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尚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3）

一、监禁刑概述

监禁刑是针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缓期执行的犯人，以剥夺其人身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刑罚执行方法，是我国当前刑罚体系中最普遍使用的一种刑罚手段。监禁刑源自于国家刑罚权的实现，通过将犯罪人予以囚禁，从而产生使其丧失再次犯罪的能力和条件的积极作用，防止其再次危害社会，以维护社会和公民的利益，这是刑法本身所固有的自然功能。与此同时，刑罚执行机关在刑罚执行期间，通过对犯罪人进行组织劳动、实施教育和规范管理等，使监禁刑同时实现改造功能。改造功能不是刑罚所固有的功能，而是社会防卫理论兴起后，人们为了实现对罪犯的特殊预防而赋予的一种功能。最后，刑罚执行机关还通过充分保障犯罪人的人权，完善监禁环境，并适时感染、打动犯罪人，以达到监禁刑的感化功能。

经过长年累月的探索与发展，监禁刑得以兼具剥夺、改造和感化的功能，成为一项科学有效的、并在世界大多数国家起主流作用的刑罚手段。但尽管如此，监禁刑作为一项较严厉的刑罚手段，仍然暴露出许多弊端，应加以重视。

二、监禁刑执行中的主要弊端

（一）犯罪人交叉感染严重

监禁刑的主要执行场所为监狱，为了满足监禁刑对犯罪人的剥夺功能，监狱将被判处监禁刑的犯罪人统一收押其中，因此大多体现为封闭、隔离的特点。然而正是这种封闭的环境，使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成为彼此的主要交往对象，容易营造相互交流传授犯罪的氛围，引起犯罪人间的交叉感染。这种交叉感染主要分为寻染型与被染型。

对于寻染型犯罪人，其一般表现为积极请教他人犯罪方法或主动介绍自己的犯罪技能，企图为出狱后的犯罪活动做准备。这种犯罪人，一般将监禁刑视为其犯罪生涯的过渡，在服刑期间，积极主动地与他人交流犯罪手法、反侦查策略和法律漏洞等，同时通过交流，制定犯罪计划，企图在服刑期后“大显身手”。这类犯罪人常见于累犯，尽管数量较少，但却是监狱内营造交叉感染气氛的主导者，不仅提高了自身的人身危险性程度，也对其他犯罪人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被染型犯罪人，其交叉感染主要来源于寻染型犯罪人所营造的氛围。以萨瑟兰的差异接触理论来说，犯罪行为的习得主要包括对行为的技巧、动机和合理化解释的学习，且这种学习是由外界影响因子的频率、持续性、优先性及强度决定的。基于监禁刑的封闭性，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在监狱中若形成交叉感染的氛围，那么这种学习犯罪的影响力从这四个方面都是占绝对优势的。因此，被染型犯罪人既是交叉感染的参与者，同时又是受害者[1]。

（二）激化“标签效应”，罪犯改造效果差

标签理论为犯罪心理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其主张个人的原发越轨如果遭到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权威的强烈反应的话，会在反复的互动描述过程中使用某些偏见性的社会符号，即形成标签，而如果行为人无力拒绝这一标签的话，其行为将逐步固化为符合该标签的行为预期，即产生继发越轨。而监禁刑相比于非监禁刑来说，便具有很强的偏见性和权威性。

首先，当前大多数监禁刑，由于国家突出其社会本位的立场，强调维护社会安全，惩罚罪犯。因此，监禁刑首先将犯罪人定位为危险分子予以囚禁，再考虑对其改造等问题。由此导致犯罪人感受到极强的负罪感，容易产生被社会边缘化、偏见化的感受。甚至可以说，监狱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边缘的存在，因此监禁刑具有很强的偏见性。

其次，因为监禁刑受制于管理方便和惩罚理念等因素，大多采用封闭庄严的建筑作为监狱，并以武力威慑犯罪人、管理犯罪人等。这样的环境及管理模式容易使犯罪人感受到权威力量的压制，赋予监禁刑强烈的权威属性。

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监禁刑的偏见性和权威性将持续作用于犯罪人，逐渐使犯罪人内化为自身的一项标签，认为自己既然已经错了，那就是社会的恶人，社会将永远排斥自己。那么当监禁刑的改造、感化功能无法战胜这种影响的内化时，这种标签将逐步固化，从而使犯罪人继续产生符合该标签的行为预期，监禁刑的改造效果也将成为空中楼阁。

