞请一位巨商帮忙，贷了一笔巨款，才满足了袁克文和张丹翁的要求。余将款付给张丹翁，预先偿还了匋瓶的时价，又把质押在张处的三代玉盏还给袁克文，而另两件宝物则典押给那位巨商。袁、张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满足，两人又重归于好，袁克文复又提笔，“秘苑”又现《晶报》，报纸的发行量复又回升。

再说，当年余大雄要见袁克文也非易事，必须得过唐志君和其兄唐采之这一关，不知花了多少“买路钱”。真是一稿得之谈何容易，唯有编者寸心知。

余大雄，一个编辑家的智慧、胆识和那份敬业精神当令人起敬。

1931年元旦，袁克文猝死，得年四十二。当时他的门徒从他的笔筒只找出五块大洋，出殡那天，葬仪隆重，送行的亲朋好友及帮内徒子徒孙，以及津门军政要员、官商巨贾计达4000人之众。竟有数百名烟花女子，头系白头绳立成方阵于中。挽联锦簇，列在最前面的是前大总统徐世昌送的匾额。最醒目的则出自于右任手笔，联曰：风流同子建，物化拟庄周。

民国青天那片云，就此烟消云散。

（选自《档案春秋》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