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胜 牛杰群

先秦儒家的君臣观是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持续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郭店楚简的出土，为进一步研探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材料。本文拟从郭店楚简所见儒家君臣观的来源、演变两个角度，分析孔孟之间先秦儒家君臣观的具体面貌。

一、郭店楚简所见儒家君臣观及其源起

本文研探的君臣观主要是指统治者、精英思想家等，对为君、为臣之道及君臣关系的认识或理解，郭店楚简儒家类文献载有这三方面的内容。从思想源起角度看，一些观念上承西周以来的思想观念，一些则与战国时期其他诸子的思想有共通之处。

（一）郭店楚简所见儒家君道观

《郭店楚墓竹简·尊德义》云：“君民者，治民复礼”［1］174，又云：“明乎民伦，可以为君。”［1］173这两句话是说君主应当以“礼”治民，君主是等级秩序的制定者和维护者，熟悉礼法是成为君主的一大前提。先秦儒家认为百姓不能自我管理，君主因需产生，君主的合法性主要来自国家治理本身的需要，他们主张“君民者，章好以视民欲，谨恶以（渫）民泾（淫），则民不惑”［1］129，既要以礼法规范百姓行为，也需顺应民情。上述君道观与《左传》所载观念基本相同。《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2］1016意思也是说君主因管理百姓之需而产生。可见，郭店楚简所见君道观的核心内容有其思想渊源。

不仅是儒家，战国时期的墨家、法家也认为一般民众无法自我管理，需要设立君主来管理他们。比如，《商君书·君臣》云：“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3］130以体现贵贱等级的制度管理民众，使天下人知晓君臣之别、君臣之义的思想，应当是战国诸子思想的一个共域。

《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中有“身为天子而不骄”，“君民而不骄，卒王天下而不疑”［1］158的话语，意思是说作为君主最主要的品行是谨言慎行，不能骄纵自己。《郭店楚墓竹简·成之闻之》云：“君均（冕）而立于祚，一宫之人不胜其敬。君衰（绖）而处立，一宫之人不胜……一军之人不胜其勇。”［1］167君主自谦、持正就可以得到百姓爱戴。《尚书·盘庚》：“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尚书·召诰》：“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4］930，1441这些言论都有要求君王谨守天命、谦虚谨慎之意。《左传》中多见要求君上持正戒骄、以德服民的言论，甚至有“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2］1098的主张。可见，郭店楚简所见儒家关于君主谦虚谨慎、持正治民的观念也有其思想渊源。

《郭店楚墓竹简·缁衣》云：“大臣之不亲也，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邦家之不宁也，则大臣不治，而亵臣讬也。此以大臣不可不敬。”［1］130意思是说，君主要敬重大臣。周代礼制中，君臣往往是一种礼仪型关系，无论是创立天下的君王，还是继承大统的新君，都会以特定的礼仪程式与臣下构成稳定有序的君臣关系。《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有晏婴之语：“君令、臣共……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礼之善物也。”［2］1480这说明春秋时期以礼仪型君臣关系及其理念来规范君主对待臣下的态度、做法，仍是占主流地位的观念。郭店楚简所载相关言论表明，除礼仪型君臣关系及附于其中的观念仍在存续外，儒家强调君主敬重臣下的观念，与战国时期人才流动规模加剧等社会现实有一定关联，说明当时在君主如何对待臣下这一问题上的思想观念是比较多元的。

（二）郭店楚简所见儒家臣道观

先秦儒家臣道观的核心即是“忠”，臣下应当效忠于君王，服从君王旨令，内心深处也要对君主臣服。统观《左传》，“忠”有效忠于社稷、对天下之民的真心、诚恳之心等含义，但主要是指臣下对君主的效忠之义。《郭店楚墓竹简·六德》把“忠”和“圣”“智”“仁”“义”“信”并称为“六德”，这六个德目各有各的内涵，也各有各的载体。其中，“忠者，臣德也”［1］187，即忠诚是臣下必须遵从的道德准则。此外，《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把舜“忠事帝尧”［1］157看作是尧禅让王位给舜的重要前提，《郭店楚墓竹简·忠信之道》则对臣下提出“至忠亡讹”［1］163的道德要求。可见，郭店楚简所见臣道观的核心内容，与《左传》等所见“忠”的思想内涵有一致之处，且在理论上有所提升。

