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珊珊，刘 钊

辛亥革命前期，中国政局动荡不堪，国家处在危难之中，有识之士积极寻求救国之路。受西方思潮影响，他们开始意识到国家的强弱与女性息息相关，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1］571。于是改革派将救亡图存的希望转寄在女性身上，呼吁“天下兴亡、匹妇有责”，女性自此登上历史的舞台，妇女解放思想逐渐萌发。19 世纪末，女性报刊作为妇女舆论的阵地开始陆续创刊，《女报》在这个特殊的革命时代潮流下应运而生。

1909 年1 月22 日，《女报》创刊于上海，主编陈以益一直致力于创办女性报刊，在《神州女报》停刊以后，仍旧心怀创办女性报刊的愿望，只是苦于没有经济支撑而难以圆梦。《女报》的创办得益于金能之、叶似香先生的支持，第1 卷第1 期中，陈以益所作《本报之成立》一文详细论述了《女报》创刊的来由，在偶遇商界名人金能之先生后，得到金、叶二位先生的大力支持，陈以益开始筹划创办女性报刊。《女报》仅发行5期，1909年9月停刊。前3 期均是按照论著、意见书、女子科教、演说、纪载、文坛、文艺、小说等栏目出版发行，第4，5 期为增刊，于己酉年中秋一并发行。第5期开篇发布《本社紧要广告》，对该报未能准期出版作了解释，并介绍第4，5 期为增刊，一改往期栏目模式，第4 期增刊《女论》，为专门论述女子之事，根本解决妇女问题而做的专刊。第5期作《越恨》专刊，详细叙述秋瑾冤案。公告结尾还提及第6期也已交付印刷，重阳节前后可以发行。说明《女报》是有继续发行的计划，但第6期却没能如期面市。虽然《女报》创刊之初，将其定位于月刊，但因经费、人员、时局等因素影响，未能按期出版，该报仅出版5期就夭折了。

《女报》可以说是陈以益为实现女权启蒙、提倡兴办女学而创办的报刊。该报反对男尊女卑、反对三从四德，为女性独立平等而呐喊。陈以益曾担任《女子世界》后期的主编，为《中国女报》积极撰稿，为纪念秋瑾而创办《神州女报》［2］。《女报》创办的定位是以国际化为标准，《章程》中的宗旨（丑）提到，“本社本报悉仿欧美各杂志及日本东京各大印刷所之规模”［3］。《女报》是股份制报社，并设有东京支社长渤海次郎先生，且雇佣日本印刷学堂毕业生田中重太郎负责印刷，外交员田烟弥一郎。虽然出版期数较少，但撰稿成员众多，涉及中日两国学校教师、学生、医生等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士，刊载了中日不同语言的作品，以不同国家、不同身份作者的视角审视当时中国社会女性的生存现状及对女性地位的一种全新思考，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妇女的解放，推动了女性意识的主动觉醒。

一、女性社会意识的觉醒

从接受缠足到被戒缠足后，长久以来被冠以“奴性”的中国妇女开始觉醒，《女报》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大力提倡戒缠足、解放身体，拥有独立的人格，成为大众女性社会意识觉醒的初现。

（一）解开“绷带”，提倡独立人格

中国女子缠足起源于北宋后期，至清代达到了巅峰，几乎全民各阶层女子都要缠足，这一陋习极大地摧残了女性身体。《女报》中多处体现了反对缠足，阐述缠足对妇女身体健康的危害，进而会间接影响到整个民族及国家的衰败。《女报》第4期《女子教育》一文中，提到“汉种之弱，已臻极点。考其原因，全在母体。我国陋俗，以女子之花枝婀娜，弱柳苗条者，为唯一之佳人。为今之计，惟有先去陋俗。缠足穿耳，皆耗人心血，伤人身体”［4］。纵观世界，缠足这一陋习被西方社会所讥讽，成为中国落后的象征之一。随着西方传教士的纷至沓来，“反女子缠足”在中国土地上宣传开来。陈以益在《女报》中直抒缠足陋习的弊端，呼吁广大妇女尽快戒缠足。他在《卫生》一文中指出：“吾国最不卫生之处，即缠足”“故女子之缠足，舍最大之幸福，求最大之不幸，且弱吾国之种，贻吾国之羞”［5］。女子缠足不仅是损害身体健康之行为，更是弱化国家之种族，使国家蒙羞的陋习。他将缠足所用的脚带与医用绷带作了一番中西比较，脚带与绷带看似相同，而外国人患病才使用绷带，称之为卫生；在中国，女性却用绷带裹足，自取其病，堪称戕生。陈以益借用中西使用“绷带”的差异，讽刺缠足实为我国一大恶俗，呼吁“急宜去之矣”。

