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甜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一、晚清至今国内研究成果回顾

关于清廷与东北边民的联姻结亲问题，在清人的著述中就有所提及。鸦片战争后，东北边疆地区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侵略者虎视眈眈，一批爱国学者为保全疆土，维护国家权益，创作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边疆史地著作，（清）何秋涛的《朔方备乘》［1］（文海出版社，1972）、（清）西清《黑龙江外记》［2］（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清）曹廷杰的《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东偏纪要》《东三省舆地图说》（《曹廷杰集》［3］，中华书局，1985）以及（清）徐宗亮的《黑龙江述略（外六种）》［4］（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等为其中的代表作。这些著作主要从历史沿革、地理形势、机构建置、民族风俗等方面进行论述，内容翔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上述曹廷杰的三本著作，对东北边疆的山川河湖、边界划分、民族分布、民族源流等问题均进行了考证，其中，《西伯利东偏纪要》记述了奇雅喀喇、奇勒尔、鄂伦春、剃发黑斤、不剃发黑斤、费雅喀等族的分布、语言、习俗、生计及其与清朝的关系等内容。

民国时期也有一些关于东北地方史的研究，如郭克兴的《黑龙江乡土录》［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石荣瞕的《库页岛志略》［6］（文海出版社，1970）和张伯英的《黑龙江志稿》［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其中，石荣瞕的《库页岛志略》一书，分沿革、疆域、民族、气象、农桑、畜牧、水产、森林、矿产、实业、交通、财政、习俗十三类，在“民族”篇中石荣瞕对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有诸多论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史学研究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史学前辈，各种论著层出不穷，其中，关于清廷与东北边民联姻结亲问题的研究也多有涉及，这些论著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东北地方通史类研究

许多东北地方通史类著作对清廷与东北边民的联姻结亲制度都有或多或少的论述，这些著作包括杨余练主编的《清代东北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薛虹主编的《中国东北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宁梦辰的《东北地方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程妮娜主编的《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李治亭主编的《东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佟冬主编的《中国东北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等。这些通史类著作使我们对清廷与东北边民的联姻结亲问题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把握，所以它们的价值和重要性不容忽视。其中，杨余练主编的《清代东北史》第二章内容中对此联姻结亲的流程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包括“聘礼与嫁妆”“婚礼”“‘皇姑’与女婿”等内容，使我们对婚礼的流程有大致的把握。李治亭在其主编的《东北通史》第八编第一章“东北边疆各族及其管理”中将联姻结亲制度与贡貂、赏乌林制度结合起来论述，较有新意。

此外，还有两本关于东北地区的社会史著作，亦有可借鉴之处。赵英兰的《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以东北的人口和社会发展为研究对象，其中第九章以东北人口的婚姻状况为切入点，在论及民族间通婚问题时，简要论述了“满族和‘边民’的联姻情况”。石方的《黑龙江区域社会史研究1644-1911》（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在论及清政权对黑龙江区域的统治时，概述了清廷与区域内少数民族的联姻结亲政策对清朝统治的作用。这两本书均从社会史角度进行论述，很有参考价值。

（二）民族史类研究

民族史类论著数量较多，且主要是从民族史角度出发，论述与清廷的联姻结亲问题。傅朗云主编的《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蒋秀松的《东北民族史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魏国忠的《东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杨学琛的《清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等，对东北边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恰喀拉、库页等少数民族的历史沿革均进行了概述，在与清廷的联姻方面也有所提及。余梓东的《清代民族政策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和程妮娜的《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中华书局，2011），对清朝统治下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问题均有论述。姜维公主编的《中国东北民族史（下卷）》（吉林文史出版，2014），简要提及清廷与东北边民的联姻结亲制度是清朝的民族区域统治制度之一。干志耿、孙秀仁的《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在第九章“明、清时期的黑龙江各族”中对东北边疆各少数民族概况分别进行了论述。

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论文，如杨余练的《清廷对吉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历史研究》1982 年6 期）一文，在“基层政权的设置”这部分内容中简介了联姻活动的内容，还指出由内地嫁到东北边疆的“萨尔罕锥”也是基层政权的一部分。周喜峰的博士论文《清朝前期黑龙江民族研究》和彭白雪的硕士论文《清朝前期的民族政策初探》，简要介绍了清朝前期清廷与赫哲人、费雅喀人、恰喀拉和库页人等的“边民联姻制”问题。陈鹏的硕士论文《清代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管理研究 1636-1860》以及张公政的《清代东北北部沿海少数民族部落的归属与管辖》（《黑龙江民族丛刊》2015 年1 期），均从民族管理的角度出发论及与本研究相关的内容。这两篇文章虽然在内容方面存在重合部分，但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三）边疆治理类研究

边疆治理类论著主要是从清代边疆治理角度对清廷与东北边民的联姻结亲问题进行论述，数量也较多，并有很多经典之作。张博泉的《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和赵云田的《中国治边机构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这两本书以边疆地区的机构设置为切入点，介绍了清王朝为有效治理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而设置的特殊治理机构，即“东北三将军”，其中还论及清王朝对吉林将军辖区内的边民施行了一种特殊的联姻政策，以形成一种特殊的血缘纽带，从而加强对东北边民的管理。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戴逸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边疆民族卷）》（辽海出版社，1999）和程妮娜的《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均以清廷的治边政策为切入点，论述了清廷对东北边疆少数民族实行的“因俗而治、恩威并施”政策：“因俗而治”指对归顺清朝的各民族上层人士保留和承认他们原来统治本民族、本地区的特权：“恩”指贡貂、赏乌林制度和联姻制度，联姻制度中除满蒙联姻外，还包括满族和达斡尔、赫哲、鄂伦春、费雅喀、奇勒尔等族的联姻。马大正主编的《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一书，以断代为序立编，共九编，其中，第八编第二章“边疆的民族政策”简要提及了东北边民的联姻问题。