《郭店楚墓竹简·鲁穆公问子思》中，鲁穆公问子思：“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答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1］141这是子思关于何谓“忠臣”的看法。子思把“恒称其君之恶”作为“忠臣”的标准，既反映了子思及其学派的思想个性，也深化了孔孟之间儒家对“忠”的认识。不过，子思的这一主张也有其思想渊源。《论语·宪问》载：“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5］1292子路向孔子请教如何“事君”，孔子认为不应欺瞒君上，但可以当面触犯。当面触犯君上，一般出于据理力谏或直称君上行为失当，这与子思所说的“恒称其君之恶”的观点颇相接近，可以看作是子思臣道观的思想来源。《郭店楚墓竹简·缁衣》云：“臣事君，言其所不能，不词其所能，则君不劳。”［1］129意思是臣下应当直陈君上“不能”，不夸赞其“所能”，只有这样，君上可以“不劳”。这句话表达出的臣道观与上述子思的看法也较为接近，说明孔孟之间的儒家的确秉持有直陈君主之“恶”“不能”为忠臣的臣道观念，这是原始儒学“从道不从君”观念在战国中期的延续。

为臣者向君王、社稷效忠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观念，而在如何效忠、何谓忠臣的问题上，战国诸子的看法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儒家主张臣下应为贤人，《郭店楚墓竹简·五行》把君子与贤人联系起来，提出“达者君子道，谓之贤”［1］151。法家则反对臣下标榜贤德，主张尽其所能侍奉君上，认为：“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受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而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故内无伏怨之乱，外无马服之患。”［6］204和法家相比，郭店楚简所反映的臣道观，既对臣下的道德修养做出要求，还站在臣下角度，在维护既定政治秩序的前提下，力倡臣下以批判现实政治的勇气展现个人意志。“恒称其君之恶”的观念不仅体现了子思的刚毅精神，反映了子思道尊于势、德贵于位的君师心理［7］，也反映出孔子至子思一系的儒家具有的批判思想和抗议精神［8］197—207。

（三）郭店楚简所见儒家君臣关系论

君臣关系是现实政治中最为重要的人际关系，君臣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则是统治者及精英思想家最为关注的问题。我国早期国家阶段政治实体往往围绕某一氏族内部的亲疏等差建构君臣关系，君臣之间的道德准则往往以“友”这一德目加以规范。直到西周，“友”仍指族人，包括了君臣、父子、兄弟关系，而君臣关系是以家族内部兄弟之道为纽带与主轴的血缘关系［9］。春秋时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友朋等关系及其道德规范逐渐趋于独立，尤其是君臣关系与其他人伦之间的区别扩大，且附着于这一关系之上的道德观念也逐步摆脱血缘关系的影响。《左传》“君子曰”中，以“度其德，量其力”为立君主张，以“举善为官”为选官观念，“昭以忠信”为为君之道，“忠为令德”为为臣之道［10］。孔子虽然承续了君臣乃父子关系延伸的观念，但更注重君臣关系的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11］。

郭店楚简所见君臣关系方面的一些主张，与西周以来的观念可谓一脉相承。《郭店楚墓竹简·六德》所见君臣关系的立论仍延续了血缘氏族的传统，认为“男女不卡，父子不亲。父子不亲，君臣亡义。是故先王之教民也，始于孝弟。”［1］188可见，孔孟之间的一些儒家仍把君臣关系与男女、父子关系一起，看作是孝道的延伸或扩展。《郭店楚墓竹简·成之闻之》也把“君臣之义”与“父子之亲”“夫妇之辨”并立，认为它们都是“天大常”［1］168，即具有先在合理性的人伦关系。《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则力倡建构君臣之间适宜的德道规范，主张“君不疑其臣，臣不惑于君”［1］129。