（三）犯罪人回归社会困难，导致再犯罪

中国政法大学王平教授将监禁刑悖论概括为：罪犯监狱化与罪犯再社会化的矛盾，封闭的监狱与开放的社会的矛盾[2]。现代刑罚除了普遍为人们承认的惩罚机能，还有很大一部分表现为再社会化机能，刑罚的实施，最终还必须让服刑人员回归社会，做一个好公民，这是刑罚的理想假设。然而实践表明，将罪犯长期监禁起来与社会隔离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只有将罪犯与社会相联系才能实现这一目标[3]。

犯罪人在监禁刑的执行期间，缺乏与社会的接触，是其无法有效回归社会的主要原因。虽然犯罪人在服刑期间，仍然参与劳动，能够保持自身的劳动能力。然而在现代社会飞快发展的背景下，监狱所提供的劳动项目不可能跟上社会的节奏，导致犯罪人服刑出狱以后，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活，在技术层面上与社会脱节。许多高水平人才则可能由于一时的错误，让自己陷入社会底层，无法继续从事于所擅长的领域。尽管犯罪人在服刑期间，思想已经得到转变，不想再从事犯罪，但却苦于自己永远只能活动于社会底层，长此以往，经济条件极有可能致使其重操旧业。

（四）受牵连范围广

监禁刑的最主要特点是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虽然现代刑法大多主张责任主义，只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也只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然而犯罪人自由的剥夺，必将引起犯罪人社会责任的缺失，并因此导致其家庭无论从经济上或者精神上受到创伤。基于此，就有可能出现“一人受罚，众人受伤”的局面，责任主义的主张便无法得到贯彻。因此，监禁刑很有可能是背离责任主义的刑罚手段。

三、监禁刑执行过程的弊端之克服

（一）交叉感染的克服

如前所述，交叉感染主要“病原体”在于寻染型犯罪人，因此只要克服病原体的传播，便可以阻断感染。监狱应该积极了解犯罪人之间的交流动态，加大对自由时间的监管，主动发现寻染型犯罪人。而对于此类犯罪人，监狱应派警员予以重点看管，及时阻止其与他人交流犯罪，并及时组织进行教育说服、知识教化等工作，化解其再次犯罪的侥幸心理。

（二）“标签效应”的克服

“标签效应”主要源于监禁刑的偏见性与权威性。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从监狱建构的角度，适当削弱监禁刑的偏见性及权威性。可以通过尝试设立“没有围墙的监狱”减少罪犯的压抑感，另外，也应当使监狱从相对偏远的地区适当归位，拉近与社会的距离，减少罪犯的被抛弃感，从而总体地减少社会对服刑人员的偏见，挽救服刑人员的自我认同感。同时，应将监狱的管理模式逐渐从对“惩治改造”转变为“矫正帮扶”，适当降低管理的强制性，从而减少服刑人员被权威排斥的感受，防止为其“贴上犯罪标签”。

（三）回归社会困难的克服

对于监禁刑使犯罪人回归社会困难的弊端，笔者认为一方面监狱应该以“为了让服刑人员有效地回归社会”的目的安排其劳动，而不应该着重考虑监狱自身的经济利益。监狱应及时更新劳动项目，不仅让服刑人员劳动，且要教他们劳动。但毕竟监狱在社会中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领域，各种条件也限制了它无法充分跟上社会的变迁，因此另一方面，应秉承刑罚人道主义理念，对于犯罪轻微、情有可原的，应加大非监禁刑的适用，防止犯罪人“一错毁所有”。

（四）牵连范围广的克服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建立法院—监狱—社区三位一体的执行制度，而不应该割裂前两者与后者的联系，法院审判、监狱执行以外，社区对罪犯家庭则有责任予以帮扶。社区在犯罪预防中，所起的作用除了社区矫正以外，对被执行监禁刑的罪犯家属的帮扶也同样重要，不仅使罪犯家属得到帮助关心，还能预防其产生次生犯罪。同时，要克服这一弊端，同样需要秉承刑罚人道主义理念，少判轻判。

监禁刑虽然有着十分理想的价值建构，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常常暴露出诸多弊端。本文指出笔者所认为的主要弊端，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希望能使我国的监禁刑执行更加完善，对于犯罪人的改造更加彻底，全面发挥监禁刑的优势，规避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