通过当时传唱的歌曲，也可以看出反缠足、兴办天足会对女性社会意识觉醒产生的巨大作用，《女报》第1期“唱歌”栏目中刊载的歌词：“天足会兴，女界第一功”［6］。表达解放天足可以重振国家颓势之风气，呼吁女性做文明之母、国民之母，颂扬天足会对于解放妇女、戒缠足的功德。除在文章、歌曲中常见反对缠足的论调外，《女报》第2 期中还采用了画作方式描绘缠足的主题，一张风俗画《脚之沿革》将缠足的变化轨迹生动地刻画出来，画中画有三双脚，缠足的小脚命为“过去”，穿着布鞋正常的双脚命为“现在”，穿着高跟鞋的双脚命为“将来”。中国女子的脚从过去、现在到将来经历了三种不同阶段的变化，也象征着由过去的落后走到今日的大众，并憧憬着未来的美丽。这幅画从视觉上通过一种鲜明的对比直击缠足陋习，使女性对解放身体的束缚，拥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权利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二）走出“闺门”，提倡独立之身心

无锡竞志女学校教师金原村子认为“人民康健，强国之基，体操教师之责任亦大矣哉”［7］。呼吁社会在发展女子体育的同时，要注重体操教师的素质。孙掞在读过金原村子的《女子与体育》一文后，倍感忧沉，遂作《续女子与体育》，将自己的研究经验和所思所想“愿与世之热心女学者商焉”，他认为要想谋求身体健康，应该让男女都来到户外，做各种有益于身体健康的体育运动。这样的锻炼才能达到身体发达，体力有其效果。如果只是空言，怎么会有效果呢？但他深知“言之实易，行之维艰矣。其机会之难得，人皆知之。况我国女子，数千年来，以女子无才是德之谬说，奉之为圭臬。足不出户庭，言不入閫闼，相习成风，又乌能令其入郊外游戏场，而行各种之运动欤”［7］。虽然他深知体育对我国女性之重要性，外出至郊外游戏场做各种运动才能达到所求效果，但以中国女性之生存现状，却是难以实现。且不论欧洲女性对待体育的感情如何，就从我们邻国日本的女性对待体育来看，无论老幼都到郊外游戏场做运动，在日本政府的大举倡议之下，日本女性皆做运动，以发达其体力。而反观我国女性对于体育运动的认识，作者深感痛心，我国女性不了解运动对于身体的作用，不知道体育对人体的益处，相当于有眼睛却不去读世界上有益的书籍，有头脑却不去思考人生理想一般。妇女每天深居闺中，几乎如同木偶。近年来，研究教育的学者都深知女子是国民之本，所以全国各地都兴办女学，以此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但很可惜只注重智育和德育，而忽视体育。我国忽视女子体育的根本原因“在于办学者之心理只在造成多数温良贞静之慈母，智识丰富之教师而已，非欲养成多数憨跳顽劣之女子也”。孙掞认识到体育是智德的根本，智德是体育的辅助，而我国女校中却鲜有体育、智育、德育三育并重的，智德体三育并全的教师更是凤毛麟角。他总结了我国女子体育不发达的原因有三：一是政府不重视，对于体操无任何奖励；二是女子不知体操之益处且女子体操教师甚少；三是我国以女子天性幽静为美，而体操运动活泼，女子对此并不感兴趣，并且由于我国女子缠足之陋习影响，身体上也不适合做运动。

很显然，当时社会对于女性依旧存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意图从女学生开始培养身体强健的女性，以达到强国保种的目的。女性解放只是被社会的需要一步一步地推动前行，彼时的女性意识觉醒还只是被动地适应形势，在探索中初露萌芽。

二、女性文化意识的觉醒

女学生群体的出现意味着女性受教育后，有自己的思想，改变了过去在父权制社会下女性话语权的缺失状态，特别是女性报刊的创办为女性公开发表言论提供了阵地。中国女性从闺秀转变成学生身份，在文化领域建构女性话语权，标志着女性文化意识的觉醒。