在君臣关系的定位上，孔孟之间儒家有一些看似“另类”的观念。《郭店楚墓竹简·六德》中有“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1］188的话语，意思是说可以为父亲弃绝君上，但不能为了君上弃绝父亲，即“亲”重于“君”。无独有偶，《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载：“友君臣，无亲也。……君臣、朋友，其择者也。”［1］19《7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三》载，“父亡恶，君犹父也，其弗恶也，犹三军之也，正也。所以异于父，君臣不相在也，则可已；不悦，可去也；不义而加诸己，弗受也”［1］209。这两句话综合释之，即指君臣之间是一种有条件的社会关系，君主可以择别臣下，臣下也可择君事之；父子则是缘于血亲的伦理关系，是优先于君臣的人之大伦。“亲”重于“君”的观念是郭店楚简所见儒家仁内义外思想的延伸，当时的儒家主张“内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妇也”［1］188，父子之亲是形于内的人伦关系，而君臣之义则是形于外的社会关系。因此，“亲”重于“君”完全顺理成章。这一君臣关系一方面秉承了早期国家阶段君臣、父子关系皆为“友”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用仁内义外包装“从道不从君”，从而构建起友道通于君臣的思想观念。可见，看似“另类”的思想并非全无根据。

二、郭店楚简所见儒家君臣观的演变

郭店楚简所见儒家君臣观中君主地位的先在合理性、臣下应当效忠君上等观念一直在延续，而一些观念则发生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一）君道观的演变

如前所述，郭店楚简所见儒家君道观是西周春秋时期观念的延续，反映出儒家与其他诸子思想的一致性。事实上，与这种君道观念相伴随的则是现实政治中的双重君臣观。受商周强制摊派劳役、贡纳，并由之形成“人有十等”“以待百事”式的等级服役制度影响，当时的人们皆有“服”［12］，从而形成逐级服从的等差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造出双重君臣关系。西周时，双重君臣关系主要体现于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关系和诸侯国内诸侯王与诸卿之间的关系。前者是一般意义上的君臣关系，后者则是诸侯国内事实上的君臣关系。随着时代的演进，维系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血亲关系逐步淡化，加之周天子“恩惠换忠诚”的施政，实际上是在执行自杀式的权力运作。它首先导致的是王权的财力匮竭，并使西周王朝处于深刻的财政危机中［13］162-163，从而使得这一层级的君臣关系内部的权利体系逐步失衡。随着诸侯国势力的扩大，其内部事实上的君臣关系及其权利关系愈加稳固。至春秋时，诸侯权力下移，事实上的君臣关系甚至出现于诸卿与家臣之间。《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欲弑庄公，设计把齐庄公骗到其家，派家臣刺杀庄公。庄公哀求崔杼家臣放了自己，家臣回答道：“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2］1097可见，双重君主观念中的逐级服从意识对现实政治的确产生重大影响。至秦汉时期，“当时的士大夫，似乎有两重的君主观念，依然摆不脱封建时代的遗影”［14］218。研究表明，秦汉吏员与长官之间也具有事实上的君臣关系，随着郡守、县令（长）任吏权的逐步扩大，至东汉时郡县中这种“君臣观”还曾一度兴盛［15］。

与双重君臣观相对应的则是汉代国家对既得利益群体，即以恩惠换取军功利益集团等支持，从而使君主成为一部分或少部分人事实上的君主。这一点在汉初表现得最为明显。汉初的政权是在军功既得利益集团支持下建立的，汉高祖也尽全力照顾这一既得利益群体。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诏曰：“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16］78

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下，汉初的国家政权不仅得以巩固，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君主专权时代的政治典范。正如李开元先生所言：“西汉政权本是刘邦集团通过长期战争建立起来的，优待参与政权创立的军吏卒，乃是西汉初年汉朝政府的基本政策之一。”［17］44在“吏多军功”的时代背景下，汉初的政权事实上推行的是君主与少部分臣下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君臣观，尽管汉惠、吕后以来国家致力于打造新的统治基础［18］。文景以来，军功集团对于汉政权的影响力逐渐减退，但豪强大族把持“吏道”的时期，国家层面上的君臣观仍然窄化为君主与一部分既得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利关系，加之儒家思想与现实的结合有一个缓慢的过程［19］，其所主张的普遍主义君臣观在汉代遇到较大挑战。