除了以上专著，还有一些相关的论文。如徐景学的《浅论清代东北边疆的管理》（《学习与探索》1980 年1 期）、马汝珩的《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简论》（《清史研究》1991 年2 期）、马大正的《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西域研究》2002 年4期）、李治亭的《论清代边疆问题与国家大一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1 期）等均论及边疆的民族管理问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四）专题研究

迄今为止，就笔者调查而言，尚未见到对清廷与东北边民的联姻结亲制度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但有几篇期刊文章对其进行了一定的论述。杨余练的《清朝对东北边陲民族的联姻制度》（《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 年2 期）一文能够为本研究提供有益参考。不过这篇文章在内容上与其主编的《清代东北史》对这部分内容的论述存在部分重合之处，主要包括“皇姑与女婿的来源与分布”问题、“聘礼、嫁妆与婚礼”问题、“‘萨尔罕锥’与赏乌林”问题。王冬芳的《联姻政策在女真统一中的作用》（《社会科学辑刊》1987 年第5 期），论述了清入关前的联姻政策对统一女真和统一东北地区的历史作用。关嘉禄的《里达喀及其进京纳妇浅析》（《历史档案》1982 年4 期），在考证了里达喀其人的身份问题后，对边民进京纳妇的流程进行了简要论述。陈鹏的《清朝对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实施联姻结亲制度述论》（《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6 年3 期）一文，在内容上与前面三篇文章有重合之处，但特别之处在于其还指出了“萨尔罕锥”的贡献。

二、国外研究成果回顾

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日本学者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研究成果颇丰，虽然对于清廷与东北边民的联姻结亲问题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但对东北地区的研究无疑也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早在嘉庆年间，日本人间宫林藏在幕府的派遣下来到中国的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一带，并对这里的情况进行勘探与侦察，后写出《东鞑纪行》（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74）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其所到地区的地理、民族、风俗以及沿途见闻，书中末尾还附上了一篇乾隆四十年（1775）三姓副都统衙门发出的一篇满文文件的汉译版，文件的大意是：“赫哲和费雅喀赴京进贡与纳妇者，惯例多于冬季从本籍地出发，冬末春初到达北京，此时正值天花流行期而有危险，宜在七、八、九月的凉爽季节出发，在春暖前即回到本籍地。”这一文件说明了乾隆四十年（1775）前后东北边民进京纳妇的时间变化问题。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满洲发达史》（杨成能译，萃文斋书店，1942）一书，第六章到第十一章对清代东北地区的历史沿革进行了详细论述，许多观点都具有独到之处。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的《东北亚洲搜访记》（汤尔和译，商务印书馆，1926）也对东北边疆地区的地理沿革、历史习俗、边界问题等进行了概述。还有日本学者阿南惟敬的《关于清初的使犬国》（《民族译丛》1982 年1 期）、《关于清初的黑龙江虎尔哈部》（《民族译丛》1983 年3 期）、《关于清太宗对黑龙江的征讨》（《民族译丛》1994 年4 期）等文也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俄）P.马克的《黑龙江旅行记》（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77）一书，是以作者在我国黑龙江流域所谓“考察”时写的日记和搜集的相关资料为基础写成，该书是为沙皇俄国意图侵占我国黑龙江流域服务的，因此，对我国黑龙江流域的历史和事实进行了大量歪曲，但也有一些事实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因而得到了保留，对本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需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思考。（苏）格·瓦·麦利霍夫的《满洲人在东北（十七世纪）》（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三室译，商务印书馆，1976）一书中，第一章第一节“努尔哈赤对毗邻各女真部落的征服和统一（1583—1626）”和第二章第四节“清人和东北当地诸部落的相互关系”这两部分内容对本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作者披着所谓“学研究术”的外衣，事实上大量歪曲历史事实，歪曲17 世纪的中俄关系，企图为新沙皇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制造舆论。我们在利用该书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一定要予以恰当的分析批评。

英国学者拉文斯坦的《俄国人在黑龙江》（陈霞飞译，商务印书馆，1974）一书，简要叙述了我国黑龙江地区自远古至公元19 世纪60 年代的一些历史情况，其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自17 世纪中叶起沙皇俄国向这一地区进行侵略扩张的许多事实，对东北边民抗击沙俄侵略者也有提及。此外，该书在史实方面也存在一些重大错误，编造中国方面在签订《尼布楚条约》后私自移了界牌的说法，还提出《瑷珲条约》是中国自愿缔结的“友好条约”等。对此，我们要以分析批判的眼光看待此书。

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清廷与东北边民的联姻结亲制度”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毋庸讳言，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

其一，关于“清廷与东北边民的联姻结亲制度”的直接研究甚少，且尚未发现专著，而间接涉及较多，这是因为研究清代东北边疆问题的论著较多，故而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但多为一笔带过，没有专门的较为系统翔实的论述。其二，在研究内容上，现有成果中往往只是论述清廷与东北边民联姻中的“嫁”和“娶”问题，对于联姻双方的身份问题以及联姻对双方的作用论述较少。其三，很多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著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受到语言限制，国内的一些学者不能很好地把握国外的学术研究动向，同样，国外很多学者对国内的学术动态也难以全面了解，国内外的学术交流问题比较突出。其四，在史料的运用上，已有成果中多运用了《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这一资料，该档案为满文档案，虽已出版了《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简称《译编》），但《译编》内容只是原档案的一小部分，一些关于联姻的满文档案还没有选录翻译，自然就制约了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完整的研究，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