（一）从“失语”到“发声”，提倡言论自由

古代封建社会约束妇女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要求女性三从四德，其中妇言为四德之一，礼教对妇女的言辞有严格的规定，女性应不多言不多语。《女报》当时涌现出一批知识女性群体和女学生，通过在女性报刊发表言论宣传女性自立、男女平等，期望唤醒女性。《女报》的问世为广大女性和在校女学生提供了言论的阵地，其义务记者大部分都是来自中日两国女校的学生和老师，如任用长崎县岛原手艺女学校生市川女士为该报记者。《女报》还刊登了大量女学生、女教师的文章，如上海天足会女学校学生王子怡在《女报》第1 期发表《女权与女学》，第2 期发表《男女交际论》。上海女子中西学医院生姚明珮在《女报》第2 期发表《论竞争与倾轧之别》《论禁女学堂之非》和《论强国之本在国文》三篇文章。《女报》除大量刊登我国女学生的作品外，也在每一期刊登部分日本女学生的文章，如第1期富美子的《感心ナル女学生》、富岳子的《年头の感》、第2 期吉冈晴香的《青年の末路》、松冈壹岐野的《日記の始め》等。从中日两国女学生的作品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女性开始实现话语自由，关注女性权利，自由表达思想、发表言论。可以说辛亥革命前期，女性意识的觉醒已经渐渐从个人上升到国家层面。

（二）从“闺秀”到“学生”，提倡教育平等

自古以来，“女子无才便是德”是中国推崇的妇德，上千年来女性一直依附于男性生存，没有社会地位、家庭地位，受教育的权利自然遭到剥夺，中国古代女性成为封建礼教的奴隶。自1907 年学部颁布了女学堂章程后，国内开始兴办女学，留日女学生也日渐增多。《女报》第1 期中题有“女报出女界醒，女学盛女权振”的大字，陈以益认识到“中国的传统女子教育不能让女子自立。妇女如果不能自立，便永远要受男人的压迫和歧视”［8］，他期望通过兴女学可以使女性实现自立，从而达到男女平等。

《女报》第1期中《本报之成立》自称“本报以提倡女学，开通风气为主义”。晚清虽然开始兴办女学，但并不是从女性发展角度去考虑，而是希望女性既不失封建纲常伦理，又能强国保种，并明确以近邻日本为模范。此时国家提倡的兴女学是学一技之长，谋求自立，既可帮扶父母，又可相夫教子，由此可使国家强盛。兴女学小到关乎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大到与一个国家的强弱息息相关。《女报》第2期中，姚明佩所作的《论禁女学堂之非》中明确指出“中国积弱极矣，而欲转弱以为强，莫如兴学。中国人民之所以弱，由女子不强也，人民之所以愚，由女子无学也。教育之所以不发达者，由女子无教育也”［9］。中国要想转弱为强，必须大兴教育，男女都是国民，可为何男女受教育的权利却是不平等的。因此中国人民贫弱的根源在于女子没有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兴女学是实现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必需条件。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科牛逊在译述日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师塚本滨子所著的《最新家政学讲义》中认为，众所周知，家政学是女学科目中的重要学科之一，但“且夫日本女学在亚洲为最盛，而日本女权在世界为最卑”，在翻译日本女学书籍时，稍有不注意，非但不能振兴中国女学，反而会不知不觉使中国女性蒙上一层无形的专制枷锁，因此对于日本女学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陈以益在第4 期中发表《女子教育》一文，更是断言“无女子教育，则直接废全国之女子，更间接废全国之男子，为亡国之一大原因不待言也”［4］，女子教育与国家兴亡有着直接关系，兴办女学刻不容缓。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女性文化意识已经有了基本的觉醒，认识到女子教育直接影响国家强弱，但当时兴女学的目的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处于传统女教的约束中，是基于男性意志下的一种被动觉醒。

三、女性政治意识的觉醒

当妇女经历了身体解放，思想解放后，从社会的边缘渐次前行到社会的中心，认识到应与男性同为“国民”，理应心系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于是，女性也投身参与到救国救民的实践中，积极探寻国家的出路。《女报》曾明确提出以扶植东亚女权为办报宗旨，号召女界争自由、兴女权，首先提倡实现男女平等，消除社会对女性固有的偏见，标志着辛亥革命前期女性向封建礼教发出挑战，敲开了妇女解放的大门。