在君主为既得利益群体谋利，且社会上普遍存在双重君主观的时代大背景下，汉代的君道观呈现出多元并流的态势。总体来看，强调君权至上、要求臣下忠心不二的思想在汉代占主流地位。君权至上的思想观念是汉代国家统治思想的核心精神，无论是顶层权力设计，还是在具体的治国理政过程中，最高统治者都在利用国家机器宣传“大忠”“至忠”，使“忠”成为一种人人必须遵守的政治规范［20］26-57。在皇权主要为军功利益集团服务的汉初，这样的思想观念也是当时君道观的主流。在当时的当政者看来，“专欲损上徇下，亏主而适臣，尚安得上下之义，君臣之礼？”［21］462因此，以友道喻君臣或“从道不从君”的观念既不合时宜，更不可能得到统治者支持。在思想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特别强调忠君观念，提出“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22］346。汉儒主动反对双重君主观念，典型地体现了儒家思想与国家统治思想合流的思想发展态势，从而消弥了先秦儒学“从道不从君”观念中的批判精神。

当然，汉儒的君臣观也并非全然服膺于统治者的意志。儒家主张君主应当为天下人之君，而非个别人或特殊群体之君，这是历代儒家的共同主张。汉儒主张文德教化，视此为君上泽被天下臣民的不二之道，视黩武苛法乃偏私之举，《盐铁论》卷九《繇役》引贤良文学之语：“武王之伐殷也，执黄钺，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愿为之用。既而偃兵，搢笏而朝，天下之民莫不愿为之臣。既以义取之，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文犹可长用，而武难久行也。”［21］520君主以“文”德化天下之民，就是自视为天下万民之主，以避免偏用苛法而失去民心。此外，汉儒还主张君主应当利用体识教化之道的儒家，至于那些“刀笔之吏，务在筐箱，而不知大体”［23］81，任用他们只能使执政偏离正道，使君主因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只有施德政、行教化的君主，才会成为天下人之君，也会得到天下人的拥戴。

总之，战国后期至秦汉时期，郭店楚简所见儒家君道观中的一些思想观念因政治背景变化等因素，或趋于消弥，或发生了变化。总体上，后世儒家愈加强调君权至上，也强调臣下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同时，儒家秉持的君主为天下万民之主的观念一直在延续，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精神和批判理念。

（二）“亲”重于“君”观念的演变

从传世文献看，战国后期的儒家多秉持君臣关系为父子关系延续的观念，但甚少有“亲”重于“君”的言论表述。荀子则提出“君”重于“亲”，认为：“君子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尽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三年毕矣哉！”［24］442-443荀子关于君王为“民之父母”的主张成为秦汉以来历代君主专制政权国家统治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从最近出土的战国简牍看，荀子未必是最早提出“君”重于“亲”者，清华简《芮良夫毖》中有“亡（无）父母能生，亡（无）君不能生”［25］146的话语，说明此篇文献的作者比荀子更早、更明确地提出“君”重于“亲”这一观念［26］。

从思想观念的流变看，周代的君臣观往往表现出的是君臣关系中和谐、美好的一面，清华简《皇门》总结了君王明哲、宗臣屏辅、同舟共济的理想型君臣关系，且这种关系本于宗法，体现了君臣等序、官别其宜的礼治精神［27］。春秋虽为乱世，但从上述《左传》等文献所反映的君臣观看，当时的人们仍强调君臣各安其分的礼治原则，尤其强调君主的贤达和臣子的忠诚，体现了“以道事君”的思想主张。郭店楚简中“亲”重于“君”的观念是“以道事君”观念的深化，它是君臣观演化过程中一个颇为特殊的环节。孟子在前儒的基础上，提出了革暴君之命的主张，在他看来，“率兽而食人”［28］62的暴君即是“一夫”［28］145，对待这些暴君就得“杀之”［28］144“弃之”“已之”［28］141，革暴君之命的臣下不是乱臣贼子，他们的行为是“救民于水火之中”［28］434-435的正义之举。孟子从另一个角度弘扬“从道不从君”的思想，与郭店楚简所反映的儒家思想具有一定的内在一致性。