（一）振兴女权，提倡救亡图存

上海天足会女学校学生王子怡在《女报》第1期“论著”一栏中发表《女权与女学》，她认为我国人民虽众多，但教育却未普及到女性，我国国民对应尽之义务和应得之权利茫然无所知，政治不讲，实业不振，皆是由于我国女子无权所致。因此她呼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焉”［10］，指出女权是否发达与国家强盛有直接关系，我国国势衰弱是由于女权不振，而女权不振却是因女学不兴。因此，“扶植女权当先提倡女学，而女权之主义，尤须寓于女学之中，则女权庶几有发达之一日欤”［9］。可见女学生在接受教育后，对女权与女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并能由此上升到国家层面，表明女性或者说女学生阶级已经开始有个体意识的政治觉醒了。虽然还未形成明显的女性群体政治意识觉醒，但在西方“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下，逐渐有女性开始意识到所谓的“权利”了。《女报》第4期属于临时增刊，专做《女论》，都是陈以益执笔。他在自序中提出“吾所望于天下者，在革男尊女卑之恶习，去良妻贤母之劣性”［11］。他期许中国现今女界应不再有男尊女卑、贤妻良母之言论，女性应有精神自由，男女平等平权，形成一个真正独立的女界。作为秋瑾的好友，主编陈以益在内心深处从未忘却秋瑾的侠行，尽管《女报》的办刊宗旨是兴女学、盛女权，没有任何革命色彩，看似平静，但他还是在自序中发出，“然则吾女论出世，足为女界之新纪元。谨祝吾二万万女同胞出世于今，且谨祝吾所希望所理想所馨香祷祀之改良社会、之世界，无数女英雄、女豪杰出世于今日”［10］。他期待一个崭新的中国女界，期待看到出现更多的如同秋瑾那般的女英雄、女豪杰。

《女报》中关于振女权，提倡救亡图存的论说，表明辛亥革命前期，女界已经萌发了基本的兴女学、振女权的意识，以女学生、知识分子群体为中心的初步觉醒，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关联，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国家危亡的命运。

（二）男女平等，提倡妇女解放

当西学东渐，西方思潮开始涌入中国，中西文化碰撞，女性逐渐开始思考自己的权利和地位，主张男女平等。《女报》第4 期中《论三从》一文开篇就表明，生而为人，每个人天生都被赋予智慧，我国女性的智慧不输于男性，所以也拥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利，女性能够自立，不依附于男性。男女要想实现平等，女性首先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反击“三从四德”之流毒。高振仑身为女性，发出女性要想获得自由，必须自立的感慨，女子若不能自治，则会被他人所轻视，“女子既亦有兴亡之责，则宜速谋自治自立以力，去依赖之恶习。”［12］可见此时在女界，已有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身肩国家兴亡之责了，呼吁广大女性趁在20世纪女权发达之风潮，努力求学，实现人人自治，不再受男子的专制。陈以益在《女论》专刊中对非文明时代女性的地位和境遇作了详细地分析，他认为女性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因为女性薄弱，不如男性强壮有力，对社会无用。因此女性地位与动物几乎等同，几千年来是依附男子而生。针对形成女性境遇和地位的原因，《女报》第4期刊登的一张照片有力地反击了这种狭隘的认识，一张名为《女子之慈善事业广东赤十字看护救伤之图》，陈以益评论：“今之反对女权者，每谓女子不能从军，故其权利不得与男子等，次谬说也。固无论世界大同，军事必发。即以今日论，女子有赤十字社之组织，且男子之从军不过忠君爱国耳，此举则于忠爱之外，又为莫大之慈善事业。战事出之以慈善，较之男子之义务有过之无不及也。”中国女性用实际行动证明女子和男子没有任何区别，同样可以为国而战，为民族而战。《女论》结论言曰：“世界有文明之一日，即男女有平等之一日；世界有大同之一日，即女权有发达之一日。”［12］可以看出陈以益坚信随着世界文明之日、大同之日的到来，男女平等的时代终会到来。

女性解放运动初期，男性首先发出女性解放的先声，作为女性解放的主体，女性自身的声音却很薄弱，可以称之为“男人的女性解放运动”。《女报》中女性有自立自治意识，并且积极以自身之力为国尽力，证明男女并无不同，争取男女平等，表明女界继解放自身后，开始登上社会舞台发声、行动。

四、结语

辛亥革命前期，国家危机和民族矛盾已经达到空前严峻，千百年来地位卑微的女性突然被男性赋予强国保种的责任，男性基于国家兴亡的考虑，使女性开始被社会所关注，由一批知识女性群体所引领的女界逐渐觉醒，但我们应看到这种觉醒是被动地，被解放、被需要、被平等，是在男性的主导下、推动下觉醒的。大多数女性仍旧没有自立能力，接受教育者更是凤毛麟角，广大女性思想保守，没有独立的人格和社会角色，可以说辛亥革命前期，女性的觉醒是有局限性的。《女报》主张废缠足、兴女学、盛女权等思想，希望女性能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突破男性为女性划定的范畴，追求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权利和义务，将女性意识由被动觉醒转变成主动觉醒。