“亲”重于“君”的观念演变为“君”重于“亲”。究其原由，与战国以来的政治形势不无关系。战国后期起，随着君主专制政治因素的迅猛增长，君主对臣下的约束愈加严苛，尤其是普遍实施俸禄制后，臣下也愈加依附于君上。在意识形态领域，诸子大多反对以“友”衡量君臣关系，墨家把“仕者持禄，游者爱佼”［29］24看成是“七患”之一，法家反对君臣“共势”“共权”“共事”，主张“权制独断于君则威”［3］82。到了汉代，随着君主集权体制的逐步完善，君权至上、君为臣纲的观念也日益深化，君臣关系作为“三纲”之一，成为维系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价值观念。总之，先秦时期的君臣观经历了从一般意义上的忠君到“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诛暴君”等的演变过程，这与之后的“君为臣纲”君臣观有很大区别［30］。

从儒家学派本身的流变看，“亲”重于“君”的观念是先秦主流儒家的重要政治观之一，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原始儒家以“友”道规范君臣关系的思想，另一方面以血缘亲情的先在合理性淡化君臣关系中的服从意识，借此来彰显臣下的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1］128的主张，是在臣下忠诚君上的大前提下，要求君臣相依、各守其职，即在既定秩序范围内，臣下拥有确保自身人格独立、精神自主的权利。这种君臣、父子同构的政治观、伦理观，虽没有直接表达出“亲”重于“君”的主张，但显然隐含着类似的思想主张。扩而言之，“亲”重于“君”的观念并非简单地理解为亲情重于君权，实际上儒家借此表达的主要是既定秩序中臣下在人格、思想上的独立性问题，反映的是主流儒家的自由意志和批判精神。这种自由意志来自原始儒学所承续的商周贵族政治传统，而蕴含于其中的批判精神则是孔子、子思、孟子等一系儒家的思想特质。孔子之后儒学分化，七十子后学的思想主张和学术特点愈加多元，加之君主专权时代的到来，一些儒家自身开始放弃独立人格及自由意志的追索。到了汉代，儒家普遍以参与国家权力结构的顶层设计为荣，不仅服膺于君权至上的统治理念，还试图消解儒学的批判性来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亲”重于“君”观念逐渐被淡化，它的消弥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儒家批判精神的萎顿。

结 语

早期国家往往具有一定的神权色彩，同时借助军权力量达到统治目的。不过，在具体实施国家管理和社会控制过程中，都须仰仗民众之力量，并由此形成民本主义的观念。早期氏族首领往往通过自苦其身、博施于人而获得拥戴，从而形成王权权威的源头，三代国家皆以民本主义作为统治基础［32］218，259，260。在“民本”思想影响下，相对于“权力”义，“责任”义才是中国早期王权需要优先关注的问题，这也是对君王权力的现实制约。在商周的国家政治技术中，君与臣为匹耦关系，有一定的平等性；其他如设官分职、谏官在政治决策中的地位等方面，都构成对王权的分疏，故这时的王权只能是“有限”的，远达不到“专制”的水平［33］。正唯如此，为君者谦虚谨慎、友爱臣下便成为符合社会政治实际的统治观念。这一观念为春秋战国诸子所承续，并成为郭店楚简所见君道观的核心内容。战国以来，随着王权的强化，要求臣下效忠君上，“君”重于“亲”的观念逐步抬头，并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思想观念，而“从道不从君”、“亲”重于“君”等观念逐步边缘化。不过，郭店楚简所见君臣观念的变化并非全然由政治形势所决定。从学术史角度看，要求君上“友”于臣下，“从道不从君”、“亲”重于“君”等的思想观念由儒家仁学思想体系所承续，成为儒家道统观念的核心思想内涵。从政治史角度看，秦汉时期容纳双重君臣观念的社会现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郭店楚简所见君臣观念仍有一定历史影响。

总之，郭店楚简所见儒家君臣观是一个复合的思想体系，既有传承而来的思想观念，也有一些儒家特有的思想主张，还有一些观念反映出诸子思想的某些“共域”。就其流变而言，尽管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相关思想观念的流播，但其中一些内容仍通过附载于其他观念或社会政治现实得以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